系统性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路径研究
——以西安为例

龙小凤，姜 岩，董 钰，茹 彤

引言

在城乡规划学中，城市是一个系统[1]，历史文化名城则可以理解成文化特征鲜明且作用突出的系统。1982年，随着北京、西安等24座城市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正式确立。该制度确立的初衷，是以“系统性保护名城”为目标，强调城市整体保护管控。但在具体实践中，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系统保护缺乏有效实施路径，具有较大的难度，保护重点逐渐从历史文化名城整体转向重点片区或重要遗产点，包括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2000年以后，随着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不断深化，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际问题，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古迹”的保护层次，不同层次的保护重点、保护手段等各不相同，一定程度在体系构建上实现了“系统性保护名城”的目标。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历史文化名城的系统性保护工作进入新的阶段。《意见》提出：“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2]”。面对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系统性方面的新要求，以往的保护工作已显现出体系构建不完善、方法策略不落地、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2020年，西安被国家确定为市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规定制定工作试点城市。在近3年的试点工作中，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从以下四方面实现了系统性的保护传承：一是从着重保护文物古迹到遗产要素全囊括的应保尽保，实现了保护要素的系统性；二是从注重城区遗产保护到建立覆盖全域的整体保护格局，实现了保护区域的系统性；三是从强调保护到探索“以用促保”的多种路径，实现了保护利用的系统性；四是从不同职能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到基于“一张图”统筹管控，实现了管理模式的系统性[3]。

1 系统性理论的演变发展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1.1 系统性理论定义与特征

20世纪40年代末，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提出“一般系统论”原理，将“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层次和结构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系统论”是研究一切系统的一般模式、原则和规律的理论体系[4]，其基本属性包括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层次性。整体性是系统的核心，关联性强调各要素的关系叠加，动态性强调系统要素之间能够保持平衡的差异性和等级性，层次性则指系统内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秩序表现其性能。

1.2 系统性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将城市和乡村看作一个生态系统，为系统论思想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拉开了序幕。其后，英国规划师麦克劳林（J.B.Mcloughlin）将系统工程学方法引入城市规划学，提出“规划本质上就是一种引导式的控制管理”，可采用系统原理对其实行控制和管理[5]。威克（Georgo Chadwick）等则扩充了系统规划方法，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6]。

中国传统规划也非常注重系统性思想，《周礼·天官》记载的“体国经野”制度就反映了都城建设与周边郊野空间相协调的整体规划理念。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开展系统工程研究，奠定了系统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础[7-8]。21世纪初，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运用系统思想解决乡土问题[9]；吴良镛院士、周干峙院士倡导将系统论运用于人居环境科学以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并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整体统筹的思路[10-13]。

总的来看，系统性理论在城市规划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城市问题分析[12-14]、城市功能空间布局[15]、规划模型建构[16-18]等方面，对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协调性和操作性有重要意义，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系统构建的底层逻辑相契合[19]。

1.3 系统性理论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耦合性

基于中国知网，以系统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等为关键词，利用CiteSpace进行检索，得到相关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及time-line图谱（图1）。经分析发现，系统性理论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性研究多集中在“历史文化环境特征识别”“保护体系构建”“历史文化片区更新改造”“文化空间规划”等方面。

图1 系统论与历史文化名城相关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上）和time-line图谱（下）

对系统性的关键属性即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层次性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关领域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分析（图2），发现耦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纵向上，系统论深化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研究，加强了历史性城市景观、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在历史文化保护中的应用，优化了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评估与价值识别的技术路径；横向上，基于系统论关键特性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保护对象范围，丰富了保护手段，强化了保护管理方式，起到了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作用。

图2 系统性关键属性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关领域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2 基于系统性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体系构建

2.1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及问题剖析

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开始，历史文化保护始终是西安城乡发展建设的重要课题。历经70年的演进，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从文物个体到历史文化片区，再到城市整体的发展历程（图3）。其中，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守住了历史格局，以明清西安府城为中心，划定了功能分区：东、西郊为工业区，南郊为科研文教区，北郊为古遗址保护区；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提出保护周秦汉唐大遗址及明清老城的严整格局，并实施了西安城墙环境改造提升工程；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实践了“保老城，建新城”的保护发展模式；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确定了“九宫格局，棋盘路网”的城市布局形态，“全域保护”的思想初步形成。总体而言，西安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在坚守古都格局、延续文化基因上一脉相承，同时保护理念、保护方法也做到了与时俱进。

图3 西安市第一至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示意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建设阶段进入品质提升阶段，西安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需求。一是保护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存在“重城区、轻郊野”“重古代、轻近现代”等问题，大量具有保护价值的古镇村、古道、工业厂房、民居等未被列为保护对象；二是保护与发展仍需进一步协调，存在“凝冻式保护”“保而不用”的情况，如西安的历史城区（西安城墙及以内区域）面积约13.5 km2，以不到市域0.2%的用地承载了全市近20%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卓有成效，但存在人居环境品质差、基础设施滞后、特色风貌不突出、吸引力下降等问题；三是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如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四大遗址深度嵌入城市建成区，面积大、空间用途复杂，遗址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的协调难度大，缺少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

经分析，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出现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系统性统筹。不同保护对象的管理主体不同、不同文化空间的用途管制要求差异较大、保护管控与传承利用的责任部门不一致等现实情况，使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存在“重保护、轻利用、弱管理”的问题，与《意见》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

2.2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体系构建研究

2.2.1 基于整体性搭建“三位一体”的体系框架

解决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存在的现实问题，立足整体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四梁八柱”是根本之策。保护、利用、管理作为子系统，不是独立存在和运行的，彼此之间是相互作用联系的，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利用能为保护提供更多的支撑和动力，健全的管理系统则是保护和利用的坚实保障。整体性作为系统性的核心属性，贯穿历史文化名城巨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和各个环节，只有基于整体性建立保护、利用、管理“三位一体”的综合性体系，才能真正做到“横向到边”（从价值认知到传承利用）、“纵向到底”（从保护管控到实施监督），从而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良性发展。

2.2.2 基于关联性、层次性、动态性明确子系统构成

关联性强调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既包括空间的关联，例如不同的遗产要素会通过轴线序列、视线廊道产生联系，也包括时间的关联，同一片区有可能承载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价值内涵；层次性是根据子系统在结构中的不同作用而体现出的等级秩序性，侧重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优化；动态性则强调系统是在一定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结合西安的现实需求，基于保护传承体系框架，从三方面进行实践，即基于关联性完善保护内容、基于层次性制定传承利用策略、基于动态性健全管理机制（图4）。

图4 基于系统论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体系构建思路

3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承实践

3.1 基于关联性完善保护内容

3.1.1 关联性支撑下的价值研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纲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地理5个方面梳理了15个价值特征。对应全国体系价值特征，基于时间关联、空间关联、内涵关联3个维度研判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价值。时间关联强调中华文明5 000年历史脉络的完整性，以及遗产资源在时间层积中体现出的多元内涵；空间关联坚持跨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地上地下统筹等全域全要素覆盖，在空间全方位拓展的基础上认知提炼价值特色；内涵关联则强调遗产与遗产、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互动联系（图5）。

图5 关联性支撑下的价值研究示意

时间维度：（1）西安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蓝田玉山镇发现的上陈旧石器遗址，将东北亚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年代向前推进了约50万年，是目前所知非洲以外距今时间最长的古人类活动遗迹点之一；（2）西安是闻名世界的东方古都，不同于很多古都基本在原址拓展，西安历经周、秦、汉、唐，城址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都城的形制格局和演变脉络；（3）西安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奠定新中国工业体系框架的“一五六项工程”中有17项落户西安，是全国分布最多的城市。

空间维度：（1）西安是中华地理的重要标识地，古时就有“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如今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2）西安的城乡聚落是关中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承载地，是军事防御的核心、商贸转运的枢纽，也是多元宗教文化的集中传播地。

内涵维度：（1）西安是丝绸之路起点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融、丰富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西安是结合山水和生态进行城市营建的范本，西安历代营建方式均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理念，形成了“背山面水、八水绕城”以及“十一池”“六岗”“十一塬”的自然山水格局，文化遗存与山水形胜高度融合。

3.1.2 价值线索对应的载体梳理

基于价值研判，梳理与价值线索相对应的遗产要素，并将其作为价值呈现的载体。例如：代表价值线索“西安是闻名世界的东方古都”的遗产要素主要包括宫殿、陵寝等都城遗址遗迹，以及临潼骊山、周至楼观台等历史文化名胜；代表价值线索“西安是中华地理的重要标识地”的遗产要素主要包括秦岭山脉、河湖水系等自然环境风貌；代表价值线索“西安是丝绸之路起点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的遗产要素主要包括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以及大雁塔、大明宫等不可移动文物。通过遗产资源要素与整体价值的关联分析，共梳理出西安全域与价值线索对应的遗产要素14类（图6-7）。

图6 价值线索对应遗产要素及载体梳理

图7 西安市域历史文化遗产分布

3.1.3 保护重点与措施

围绕价值线索载体，建立“历史城区—中心城区—市域”层层递进、各具重点的保护圈层。在历史城区层级，重点保护西安城墙“城（城墙）—林（环城公园）—路（环城路）—河（护城河）—巷（顺城巷）”五位一体的完整格局，历史文化街区“街—巷—院”的空间布局和肌理，以及众多非物质要素形成的人文底蕴（图8）。在中心城区层面，重点关注周、秦、汉、唐大遗址，整体保护西安经历代营城形成的历史空间格局，通过划定“大遗址保护复合控制区”，明确土地使用准入标准，为必要的设施落位提供空间引导，在保护利用的同时，提升人居环境（图9）。在市域层面，深入挖掘由文化交流、交通贸易、农业灌溉形成的丝绸之路、秦岭古道、历史漕渠等线性文化遗产，形成展现自然与文化相融合的“山水相依、城址共生”的文化生态保护格局，并对历史文化遗产分级分类制定管控导则（图10）。

图8 西安历史城区传统格局保护规划

图9 西安中心城区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图10 西安市域文化生态保护格局

3.2 基于层次性制定传承利用策略

历史文化的传承利用内涵较为复杂多样，既包括具体的传承利用措施，如博物馆建设、文化产品设计生产等，也涉及文化脉络、文化精神等的继承延续，如“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因此，传承利用策略的制定应体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有形到无形、从内涵到外延的系统秩序。本文提出应从传承文化基因脉络、塑造历史文化空间、丰富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4个方面促进西安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

3.2.1 传承文化基因脉络

继承延续西安历经千年形成的营城理念，挖掘“九宫格局、棋盘路网”的规划思想内涵，将传统营建智慧融入城乡人居建设和风貌塑造中。韩骥在《长安龙脉》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特别强调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的作用，城市中轴线作为“子午线”被视为城市的命脉[20]。隋大兴唐长安城就是在“中轴对称”的基础上，运用了《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九宫”图式，这一点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里①也有所记载。“天人合一，象天法地；中轴对称，棋盘路网”的布局形式也成为东方营城理念的典范。如今，西安主要的城市道路和水系，依旧保留了“九宫”图式的特征，这也是西安塑造特色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文化因素。在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西安中心城区的空间格局则传承了“八水绕城、山塬相依，九宫营城、多轴衍生，遗址相融、新旧共生”的历史文化特色（图11）。

图11 西安中心城区历史文化特色格局传承示意

3.2.2 塑造历史文化空间

西安的遗产资源规模大、分布广，历史文化空间往往涉及遗产本体、建设控制区、环境影响区等空间，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管控是城市风貌凸显、特色展现的重要方式[21]。基于西安市目前确定的“三级三类”（“三级”即市级、区县级、镇街级，“三类”即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体系，重点从两个维度塑造文化空间。在总规维度上，明确历史文化空间的刚性管控边界，通过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评价，结合遗产的保护等级、遗产周边建设情况等因素，融合“三线”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并传导至下一层级规划。在详规维度上，深度衔接城镇单元、郊野单元，分类型构建历史文化单元，以单元为对象确定指标体系和风貌管控要求，推动详细规划导则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图12）。

图12 西安中心城区历史文化单元划定示意

3.2.3 丰富文化公共产品供给

打造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的博物馆群落，推进文化遗产向博物馆职能转型发展。例如，依托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建设丝路文化博物馆群；依托香积寺、华严寺塔等不可移动文物，建设佛寺博物馆群。逐步建立历史、民俗、艺术、名人故居、自然科学等展现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特色的博物馆门类，促进历史文化的多维创意表达。同时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炼可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中，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古今融合”的城市历史文化标识系统。

3.2.4 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在运营合作、项目开发、品牌推广等方面创新探索，积极开发面向公众的、多元化的旅游活动及旅游精品线路，例如挖掘秦汉唐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古都之旅；依托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打造红色之旅；挖掘西安大华·1935等近现代时期的建筑，打造工业之旅，从而形成特色鲜明、类型多样、可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同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持续推出“易俗社街区”“老菜场市井文化街区”等精品文化项目。

3.3 基于动态性健全管理机制

要让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工作更科学、高效，强化动态性特征非常重要。首先，遗产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合理的制度保障保护对象的动态调整非常有必要；其次，遗产的保护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创新技术手段实现动态监管；最后，遗产的保护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做到管控要求的动态传递。

3.3.1 建立预保护制度，实现保护对象的动态增补

以市级政府为主体，对保护名录进行统筹管理形成快速通道，对不属于法定保护对象但经评估认定具有保护价值的遗产资源，通过快速通道申请确定为预保护对象，再由各相关保护部门依据相关认定标准进行认定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历史文化资源因缺乏法定身份而遭到损毁破坏，从而实现保护名录的动态增补和遗产资源的应保尽保。

3.3.2 建设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保护工作的动态监管

通过建设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信息平台，整合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相关的各级各类资源，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文史数据、影像资料、保护规划、历史地图等，形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一张图”，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数字化管理。同时预留端口，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系统深度衔接，辅助规划决策。当前，笔者在探索为平台增加倾斜摄影建模功能，以期实现遗产资源的动态监管（图13）。

图13 倾斜摄影建模示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香积寺善导塔）

3.3.3 制定保护告知书，实现保护要求的有效传递

对保护对象利益相关方制定并下达保护告知书（图14），明确保护责任、刚性管控要求等内容，让保护要求有效地传递下去，从而为指导管理主体的行政审批工作、督查责任人的日常维护工作、规范市场和个人行为提供可落实、可操作的依据。同时，通过“正面清单”强化弹性指引，让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活”起来。

图14 历史建筑保护告知书示例

4 结语

系统性理论对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探索实践也证明，基于系统性理论建立保护传承体系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一是突出保护、利用、管理“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特征，全面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四梁八柱”；二是强化时间关联、空间关联、内涵关联的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研究，全面系统梳理与价值相关联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真正做到以价值为导向、应保尽保；三是加强从有形到无形、从内涵到外延的文化传承，结合层次性特征，让城市的文化基因得以继承延续，让文化空间成为城市和乡村的特色标识，让遗产资源得到有效的活化利用，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四是推动实现以人为本的历史文化名城动态化管理，健全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方法，优化管理模式，形成全生命周期的保护管理制度，让管理更灵活、更精准、更有效。

未来，在全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顶层设计的支撑下，应进一步深化历史文化名城体系的相关研究，以有效保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传承利用和管理实施，以发展的视角强化历史文化空间在历史文化名城全域资源配置中的引领作用，不断探索创新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地上地下统筹背景下历史文化系统保护的理念和方法。

注释：

① 《元和郡县志》由唐代李吉甫所著，关于隋大兴城的规划营建记载为“初，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