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位学者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观点及研究方法的比较

刘安彤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近日，笔者拜读了几位学者所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门阀士族的文章，即唐长孺先生的《士族的形成与升降》、胡如雷先生的《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韩先生的《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以及严耀中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这几位学者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想通过介绍并比较这四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来探究这四位学者在观点上的异同以及有无相互启发和一脉相承的内容，并谈谈自己对四位学者在研究方法有何特色上的看法。

一、文章内容的介绍与比较

（一）唐长孺先生的《士族的形成与升降》

唐长孺先生该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并不是所有的汉末大姓都能成为魏晋时期的士族，在此时期成为士族也多与祖上无关，多是“当世显贵”[1]。士族制度发展到这个阶段，其业已定型，王朝更迭也如晋之代魏，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化。“士庶之间，实是天隔”[1]的现象很少发生变化，但是在士族内部存在高下序列的升降。发展到后来，九品中正制逐渐为世家大族所利用，以保障士族的世袭特权。中正选官的“不公”和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现象维系着“当世显贵”的士族的统治地位。

（二）胡如雷先生的《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共五个小节，主要在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中谈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因此，我们主要介绍这两节的观点，并与前面所写的唐长孺先生的观点进行比较。

在关于门阀士族形成的社会条件方面，胡如雷先生既肯定史学界先辈所提出的“魏晋之交是门阀士族产生的关键阶段，当时累世显贵的大族往往就成为后来的士族或世族”这一观点，也对其提出了异议——这只是说明一种现象，并不能从本质上解释门阀士族产生的物质原因，并做出相关解释：一是累世显贵的现象历代都有。例如两汉和唐代，其都没有因有这种显贵的大族而形成门阀政治，唐朝时期的“世族”甚至在“累数世而屡显”的风气下走向衰弱。二是九品官人法作为解释一切的原因是不确切的。胡如雷先生提及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九品中正制最初出现时也并不具有帮助门阀政治的目的，只是在之后被门阀士族所利用。但事实上，只要士族阶层形成，实行任何选官制度都会被其所利用，好比唐朝实行的是科举制，后期依然出现了世袭官僚的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对九品官人法为士族阶层形成所起作用评价过高[2]。

之后，胡如雷先生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汉末商品经济的严重衰落和自然经济的明显加强是导致门阀士族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由此派生出一些其他的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2]门阀士族政治地位稳定的根源是其经济地位长期相对稳定，而经济地位的长期稳定则取决于自然经济强化，涉及以下几点。

第一，商品经济衰落，土地交易减少，土地占有关系趋于稳定，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地位也得以稳定。

第二，战乱、商品货币关系的破坏以及单个家庭无法完成南迁，导致破产农民无出路，只得依附地主。开发南方地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促使地主与农民之间维持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超经济强制加深。地主既稳定地占有土地，又稳定地依附农民，这种经济地位的稳定性为等级制提供了物质前提，是门阀政治存在的主要基础[2]。

第三，大部分地主聚族而居。不再遭受统治者的打击。大族通过占有成片的土地得以聚居，同时又以此来巩固其对于大片土地的占有。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具备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其也将“自给自足”作为治家的原则。

第四，大族在其内部强调礼法门风，不仅是为了便于进行管理，维系聚居一处的数百、数千户人家，而且是为了保障其特权地位的长久持续。此时虽然存在等级承袭制度，但如果不能谨言慎行、洁身自好，也会招来祸害。礼法门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士族若被商品经济所腐蚀，便极易出现败坏礼法门风之事，也会因此走向衰败。因此，大族的礼法门风得以长存也与自然经济的加强有着一定的关系[2]。

关于“门阀士族衰弱的主要原因”，胡如蕾先生指出：“南北朝后期及隋唐时期士族走向严重衰落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2]主要论据如下。

1.地主阶级生存的基础被动摇

商品经济发展将官僚地主卷入其中，“贵戚竞利，兴货座肆”成为普遍现象，商品经济的腐化使之“南亩废而不垦”“讲诵圈而无闻”，这在根本上危及其经济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族的礼法门风被败坏，大族聚居的情况逐渐减少。土地买卖、兼并随之加剧，土地所有者对于土地的占有不再稳定，经济地位也随之不再稳定，其政治等级身份也不再稳固，世袭的等级特权难以维持，这是门阀政治走向衰落的主要社会根源。

2.大族分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大族内部出现贫富分化，血缘纽带削弱造成大族中的一部分家族徙居，而徙居又反转来削弱大族的恶性循环。门阀士族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衰落。

3.超经济强制被削弱

“依附于大地主”不再成为破产农民唯一的活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均田制的出现使部分依附于大族的农民转化为受田的编户齐民，削弱了大族对劳动者的控制，从而削弱了超经济强制。

当然，胡如雷先生也申明，即使在魏晋时期，经济地位的稳定只是相对的而并非绝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但也不能一刀切。这与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升降》中关于“当世显贵”的说法一致。

胡如雷先生的探究的角度主要是经济方面，其他方面也有涉及，内容与唐长孺先生所考究专注于“当世显贵”和“九品中正制”而言较多。

（三）韩昇先生的《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在造成士族政治长期延续的诸多原因中，文章着重涉及“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算是对之前学者研究的一种继承。韩先生指出：“战乱所带来的国家文化中心的丧失以及学术的家族化是社会长期分裂和士族长期存续的文化因素，此时经济与文化相关联，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极易形成精英政治，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此时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与胡如雷先生“即使在士族衰弱之际，其也具备一定的文化优势”的说法一致。

区别士族的标准就在于门第和门风，大族讲究礼法门风并对其极其重视，由此形成“士业”的门风。其重视程度甚至到皇帝都担心不合礼法而被士族耻笑的地步，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种风气非暴力所能破除和掩盖，具有持久稳定性，由此导致门阀士族的存续具有持久稳定性[3]。这一说法继承了胡如雷先生关于士族用礼法维系其特权地位的观点。

（四）严耀中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

严耀中先生的这篇文章比较新颖，涉及范围也较广，其核心观点是探究行政功能与维持其存在的耗费之间的效费比，即“成本”问题。在文章的摘要中，严耀中先生便指出该文是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民族融合中的语言文字、田制与专役制度等社会政治演变中的成本因素，以及南北军事斗争中的成本因素进行分析，来看这些成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演变中发挥的作用[4]。

当然，行政成本问题以及行政系统效率无法量化，难以考查，严耀中先生主要通过一定的事件显现出其是否有问题，如农民起义等社会动乱。

严耀中先生在文章的第三方面提及的关于民族融合中的语言文字的成本问题是对以往研究的突破。严耀中先生指出：“从‘永嘉之乱’到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五胡’与汉族已充分融合，游牧民族进入农耕社会，其原有的简易的文字和语言不再适应农耕生产的需要，但其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字系统，这一现状迫使想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不得不接受、学习汉语言文字。”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对于语言成本的付出，加快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速度与进程，反之则融合的速度会放缓。

在关于田制和专役制度的论述中，严耀中先生也谈及其行政成本问题，但只是对其进行简单解释。在之前的几位学者中，只有胡如雷先生对均田制进行了简要的提及，这里我们也就不过多赘述。

包括关于“南北军事上的斗争成本”这一问题，严耀中先生所探究的角度也与既往的研究不同。严耀中先生通过分析当时的中国的一些地质上的自然条件和打仗所需的开销，认为在中国古代军事上，北强南弱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当然，严耀中先生在这之后提及了关于儒家思想的统治问题。儒学的自我约束和教化，使得其相比于法家而言，大大减少了相应的行政成本，这也是其能够在中国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之一[4]。

严耀中先生的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且思考形式较前面几位学者有所不同，对前者的观点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

以上就是这四位学者所著文章的主要观点及其之间的对比，四位学者的观点有所异同，相互关联，前者的研究成果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发。同时，各学者也在不同的层面进行了探索研究，有所创新。

二、四位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探究

关于四位学者的研究方法上的联系，笔者已在前文的论述中进行了描述。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拙见。

关于史学著述，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人所书写，而史事常是后人所写，正如唐长孺先生在引用刘寔的文章中指出其文章“不似魏时所做，而应在晋初”这一问题。在后人所写的这些史学著述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加上一些作者自己所想的方面。观摩四位学者引用的史料、史学著述，从唐长孺先生到严耀中先生，我们可以看到其逐渐不再完全追究于正史，也会运用野史进行参考。正史与野史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是否为官方所著，而野史有的可能带有一定的想象色彩，但其也是当时社会历史形态的反映之一。笔者对历史学上的研究不再拘泥于一种来源的史料持乐观态度，史料引用范围的扩大也便于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