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在朝诗坛领袖组定并称诗人群现象

2023-11-12 17:06何曌睿

摘 要:在深远的门户标榜社会文化渊源之下,清代形成了一种在朝诗坛领袖组定并称诗人群的诗史现象,突出者有王士禛之于“长安十子”、宋荦之于“江左十五子”、沈德潜之于“吴中七子”等。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并称群体在定员依据、组构方式、群体名称若干方面的共性。位列六部九卿或方面大臣之尊的诗坛领袖们组定并称诗人群的举措,最终产生了惠及行为双方的相互作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有清一代诗歌文化的繁荣,也是统治者文治政策在诗界的成功。

关键词:并称;清诗;诗坛领袖

翻阅集古典诗歌大成的有清一代诗史可以发现,时空相异的各大大小小诗坛,黏连孵化出了纷繁复杂又非难治之丝诸多现象。严迪昌先生曾以“不断消长继替过程中的‘朝’‘野’离立”[1]16一语,概括清代诗史的嬗变特点。依此而观,在朝野两股势力的对峙融合之中,激流澎湃、异彩纷呈的清诗界陆续诞生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总持人。他们有的实系清廷“文治武功”中“文治”部分的组织执行者,有的充当了江湖草野中寒士布衣的发掘养护者,都对诗歌的发展进程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而身处政治权力中心的“风雅总持”凭恃高位隆遇,往往更易成长为影响深远的诗坛领袖。前如王士禛、宋荦,后如沈德潜诸家,均为诗界中交际覆盖面甚广的焦点。

对比梳理他们主持诗坛风会的历程,组定、扶持并称诗人群的这一共同行为,颇值得注意。这几例群体与个体在清诗界的共振,实同享着极深的社会文化渊源,组定行为双方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达到了双赢效果,整个现象也呈现出由组定者有意安排或因袭历史而成的共性。

一、诗人并称现象的社会文化渊源

不同于西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一直有着深厚的群体意识和集体导向。同时,古代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儒、法两家也主张排斥异端。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以政治领域为首形成了党同伐异之风。经魏晋门阀政治制度后继推动,整个社会文化又浮现出门户标榜的习气,文坛也不可避免地受之熏陶沾染。宋代,文人结盟立派意识渐趋强化,一些松散的文人组合也开始呈现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派别面貌,如西昆体等诗人群。历代沿波泛滥,至明中晚期,文人结社标榜门庭之习逐渐走向极端,集中表现如嘉靖年间的复古派;天启、崇祯间的复社等社团。有明一代文人标榜之风,广遭后人诟病,主要是因为其间的唱和往来,比之文人雅事,更带有结党营私、把持排挤的世俗气息。“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2]528,郭绍虞先生的指摘可谓不无情理。

影响至清代,文人们深感门户标榜的可厌之处而有意扭转,开始虽积重难返,好在总体上文坛风气仍呈良性发展。“居高声自远”的词臣大吏如龚鼎孳等,在官场标榜风雅、奖掖后进,同时,另一边的在野者如天津“水西庄”查为仁、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兄弟等,也凭雄厚财力和真诚心力,在周围吸纳文士。但像袁枚一样不仕而靠天赋卓识沾溉甚广者,显然是凤毛麟角。

在这渊源深远的社会文化风气中,并称群体的出现可谓是具体表征之一。严迪昌先生就指出:“诗歌史上屡见之“七子”“五子”“十子”一类名称,不应轻忽为一般的文人风雅习气,其实这类现象正是朝野诗坛领袖们左右风气走向的表征。”[1]456如同唐穆宗时宰相李逢吉立朋党“八关十六子”,明魏忠贤勾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政治群体名称一样,文学群体也拥有着数不胜数的并称名号,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学史现象,如宋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明复古派的前后“五子”“七子”等目。

文人并称现象作为一个颇有价值的议题,已有现代学者做过系统的专门论述①,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后学常常以并称为切入点,把握特定阶段的文坛风貌和文学思潮,但要注意,并称不一定是某种文学流派的成员群体单位。并称群体相比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集团组织,更为松散自由。并称依据类目繁多,以时代称者,如汉献帝建安年间的“建安七子”;因文风或文学观点相近,如台阁体“三杨”;地缘关系,如清“岭南三大家”;亲缘关系,如袁枚家族中的“袁家三妹”;业缘关系,如竟陵王萧子良门客“竟陵八友”;另有以文笔相当、才力匹敌而称者,如初唐“四杰”等。其发起可归纳为群体成员的近人好事,文学评论者品评,或文人自我标榜。还有部分是后人研学过程中或推崇前人而总结所成,具体的发起情况往往难以考察。

二、清代在朝诗坛领袖对并称诗人群的组定

承接明中晚期的直接影响,清代并称诗人群繁盛,据相关统计,数目至少在五六百以上②。其中,大部分作为群体在其时声望不大、于诗史影响甚微。即使一些成员是官吏,也因位低言轻或诗艺平平而后世知之甚少。如雍乾年间的“农曹七子”,胡星阿等七位满族诗人同官户曹,常联吟唱和,并称名号在诗坛却并不响亮,此类群体更易被视为同僚文友间的自语自乐。而与之情况相对应的是,因与诗坛领袖关系紧密而在诗史备受瞩目者,此类并称群体的占比并不小。有诗坛领袖自占其中的,如“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高密诗派“三李”、性灵派“袁蒋赵”等;也有列于其麾下的,如吴伟业的“太仓十子”、高密诗派的“后四灵”与“王氏五子”等。其中,身兼诗名与高位者亲自组定扶持的并称诗人群体,因天然的诗学追求与隐含的权术动机交织,面貌则稍显特别与复杂。

整个清代,亲自组定并称诗人群的为官诗坛领袖,突出者主要有王士禛、宋荦、沈德潜。文华殿大学士冯溥虽自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后,广纳文士,时多赞扬,可以之为代表的词臣权贵的怜才爱士,更像是一种点缀风雅、润色鸿业的途径手段。冯溥纵居高位但不以诗名,政治教化对其远远重于诗学追求,幕下的“佳山堂六子”也并非纯粹的专擅词艺群体,因此不属于本文分析对象。另要说明的是,所谓“三五成群”,并称群体在數量上的充分条件是三及以上,受业于王士禛的“王门二弟子”史申义、汤右曾二人等就不在讨论之列。兹就王、宋、沈三家行为进行如下考察。

(一)王士禛与“长安十子”

据王士禛《居易录》卷五载:

丙辰、丁巳间,商丘宋牧仲(今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邰阳王幼华(后官户科给事中)、黄冈叶井叔(后官工部主事)、德州田子纶(巡抚贵州右佥都御史)、谢千仞(刑部员外郎)、晋江丁雁水(官湖广按察使)及门人江阴曹颂嘉(后官国子祭酒)、江都汪季用(刑部主事)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3]3761。

此为王士禛多年后追述,参照《蚕尾文集》卷二的《汪比部传》等记载可知,康熙十六年(1677),任户部郎中的王士禛编选宋荦、王又旦、曹贞吉、叶封、田雯、谢重辉、林尧英(王或误记为丁炜)、曹禾、汪懋麟、颜光敏十人之诗为《十子诗略》,时号“十子”。为避免与此前“闽中十子”“西陵十子”“太仓十子”等群体混淆,因宋荦《漫堂年谱》中称此诗集为《长安十子诗略》,该“十子”又可称为“长安十子”③。

(二)宋荦与“江左十五子”

“长安十子”中,仕途最达者要数宋荦。得列“十子”之年,宋荦补理藩院院判一职,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累擢江苏巡抚。其开府江南年间,效仿扬州之时的王士禛扬风扢雅,广为文事,提倡后学,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编选刻成《江左十五子诗选》。宋荦《江左十五子诗选序》言:

今十五子中,有连茹而升岩廊者,亦有翙羽于将来者,予威望其载赓明良、矢音卷阿、作为雅歌,而追虞周之作者,讵不伟与?予尝举是集,与老友邵子湘氏共精选而存之,得三之一,授之梓。诗无甲乙,以齿次第,十五子者曰王式丹方若,曰吴廷桢山抡,曰宫鸿历友鹿,曰徐昂发大临,曰钱名世亮工,曰张大受日容,曰杨枪青村,曰吴士玉荆山,曰顾嗣立侠君,曰李必恒百药,曰蒋廷锡扬孙,曰缪沅湘芷、曰王图炳麟照,曰徐永宜学人,曰郭元釪于官。但著其地,而不书其爵,盖所期者远也[4]273。

王式丹等十五人进而因诗选名得“江左十五子”之并称名号。

(三)沈德潜与“吴中七子”

至清中期,被王士禛赞誉“横山门下,尚有诗人”而深为其赏识的沈德潜,带着优渥圣恩,于乾隆十四年(1749)以礼部侍郎致仕归吴门。离京之后,沈德潜仍充当着乾隆的“诗中僚友”,政治身份并未淡化。十六年(1751)主紫阳书院,一时“海内英隽之士皆出其门下”[5]45。沈德潜《七子诗选序》言:

前明弘治时,李献吉、何仲默结诗社,共得七人,称前七子……今吴地诗人复得七子,曰王子凤喈、吴子企晋、王子琴德、黄子芳亭、赵子升之、钱子晓征、曹子来殷。之七子者,数应偶符,然亦不可谓非闻风兴起者也。爰合钞而刻之,为《七子诗选》[6]1360。

王鸣盛等七人均曾就读紫阳书院,从沈氏问学。自沈德潜刻《吴中七子集》后,“吴中七子”一并称名号声名远扬,在传播中,也有人称为“吴门七子”“吴下七子”等。

三、组定中的共性

对以上在朝诗坛领袖组定并称诗人群的行为进行梳理,可以发现若干或显或隐的共性,现就定员依据、组构方式、群体名称三方面进行考察。

(一)定员依据

并称诗人群体成员与领袖之间主要是地缘关系,在此之下,再涵盖有师生关系与个人私情。“长安(金台)十子”之名,显然取自十人都曾于京师朝中向王士禛学艺,但王士禛同乡赵执信在《冯舍人遗诗序》中指出一个现象:“盖渔洋公方为诗坛盟主,前所推引者十子,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7]247,山左四人即安丘曹贞吉、曲阜颜光敏、德州田雯与谢重辉。招引聚集以同乡为主的诗人,首先是组定者出于方便罗致麾下的考虑,但更源于乡邦情结。王士禛在书信往来中透露出一个信息,他曾多次敦促颜光敏寄集至京以完成合刻,并坚持自己的选择,在等待间谢绝门下曹禾对他人的推荐,王士禛定员“十子”优先考虑山东籍的推测不无根据。而宋荦升迁入京前、沈德潜自京致仕后,于地方分别组定的“江左十五子”“吴中七子”,更是有着极强的地域因素。参照吴伟业与“太仓十子”的关系,这种共性可以进一步置于清代地域人文愈益繁盛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不论是任官之地还是家乡,组定者以地域作为依据,使群体名望于一地内快速提升进而向外辐射,扩大双方影响,还可以增强成员对自己的向心力,对群体的归属感、集体荣誉感,使之不流于松散。

中小诗人要成为名家青睐的幸运儿,自身还需具备能与之产生联系的条件基础。“长安十子”或是王士禛善诗的朝中友人,或是门下爱将好手。而宋荦则慧眼识珠,后康熙四十二年的状元、探花皆系十五子中人,另有吴廷桢也中二甲第五名,蒋廷息系“特选”。至于“吴中七子”,其中部分人在肄业紫阳书院前就与沈德潜有往来唱和,其他成员的诗学旨趣则亦深受沈氏赏识。挑选拥有相应实力的成员,实有利于提升集体声音在诗界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组定者并未对成员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倾向设限。并称群体虽与流派关系密切,但即便是不同诗学诗风的人,也可以结成。另外,承续明代遗习的清代诗界,标榜之风的表现不尽同于明人。大部分的盟主领袖旨在扬扢风雅,避免了门户相攻、类似明前后七子“定于一尊”的缺陷。因此,“长安十子”“吴中七子”就不能仅简单归为神韵派、格调派。不同于“王门二弟子”作诗学王,“长安十子”各人诗风并非趋同“神韵”,赵执信在《谈龙录》里也提到过其中的山左诗人“各有所执,了无扶同依傍,故诗家以为难”[8]5551。其实,王提倡“神韵”,本意在整肃百派横流,规范诗坛,而无意于同明前后七子一样开宗立派。《江左十五子诗选》在“温柔敦厚”之外仍保留了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吴中七子”中也有不为“格调”所限,提倡性情、不避俚俗者。不偏执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彰显风范气度的领袖們乐于看见群体中存“同体之善”,另兼“异量之美”,以形成“异曲同工”的效果。由此可见清诗界大家一改明代门户之见,兼收并蓄、通脱宽容的论诗主张。

(二)组构方式

这三组并称诗群的产生、定名都来源于诗歌总集的编刻,而不是如明代“闽中十子社”“燕台十子社”等结社订交、相娱。特殊的是,王鸣盛等七人大概在诗选前不久就已私下组成诗社④,但少有记载、知者甚稀,还是沈德潜编选《七子诗选》才使其并称名号得以固定。清代文人并称群体的产生往往与总集的编刻有关,“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正因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另有如“京江七子”一类,则是先结诗社有并称之名,再通过刊刻诗歌总集传播、扩大名声。此类总集的定位不仅是文人雅集,更是并称群体重要的传播途径。大力者在凡例、序跋之间介绍成员情况,向世人展示推销,并使之有了留名后世的载体,更可以于其间阐述宣扬自己的诗学观点。

(三)群体名称

“×子”式的共同命名模式也存在一些微妙之处。“长安(或金台)”“江左”“吴中”这些前缀,显然是上文提到的地域因素的区别标识,后缀称谓则都是“子”。并称群体的称谓多为中性褒义,“家”“大家”“杰”之类尊称词一般用于在文坛有一定地位者,“才子”“俊”等用来形容年轻有才之士,“遗民”“布衣”“逸”等则用于特定身份,最为常见的当属“子”。“子”这种泛称的随意性,使之广为明代士子互相标榜取用以命名社团。对于位卑名低的晚辈后进,盟主总持用“子”命名是自然恰当的。

结合历史来看,“×子”模式则可以视为组定者对“建安七子”等诗中前贤有意识的仿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江左十五子诗选》时提到:“考自古举类数人……文士之有是名,实胚胎于建安七子,历代沿波,至明代而前后七子、广续五子之类,或分垒交攻,或置棋不定,而泛滥斯极。”[4]506“建安七子”的前缀虽系后人所加,但比起冠以“前”“后”之类前缀的群体显然更影响了王士禛等人的命名。“长安七子”“吴中七子”成员数量“七”的确定也隐然与之相关。这种仰慕进而模仿的命名行为,附加了组定者对成员的定位、期望与勉励,正符合有学者分析的我国“援古慕圣”[10]296的文化心理。沈德潜在前文所引《七子诗选序》的省略部分中直言:“诗品虽异,指趣略同,岂偶然七子耶?抑慕南皮七子之风而兴起者耶?”[6]1360“南皮七子”,即“建安七子”。通过类比,沈德潜明确指出了“吴中七子”与明前后七子的继承关系。

四、组定的相互作用

事实上,位列六部九卿或方面大臣之尊的诗坛领袖组定并称诗群的举措,最终产生了惠及行为双方的相互作用。对组定者而言,并称群体的诗歌创作、声名传播,极有利于打造、巩固诗坛盟主形象,生成众星拱月之势,壮大其门户,体现其权威,进而宣扬其诗学主张,这也使此类诗群创作区别于此前的台阁诗歌。同时,组定者的词臣大吏身份使这一举措不纯粹为文学之事,更包含了明显的政治目的和一定的功利因素。对诗群成员而言,参与这一行为则不论于其仕途还是诗坛声誉自然都大有裨益。

“以公齿颊成名者不可胜数”的王士禛,在任地方官、典乡试时就已广收弟子,品藻士类,主持风雅,就连一些遗民诗人如吴嘉纪、屈大均等都受其影响。在大壮声势的准备工作之后,王氏已逐渐呈现出宽和广博的诗坛宗主气度。亲定《十子诗选》后三年——康熙十八年(1679),王士禛顺利升迁国子祭酒。

得王士禛提携揄扬而名望甚高,官至江苏巡抚的宋荦,在集成后第二年,便进呈给南巡的康熙帝,并荐举诸门人。此种汇报政绩般的举动不免有邀功之嫌,不久,康熙四十四年(1705),宋荦即升任吏部尚书。以宋氏为中心的“江左十五子”自得最高统治者赏识后,大为影响江南诗风,重鼓了“江左三大家”之后低调涣散的江苏诗坛。另一方面,十五人入选前大多尚未入仕,由宋荦标榜助力,除李必恒几人外,相继青云直上,不仅多为进士,蒋廷锡更是官途平坦,一路升至大学士。

对此,沈德潜也叹羡道:“宋漫堂中丞选江左十五子诗,厥后十五人中,殿撰一人,位大宗伯者一人,大学士者一人,馀任宫詹入翰林者,指不胜屈”[10]836。而他的《七子诗选》自乾隆十八年(1153)刊刻发行,反响极大,次年王昶、王鸣盛、钱大昕即同时登第,其余除黄文莲一人本已为官外,亦相继进仕。

在诗学上,诗坛后进需要名师前辈提点指导诗作,更渴求权威的大力揄扬,以发现阐释作品价值,即所谓拉大旗、倚门户。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自言:“吴雯天章初至京师,未知名。余亟赏其诗,谓为‘仙才’……吴诗名大噪都下。”[3]4755钱牧斋就曾在《徐子能集序》中总结过此种现象:“古之文人才士,当其隐鳞戢羽,名闻未彰,必有文章巨公,以片言只字,定其声价,借其羽毛,然后可以及时成名。”[11]941另,《颜氏家藏尺牍》卷二载一书云:“十子之刻,叶慕庐、林澹亭、宋牧重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为憾事。且年兄实首商此举,讵可反遗而登他人……近陈椒峰、董苍水数君入都,慕此举,皆有此意,而峨嵋书言椒峰尤力。然弟独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爱重诗品,不忍舍去耳。”[3]2396从王士禛对同乡至友的催促,可见十子席位之竞争力。对于名微才弱者,则更希冀列席其中,传播名声而集体流芳了。

反之,并称诗群的成名和发展,也极利于风雅总持引导后世风气。宋荦门下的“江左十五子”,成为康熙后期诗界的重要参与者。“吳中七子”不仅增强了晚年解职的沈德潜诗坛宗师之名望,在其后,王鸣盛《京江七子诗钞序》自述:“予师沈文悫公论诗,以复古为己任,一洗秾艳纤巧、淫哇饾饤之习。至今海内知有诗,公之力也。予向从公游,与兰泉、竹汀辈商榷风雅,一秉公教。公刻《吴中七子诗》,以予齿长列诸首。后予亦有《江左十子》之选,继有《练川十二子》之选,去年有《宛陵三子》之选,俱已流播艺林,可谓彬彬盛矣。”[13]王鸣盛从其师诗教,还以“江左十子”等称号加其弟子。王昶更是直接继承沈德潜的格调理论,主盟乾嘉诗坛。

综上,清代在朝诗坛领袖组定并称诗人群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其中种种不仅关涉诗坛领袖与诗群个体两方,还是对诗坛风貌进行综合关照的一道切入口。以王士禛、宋荦、沈德潜三家为中心的讨论,可见统治者借居于高位的文坛名宿培植文化、控制思想的软化政策之成功。另外,有清一代文化的繁荣发展,诗人的大量涌现,使并称关系渐趋于大众化,所以,本文所述三组群体,在诗史上并未占有同名家并称诗群一样的经典地位。而他们在诗坛总持的影响下,或各放异彩,或承接余绪,仍在清诗史上画上了浓浅不一的墨迹。

注 释:

① 相关论述如有张珊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学并称现象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李福标的论文《古代文人合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数量估计参见陈凯玲的《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 有学者曾针对该“十子”名称,综合各方面情况以“长安十子”作为正名,而不是普遍所称的“金台十子”,见朱则杰,陈凯玲的合作论文《“长安十子”考辨》(《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④ 关于“七子”诗社的成立时间分析,见陈小凤的《沈德潜〈七子诗选〉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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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执信.饴山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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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 张学仁.京江七子诗钞[M].清道光九年己丑(1829)刻本.

作者简介:何曌睿(1999- ),女,湖北襄阳人,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