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开发之缘

2023-11-20 11:55王纲怀严爱云严亚南郭莹严亚南郭莹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3年5期
关键词:黄浦江浦东上海

王纲怀 严爱云 严亚南 郭莹 严亚南 郭莹

[口述前记]王纲怀,1941年9月生于上海,高级工程师。曾任九三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现为清华大学顾问教授。自1984年起牵头执笔《上海的曼哈顿在哪里?》《上海的特区在哪里?》《结合开发浦东建设上海新城》等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1986年6月,任上海市政府主持的《浦东新区建设方略》课题的总负责人。曾先后担任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会务组组长;在任上海联合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期间,先后负责了《上海环境功能区划》《上海轮渡发展战略》《高桥石化发展战略》《七五期间上海筹措外资决策分析》等10余个重大课题,参与、见证了上海浦东开发早期研究。

谈及我和浦东开发的缘份,那得从小时候说起。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就住在黄浦江边的南市杨家渡地区。在江边渡口的原木上跳来跳去、抓黄浦江边岸护坡上的小螃蟹……这些都是我童年的快乐记忆。1955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刚成立的东昌中学。学校在浦东,从此每天除了需要步行近3公里外,还必须从杨家渡或东昌路渡江往返。整整3年,每天摆渡往返,让我对浦江两岸发展的巨大差异有着深刻感受。

一、缘起:由浦江治污引发的思考

1958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设计院工作。1979年,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而调回上海,到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水质管理处工作。离开上海20多年,再回到这座城市,感觉上海比以前更拥挤,居住条件也更困难,生煤球炉、倒马桶的生活场景随处可见;南京路附近的很多豪华大楼都办了街道工厂,烟囱管从窗户中伸出来,时不时冒着黑烟。

我到环保局第一年的主要工作是每天向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斯大品同志递交前一天“黄浦江(含主要支流)黑臭指数”。当时,市政府每天都会通过报纸、电台向社会公布母亲河的污染情况。有几次,我登上延安东路外滩附近的联谊大厦,每当从高处看浦江,都会被两岸巨大的发展差距以及当时的环境污染程度所震撼。

1980年,我被任命为“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污染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经常要陪同有关领导视察,每天都为如何治理水体污染绞尽脑汁。当时我们局曾召集上海的有关职能部门、轮渡公司、大专院校共同研究相关项目,同时组织开展了從松江米市渡至吴淞口全长84公里的“黄浦江水文水质同步调查”,当时指挥部就设在汉口路外滩的上海港监局,同步调查为期3天,主要由我和同处的金嗣聪两人负责。

在水文水质同步调查的基础上,我于1981年5月至7月,先后独立完成了《对黄浦江污染治理规划工作的初步意见》《黄浦江污染治理五年规划设想提纲》《关于黄浦江功能问题的几点意见》,并和杨贤智共同完成了《黄浦江水系污染治理规划史》等4篇文章,对黄浦江污染如何治理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思考。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经过反复磋商,1982年,两国一致同意,以中美科技合作之“系统分析”作为合作开端。为学习美国在治理特拉华河污染方面的成功经验,中美双方确定了“上海黄浦江污染治理”为两国建交后的首个合作项目。为此,我方专门成立了由清华大学、市环保局组成的工作组,其中有4名政府部门人员,包括市环保局局长靳怀刚、主管科技的副局长陈江涛、市环保局水质处处长王佩宝和我,另有2位专家,他们是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专家郑维敏教授及其助手杨家本副教授。我作为6人小组中的工作人员,开始频繁往返京沪两地。

当时的上海基础设施老化,市政建设滞后,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电话不通、环境污染等“城市膨胀病”严重,曾经的国际大都市像个垂暮老人,缺乏生机。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政府和老百姓都很着急,社会上开始兴起了“上海往何处去?”的大讨论,这场轰轰烈烈、全民参与的大讨论包括:上海该如何摆脱困境、上海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上海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在担任上海市黄浦江污染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期间,我先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保护上海一泓好水》《上海的一颗明珠——淀山湖》《如何合理开发淀山湖》《制订排污收费标准的经济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文章。在研究黄浦江水系污染治理规划和工作实践中,我深感黄浦江两岸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引发了我对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

二、缘生:因理想、责任与兴趣

聚焦研究浦东

1982年,我被调入刚刚组建的上海市国土整治办公室,开始直面上海城市改造难的问题。刚到国土整治办公室那会儿,资料很欠缺。为了开展工作,我曾代表上海市政府到南京军区,调拨了满满一辆军用吉普车的上海市军用地图,各种比例的都有。拿到地图后,我们的工作得以正式展开。

因为对城市治理的责任和兴趣,我和上海规划设计院总体规划办公室主任陆怡椿以及陈坤龙(后任上海市规划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刘远交(后任上海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金嗣聪(后任上海市环保局计划处处长)、顾泽南(时任上海市公用事业局总工程师)、沈文玮(后任上海市园林局计划处处长)、钟淳昌(时为上海市市政设计院高级工程师)、高柳根(时为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李祥宝(时任闵行区区委副书记)、杨贤智(时为上海铁道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等同事兼朋友,自发组建了一支研究队。

数年之间,由我牵头的这个民间研究团队,完成并发表了多篇有关浦东开发的文章。1982年12月,在我与顾泽南、高柳根、钟淳昌等共同发表的《开挖浦东运河——综合解决上海城市改造问题》一文中,我们运用系统工程的思路,借鉴了北宋大臣丁渭在修复皇城失火时运用的开挖沟渠、引汴水入渠的施工方案,提出利用黄浦江在浦东的一些支流河道,经加宽、挖深,新建一条黄浦江运河航道,以疏解、分担黄浦江航运功能。同时,结合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建设经验,提出了综合发展浦东地区,促进城市重心东迁,缓解浦江两岸发展不平衡的发展思路。1983年9月,我与陆怡椿联合发表了《综合开发金汇塘及其效益探讨——消解上海市区膨胀病的一项建议》,从“为黄浦江开后门”的思路出发,对综合开发金汇塘的综合效益进行了探索,对投资、管理、用地以及咸潮影响等问题作了全面研究。

1983年10月,我被调入新成立的上海市科协科技咨询中心工作。之后,经常组织同为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会员的金嗣聪、刘远交、李祥宝、杨贤智、沈文玮等在南昌路47号的科学会堂,对上海旧城改造和新市区建设进行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一批开发浦东、建设新市区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此后,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全面展开了浦东开发研究工作。

1984年10月,我牵头、执笔,与陆怡椿、杨贤智、顾泽南、钟淳昌、高柳根等城市经济学会会员,集体发表了《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第一次提出了在陆家嘴地区建设金融贸易区的设想。文章受到了汪道涵老市长的关注,他让当时的市政府副秘书长陆政找到我。在之后的几年间,我经常受邀去老市长的办公室叙谈、讨论。

1985年6月,我又组织陆怡椿、金嗣聪、杨贤智,共同发表了集体成果《上海的“特区”在哪里?——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外高桥建设经济特区》。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金嗣聪首先提出了在外高桥地区建设自由港的思路。经集体讨论,文章系统提出了在外高桥建设经济特区的设想。4个月后,我再次组织研究,与陆怡椿、陈坤龙、金嗣聪、杨贤智等人集体发表了《上海应该在外高桥新建一个多创汇的经济特区》一文,明确提出在外高桥建立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的远期目标和建设思路。此后,由于研究成果得到各方重视,我被九三中央任命为九三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

1986年10月,在国务院批复同意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概要》中,吸纳了上述文章的相关意见,在计划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方面,确定了“在陆家嘴附近将形成新的金融、贸易中心,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以及“浦东地区还规划有外高桥港区备用地”。

我们这个民间研究团体完全是自发组织形成的,活动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我外出参加环保课题评审所得的一些劳务费。聚会地点一开始是在苏州河边的城市导报社,后来随着我工作的变动,转到了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和陕西北路九三学社大礼堂。对于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吸纳进上海城市发展规划,我们感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我们这些无名之辈的建言献策能被政府重视并采纳;在情理之中,是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三、缘聚:参与浦东开发预可行性研究

1986年2月和3月,由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城市经济学会、九三学社上海发展战略研究会等10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两次“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有120多位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老市长汪道涵和主管副市长倪天增均全程出席会议。作为会议副秘书长的我与陆怡椿、陈坤龙、金嗣聪、沈文玮、王如山共同提交了《综合开发浦东 建设上海新城——对城市发展战略布局的方案和建议》,并在研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这两次研讨会规格高、规模大。会议就如何用建设新区的办法来带动老市区的改造,形成了“北上”(沿长江南翼开发宝钢、吴淞地区)“南下”(在金山区沿杭州湾北翼发展)“东进”(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振兴上海)三个方案。其中,“东进”方案的意见较为集中。经过这两次会议,开发浦东已是众望所归。1986年6月,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向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正式委托了《上海新市区建设预可行性研究》的课题,并直接指派我担任课题总负责人。这个课题下设三个分课题:“北上”——江湾五角场方案,由王战负责;“南下”——金山方案,由陈兴江负责;“东进”方案,由我兼管。

在此期间,我与陆怡椿、陈坤龙、杨贤智、刘远交等人,又完成了《加快开发浦东步伐 关键方便群众过江》的文章,提出开发浦东必须以连接浦江两岸的交通为先导,解决群众方便过江问题是核心和关键。为研究解决资金筹措问题,经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委托,由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发起,邀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市外经贸委、市投资信托公司、上海管理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等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组成专题研究小组,由我任课题组组长,于次年1月完成了《七五期间上海筹措外资方案的决策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对日后上海市政府决策成立“浦东开发银行”一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6年11月12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上海新市区建设预可行性研究》课题的第一批成果汇报会召开。我作为总课题组组长汇报了《浦东新市区预可行性研究成果》。市政府有关委办领导、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领导等40余人出席了会议。经汇总各方意见,1987年2月,由我牵头并组织完成了预可行性研究的总报告《浦东新区建设方略》(简称方略)。方略由一篇总报告、八个专题报告和附件附图组成,对于开发浦东的战略意义、指导思想、规划设想、总体布局、近期安排、资金和政策、立法与体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开发、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的方案和设想,后为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组所采纳。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老市长汪道涵给予了大量关心和指导。老市长知识体系全面,待人处事周到。1987年2月11日,他老人家亲自出席了《浦东新区建设方略》课题评审会,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浦东新区的开发要依靠老市区,以新市区开发带动老市区的建设。开发浦东要有指导思想,要有全国观念,要有创业精神,这样的浦东开发才有意义。”

1987年10月,《城市经济研究》将《浦东新区建设方略》等有代表性的研究报告汇编成《开发浦东研究成果专辑》,作为当年第9、10期合刊编印出版。在为这项研究成果专辑撰写的《共议开发浦东大计》一文中,汪道涵指出:“开发浦东是上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多年来,他们就如何开发浦东写了大量文章,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在经济研究中心、市科委的组织下,计委、经委等主要委办,九三学社、社科院、城市规划设计院、同济大学等一大批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同志,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见解的报告,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浦东开发的预可行性报告提供了基础。”

1987年6月,在完成半官方阶段的浦东开发研究工作后,有關在浦东建设新市区的设想和方案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为了对已形成的方案进行更为深入、细化地研究。由时任市长江泽民主持会议,决定成立由中外专家联合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以进一步开展全面、系统的预可行性研究。此后,浦东开发研究由半官方进入了完全由市委、市政府主导的研究阶段。

1987年9月,受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委托,我牵头组织完成了《高桥石化发展战略》。该课题详细分析了高桥石化公司现状以及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提出了发展对策和措施。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给予的评价为:“总报告内容丰富,设想的六个方面比较全面,战略目标明确,具体措施、结论比较科学,为主管部门提供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决策依据。”

1987年12月10日,黄浦江大雾锁江,陆家嘴轮渡站因拥挤失控而发生踩踏事故。事发第二天一早,我就带领九三学社专家组赴现场进行了调查,形成了一份政策建议。1988年1月21日,由我执笔撰写的《上海过江问题已成燃眉之急》一文,经有关媒体作为内参直接送到中央有关部门。

1988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的预可行性研究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重要时刻,研究小组全体人员开始筹划召开“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1988年5月2日至4日,经市政府批准“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西郊宾馆召开。我除了担任大会会务组组长外,还与陈坤龙、刘远交两人共同发表了《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的文章。在这次国际研讨会后,我花费近一年时间,通过民间筹资,完成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文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编印。

2002年4月18日,在浦东新区成立11周年之际,我将收藏保存了近20年的一大批文献、资料、照片全部捐献给了浦东新区档案馆。

看浦东今日之朝气蓬勃、日新月异,回首30年前的亲身经历,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想起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斗转星移,我已入耄耋之年。浦东在过去30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又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新征程。

(责任编辑:周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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