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流动,越富有?

2023-12-05 12:35盛亦男郑浩冉
人口与经济 2023年6期
关键词:社会适应流动人口

盛亦男 郑浩冉

摘 要:随着人口流动行为的不断深化,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更加丰富、流动时间逐渐延长。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流动经历存在工资溢价效应,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流动城市数量通过提高个体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中介效应,流动时间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心理认同产生中介效应,进而提升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经历可以削弱城市户籍门槛对工资收入的负向影响,按流动人口就业单位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公有制部门和非公有制部门进行分析发现,对于在公有制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对户籍门槛的工资抑价效应的削弱作用不显著,但这种削弱作用在非公有制部门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学历和低学历、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都能够获得流动经历的工资溢价,但流动经历对高学历、男性流动人口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低学历、女性流动人口。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重视流动人口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认同感的提升,鼓励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活动,同时持续推进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监督性别平等政策以及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的制定实施,建立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环境,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关键词:流动经历;社会适应;工资溢价效应;户籍歧视效应;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2;F24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6-0105-1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59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历史至今已有40余年,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规模已达3.8亿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快速城镇化的显著特征。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持续增加农民工、技能型劳动者等群体的收入,这表明现阶段让农民工、流动人口步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在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现有研究表明,性别、户口、受教育程度、种族等个人特征[1-4],家庭规模、子女随迁等家庭特征[5],就业单位性质、是否签订正式雇佣合同、就业方式等就业特征[6],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创新水平等城市特征[7-9],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社会因素[10],以及工会、最低工资等制度性特征[11-13],均是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人口流动趋势表明,人口的流动行为更加多样化,这表现为流动经历更加丰富、流动时间不断延长、居留意愿不断增强。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流动经历对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议题。

现有研究关于流动经历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一些研究认为人口流动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14]和“用脚投票”的行为[15],通过寻找更合适的工作机会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16]。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高流动性对工资收入无影响[17],甚至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18]。可见,流动经历对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还是促进效应尚不明确,其影響过程和机制仍然有待研究。为此,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流动经历的工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文章的研究问题是:丰富的流动经历是否会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流动经历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对工资收入产生影响?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后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户籍歧视,其表现为对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差别对待,以及流动人口内部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流动人口是否可以通过流动经历的积累削弱户籍歧视对工资收入的负向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

关于流动经历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发现随着流入城市的变动,以往企业培训经历对工资的提升作用降低[19],工作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断,从而对工资收入造成负向影响。持续流动还可能终止就业者在前一岗位的工作经验累积[19],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20]。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即使流动人口具有丰富的就业经历,但是由于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人口的就业流动多为水平流动,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21],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商店、餐馆等低端行业[22]。以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搜寻匹配理论为依据的研究则认为流动能够增加人力资本积累[23],使流动人口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搜寻就业岗位[24],提高了劳动者与就业岗位间的匹配度[25],使其在流动中匹配到更高工资收入的工作岗位。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之所以产生分歧,可能是由于未考虑人口的流动行为是否为主动发生,还可能是所选取流动经历的代理变量大多不一致所导致的,如现有研究常用的用于表征流动经历的变量包括“是否流动”、“是否转换工作”以及“变换工作次数”等。因此,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会产生刺激抑或抑制作用,仍然值得讨论。

流动经历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也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流动经历不仅开拓了流动人口的视野,还丰富了流动人口的知识、技能和金融资本,降低了流动成本和风险,有助于其在流入地城市就业、社会融合以及提升社会经济地位[26-30]。流动经历能够丰富流动人口社会联系,积累社会资源,构建帮助其职业上升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使其不再局限于与同等身份群体进行交往,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实现职业梯次流动[31],获得更高工资收入。流动还为知识的发展和转移提供了重要途径,流动人口通过丰富的流动经历可以积累更多的技能、资金、人脉等资源和工作经验,在下一次流动时通过路径依赖使流动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发挥最大作用[32],且获得更多经验能力的流动人口将会学习到更多的技能,提升自身竞争力,进而获取更高的工资收入。此外,流动经历可以视为流动人口主体意识和现代化观念重构的过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他们不断接触现代化思想,对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认同[33],成为现代化的个体。流动人口的观念现代化也会影响其就业选择,甚至影响其工资收入水平。

具体来说,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作为衡量流动经历的两个重要维度,其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一方面,流动城市数量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效应,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学习效应”是指在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不同劳动技能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工资收入。现有研究表明,流动城市数量越多,对流动人口产生的“学习效应”越强,这将有利于流动人口积累自身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表现[34-35]。另一方面,流动时间可以通过提升工作经验,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回报率。流动时间不仅可以直接反映流动人口的外出务工时间,还能间接反映其积累的工作经验。因此,流动时间延长让流动人口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提高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可见,随着流动经历的不断丰富,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的回报率也会相应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流动经历可以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即流动经历存在工资溢价效应。

2. 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机制:中介效应的探讨

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还会产生间接影响效应,具体来说,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对工资收入存在不同的间接影响机制。

第一,流动城市数量通过社会适应能力影响其工资收入。社会适应能力反映个体综合素质能力的高低,指个体接纳、融入社会的能力[36]。一方面,流动城市数量增多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能力。如果流动人口想要在流入城市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并取得成功,必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建立社会关系来适应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随着流动人口流经的城市数量增多,城市的开放性、信息的多样性、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使流动人口能够接收更多的外部信息,积累更多社会网络资源[37],便于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社会适应能力增强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流动人口社会适应能力越强,越容易与本地居民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扩展社会资本网络,在工作信息获取上更有优势,增加取得更高工资收入的概率[31]。在城市参加社区管理活动、社区志愿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会使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方面产生认同,使其按照流入地规范行事,有助于建立信任、合作和团队精神,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38-39]。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流动城市数量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社会适应能力提升工资收入水平。

第二,流动时间通过心理认同影响其工资收入。一方面,流动时间的延长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心理认同。流动时间延长可以使流动人口逐渐缩小与本地居民在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距,认同流入地的社会准则和规范,拉近与本地居民的心理距离,产生对流入地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身份和心理认同可以提高其工资收入[40]。具体来说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心理认同会使流动人口接受流入地户籍居民的行为偏好,便于增强其与社区居民的社会互动,拓展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在工作搜寻和工作获取等方面占有优势[41]。第二,对流入地的心理认同会进一步延伸至对劳动组织认同[42],有助于流动人口改善工作态度和劳动行为,更好地融入组织工作环境中,進而有助于提升其工资收入。第三,心理认同增加了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机会,使其勇于尝试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获得高劳动报酬的概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流动时间通过提高流动人口心理认同提升工资收入水平。

3. 流动经历与户籍因素对工资的影响效应:溢价效应与抑价效应

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不仅受到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歧视性因素的影响。歧视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行业等相似的群体,也会因为种族、性别、户籍和民族等特征不同而在工资收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3,43-45],具体表现为男性工资高于女性、本地劳动力工资收入高于外来劳动力、城镇劳动力工资收入高于农村劳动力等。其中,基于城乡户籍划分的二元体制从农村与城市之间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内部,使得户籍歧视成为流动者面临的最主要的歧视类型[43]。根据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可以划分为农村流动人口和城镇流动人口,二者的工资收入存在很大的差异。李培林等指出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农民工的月工资仅为城镇职工的76.3%[46]。马小红发现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收入仅占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平均工资收入的68%[47]。于潇则发现城镇户籍流动人口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并且户籍歧视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比重高达36.8%[3]。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工作经验和资源积累,提高工资收入,调节户籍歧视对工资收入的抑价效应,缩小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流动经历可以削弱户籍歧视对工资收入的抑价效应。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选取

微观数据来源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A问卷。该调查自2009年起每年组织一次,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地域涵盖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就业情况、居留意愿和社会融合等,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地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此外,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匹配了部分城市宏观变量,其中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取自2016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市房价水平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数据选取遵循以下几点原则:保留就业身份为雇员,同时劳动年龄为15—64岁的样本;为排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流动城市数量和工资收入分别进行了0.5%的上限截尾处理和1%的双侧截尾处理(流动城市数量最小值为1,异常值分布在右侧,故进行0.5%的上限截尾处理;工资收入异常值分布在两侧,故进行1%的双侧截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并删除主要变量缺失值的个案后,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样本量为71131人。

2. 变量说明

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工资收入,该变量用年工资收入对数衡量,具体做法为对月工资收入进行1%的双侧截尾乘以12并取对数。构建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其中流动城市数量通过问卷中“您总共流动过多少个城市”来构建,并进行0.5%的上限截尾和对数处理。流动时间通过“问卷年份-受访者首次流动年份”来构建。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2,48-50],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人口学特征。选取年龄,由“问卷年份-出生年份”衡量;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户籍,农业户籍赋值为1,反之为0;婚姻状况,将初婚、再婚及同居定义为有配偶,赋值为1,其他婚姻状况赋值为0;党员身份,党员赋值为1,其他身份赋值为0;健康状况,将健康或基本健康赋值为1,反之为0;受教育水平,将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并分别构建虚拟变量。②家庭特征。选取父母是否有外出经历,根据问卷中“在您首次流动/外出前,您父母是否有过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进行构建,当回答父母至少一方有外出务工经历时赋值为1,反之为0;家庭总人口数,由被访者本人以及与之同住的家庭成员总数来衡量。③就业特征。选取合同性质,基于问卷中“您与目前工作单位签订何种劳动合同”进行构建,当回答为签订有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的合同时赋值为1,反之则为0。④城市特征。选取城市人口规模,界定为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对数;经济发展水平,界定为城市人均GDP的对数;城市房价水平,选取2016年城市层面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对数来衡量。

3.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美国经济学家明瑟(Mincer)于1974年提出的明瑟方程[51]。在方程中引入劳动者流动城市数量、流动时间两个变量,研究劳动力城市流动经历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效应。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Lnincomei为个体i的工资收入,flowi为个体i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β为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效应。Xi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νi,i和ηi分别代表流动人口的单位性质、行業类别以及就业省份固定效应,μi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采用OLS进行估计,除控制变量外,模型还控制了流动人口的单位性质、行业类别以及就业地所在省份固定效应。流动经历影响工资收入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至(4)列、第(5)至(8)列分别汇报了以流动城市数量、流动时间作为流动经历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逐步控制人口学、家庭、就业和城市特征之后,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均与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流动经历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假设1得以验证。

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户籍、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经验、党员身份、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均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控制其他变量后,与女性或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比,男性、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较高,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户籍歧视和性别歧视。年龄对工资收入产生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由于家庭、健康等原因投入工作中的精力减少,工资水平也会相应降低。从婚姻状况来看,拥有配偶对工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原因在于有配偶的劳动者受到家庭责任的影响,就业努力程度更高,进而使工资收入提升[52]。党员身份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党员身份带来了一定的优势,或者个人能力更强所致[53]。健康状况对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劳动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回报。此外,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的认知水平、管理能力等综合素质同步增加,教育回报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这也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回报。

家庭特征方面,父母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子代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在于父母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限制了其获得更高工资收入的机会。家庭总人口数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在研究样本中未观察到稳定性规律。就业特征方面,签订合同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原因是正规就业更有利于促进工资收入水平提升。

城市特征方面,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房价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会增加劳动力的集聚优势,产生规模效应,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来提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可以增加城市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流动人口从流动经历中获得更多知识和技能,进而提升工资收入。城市房价水平提高会降低流动人口的购房可能性,甚至降低其在城市的居住舒适度,部分流动者可能会离开城市,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供给减少,进而提高了工资收入。

2. 内生性问题

基准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根据期望收入理论,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取决于流动前后预期收入差异,流动者当前的工资收入会影响其未来的流动决策,因此流动经历与工资收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其次,虽然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人口学、家庭、就业、城市特征等,但是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遗漏变量问题的干扰。为此,本文在尹志超、汪润泉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50,54],选择流动人口所在城市中来自同一户籍地其他流动人口流动城市数量的均值作为流动城市数量的工具变量,流动人口所在城市中来自同一户籍地其他流动人口流动时间的均值作为流动时间的工具变量,以期缓解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选择的原因是,一方面,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资源遍布社会网络之中,人们通过社会互动来获取资源,来自同一户籍地的流动人口往往会分享流动经历和就业信息,从而影响流动人口个体的流动决策,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中来自同一户籍地其他流动人口的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与流动者本人的工资收入并不直接相关,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3汇报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流入地城市来自同一户籍地其他流动人口流动经历的均值对流动人口个体流动经历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且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符合预期设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流动经历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这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依然稳健。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替换核心变量和更换模型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用流动城市数量除以流动时间构造单位时间内流动频率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了流动人口与工作岗位的匹配质量,单位时间内流动频率高的流动人口更有机会了解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工作机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有助于流动人口寻找到与自身更加匹配的工作岗位,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取更高的收入[55]。此外,流动时间小于3年的样本可以视为短期流动样本,而流动时间大于等于3年的样本可以视为中长期流动样本。不少短期流动人口属于初次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工作经验有限,未能通过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产生明显影响,也有部分短期流动人口往返于城乡间,仅在农闲时期流动到城市“打零工”,这与不少期望在城市获取更高收入、寻求个人发展的中长期流动人口的工资决定机制并不相同,为此,我们在替换变量时剔除了在调查年份流动时间小于3年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单位时间流动频率的显著性和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即随着流动频率提升,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有助于提高其工资收入,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其次,更换RIF回归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第(2)至(3)列所示,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相符,进一步证实了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影响显著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讨论

1. 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社区管理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参与和社会活动参与三个指标来构建社会适应变量。社区管理参与和社区志愿活动参与两个指标基于参与程度量表,将量表中回答“没有”到“经常”的分别赋值 1到4。社会活动参与指标根据问题“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以下组织的活动:工会、志愿者协会、同学会、老乡会、家乡商会、其他”,将被访者回答参加社会活动的数目分别赋值为0到6。将三者得分加总得到社会适应变量。

表5估计结果显示,流动城市数量对社会适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流动城市数量丰富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志愿活动和社会活动,提升自身社会适应能力;流动城市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采用流动城市数量衡量流动经历时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46%。综上所述,流动城市数量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社会适应能力提升工资收入水平。假设2得以验证。

2. 心理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社区喜欢程度、身份认同、融入意愿、社区居民友好程度和社区歧视感受五个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心理认同,其中社区喜欢程度、身份认同、融入意愿、社区居民友好程度四个指标均采用量表的形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4。社区歧视感受是反向指标,故采用反向赋值。将得分加总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心理认同变量。

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流动时间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心理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认同对工资收入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心理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动时间能够提升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劳动力市场表现。假设3得以验证。

3. 流动经历对户籍歧视的工资抑价效应的影响

为了分析流动经历是否可以缓解户籍歧视对流动人口带来的工资抑价效应,本文采用孙文凯等学者构建的户籍开放度取倒数来构建城市层面户籍门槛得分( 户籍开放度指数详细构建过程可参见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编制》。),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动人口当前所在城市进行匹配[56]。户籍门槛得分越高代表该城市户籍管制水平越高,存在的户籍歧视越严重。将流動城市数量、流动时间和户籍门槛得分按照均值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并进行交互效应分析。

表7中第(1)至(2)列主效应估计结果表明,不论是以流动城市数量还是流动时间衡量流动经历,其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流动经历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但是城市户籍门槛得分对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验证了户籍歧视的工资抑价效应。第(3)至(4)列交互项分析结果显示,流动经历与户籍门槛得分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流动经历能够显著降低户籍歧视对工资收入的抑价效应,即丰富的流动经历可以削弱户籍歧视对工资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征,既包括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也包括由所有制决定的体制分割[6]。以往研究表明,在公有制部门和非公有制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工资歧视存在差异,例如公有制部门相比于非公有制部门有更低的性别工资差异[57];国有企业中城镇户籍劳动力与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民营企业最低[58]。那么,流动经历对不同体制就业单位中流动人口的工资歧视是否会产生差异性的影响?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按流动人口就业单位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公有制部门和非公有制部门,并进行分组回归。表8中第(1)至(2)、(5)至(6)列主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公有制部门,不论是流动城市数量还是流动时间代表的流动经历在非公有制部门带来的工资溢价效应较高,而户籍歧视引发的工资抑价效应较低。这说明户籍在公有制部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而非公有制部门更加看重劳动者通过不断流动积累的人力资本。

表8中第(3)至(4)、(7)至(8)列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在非公有制部门,不论是流动城市数量还是流动时间代表的流动经历与户籍门槛得分的交互项均对工资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流动经历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强于户籍歧视的工资抑价效应,这意味着在非公有制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群体的流动经历对户籍歧视的工资抑价效应具有显著的削弱作用,甚至能够扭转户籍歧视产生的工资抑价效应。但对于在公有制部门就业的流动人口,流动经历与户籍门槛得分的交互项对工资收入产生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流动人口的就业存在样本选择性,在公有制部门就业的样本数量少,且其中90%以上的流动人口属于正规就业,就业相对稳定,流动性低;同时,就业于公有制部门的流动人口在学历、技能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公有制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34年,而非公有制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45年。),使得相比于其他因素,流动经历对于户籍门槛的工资抑价效应的影响不太明显,而非公有制部门正好与之相反。

4. 异质性分析

(1)流动经历对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的差异。为了验证流动经历对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对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进行分组,高中及以上为高学历组,高中以下为低学历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无论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流动人口,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流动经历对于不同学历的流动人口均具有工资溢价效应。相比较而言,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经历的工资溢价效应高于低学历流动人口,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流动人口拥有较高的技能和素质,可以更好地利用从流动经历中积累的知识、能力和工作经验等,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

(2)流动经历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的差异。将全样本分为男性和女性群体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无论采用流动城市数量还是流动时间来衡量流动经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溢价效应均显著大于女性。根据调查数据,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流动时间分别为11.484和9.261年,平均流经城市数量分别为2.165和1.725个。显然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流动经历更加丰富,并且男性在流动经历中获取社会网络的信息和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54],更容易依靠流动经历获取更高的工资回报。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城市数量、流动时间等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流动经历存在工资溢价效应,能够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且流动经历对高学历、男性流动人口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高于低学历、女性流动人口。就影响机制而言,社会适应是流动城市数量产生工资溢价效应的途径,即流动城市数量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社区志愿服务和社会活动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进而提升其工资收入;心理认同是流动时间产生工资溢价效应的途径,即流动时间会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从而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流动经历可以削弱户籍歧视的工资抑价效应,相较于公有制部门,流动经历对户籍歧视带来工资抑价效应的削弱作用在非公有制部门更强。

本文的实证研究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发现流动经历是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为流动经历对工资收入产生溢价效应提供了稳健证据,并从社会适应和心理认同角度探讨流动经历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途径,为理解个体流动经历在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方面的重要性提供了微观证据,也扩展了流动人口工资决定相关研究的视角。此外,本文发现流动经历在城市户籍门槛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城市流动经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就业竞争力,降低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对工资收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工资决定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方面的文献。同时,本文发现流动经历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者之间存在差异,流动经历对高学历、男性流动人口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低学历、女性流动人口,这意味着流动经历反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为缓解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和学历歧视,应重点将低学历、女性流动人口的職业教育和培训纳入财政的支持范围,进行财政倾斜。此外,在我国数十年人口大规模流动、人口流动经历愈加丰富、户籍分割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上述研究结果具备丰富的政策含义,不仅为提高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缓解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而且还为就业质量和社会融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有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消除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的体制障碍,为劳动力提供更加充分的流动机会,同时社会政策应重点关注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完善流动人口工资和就业权益保障制度,为其城市就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鉴于当前因户籍制度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仍在持续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政府应持续稳步推进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地区户籍歧视,创造自由公平的劳动力竞争环境,促进劳动者流动就业,提高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第三,应充分发挥社区优势,积极构建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互交往的平台,鼓励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适应力,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建立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心理认同,发挥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认同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提升作用。

本文虽已构造流动经历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并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问卷中仅涉及流动人口流动城市数量和流动时间,未包含每一次具体的流入城市和就业信息,可能未能排除某些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造成的干扰。此外,本文仅考虑了流动经历对户籍歧视的工资抑价效应的削弱作用,其对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其他类型的歧视是否也有同样的作用尚未得知。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将在未来开展持续研究。

参考文献:

[1]WU Y, PIETERS J, HEERINK N. The gender wage gap among China’s rural-urban migrant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25(1):23-47.

[2]李铭娜, 回莹. 教育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學刊, 2021(6):28-40.

[3]于潇, 孙悦. 城镇与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 人口研究, 2017(1):84-97.

[4]COTTON J. Color or culture?: wage differences among non-hispanic black males, hispanic black males and hispanic white males[J].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1993, 21(4):53-67.

[5]XING C B, WEI Y H. Does migrating with children influence migrants’ occupation choice and income?[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17, 22(1):156-172.

[6]杨凡. 流动人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研究——基于倾向值方法的分析[J]. 人口研究, 2015(6):94-104.

[7]呼倩, 夏晓华, 黄桂田. 中国产业发展的流动劳动力工资增长效应——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微观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10):86-100,245-248.

[8]XING C B, ZHANG J F. The preference for larger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rural-urban migrant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3(4):72-90.

[9]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6):2188-2244.

[10]CHEN Y, WANG L, ZHANG M. Informal search, bad search? the effects of job search method on wages amo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8, 31(3):837-876.

[11]马双, 张劼, 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2(5):132-146.

[12]ADDISON J T, BLACKBURN M K. Minimum wages and poverty [J].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99, 52(3):393-409.

[13]纪雯雯, 赖德胜. 工会能够维护流动人口劳动权益吗?[J]. 管理世界, 2019(2):88-101.

[14]李萌.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与收入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 人口研究, 2004(6):70-75.

[15]高颖.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供需变动及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5):83-90.

[16]马红旗, 陈仲常.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J]. 人口研究, 2012(6):87-99.

[17]邵敏. 户籍分割下工作转换行为的收入效应[J]. 经济科学, 2018(6):105-117.

[18]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1):1-17.

[19]明娟, 曾湘泉. 工作转换与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J]. 经济学动态, 2015(12):22-33.

[20]PARSONS D O.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 application to quit rates and layoff rat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2, 80(6):1120-1143.

[21]明娟, 王明亮. 工作转换能否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J]. 中国软科学, 2015(12):49-62.

[22]陈斌开, 陈思宇.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J]. 经济研究, 2018(3):35-49.

[23]LEHMER F, LUDSTECK J. The returns to job mobility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y[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0, 90(3):549-571.

[24]汪润泉, 周德水. 农民工在城市间“用脚投票”能否实现高质量就业——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1(12):42-54.

[25]PISSARIDES C A.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74-76.

[26]MEZGER K C L, FLAHAUX M L. Returning to Dakar: a mixed methods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for occupational status[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45:223-238.

[27]DELECHAT C.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ynamics: the role of experience and social networks[J]. Labour, 2001, 15(3):457-486.

[28]李树茁, 任义科, 靳小怡, 费尔德曼.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8(2):1-8,70.

[29]李树茁, 杨绪松, 悦中山, 靳小怡.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67-76.

[30]CARLETTO C, KILIC T. Moving up the ladder?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experience 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Alban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47(6):846-869.

[31]杜鹏, 张航空. 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4):14-20.

[32]REINHOLD S, THOM K.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in the Mexican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3, 48(3):768-820.

[33]LEE C.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M]. 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27-132.

[34]陆铭.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季刊), 2017(4):1499-1532.

[35]GLAESERl E L,  LU M. Human-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China[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8.

[36]杨菊华. 空间理论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J]. 社会学研究, 2021(3):180-203,229-230.

[37]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2-64,93.

[38]周战强, 蒋晓敏, 韩冰清. 文化融合与流动人口城市创业[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9):58-65.

[39]ISLAM A, RASCHKY P A, Genetic distance, immigrants’ identity,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5, 28(3):845-868.

[40]DRYDAKIS N. Ethnic identity and immigrants’ wages in Gree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2, 36(3):389-402.

[41]BATTU H, MWALE M, ZENOU Y. Opposi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7, 20(3): 643-667.

[42]AKERLOF G A, KRANTON R E. 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1): 9-32.

[43]章元, 王昊.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7):42-51.

[44]陈传波, 阎竣. 户籍歧视還是人力资本差异?——对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布朗分解[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9-16.

[45]高慧, 周海旺. 上海外来与本地劳动力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对比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07(S1):148-154.

[46]李培林, 李炜. 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1):119-131.

[47]马小红, 段成荣, 郭静. 四类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5):36-46,126-127.

[48]刘修岩, 秦蒙, 李松林. 城市空间结构与劳动者工资收入[J]. 世界经济, 2019(4):123-148.

[49]许岩, 尹晓, 尹希果. 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城市居民的工资变动[J]. 人口与经济, 2019(4):47-64.

[50]汪润泉, 赵广川, 刘玉萍. 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7):131-144.

[51]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83-96.

[52]王智波, 李长洪. 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J]. 经济学(季刊), 2016(3):917-940.

[53]LI H, LIU P W, ZHANG J.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23):1504-1520.

[54]尹志超, 刘泰星, 张诚.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24-42.

[55]BURDETT K. A theory of employee job search and quit r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8, 68(1):212-220.

[56]孙文凯, 赵忠, 单爽, 刘问鼎. 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构建与检验[J]. 经济学(季刊), 2020(4):1515-1536.

[57]尹志超, 甘犁. 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4):129-140.

[58]常进雄, 赵海涛. 所有制性质对农村户籍劳动力与城镇户籍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6(2):627-646.

The More Floating, The Richer?:A Study on the Wage Premium Effe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SHENG  Yinan, ZHENG  Haor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floating behavior,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is more abundant and the floating time is gradually extended. This paper uses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data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on wage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The results of the benchmark model and instrumental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has a wage premium effec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wage income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floating cities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y improving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the floating tim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y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he places they have moved into.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reshold on wage.  The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public sector and non-public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employment unit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t   finds that,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ed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on the wage underpricing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reshold i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weakening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non-public sector.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high and low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le and female, can obtain the wage premium of the floating experience. However, the wage premium effect of floating experience on high-educated and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low-educated and fe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upervise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policies and policies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stablish a fair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form the reasonable wage growth mechanism.

Keywords:floating experience;social adaptability;wage premium effect;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scrimination effect;floating population

[責任编辑 崔子涵,方 志]

收稿日期:2023-03-14;

修订日期: 2023-0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多维测度研究”(20&ZD173)。

作者简介:盛亦男,经济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浩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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