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双循环格局与共同富裕
——超边际一般均衡分析

郑小碧,方权

(1.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 浙江中医药大学 金华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32)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首次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时再次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导致单纯的国际循环难以为继,中国内外循环的发展环境、条件和相对重要性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显著上升[1],中国通过国际经贸合作实现了要素禀赋的国际循环和高效配置,形成了借力国际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分工格局。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随着国内要素禀赋的升级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等逆全球化趋势的形成,中国出口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等开放性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下降[1],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对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进入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阶段,而能否加快构建这一双循环分工格局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因此,深入揭示双循环分工结构的形成和演进机理,并阐释这一分工格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

实际上,双循环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术界主要围绕双循环格局形成的背景、新发展格局构建存在的阻碍因素、如何构建双循环格局以及双循环格局的经济发展效应等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有研究者认为,“双循环”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面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日趋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而作出的战略抉择[2],而这些变化主要包括了国际分工形态演变、国内要素禀赋改变以及外部竞争与合作关系调整等[1,3]。尤其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逆全球化行为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4],加之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都导致外循环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限制[5],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其次,关于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学术界主要从基础设施、要素流动性及外部冲击等视角展开分析。例如,李婧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制约中西部内陆地区消费大市场建设及其贸易反哺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6],从而不利于全国大市场循环体系的形成。最后,中国劳动力的跨区流动性较差,这也是导致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关键因素,进而不利于建设全国统一要素市场[7]。当然,新冠疫情的爆发既是促使中国建设双循环格局的外部冲击性因素,也是阻碍中国国内消费倾向上升进而制约国内市场大循环的负面因素[8]。

如何构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推动国际循环来看,学者们认为关键是要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9],惟其如此才能既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市场优势,又能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人才与技术等先进资源[10],从而真正实现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11]。此外,通过打造跨国合作的产业链体系,也是积极推动外循环发展的重要路径[12]。对于内循环而言,研究者认为,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完善国内产业链与产业结构体系和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来激发国内市场活力[13],而内需的扩大需要通过优化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环境来完善需求体系[14],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则需要依靠供给侧改革,从而推动有效供给的形成和产业更新,从而推进区域间产业联动和经济融合[15]。供给侧改革中,数智化在上下游价值链产品与要素市场融合方面发挥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畅通内循环[16]。

冯晓华等从交易效率角度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干预会助力中国城市国内循环主体地位的进一步加强[17]。从构建双循环的新格局来看,学术界比较统一的研究结论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坚实基础,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深化,国内市场大循环锤炼形成的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则有利于中国更好的开拓国际市场[18]。张少军等基于贸易利得量化模型指出,统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打通双循环之间的堵点,有助于实现双循环贸易利得的良性互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9]。

此外,学术界也对双循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就双循环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尚缺乏深入的关注和研究。尹伯成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供求关系间形成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20],从而为国内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内部空间。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有利于通过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21]。而有研究认为,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更加有利于实现国内市场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通过疏通国内外流通与分配渠道,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平衡[22]。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循环,内外循环的多元联动对于新格局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23]。当然,从国家整体而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有利于通过渐进与变革相统一、活力与合力相统一以及发展与安全相统一,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效率的升级[24]。

综上分析,已有的研究对双循环格局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并得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结论和启示。也不难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视角对双循环格局的形成过程、作用及发展方向等角度进行分析,但缺乏从分工结构本身研究双循环分工格局形成的内在机理、演化条件及影响因素,少有揭示这一分工结构演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内在影响关系。本文认为,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面对内外环境变化而作出的政策调整和战略选择,更是中国与全球经贸关系和产业分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经济性结果,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宏微观分工结构与网络不断扩张的过程,我们应该将双循环格局的演进放在分工结构和网络演变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视野中进行更为深度的观察和分析,进而揭示这一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长期影响效应。为此,本文借鉴和扩展已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模型[25-27],从市场分工网络演变的视角,揭示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演进的内在驱动因素和机理,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演变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中国新经济格局的内生演进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宏微观政策含义。

一、理论分析:双循环格局的驱动机制与共富效应

随着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国逐步从“两头在外”的开放模式转向“以内为主、内外互促”的新发展格局[28]。在此过程中,外部环境和要素禀赋的变化使得中国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都在推动着国内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体系发挥更为主导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形成更为高效均衡的市场分工网络,进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更为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双循环分工网络及新发展格局演进的驱动机制

1.市场开放后要素匹配驱动外循环分工网络的形成与扩张

在市场开放之前,一国所拥有的商品和资源只能在国内市场网络中进行交易。由于缺乏国际交流合作,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管理理念难以得到有效传播,一国的经济体系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而对于整个国际市场而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配置和利用,国家间也难以形成合作共赢的市场机制。市场开放后,商品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改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全球产业分工网络和外循环经济体系逐步形成,而这反过来将大大提升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商品交易效率,进而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速全面开放外贸经营权和市场对外开放,并通过积极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性贸易竞争。在此过程中,国内大型公司不断涌现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展壮大自己,积极投身国际市场建设,并不断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加深,全球分工中的中国元素日益明显,中国外循环格局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愈发显著。

当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深刻调整,虽然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错综复杂,然而中国在扩大内部循环效应的同时,继续推进国际循环,仍将有利于深化要素流动性开放,提升国际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促进中国企业在全链条中获得分工利益,并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因此,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仍将是促进中国外循环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2.市场与创新互动驱动高水平内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与扩张

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来看,内循环是基于国内市场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一体化[1],内循环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消费与创新的互增强机制来牵引。当国内消费升级,必然会带动产业的创新,创新产品将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内需,从而实现产业创新与消费相互促进的格局,从而有利于内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与扩张。而从政策因素来看,国内营商环境以及国内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将有利于积极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和产业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展,进而促进内循环格局的发展。内循环的发展将带动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和加速城镇化,从而大大提升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在国际循环不确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有效供给增加,有利于进一步激活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和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从而为内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和扩张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内循环将有效地推动国内消费和创新协同发展,由此一方面可以积极缓解外循环减弱带来的不利影响,将外销受阻的产品通过内销来实现收入的内部循环和增长,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内部循环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通过促进消费需求的规模化发展和升级,有利于促进企业根据需求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从而带动整个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产品种类和消费数量的扩张,最终实现内部循环分工网络的高水平扩张。

3.内外市场非均衡融合驱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扩张

随着国内外技术的交流以及先进管理理念的引进,国内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随之,高效的工业生产技术使得产品品质快速提升,刺激了国际的需求以及推动外贸的发展,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外商直接投资等的互动式发展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驱动方式。国内国际市场高度互补和高效融合,中国立足国内市场由拓展外部市场的双循环分工网络逐步形成,并通过中国比较优势资源与国外资本和技术的有效对接促进双循环分工网络的进一步扩张。然而,如果内外市场的融合渠道受到破坏,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外连接不畅,将不利于双循环分工网络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近年来国际市场的逆全球化以及疫情蔓延不仅加剧了全球供应链调整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对中国外循环的开展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因此,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双循环分工网络也会存在内外部循环的非均衡性和相对主导性。这意味着,双循环分工网络及市场资源动能可能会由国际向国内延伸,庞大的内需由此不断被激活和释放,从而逐渐呈现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通过国内大循环来带动国际循环进而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分工网络和新发展格局。

(二)经济发展格局演进与共同富裕

如上所述,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变化,一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相对重要性和效率都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格局将大致经历相对封闭的经济格局、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外循环格局和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等3个发展阶段,从而不断优化一国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乃至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提供效率基础(表1)。

表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演进的驱动机制与共富效应

1.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格局与低社会福利水平

在商品经济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形成一定规模之前,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的迂回程度很低,人们往往通过生产自己所需的物品或服务来满足自身需要。此时没有形成高效的分工网络,生产和消费往往受限于相对封闭的个人市场或者小群体市场,市场基本没有对外开放,有限的市场范围与分工尚未形成正反馈机制,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普遍偏低,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经济格局。在这种经济格局下,经济体往往没有多余的资源进行科技研发以及创新活动,因此会严重阻碍技术进步。因此此时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处于低效率生产、低消费水平和低流通的低水平发展阶段,经济个体的社会福利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外循环格局与社会福利水平的非均衡提升

随着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经济个体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产销模式,它们开始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卷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产业分工体现中,逐步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主要依托的国际大循环格局。在此过程中,外循环分工网络促进了国内经济个体的国际贸易利得增进,并且从国际分工合作中获得宝贵的技术创新和管理经验,由此可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因此,随着与国际市场交互的深入,国内与国外的资源配置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国民财富的增长效应逐步显现。然而,由于此时的开放经济体仍然处于主要基于低端要素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网络嵌入阶段,尚未形成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中低端的全球价值网络嵌入地位和基于成本竞争的开放模式使得此时的经济发展格局缺乏内外市场整合的优势,所以此时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虽然处于上升的通道中,但社会福利的绝对水平和分配状况可能具有局部集中和失衡的趋势,甚至有可能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中。

3.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与共同富裕

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依托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推动数量庞大的生产者、消费者卷入国内生产、流通和消费网络,由此促进产业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张,从而形成斯密-杨格意义上的国内产业分工网络与市场之间的双向联动格局,进而提升国内经济个体参与收入创造和均衡分配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经济个体通过开展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专业化生产活动,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商品的高效流通,从而推动形成更具规模的国内市场分工网络结构。与此同时,随着分工网络的扩张,国内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和单位成本下降,从而有利于扩张国内市场范围和规模,以国内市场大循环的发展格局由此展开。在国内大循环的带动下,不仅消费和产业得以不断升级,高效率生产、高质量消费和高水平流通都将进一步支持外循环发展,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经济个体(包括边缘个体)和地区市场(包括偏远市场)也能进入到国内国际双循环分工网络中,每一个经济个体和地区都有更大的机会和能力分享社会财富增长,个体收入和地区收入差距都呈现出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从而逐步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不断夯实现实基础。

二、模型与超边际分析:双循环格局的形成条件

(一)基础模型

假设国际市场上存在A国和B国两个国家,两国分别有数量为MA与MB的经济个体。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A国视为本国(国内市场),B国作为外国(国际或外国市场),其中两个市场上都存在两种能够进行交易和消费的商品,分别是X产品和Y产品。两种产品的生产都受到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要素的约束。此外,假设国内外面临不同的市场交易效率,经济个体在不同的分工结构中最大化自身效用,由此推进国内外分工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为此,借鉴赵亚明[3]和郑小碧[25-27]的做法,设定两国经济个体分别面临如下超边际决策问题:

(1)

(2)

LX+LY=1,KX+KY=1

(3)

pXxs+pYys=pYyd+pXxd

(4)

(5)

(6)

LX+LY=1,KX+KY=b

(7)

pXxs+pYys=pYyd+pXxd

(8)

最后,观察式(3)和式(7)中的资源约束方程可以发现,A国与B国经济个体的劳动力资源份额之和都为1,LX和LY分别表示两国经济个体投入在生产产品X和Y上的劳动时间份额,用来刻画专业化分工水平。而两国在资本要素约束上存在显著差异,KX和KY分别表示两国经济个体投入在生产产品X和Y上的资本份额,对于B国而言,假设b>1,这表明B国拥有更加丰裕的资本要素,这就意味着B国与A国存在不同的要素禀赋,B国的资本要素相对充裕,而A国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观察式(4)和式(8)中的预算约束方程,A国与B国每个经济个体都需要满足收支平衡,具体的预算约束等式将在下文体现。其中,pX代表X商品的价格,pY代表Y商品的价格,xs代表X商品的出售数量,xd代表X商品的购入数量,Y商品的数量表示方法类似。

(二)不同经济发展格局的经济个体的基础分工模式

如前所述,本文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刻画为A国内部市场交易与A国、B国的跨国交易。因此,为了方便比较分工结构的形成以及个体经济模式的转变,本文主要针对自给自足模式、内循环分工模式以及外循环分工模式3种模式展开分析,借此深入揭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内在机理,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图1 自给自足模式

图2 内循环分工模式

图3 外循环分工模式

如图1所示,自给自足的分工结构相对简单。此时的经济个体不仅生产X产品,也投入资源生产Y产品,生产出的X产品与Y产品全部供经济个体消费,因此该经济个体不仅不参与国内市场,也无法融入到国际市场中。由这种经济个体组成的国家或者地区将形成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格局。此时,经济个体效用大小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生产要素数量以及生产能力,因此封闭的经济格局也很难实现技术升级,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市场的缺乏也导致生产效率普遍偏低。

随着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市场交易的便利性逐步提高,交易效率不断提升,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于落后的自给自足模式,商业经济开始发展并不断繁荣,进而导致X商品与Y商品能够在市场中充分而比较自由地流通。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分工网络的扩展,经济个体不再需要进行多种产品的生产,经济个体选择单一产品的完全专业化成为可能。此时,X产品生产者(X/Y)将所有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到X产品的生产中,并通过出售部分X产品来获得所需的Y产品,如图2所示,从而国内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的内循环格局由此逐渐形成。

随着国内分工体系和国内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愈加成熟,人们的消费以及理念也在商品经济中不断成熟,商品的交易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国际商品的交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更是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带到国内。商品能够在更广大的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不仅促进资源更加高效的配置,也形成了国内外共同合作的基础,从而推动国内外分工网络体系的形成。由于存在不同的生产优势,A国在国际合作中将大力生产优势产品X,而B国经济个体将主要从事Y产品的生产,通过商品的跨国交易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合作共赢。如图3所示,A国的部分经济个体将全部资源投入到X产品的生产,而B国的部分经济个体将完全专业化生产Y产品,通过国际市场的交易来换取所需商品,从而推动外循环格局的形成。

(三)超边际决策与角点解分析

前文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形成以及交易模式转变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理论分析,在这一框架下,不同经济发展格局下的经济个体将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超边际决策,并在此基础上决定特定产品生产的资源投入以及最优产出量和交易量。

1.自给自足模式下经济个体的超边际决策和角点解

如图1所示,经济个体将所有资源投入到X和Y产品的生产上,由此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

A国的生产者在自给自足模式下面临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9)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LX=2/3,LY=1/3,KX=2/3,

KY=1/3,UA=2/31.5a0.5

(10)

B国的生产者在自给自足模式下面临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11)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LX=1/3,LY=2/3,KX=b/3,

(12)

2.内循环分工模式下经济个体的超边际决策和角点解

随着分工结构的演进,开始出现了完全专业化于生产X产品和Y产品的分工主体,并通过市场来换取其他商品,从而形成紧密的国内分工网络。

内循环分工模式下A国X产品专业生产商(X/Y)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13)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PX/PY)0.5/2

(14)

内循环分工模式下A国Y产品专业生产商(Y/X)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15)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16)

内循环分工模式下B国X产品专业生产商(X/Y)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17)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18)

内循环分工模式下B国Y产品专业生产商(Y/X)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19)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20)

3.外循环分工模式下经济个体的超边际决策和角点解

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产品生产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而且能够不断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内外贸易促进了更大市场规模的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市场分工网络也日益深化和扩展。由于如前文所述,A国在X产品生产上具有生产优势,而B国相反。所以,参与国际贸易的必然是A国的X产品生产商以及B国的Y产品生产商。

外循环分工模式下A国X产品专业生产商(X/Y)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21)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22)

外循环分工模式下B国Y产品专业生产商(Y/X)的超边际决策问题为

(23)

求解上述效用值最大,可得角点解

(24)

(四)角点均衡与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

1.角点均衡

(1)自给自足模式下角点均衡分析。在此模式下,经济个体会不断调整、分配生产两种产品所需的资源,实现资源约束下资源投入的最优解,使得个体效用最大。

(25)

(26)

(27)

2.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

对于3种分工模式而言,一国的经济个体会选择使自己的均衡效用达到最大的分工模式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由此就可以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分工模式的角点均衡效用的相对大小就可得出一国进入特定格局的条件。下面以A国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表2 发展格局演进的门槛条件

命题1:国际市场综合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是一国形成外循环格局的基础条件。在外循环格局下,一国卷入外循环的人数会受限于他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人数,而后者极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国际因素的冲击,这导致单向的外循环对一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并不稳定,外循环需要与内循环高效融合形成国际与国内市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由此才有可能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富裕水平的稳步提升。

命题2: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改进有利于推动内循环格局的形成,而国内贸易条件的持续性改善以及国内相对生产优势的改进将扩大内循环规模和强化内循环格局的地位,从而有利于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三、双循环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效应

前文主要揭示了国内、国际交易效率以及资源禀赋差异对国内、国际分工结构演进的巨大推动作用,进而分析了影响一国国内、国际贸易规模以及双循环格局形成的机制。内循环可以充分发挥内需潜力,实现强供给和促消费,而外循环可以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稳就业和稳增收。进一步,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能够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从而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而实现更加强劲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将通过增加相应条件来具体分析分工结构的演进如何促进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并对双循环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进行深入阐述和研究。

图4 分工与市场结构

(一)双循环格局的形成

前文主要对A国的3种生产消费分工模式(自给自足、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进行了分析。由于我们已经假设B国的国内贸易效率k2>16/27,所以我们只需结合表2最后一列对模型进行分析即可。国内贸易效率k1以及国际综合交易效率的不同取值将决定A国经济个体做出不同选择,由此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格局,进而对共同富裕产生差异化的重要影响。

1.国内分工水平较低且封闭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格局:自给自足

图5 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格局

2.国内分工水平较低且逐渐开放的经济格局:自给自足与外循环格局的展开

图6 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外循环格局

3.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且高水平开放的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融合

图7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推论1:国际市场综合交易效率的提升会使存在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外循环格局,而内陆地区往往会随着国内交易效率的提升直接进入到内循环格局中,进而在全国层面初步形成双循环格局。而随着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从内陆地区延伸至沿海的国内大循环体系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内循环与外循环不断融合,由此有利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双循环格局的演进将有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二)双循环发展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是基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实行扩大内需战略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双循环的经济格局能够实现资源在生产、分配、流通以及消费环节中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达到补短板、优化结构、降低成本以及促进消费的目的,进而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分工体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1.外循环促进沿海地区的收入增长

2．内循环推动内陆地区的收入增长

3．内外双循环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由于不同地区的市场条件不同,不同地区收入增长的状态和前景都有所不同。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为此需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循环,兼顾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从而充分提升生产、消费和流通效率,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效率基础。

推论2:相比于单向外循环主要显著提升沿海地区的富裕水平,内循环主导的双循环格局不仅有利于促进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富裕水平双重提升,也能缩小国内个体贫富差距,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四、数值模拟分析与特征事实印证

(一)数值模拟分析

上文分析可知,由于A国内陆地区无法满足国际贸易的条件,所以其经济个体只能在自给自足与内循环发展格局中进行选择。通过改变国内市场的交易效率k1的数值,得到内陆地区均衡效用的模拟情况,模拟结果见图8。

图8 内陆地区经济个体的均衡效用

首先,当国内市场的交易效率k1较小时,即k1取值在a点左侧,此时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损耗,国内市场无法形成高效的分工体系,因此将长期维持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格局,而经济个体的富裕程度也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当国内交易效率提升且k1>a时,内陆地区将形成高效的分工体系,并随着国内交易效率的提升,国内市场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个体的均衡效用得以不断提升。因此,这里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然验证本文的命题2与推论2,即国内交易效率的改善将积极地促进内循环格局的形成;内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能够推动内陆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从而将有力地支撑全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图9 沿海地区经济个体的均衡效用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如图10所示,在k1<16/27时,由于国内贸易条件没有本质上的改善,因此无法实现内循环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个体都将维持在初始的经济发展格局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力较大。这时,沿海地区通过发挥国际贸易优势,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参与国际循环,其富裕程度普遍要高于内陆地区,从而实现了部分地区的先富。当16/27

图10 经济发展格局演进与共同富裕

(二)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演进的特征事实

在改革开放前,从国内发展条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从外部环境来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环境非常恶劣,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导致中国难以真正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网络,外部循环的能力和空间都相当有限。因此,国内外发展条件和环境决定了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只能立足国内资源条件,在相对封闭的市场上寻求均衡格局。

在逐步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的设立,中国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与国际资本及技术实现有效对接,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3 239.3亿美元,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实现国内经济大幅度增长。这意味着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推动外循环格局的形成,验证了命题1。上海、福建以及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融入到国际分工网络中,中国由此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国际经济大循环格局。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并逐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此后,中国外循环格局有了巨大发展空间,外贸规模快速扩大。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并于3年后的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自此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循环格局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循环促进中国成为世界级制造工厂。在国际市场的壮大过程中,以增加值口径计算的国际贸易成本从2001年的63.90%下降到2006年的51.89%,东部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从2001年的4 701.26亿美元提升到2006年的16 281.98亿美元,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从2001年的396.43亿美元提升到2006年的1 324.88亿美元,相对而言,在体量和增量方面都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这意味着外循环对沿海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效果更为明显,验证了推论2中外循环主要显著提升沿海地区的富裕水平。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增加值口径计算的国际贸易成本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伴随着内需与外需失衡的问题进一步显现,中国内外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转向更多的依靠国内需求的新发展阶段。例如,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7年的峰值68%下降到2021年的31%,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也由2007年的10%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1%以下。这对命题1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验证:国际形势恶化将导致单一的外循环模式难以为继,外循环需要与内循环高效融合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外循环发展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的外部冲击,中国内循环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加明显。从公路里程看,国内实现从2010年的400.8万公里到2019年的501.2万公里,意味着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国内交易效率得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伴随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镇一体化发展,中国国内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本土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增强,市场交易效率进一步提升,202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9%的历史最高水平,内需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引擎。这意味着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改进积极推动内循环格局的形成,并强化内循环格局的地位,这验证了命题2。

国内大循环的壮大,非常有效地缩小贫富分化,进一步验证了推论1和2。从消费规模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最终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1.1%提升到54.7%。同时,2021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国内市场的壮大有利于保持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对国内经济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从而有助于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命题2进一步验证。从就业人口转移来看,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在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间已经分别高达2 315万人和3 183万人,但2010—2015年间却急转直下地跌落为2 219万人,2015—2020年间进一步下降为1 952万人。这表明尽管东部地区的人口吸引力依旧强劲,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吸引力也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壮大在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发展的同时,也极大促进内陆地区吸引外部劳动力,从而有望实现国内大循环体系从内陆向沿海扩展延伸,进一步验证了推论1。

不断壮大的国内市场、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都在客观上为中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因此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是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转变的内在要求,这一全球产业分工结构和发展格局的转变也必将对中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五、结论和展望

随着全球化形势的剧烈变化和经济发展外部条件的嬗变,中国通过国际大循环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将变得愈发困难,纯粹的国际大循环已难以为继。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具有了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和数值模拟方法,构建了封闭经济格局向双循环发展格局演进的超边际模型,系统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门槛条件和内在机理,并全面阐释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格局演进过程体现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特点。随着国际综合交易效率的提高,封闭经济格局过渡到外循环格局,并在此过程中,国际大循环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国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随着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外循环格局得以转变为双循环格局。在此过程中,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巨大作用,内循环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有利于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一国处于双循环格局时,随着国内市场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更多的经济个体从外循环格局转向内循环格局,且该国经济个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会同时得到提升。因此,推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也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内在演变过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演进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此外,相比于外循环对特定(沿海)地区富裕程度提升的积极作用,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推进内循环主导的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将有利于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内循环的发展也将有利于提升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通过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充分利用,这将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本文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理论模型构建的探索性研究,国内学术界尚未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在学术和理论上都具有足够的边际贡献。基于本文的理论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构建完整的内需扩张体系。依托国内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庞大的内需潜力,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内需升级,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加有效供给和高端供给,解决消费结构升级转型带来的供需错位,以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区域不平衡和城乡差距,因地制宜建立乡村产业体系,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经济活力,提升人口收入,激发低收入人群潜在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内需市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构建,推动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第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内大循环有效协调,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国际分工体系,发挥各国资源要素禀赋优势,实现资源在国际循环中的充分流通。世界经济会受到政策以及自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需要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打造全球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应积极推动构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实现市场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的构建离不开国内巨大的市场,将国内不同地区纳入到内循环中,将不断壮大内循环格局,为形成稳定的双循环格局提供保障。

第三,大力推进经济体系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不断提升国内外市场交易效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利于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实现信息资源在市场上的高效配置,大大提升交易效率。本文研究发现,交易效率的提升将积极促进分工体系的形成,进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并积极促进经济个体均衡效用的提升。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引导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积极发挥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形成更具规模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第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通过加强基础前沿研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将积极提升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层次不断的提升,将积极推动高端生产要素向国内配置,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匹配。随着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国内大循环将得到积极推进,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得到保障,利于区域间协调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六、结语

本文对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演进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但本文主要侧重于对新发展格局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模型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理论结论,同时尽管本文也运用了数值模拟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了验证,而这些理论假说和结论并未通过案例或计量实证等方式进行更为系统地实证分析,因此未来需要广泛地收集相关案例和统计资料对新发展格局演进的理论框架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除此之外,如何构建更为全面的新发展格局与共同富裕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框架也将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