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与被覆写的记忆
——《笨花》和《喊山》中生命记忆的建构

马润菲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一、“佯史”建构中的异化覆写：“她”的地标性记忆

铁凝选取笨花镇作为三个家庭在数十年历史中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地与归宿，无论是向喜为出人头地参军离开笨花，抑或是女儿取灯机缘巧合回到父亲故乡，出走必有归来，所有人的生命都由笨花镇孕育，生命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瞬间也都遵从着笨花镇历史脉络的走向。

在“公元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等频繁出现的时间节点中，同艾一家、西贝梅阁一家与大花瓣、小袄子母女经历了与现实历史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人生转折。“孙传芳”“袁世凯”等名字在文本中一直保持着似有若无的存在感，如同一支冷箭，在不谙新事的笨花镇不远处，伺机而动，等待破绽——铁凝有意将宏观历史下沉到一个封闭的乡土空间，尽可能隐藏流动的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赋予笨花镇这个文学地标更多的虚构性可能，换取人物生命建构过程中更多的自由。

因而铁凝对笨花镇历史记忆的建构是暗合现实历史但凌驾于其之上的。笨花镇自身的生命记忆之于宏大历史叙事具有强大的化解力［1］，不仅体现在对现代文明保守且小心的疏离态度（西贝一家对梅阁受洗的排斥等），也体现在当现代文明以势不可当的态势侵入这个平和宁静的地方。笨花镇作为一个体量小、空间窄的地标，它容纳了基督教徒的虔诚与革命战士的激愤，承载了一代代笨花镇人或被欲望驱使、或为信仰牺牲、或为恶人戕害的生命记忆。它站在时代政治的面前，沉默地对峙着，展现出地方“佯史”［2］以小博大的意志。

不可否认，笨花镇中出色的女性群像展现出了女性生命在时代的巨浪下、在狭隘的地方中能够做出的所有选择，或为现代革命引导教育，或向西方新教寻求慰藉，或被传统长久地规训，她们的离乡与归乡，使笨花镇这个地标承载了足够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记忆，一去一留、一离一返，女性之间从不交锋，但每一个照面都流露着规训与反叛的张力。

也正因为铁凝对笨花镇上的女性怀有过于强烈的企图，期望通过记叙被困在狭窄空间中或是寻找家乡地标的女性命运，观察当代女性生命记忆中从顺从到反抗的意识生发过程，但并没有处理好女性人物之于现实政治（同艾、取灯），之于封建父权（西贝、顺容），之于原始欲望（大花瓣母女）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在对作家把握个体记忆与历史声音要求极高的“佯史”写作中，的确是一个难题。

因此可以说，笨花镇上的女性群体也表现了在现当代文学谱系建构中女性生命记忆被标签化覆写的选择——她们更多地作为见证现代文明进入地方的地标性记忆存储物，而非生命个体。“记忆往往因其丧失真实性而得到建构性补偿”［3］，对女性生命记忆的覆写往往受重构时代政治的现实驱动影响，将“同艾”的生命线作为笨花镇经历现代军事革命的驱动暗线，将“西贝梅阁”的生命线作为笨花镇经历西方宗教入侵的现实写照，她们是地标，是新旧交替的信息存储者，却唯独不是她们生命的唯一负载者。

同艾是一个传统的记忆参照物，贯穿《笨花》作为女性角色记忆的“基准点”，让读者观察到那些流动着的生命，如何生发，如何选择——那些地方性记忆中的异质点如何被强权政治塑造，如何被父权凝视并固化成一个不再流动的地标。同艾就像一个历史的锚点，所有混沌与失格在她的传统面前终结，而这传统又注定为未来可能性的书写让步。家庭中的角色被“贤妻良母”的封建父权所禁锢，政治场域中的定位又为“现代革命”的入场所覆盖［4］——她因其负载的过去而存在，又时刻背负着记忆被覆写而消逝的未来。

而西贝梅阁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其持有的宗教身份，联系着基督教进入地方叙述的历史公共记忆。她的每一次出场，虚弱无力、善良温和，坚持信徒立场的格格不入与其温驯的皈依，共同构建了一个旁观现代性进入地方的独特视角。她明面上暗示着宗教在民间的兴衰史，实际上是铁凝试图用温顺的仰视重观文化记忆在现代军事战争中的消亡［5］。铁凝在设置西贝梅阁死亡场景时的氛围渲染，灰暗沉郁，甚至有不可挽回的凛冽感，她在人物身上寄托的并非个人的命运，而是过去的、一段时区的、只可回望的衰亡。

她们的生存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却寄托了太多历史的期盼，她们是变动中的坚定锚点，固执默然地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她们生命中所有本应飞扬的欢喜与悲哀都被远超于意志之上的事物所压抑，她们多表现出来的异质性经验要被世俗一遍遍地“拷问”，被千万次改写和覆盖，最终归于沉寂。

二、欲望的紊乱与失序：“她者”回忆的自欺

不同于与地标性记忆捆缚在一起的同艾与梅阁，施玉婵、小袄子、大花瓣代表着鲜亮大胆的流动的生命力，遵从原始的人性欲望，是一种近乎混沌的自然状态，铁凝试图在对“自然”人性的建构中赋予女性生存的“去罪化”选择权，但由于现实政治与父系强权的介入，使得这种尝试更像是回忆解构过程中的自欺欺人。她们并非有自主意识地遗忘或忽略来自男权对她们出于生存本能所做出的一切行为的判罚，而是从生到死都困囿于谋取微薄的生存资本，无暇思考，无暇低落。

单纯是她们的底色，而命运的推波助澜令这些本属于湘西世界的画布染上或横死、或漂泊的可怖色彩。施玉婵嫁人生子之后又回到戏班浪迹江湖的命运，则是铁凝对这一类昂扬而混沌的生命最后的一点幻想——她试图还原生命最初的真相，以“自然”脱出传统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禁锢，解构正常的世俗道德秩序，但这并不能解决女性记忆被遮蔽的问题，反而显露了一种卑怯。铁凝尽管在大花瓣、小袄子母女俩钻花棚的场景设置中淋漓尽致地凸显了道德伦理摇摇欲坠的、自然中的失序感［6］，甚至于在女儿小袄子的身上着力强调了无辜与残忍的无常倒错，但笨花镇终究不是另一个湘西茶峒。于是背叛也成了记忆解码堕落的序曲：她们试图原谅，试图宽恕，作出一种遗忘罪孽、解构罪名的尝试，但她们并没有改变对生命本能的屈从，没有改变她们的沉默。

腊宏对红霞，向喜对施玉婵，是社会地位上的抹消，在社交场合中长久的缺席不仅淡化了人们对她们身份存在的认知，某种程度上也便利于“他者”的在场将这部分记忆合法化改造，以及对其身份彻底否认。经历时间的冲刷，她们的存在甚至不需要“他者”之口掩饰，自然而然被所有人遗忘。而更可怕的是，这种遗忘不仅符合某种群体性利益［7］，更符合她们对自我的期待——红霞渴望抛弃被拐卖的记忆，连同记忆的解释权一并放弃，而施玉婵选择背过身去，携着自己的生命记忆向远方奔逃。

在《喊山》文本中，红霞的个体记忆与十里岭的“群体”声音（生态声音）在前期是断裂甚至于相悖的［8］——红霞反抗尖叫对应的是十里岭村落的无动于衷，红霞被殴打被迫失语对应的却是十里岭生机勃勃、野性奔腾的最贴近乡村现实的一些喧闹日常。而在最后，红霞声音的回归与十里岭的存在状态却达成了诡异的同频共振：以买主腊宏的去世为前提，以红霞与韩冲的爱情为救赎手段，［9］完成了所谓“体内尚未被抹灭的抗争意识”的近乎记忆重构的实现。所有本该鲜活着奔涌着的“她者”回忆将在红霞选择宽恕与谅解的一瞬间凝滞，成为被遮蔽着的回忆的断裂区。她们本该将被压迫被“征服”的记忆镌刻在灵魂里，但终于为了未来的世俗利益，将一切抛开，成为记忆的自欺者。

十里岭在解读过程中往往被赋予了太多超出文本所传达的温情，很多人看见了它与“笨花镇”“马桥”等地方佯史记忆的虚构承载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果脱出“寻根文学”的滤镜，不难发现十里岭所承载的群体性记忆是更加冰冷甚至残酷的。它不像马桥是三月三跳跃在每家的一道冰冷刀光，奔涌着原始狰狞的野性；也不像笨花是现代文明入侵地方最后的温情脉脉，流动着复杂却温软的波光；十里岭看似回归原初的乡土经验，实则潜行着悲剧性的压迫记忆叙写。

红霞从被动消隐到主动失语到最后自我回归，从对人性失望到爱情萌芽再到最后美好等待，到底是爱情与自我的救赎还是最终的规训？到底是向记忆发出背叛性的复仇还是沉默式的忍耐？她沉默过、呐喊过，那么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发生在家庭场域的“性暴力”与精神压迫应使“她者”在记忆叙写中认识到话语的威权：“失去了记忆，我们就失去了语言”；性别场域中男权长久以来居于上位的凝视，源于生产资料更高程度的倾斜，而这些更应该声嘶力竭地呐喊却往往被所谓乡村蒙昧、习俗传统所遮蔽，有人说回归自我，有人说宽恕和解，但最终都是沉默。

她们不该成为记忆的断裂区，而应成为记忆固执的守望者。［10］仇恨“他”们对自己身体与人格的践踏，仇恨“他”们轻易将自己卖出，仇恨“他”们羞辱自己的自由与信念，以至于仇恨在这个虚伪腐烂的社会中无能的自己——她们本应走向新的生活，但不该遗忘。

三、生命记忆解码的错乱：回忆痕迹的覆灭

在《笨花》中顺容、取灯代表的是最具希望与可能性的生命记忆。在成为“顺容”之前，她是戏谑向喜的二丫。她逼问向喜的心意，对向喜原配介意和不满。［11］二丫作为横冲直撞的女孩，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乡村闭塞停滞的空间内，难得被看见、被听到、被描写的跃动着的反权威的女性意识的萌发——也是企图建立生命主体记忆的野心。

而这种潜藏的反叛精神也被女儿取灯继承，取灯进入笨花镇是一个巧合，但她所喻示的现代性（政治改革、思想进步、军事变动等）却又以势不可当的必然姿态，进入“笨花”世界中女性生命记忆的重构。取灯并不以反叛来征服、改造记忆，她是回归野性的奔腾，走向未来的丰盛。

母女两人的生命走向大不相同，“顺容”被性别领域的强权征服、驯化，走向沉静的、落于窠臼的平和——第二个同艾。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顺容”在后期几乎成为向喜战争记忆的锚点，她的退避宣告着女性在现代革命中俯首的姿态，这与女儿取灯相反。取灯是《笨花》中唯一具有走向最广阔的可能性的人。［12］尽管因为小袄子的背叛而凄惨死亡，但她却是唯一怀抱着希望、决心与理想走到最后的“完人”——生命的终结寂寂寥寥，但她的记忆却无一刻不野蛮、不丰盛。她反抗着、进步着，延伸着所有生命力的可能。更难能可贵的是，铁凝并没有忽略父亲向喜对她的影响，取灯与笨花镇的相遇替代的是父亲的缺席，这意味着哪里都存在着男权对记忆的支配，都存在着他们对语言的霸权。“他”们的旁观并不意味着退避，而女性的盛放时刻面临着被窥探、被观赏、被控制的危险。

在笨花镇这一地标上，父女两人分享一个共同的记忆，却区分着不同的身份认同［13］：父亲向喜书写着乡土文学的寻根传统，故乡需要守护，是一场废墟上的幻梦，他渴望寄托乡情乡思，却选择遗忘笨花的记忆实体，他所代表的男权主体回忆是凝固的，是时刻不忘操纵着回忆的塑形与改造；而取灯却赋予其无限可能的行动力，她来到笨花并不负载任何使命，她自觉地完成了由“旁观者——见证者——参与者”的一系列转化，并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事一定得干”，从而激活了她与笨花同气连枝的生命记忆，经由行动淬炼的野性催动着她们改写生者权威的释义、亡者记忆的归属，并由此破除男性缺席产生的主体性幻觉，在重新认识女性生命记忆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思考如何搭建记忆锚点，如何承载恢复回忆生命力的责任以及反抗压迫的记忆刻印。

同样是抹消女性长久以来被放置于“苦难与罪责的人格化记忆”的处理，《喊山》中琴花的角色更为出彩。葛水平没有对琴花在两个男性之间摇摆的行为进行道德判准，因为“淫荡”的罪名不仅凌驾于生存资本之上，还是男性单方面建构记忆、进行判刑、解读意义的无耻证明——包括赋予女性承载苦难与罪责的人格化记忆，经过单方定义，经过甄选和价值判断，再进行遗忘。

琴花与红霞的关系并非对照组，而是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红霞突出了某种永恒女性的理想范本特性，文本中并没有书写她激烈的反抗，而是重点刻画了五次微笑的平和与宽恕的人性之美，或许葛水平想要表现中国乡土文学女性经验中“地母”角色的魅力，但也因此暗藏着一种合理化的男性凝视的危险［14］——红霞是历史的之前和之后世俗所肯定的符合“爱与自然”与所有可能的利益期待的形象，她的记忆即是被塑造被引导被共享的十里岭记忆。而琴花不是，她是十里岭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却实现了背离于地标记忆的反叛。她不愿意在男性的文化记忆中被定义、被丢失、被遗忘，甚至被压抑，更不愿意在男性凝视之下被规训。当我们用建构记忆的方式解读琴花的视角，与“他”们对峙，就可以惊喜地发现，琴花沉溺于肉体欢愉的表现是低于“性灵”的，也是超越“性灵”的——她不是小袄子一类处于混沌状态的人物，而是流动着的野性所寄生的一切可能。

而叙述主体由琴花转向红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性别场域中记忆碎片磨损的警惕，也可以理解为是“她”们在记忆存储过程中的解码问题，红霞最终落于十里岭山谷中的微笑，在回忆开始之初，不可避免地中断了女性视角解码记忆的合法性，但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记忆之所以成为记忆，因其不可追溯、不可知其全貌。因此从《喊山》中我们也重新认识到记忆磨损过程中联结物象与重构意图的“话语权”问题，最关键的不在于“说”多少，而在于当“她”不想说的时候是否可以保持有尊严的沉默。

总会有更多的笨花镇，更多的红霞与琴花，记录下生者的时间与亡者的记忆，不被遮蔽，不被覆写，正如尼特哈默尔所说，“没有什么会被完全遗忘，所有的感知都会在记忆的痕迹中留下一个或苍白、或被压抑、或被覆写的印迹”，等待下一个丰盛瞬间的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