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效应研究
——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严芝清,钟 文,郑明贵

(江西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鲜亮底色。(1)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受益于数字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可见,数字经济潜力巨大、动力十足。因此,文章自然而然引出一个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命题:数字经济能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深化该命题研究,对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作为时代热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收入分配等研究。[1][2][3][4][5]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引。然而,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如何,又存在何种传导机制?在已有研究中缺乏相对充分的系统讨论,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基于此,本文深入挖掘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在机理,并进行多维度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定量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潜力,并讨论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边际拓展了既有理论研究;二是将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纳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作用机制;三是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非线性影响,并讨论了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不同作用机制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效果,检验二者是否具有替代效应,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效应:共同富裕视角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实现如何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成色。一方面,数据开发与运用提高了信息交互速率,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改善信息不对称困境。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提升了数字技术的精准匹配能力,对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促使异质性劳动成果趋于收敛,从而为财富创造与价值实现提供了公平环境;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上潜力无限,能够促进产品数字化升级,优化传统运营方式,改善组织结构,提高整个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数字经济具有“做大蛋糕”的动能。[6]此外,数字经济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与资源约束,使广大居民平等参与、分享信息服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类社会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水平,有利于缩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因此,数字经济具备“分好蛋糕”的潜能。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显著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二)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实现。从科技创新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新环境,鞭策着科技创新持续推进,反过来,科技创新又是数字经济的力量源泉,二者如影随形。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效应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表现为:一是数字经济加速了技术推广与运用,推动了科技成果落地见效,实现了科技与生产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发展动能转变;二是数字技术与生产环节水乳交融,将促进全社会分工专业化与精细化,延伸产业链、提高价值链,最终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数字技术发展得以突破一批关键性“卡脖子”技术,如关键基础软件加速开发、部分领域芯片快速研发,进入世界前沿,以及量子信息技术和通信研发能力持续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而言,数字经济具备高协同性、低成本性与高渗透性特征,使得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宏观层面,数字经济有助于强化产业间关联度,保障产业协同发展势头,从而缩小产业间与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数字技术发展对传统产业发展模型与演进路径进行了深入革新,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二是微观层面,产业结构升级加速要素流通,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改善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改变了就业结构,衍生出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增加了大量就业岗位,通过就业规模与工资收入缩减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助力。综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三)基于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其赋能作用可能具有非线性特征。一方面,城镇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表现为用户群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促进了网络用户的增加,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城镇化也意味着资本集聚与人口流动大的特点,诱导了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加速也会促使能源消费需求剧增,因为推进城镇化意味着大量基础设施与住宅配套建设,维持相关系统运转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城镇碳排放加剧,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随城镇化水平变化而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CSMit=α0+α1DEit+α2Xit+μi+φt+εit

(1)

其中,CSMit为省份i第t年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DEit为省份i第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α0、α1、α2为相关系数。Xit是控制变量组,μi是省份固定效应,φ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为了验证该作用机制,在(1)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Medit=b0+b1DEit+b2Xit+μi+φt+εit

(2)

CSMit=c0+c1DEit+c2Medit+c3Xit+μi+φt+εit

(3)

其中,Med为机制变量,包括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其余变量与(1)一致。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否会通过城镇化而产生非线性特征,本文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理论,[7]构建如下门槛模型:

CSMit=γ0+γ1THRit+γ2DEit×I(THRit<θ1)+γ3DEit×I(θ1≤THRit≤θ2)+γ4DEit×I(THRit>θ2)+γ5Xit+μi+φt+εit

(4)

其中,THRit为门槛变量,以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城镇化水平(UR)采用人口密度衡量,θ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满足条件时取值为1,反之为0。

(二)变量测度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式现代化(CSM)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及特征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科学概念,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核心词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行动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新形态新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和实际的中国特色,[8]它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昭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测度需要打破“闭门造车”的传统惯性,必须具有大局意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渊源、中国国情及时代背景为基石,构建出与之相适应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与特征,以及已有相关评价指标,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5个维度共29个指标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如下特点:①基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研究视角,细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选依据,紧密契合我国新时代国情,具有科学性与可操作性。②综合考虑时间维度上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保证了评价结果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丰富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态政策制定。

本文选用综合评价方法测算中国式现代化综合水平,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中,且可操作性强。具体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及测算权重,[9]进而得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评价值,公式如下:

(5)

其中,Pj、Wj分别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与权重大小,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对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是运用综合评价方法的前提。为了解决数据来源不同导致的不可比较问题,可以采用数据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实现数据的可比性。

其次,指标权重确定。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该方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即该指标的权重越大。[10]具体步骤是:

③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1-ej

表1 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体系

图1 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结果

2.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

目前学界对数字经济的测度尚无统一标准。本文借鉴已有对数字经济的测度方法,[10][11]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原则,从数字产业化与数字惠普金融两个方面评价中国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本文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标。其中数字产业化指标遴选了电信业务总量、移动电话年末用户、互联网宽带用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4个二级指标,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则包括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3.中介变量(Med)

中介变量包括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其中科技创新(STI)采用各省份人均专利申请数量进行衡量;产业结构升级(IS)采用付凌晖(2010)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来测度。[12]

4.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展开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效应分析,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收入水平(II)采用各省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衡量,政府干预度(GOV)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交通基础设施(TI)采用各省市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测度,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FDI与GDP比重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可获取性准则,将时间跨度设为2011—2022年。评价指标体系涉及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wind数据库,采用插值法和类推法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估算,最终得到样本量为360的平衡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是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回归系数为0.26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赋能作用,平均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比,中国式现代化提升0.269个单位。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直接效应源自其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引擎”作用,数字经济既有“做大蛋糕”动力,也有“分好蛋糕”潜能,进而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初步验证了假设1。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表3(续)

(二)内生性检验

在内生性问题上主要存在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反向因果问题、Selection-ratio法检验遗漏变量问题,回归结果见表3的第(3)(4)列。首先,工具变量法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使用各省份 1984 年每百万人邮局数量和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13]该工具变量具有一定逻辑:一方面,从源头而言,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当地历史上的电信基础设施支撑,往往电信基础设施越好,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进而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沃土,而早期的电信基础设施好坏主要体现在邮局规模与固定电话数量上,因此满足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随着时代进步与互联网技术提升,邮局规模与固定电话数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其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趋于衰落,从这个层面看,它们难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因而满足排他性要求。[6]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3第(3)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其次,模型设立中,遗漏重要变量会造成回归偏误。Altonji通过构建(值对模型遗漏变量进行检验,它是在假设因果效应为零的前提下,可观测变量与不可观测变量的比值,如果(>1,则说明变量选取合理,遗漏变量偏误无法影响回归结果。[14][15]表3第(4)列显示,两种方法检验下,(值均大于1,表明原模型变量控制合理,遗漏偏误问题可忽略。因此,在进行内生性检验后,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结论仍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采用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相结合法确定权重,运用综合评价法重新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如表4第(1)列所示,验证了前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2.子样本回归

数字经济首次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自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为了排除2017年后相关政策影响,本文剔除2017年及以后数据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数字经济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证实了前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3.剔除4个直辖市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差异显著,而直辖市在政策福利与发展模式上与其他省份差别巨大,因此,在回归检验中剔除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天津市四个直辖市。回归结果如表4的第(3)列,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结果相近。

4.缩尾处理

样本中存在的异常值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不确定影响,为了保证严谨性,对所有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双边缩尾处理并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的(4)列,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至此,验证了假设1。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四)作用机制检验

表5是作用机制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第(2)(5)列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第(3)(6)列是分别加入机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回归,相关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但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说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2。通过计算可知,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9.221%,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6.663%。因此,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较产业结构升级更显著。

表5 作用机制回归结果

(五)异质性分析

中国具有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状况差异明显。为了剖析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差异,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年鉴划分标准,将全国划分成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2)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在地区上表现为西部>中部>东部,可能原因是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虽然数字经济规模小,但在数字经济投资的早期边际收益递增作用下,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效应更加明显。而从数字经济结构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可能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所秉持的普适性与共享性原则,无论是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强经济活力,还是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上均发挥着强劲的赋能作用。

表6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一)门槛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3,本文采用Bootstrap抽样,分别设立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对城镇化水平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均通过了双门槛检验,双重门槛值分别为68.995和102.647。

表7 门槛估计结果

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回归验证城镇化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见表8。

表8 门槛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UR≤68.995),系数为0.173,在10%水平上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跨越第1个门槛值(68.995102.647)后,系数进一步提升为0.366,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作用越大。至此,假设3得到验证。具体实践而言,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新时代,即开始转向人的城镇化,注重质量与规模并重的城镇化新阶段。但这一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中依然还有粗放特征,表现为注重城市自身发展、着重城市建设,忽视了区域协调与产业结构升级,此时数字经济发展缺乏条件支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受到束缚。随着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新型城镇化开始进入集聚效益高、辐射作用广的新阶段,成为支持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数字经济发展配套条件逐渐完善,其渗透性和外溢性得到释放,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剧增。

(二)替代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制度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政府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然而,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巨大,地区制度环境较差、市场化进程相对落后时,政府治理能力略显不足,政策形成与执行力较弱。因此,当制度环境水平较低时,可能更加需要依靠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发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两者紧密联系。在这过程中,环境规制发挥重要作用,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绿色研发投入,降低污染排放,从而实现绿色发展。并且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倒逼”数字技术进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将会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为了分析制度环境与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调节效应,本文在(1)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分别与制度环境、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其中制度环境(IE)采用樊纲提出的市场化指数衡量,环境规制(ER)采用地区环境治理投入占GDP比重测度。表9是调节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显著为正,交互项DE*I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即制度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作用更明显。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DE*ER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环境规制轻度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

表9 替代效应与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及面板门槛计量模型,多角度实证了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在样本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赋能作用。第二,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第三,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存在显著的结构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结构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强,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作用更明显。第四,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即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作用更强劲;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环境规制强度提升能够提高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城镇化对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城镇化超过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效应越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大各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数字经济发展短板,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未来尤其需要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的数字化建设扶持力度,统筹谋划搭建数字化协同平台,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场景模拟。同时,构建数字人才培育体系,兼顾自我培养与外来优秀人才引进相结合的模型,创造人才发展的宽松环境,做好舒适的配套服务。第二,针对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努力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地区不平等,增强数字红利的正向外溢性。结合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禀赋,打造功能互补的数字经济平台,总结实效性强且可供操作的经验。第三,完善市场制度环境与环境规制体系。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政府在市场制度培育上要具有市场经济思维,擅于“放权”,而在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上则要发挥政府顶层设计作用,能够制定强有力的环境监督制度,从而真正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发展。第四,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积极融入数字中国建设大环境。推动数字技术推广运用,尤其在产业间的普及与运用,加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齐头并进;摸清数字经济产业链、价值链,提高链条的韧性和活力。同时,积极谋划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机制激活“数字中国”建设,推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普适性与共享性,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作用。第五,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统筹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凝聚优势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动力。将数字经济广泛运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化智能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质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