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国际教育现状与思考

张悦 ，黎晓蕾 ，李皓月 ，宋坪 ，毛先晴 ，程磊 ，谢添武 ，郝鸣昭 ，董毅智 ，赵静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 100700； 2.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北京 100700；3.卢森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学院，埃施 4365； 4.卢森堡大学国际关系处，埃施 4365；5.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上海 200032； 6.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医药国际教育是中医药海外推广的重要载体，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指出“推进多层次的中医药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把中医药打造成中外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亮丽名片”。中医药国际教育主要包括2种类型，即来华留学教育和海外本土中医药教育，是促进中医药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1]。尽管中医药海外从业人员已超过50万人，但因各国风俗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水平、医疗保险及法律法规制度的差异，中医药国际教育在各国发展极不均衡[2]。因此，制定并实施相应策略，使中医药国际教育的教学质量、服务方式及社会效应达到最优状态，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3]。

本团队前期依托科技部国际合作培训项目，通过研讨、参观、实践等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与来自亚、欧、美、非四大洲十八国的西医医生、学者、外交人员交流合作，获取各国关于中医药发展现状的一手资料，并从立法、医保等角度展开分析[4-5]。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四大洲十八国的中医药教育现状，总结中医药国际教育相关指南及标准的制定历程，分析中医药国际教育所面临困境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助益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推广工作。

1 四大洲十八国中医药国际教育发展现状

中医药国际教育从1956年的对外教育开始，经历从对外到境外的过程，2019年全球有45个国家和地区开办695所中医药教育机构[6]。本团队获取的资料来自于四大洲的18个国家，包括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蒙古国、土耳其、伊拉克；美洲的美国、巴西、巴拿马；欧洲的塞尔维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非洲的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根据各国中医药教学内容、教育方式、课程设置等，将上述十八国中医药教育发展分为相对完备、潜力较大及有待加强3个层级，概述其中医药教育情况，见表1。

十八国的中医药教育情况与国家或地区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成正比，受地理文化、政府政策、医疗卫生体系等诸多因素影响。整体而言，针灸教育接受度较高，部分国家已取得合法地位并纳入医保，而中药等方药理论普遍受限，且存在教育机构规模小、基础建设水平低、师资参差不齐等现状，突显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性。

1.1 中医药教育发展相对完备的国家

美国是中医药教育发展成熟度较高的国家，1969年开办中医学校，1975年成立全美第一所中医学院——新英格兰中医学院，1982年针灸与东方医学专业认证委员会成立，并由美国教育部授权负责认证针灸及中医院校的教学资质、制定针灸及中医非学位和学位课程标准，同年通过《针灸教育标准法案》。美国针灸教育分为专业针灸教育、综合性大学针灸教育两类，包括中医学历教育（硕士、博士）、西医师的中医继续教育和师承教育等非学历教育。全美有46个州实施针灸立法，可合法地开展针灸治疗服务。此外，政府设置专门针对针灸师和中医师的考核、注册及资格认证机构，有效保障美国中医从业人员的资质水平[7]。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中医药教育经师带徒、学位教育等不同阶段后，逐渐走上正规中医药教育之路。2009年，马来西亚中医教育由民办转为政府认可的传统医药高等教育；2013年，马来华人医药总会宣布将马来西亚中医学院、吉隆坡中医学院等8所院校进行整合，成立中医药大学，推动了中医药教育在该国的发展[8]。泰国中医药委员会认可中国31所大学和该国9所中医药学院的中医学学士学位，截至2018年，共1 066名执业中医师完成3个月的针灸培训课程[9]。

印度尼西亚中医协会在1983年成立中医传统学院，学制为4年，其教材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编制，是雅加达卫生部承认的学院教育，此为印度尼西亚中医教育的里程碑。2017年印度尼西亚注册中医师约2 000人，本地中医师占8%[10]，其教育部支持成立中医学校和中草药研究所，多所大学的医学院开设针灸课程，截至2020年已有83种针灸课程注册，并给予中医毕业生和西医毕业生同等的专业地位。相对于针灸教育，方药理论教育仅有中医传统学院开办学位教育，尚无其他医学院开设此类课程，且缺乏方药理论的研究生教育[11]。

1.2 中医药教育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

欧洲的波兰、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亚洲的蒙古国、印度、菲律宾、土耳其均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巴西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随着《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金砖国家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宣言》等政策出台，中医药教育培训在各国也逐渐增多，加之各国具备一定传统医学及中医药氛围与基础，是具有中医药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地区。

欧洲国家中医药教育多以行业协会、私人团体机构开展的非学历教育为主，同时，中医药高等学历教育也在稳步推进。波兰现设有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与针灸学会等多个学会，在波兰孔子学院和民间中医学校均设有中医药课程，以非学历的针灸培训班和中医学习班为主，尚无大学开设正式的中医学历教育，但雅盖隆大学等高校正计划开设中医药相关课程[12]。塞尔维亚针灸协会于1978年成立，并在1980年加入塞尔维亚医学会，针灸现已成为贝尔格莱德大学医学院的全日制学科[13]。捷克与斯洛伐克是欧洲较早开展中医教育的国家，其中1998年布拉格第一中医学校设立中医、中药、针灸等不同专业课程，2005年中捷两国合并创办的大河道中医学院开设中医和针灸专业四年制课程[14]；斯洛伐克认可针灸是独立医学专业，2010年斯洛伐克医科大学成立中医学院，并定期举办针对西医医生的针灸研究生课程与资格考试，医学院在校生也可选修中医相关课程[15]，培养了一批稳定的海外中医药本土人才。

巴西中医药教育仍以针灸为主，巴西利亚大学、圣保罗医科大学等10余所高校均开设针灸课程，教学方式包括开放式授课和研究生课程，前者高中毕业即可参加，后者针对医学院在校生或已取得医学或护理学士学位的专业人员。此外，还有针对西医医生的针灸培训班，完成2年培训即可获得针灸专科医生资格执照。因语言、师资水平及教材内容的差异，巴西各地区中医药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且该国对中医药教学的学历认证不完善，教学及考核标准的缺乏限制中医药在该国的发展[16]。

蒙古国与我国毗邻，蒙医学与中医学同为传统医学，该国的蒙医学理论结合部分中医学特色，形成以阴阳、五元学说为基础的诊疗体系。蒙医学教育与我国中医学教育相似，开设本硕博学位课程，且有官方认可的蒙医学专业培训计划。该国中医药教育也可借鉴蒙医学范式，故中医药教育在该国发展潜力较大[17]。

印度尚未开展正规的针灸学位教育与职业培训，2019年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颁布法令，承认针灸为独立的医疗系统，将制定包括设立针灸学院和研究所、针灸师教学、培训和认证在内的具体管理细则，标志着针灸教育受到印度官方重视[18]。

菲律宾与我国地理位置相近，当地华侨众多，中医药认可度高，为推广中医药教育提供基础。菲律宾东方大学在2005年设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针灸在内的4期课程；中国-菲律宾中医药中心在2020年依托福建中医药大学与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等单位合作，开展中医药基础教育与诊疗技能培训，促进中医教育在菲律宾的规范发展[19]。

土耳其的中医教育以针灸为主，2014年至今，针灸疗法与其他补充与替代疗法一同受该国《传统与补充医疗实践法规》管控，要求6年制医学教育全科医生在接受3～5年相关传统与补充医学疗法培训后正式执业。2002年土耳其《针刺疗法的私人保健机构实施条例》颁布后，安卡拉嘎兹大学等机构举办每年2期的针灸学习班，每期25名医师，完成500学时且考核通过后可领取结业证书，即可开立针灸诊所[20]。

1.3 中医药教育发展有待加强的国家

非洲中医药教育整体相对滞后，有待加强。2011年中医医疗正式纳入南非医疗体系，其他国家尚未建立中医药监督管理机构，也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非洲中医药教育资源匮乏，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三国皆无专业的中医药教育培训机构及相应的学位授予体系[5]。非洲中医药教育滞后的原因可能是：①非洲语言种类丰富，多使用本国语言或英语，中医理论术语较难用非洲当地语言清晰表述；②政权更迭、贫富差距大、医疗监管能力不足等内部问题较多，影响中医等外来传统医学的发展与推广；③非洲本土专业中医师数量匮乏，主要以行业协会、援助医疗队、志愿服务队等形式的短期中医药服务与教育为主，难以长期稳定地开展工作[21]。

伊拉克因自身因素，无自主培养中医师的条件，大都以国际援助与医师出国访学为主，不能保证中医药教育质量[22]。巴拿马2017年与我国建交，此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医药教育在该国的发展，但该国尚未有中医药立法，当地对中医师的行医执照要求不严格，中医师多以个体或互助组形式开办小型诊所为主，而中医药教育尚缺乏开展[23]。

2 相关指南及标准

随着国际医学模式由疾病防治向健康维护转变，国际社会逐步认可中医药优势，由此，中医药国际教育领域的标准化建设更显重要。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均制定相关中医药教育的指南及标准。

2.1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中医药教育指南

1999—2010年，WHO先后发布《针灸基础培训与安全指南》《推拿培训指南》《中医药培训指南》。此系列指南针对中医师、中医药分销商、中医药经销商、无医学背景学生或同等学历者等不同中医药学科从业人员，制定包括培训项目类别、教学成果标准、中医药课程内容等在内的最低教育标准，未涉及教学机构的要求和规范，目的是在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为政府注册和监管提供一定参考[3]。在上述版本的基础上，2020—2021年，WHO从培训人员类别、针灸/推拿治疗标准化方案、针灸/推拿最低设施要求、针灸/推拿安全实践要素等方面细致、全面地更新《针灸培训基准》[24]、《针灸实践基准》[25]和《推拿实践基准》[26]，为中医药政策制定者、卫生工作者、教育提供者和普通民众提供参照标准。上述内容详见本文OSID码。

此外，2013年WHO西太区出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传统医学教育质量保障指南》，此指南是传统医学本科教育的基本要求，包括传统医学教学的任务与目标、教学计划及其成果评价、行政管理构架和相关院校的治疗保障体系等[27]。

2.2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颁布的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

2009年5月，WFCMS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第一个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此标准以本科教育为切入点，从学制与学时、教学计划、教学师资等11个方面规定中医学本科教育办学和中医学本科毕业生的最基本要求。为满足海外中医药教育教材亟待规范的需求，2012年，WFCMS又召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近300名教材编委编撰《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确定13门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并于同年6月审议通过规定中医药专业内涵的《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此外，用于指导中医学教学活动的《世界中医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2012年发行。2016年6月，首套《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中文版教材定稿，相应的英文译版教材也于2019年末出版[28]。上述标准及核心课程展现“科学性、实用性、安全性、规范性”的教学内容，推动中医药教育的海外发展。

3 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内容及模式混杂

由于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疾病防治观念等差异，海外中医药的教学内容及授课模式各异。除美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将中医药教育纳入医学教育体系外，海外中医药正规教育整体较少、办学条件较差，多以私立大学、行业团体、企业公司等短期培训机构为主，生源规模较小、临床实习基地及教学设施欠缺、中医药教材版本多且教学内容混杂，其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此外，国外中医药教育普遍存在“重临床、轻理论，重针推、轻医药”的问题，由于针灸简单易学且疗效显著，加之海外多国承认针灸合法地位，故海外以针灸教育为主，缺乏全面、系统的中医药理论传授[29]。

3.2 中医药国际教学教师队伍建设薄弱

中医药国际教学的教师除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精通至少一门外语。目前，海外中医药教育组织及机构主要由4类人员组成：中国留学后归国人员、海外本土培养人员、获得我国正规中医药教育学位后移民海外人员、海外大学或相关机构聘请的客座教授及中医专家。前2类人员可能缺乏开展中医药教育所需的理论素养及临床经验，第3类人员的数量较少，第4类人员易受到其他客观因素影响，且多数以短期教育培训为主。因此，薄弱的海外中医药教师队伍严重影响中医药国际教学的水平与质量，培养具有专业水平、稳定人员的中医药教学人才成为促进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化的主要问题之一[30]。

3.3 标准化体系尚待完善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仅69个WHO成员国确定传统/补充医学政策，39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成员国中具备中医药教育立法或制定法律法规的国家数量不足20%[31]。中医药国际影响力与该国家或地区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密切相关，而专业素质离不开教育。尽管WHO、WFCMS已出台多项中医药国际教育相关标准，但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化体系还需回答如何建立各层次、各类型的教育资格认证体系、教育评估体系、教材修订程序等问题[3]。

4 发展对策思考

4.1 制定中医药国际教材并丰富教育模式

借鉴我国成熟的中医药教育模式与教学内容，系统调研各国中医药教育发展水平，助力《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等现有教学标准的推广和现代课程体系建设；以互联网+为载体，设置灵活多元的海外中医药教学模式，便于实际开展。现有海外中医药中心可借助当地科研机构、高校或国内中医药院校，以合作形式开展联合办学或本土学历教育，培养具有中医理论基础的海外优质中医师资[32]。并应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利用线上资源、远程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参与临床教学与实操训练[33]。

4.2 加强中医药国际教学人才培养与交流

根据各国中医药教育的发展层次，开展不同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中医药教育相对完备的国家，可联合国内中医药高等院校，与医院共同开展学位与继续教育，培养高水平稳定的在地医生与医学生人才；针对中医药教育有潜力的国家，在实行上述方式的同时，也可提供远程与实地教学、长短期课程相结合等形式，以激发当地人员学习中医药的潜力；针对中医药教育有待加强的国家，则可借助海外中医药中心的资源，加强中国文化宣传，以吸引更多人员学习中医药，并建立当地教学队伍。国家可设立科技部发展中国家培训项目等专项，吸引并培养一批既掌握中医药专业知识又具备良好外语水平的高层次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此外，世界中医药大会、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等学术活动是推动中医药国际教育的重要形式，研讨内容围绕世界中医药教育现状、人才培养模式、中医药教育标准化及协同发展，提出相应的中医药国际教育规划。中医药国际化依赖中医药现代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阐释中医药学原理有助于获得主流医学体系认可，从而促进中医药国际教育发展。

4.3 完善并推广中医药国际教育指南及标准

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化需经历长期且不断完善的过程。若缺乏中医药教育标准及指南，则无法避免中医药海外传播过程中出现重术轻道、去医存药、去医存针等现象，海外学生偏重于掌握实践技能，对其理论和背后承载的中国文化不甚了解，以至出现“去中国化”的困境。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化需经历长期且不断完善的过程。首先，可围绕海外办学条件、教材内容、考核认证等方面，充分借助ISO/TC249平台，整合ISO/TC249内部专家资源，深入调查ISO/TC249成员国的中医药立法、教育及监管现状，考察市场需求并形成市场报告，用于指导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的制定。其次，应以现行《世界中医学本科（CMD前）教育标准》为准则，充分尊重各国医疗及法律法规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涵盖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包括教育机构资质、教学质量评价、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生能力评估等方面在内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通用标准。第三，通过WFCMS、世界针灸学会等国际组织进行试点认证，定期召开国际联合会议，逐步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中医学专业认证[30，34]。

5 结语

中医药国际发展取得可喜成就，其从业人员和教育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教育是保障中医药国际发展的基石[35]。中国作为中医药发源国，有必要综合各国中医药教育发展现状，结合现有中医药国际教育教学内容及模式混杂、教师队伍建设薄弱、标准化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分析中医药国际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定中医药国际教材并丰富其教育模式、加强中医药国际教学人才培养与交流、完善并推广中医药国际教育标准及指南等新构想，谋求中医药更广泛地传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