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彦根城本《琴用指法》的版本流传及抄写年代

2023-12-13 13:46章华英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3年4期
关键词:碣石幽兰俗字

章华英

近年来,学界对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琴用指法》的关注渐多。日本学者山寺美纪子在其专著《国宝〈碣石调·幽兰第五〉研究》(2)〔日〕山寺美纪子:《国宝〈碣石调·幽兰第五〉研究》,徐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中,曾对彦根城本《琴用指法》的来历、主要内容、源出文献做过分析,她认为彦根城本《琴用指法》与琴曲《碣石调·幽兰》是为姊妹篇,并对其中的文字做了白话解释。这是有关《琴用指法》最为详尽的一个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见解。梅强的《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质新证》(3)梅强:《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质新证》,《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3期,第36—42页。、彭岩《〈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两卷关系考辨》(4)彭岩:《〈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两卷关系考辨》,《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主要对彦根城本《琴用指法》卷子抄写年代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然而,本人对于山寺美纪子和彭岩关于彦根城本《琴用指法》的部分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有鉴于此,本文在搜集存见不同版本《琴用指法》的基础上,对其版本流传、抄写年代重新进行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彦根城本内容缺失、模糊之处较多,相关的文字校勘及指法释读,将另文探讨。

一、版本流传

日本彦根城本《琴用指法》的书写时间与传入日本的时间,以往认为与《碣石调·幽兰》相去不远。至于《琴用指法》是否是《碣石调·幽兰》卷子本的姊妹篇,一直以来则颇有争议。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5)德川幕府:又称江户幕府,是1603年由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日本江户(今东京)所建,共经15代,历时265年,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的武家政治组织。之前,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由谁所藏,不得而知。至后水尾天皇(6)后水尾天皇(1596—1680),名政仁,第108代日本天皇,后阳成天皇第三皇子。1611年5月至1629年12月在位。退位后,仍以太上天皇身份摄政,同时致力于和歌与佛道。在位时(1611—1629),将《碣石调·幽兰》和《琴用指法》二卷子赐予京都伶人狛氏(7)〔日〕林谦三:《林谦三论幽兰原本》(译自《东方音乐研究》第二卷第四号),见查阜西编:《幽兰研究实录》第2辑,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957年油印本,第43页。。至享保年间(1716—1735),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从狛近宽处看到《幽兰》谱,“借而览之”(8)〔日〕荻生徂徕:《徂徕集》卷二十三,和刻本。,将其重校整理编撰成《幽兰谱》和《琴左右手法》。荻生徂徕认为《幽兰》谱“与明朝琴谱大异”,“乃隋人作,桓武以前笔迹”(9)同注①。。荻生徂徕的《琴左右手法》,实际上是《琴用指法》卷子的合并删减。而后水尾天皇所赐的《琴用指法》原件,之后则不见踪影了。

图1.日本彦根城本《琴用指法》(局部),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

在1853年左右日本学者涩江全善、森立之等人编撰的《经籍访古志》中,收录了《碣石调·幽兰》谱,题为“影写唐人书本,宝素堂藏”(10)〔日〕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卷二《经部·乐类》,见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并称“原本京师某氏所藏,……书法遒劲,字字飞动,行间细楷亦妙绝,审是李唐人真迹”(11)同注③,第128页。。清末光绪年间,考据学家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碣石调·幽兰》卷子的宝素堂写本,后将其摹写录入黎庶昌所刻 《古逸丛书》(12)〔梁〕丘明传谱:《碣石调幽兰》一卷,清光绪十年(1884)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刻《古逸丛书》景日本旧钞卷子本。中,于光绪十年(1884)出版。杨守敬还抄录了荻生徂徕的《琴左右手法》,保存于清宫观海堂。北京图书馆因原无书名,其原本抄自界画墨格卷子,故名《乌丝栏》(13)汪孟舒:《乌丝栏指法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参考资料73号,油印本,1957年,第2页。。汪孟舒后据此抄本作校勘注释,编成《乌丝栏指法释》,汪氏认为“《乌丝栏》为《幽兰》下卷之弹法说明”(14)同注⑥。。民国时期,观海堂抄本还被北京琴家郑颖荪所抄录,此即汪孟舒《乌丝栏指法释》中所提到的郑本。

除此之外,还有田安德川家旧藏《碣石调·幽兰》和《琴用指法》抄本,这是据荻生徂徕的《幽兰谱》和《琴左右手法》的一个转抄本,现藏日本国文学资料馆。

图2.〔日〕荻生徂徕《琴左右手法》,今泉雄作旧藏本,日本国会图书馆古典籍资料室藏

《琴用指法》卷子在日本流传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版本,便是18世纪时日本名门家系花山院藤原常雅所藏的影写本,此本摹写十分精细,连祖本的虫蛀痕迹和残损部分都被一一摹写。此本后由日本音乐学家吉川英史所藏。1941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在吉川英史的藏书中发现了这个影写本,后将其转抄,送给了中国的学者,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林谦三认为,此书“与《幽兰谱》成为姊妹关系者”,“与《幽兰谱》约略同时,由后水尾天皇下赐狛氏”(15)〔日〕林谦三:《林谦三论幽兰原本》(译自《东方音乐研究》第二卷第四号),见查阜西编:《幽兰研究实录》,第2辑,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957年油印本,第43页。。中国香港学者张世彬的《中国音乐史论述稿》收录了吉川英史藏本的照片。

1994年,五岛邦治从井伊家史料中发现了一个《琴用指法》写本,现存日本彦根城博物馆。山寺美纪子在其专著《国宝〈碣石调·幽兰第五〉研究》(16)〔日〕山寺美纪子:《国宝〈碣石调·幽兰第五〉研究》,徐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第130—143页。中,经过对彦根城本与吉川本的比较,认为彦根城本即为吉川本之祖本。此外,她通过对彦根城本背后乐谱的考证,认为彦根城本《琴用指法》,即为后水尾天皇赐予狛氏之原本(17)同注②,第142页。,并认为与琴曲《碣石调·幽兰》是为姊妹篇。

图3.《歌乐维谱·琴用指法》(局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现将《琴用指法》的版本流传,图示如下:

图4.《琴用指法》的版本流传

二、抄写年代

关于日本彦根城本《琴用指法》的抄写年代,以往一般认为与《碣石调·幽兰》的时代相近。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是日本学者林谦三(18)〔日〕林谦三:《林谦三论幽兰原本》(译自《东方音乐研究》第二卷第四号),见查阜西编:《幽兰研究实录》第2辑,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957年4月油印本,第43页。,山寺美纪子也持相同观点。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琴用指法》收录了两个版本的《弹琴右手法》,其中第二个版本题为“五不及道士趣耶利撰”,此处“趣”字当为“趙”字之讹。对此,彭岩在《〈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两卷关系考辨》中提出:“《琴用指法》卷子无论是原创者还是抄写者,都具有很高的琴学修养,不可能把琴学大师赵耶利的姓氏写错。那么‘趣耶利’这一别字写法,最大的可能就是出于避讳原因,将与‘曌’字同音的‘趙’字改为‘趣’字。”(19)彭岩:《〈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两卷关系考辨》,《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115页。彭岩还认为,“《碣石调·幽兰》卷子插入更改部分与《琴用指法》卷子可能为同一位书手所写,其书写时间可以指向武曌时代”(20)同注②,第112页。。

然而,笔者认为,此本《琴用指法》中误字很多,此字更大可能还是形近而误。即使出于避讳原因,可以如前一样用“耶利”或用赵字缺笔,不可能因此而将其改姓。何况,唐代的避讳,是有一定的规则。武则天的名字是“武曌”,主要嫌讳字是“照”和“诏”(21)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5页。。如武则天规定用“制”不用“诏”,奉旨写诗称为“应制”,而不说“应诏”,又如将“李重照”改为“李重润”,改“鲍照”为“鲍昭”,“刘思照”改为“刘思昭”,从来未闻有改“赵”姓之事。如此,该文认为《琴用指法》抄写于武则天时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梅强的《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质新证》(22)梅强:《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质新证》,《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3期,第36—42页。,则认为彦根城本在抄本异体率和用字习惯方面,与唐人抄本《碣石调·幽兰》差异比较明显,“更像是平安后期以来日本抄手的传抄本”(23)同注①,第42页。。本人对此观点基本认同,以下再做进一步的论证。

从彦根城本的字体来看,该本错讹字、异体字均较多。其中,有的和书写习惯有关,有的是属于明显的错字。举例如下。

缓却转:假令稍卷食、中、无名三指,先无名排过武着文,无名即摘文,中指仍排过武,亦着文,即摘文,食指即排过武着文,即挑文,大随后即约煞武……

摘:假令无名排角,即向外拨角为摘。

挑:假令食排角,仍向外拨角为挑。

摘历:假令无名排角,食排武,无名先摘角,食指即历武、文,大指约煞武。

山寺美纪子没有发现“桃”字之误,但她亦发现了“排”和“挑”的问题,对此,她在书中设了专门章节做了讨论。她认为“排”有“安放、排列”之意,具体到谱中,她认为就是安放在某弦的意思(24)〔日〕山寺美纪子:《国宝〈碣石调·幽兰第五〉研究》,徐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第188页。。因此,她认为“这与《幽兰》谱中所见‘挑间拘’的弹法并无矛盾”(25)同注③,第188—189页。。她还认为,书中不少原为“挑”的地方,也应当为“排”。如《赵耶利指法》第19条“历”,原文为:“假令食挑武,仍依次向前挑过武文,大即约着武。”她认为这句话中的两个“挑”字,“极有可能就是‘排’之误字”(26)同注③,第190页。,即原文当为“食排武(手指放置在第七弦上),这可理解为对弹奏前手指位置的说明”(27)同注③,第191页。。基于这样的认识,她的书里,除了保留原有的“排”字之外,还把很多“挑”也改成了“排”。如她在《附录二》的释文中,像上述“挑间勾”指法的文字便是“假令大约徵,食排角,中安商上”(28)同注③,第370页。,作“排”。她的书中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多,皆一一做了说明。

然而,本人不这么认为,这是明显的错字,并非排列之意。

首先,《弹琴右手法》中的“排”字之误,是可以用校勘学中的本校法给予校勘。因彦根城本收录了两个版本的《弹琴右手法》,用第二个版本予以校勘,便可以发现,在《弹琴右手法》之“又一本”中,“排”字皆作“挑”字。

再则,还可以用他校法。诸如上述关于“挑间勾”的释文,其实可用《杨祖云指法》互校。《杨祖云指法》关于“挑间勾”的释文是“大指着徵,食指挑角,中指按商”(29)〔明〕明成祖敕撰:《永乐琴书集成》卷八《指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影印版,第610页。,可见,应当是“挑”而不是“排”。关于“历”的指法,同样也可参校《杨祖云指法》:“历,食指历武向前过文。”(30)同注①,第609页。“历”的弹法就是食指挑七弦(武),向前又挑过六弦(文),即连续挑七弦和六弦的意思。当为“挑”,非“排”。书中其他地方皆然。

《琴用指法》中另一个明显的错字是右手指法“摘”。在彦根城抄本中,“摘”皆被误写成“樀”(音dí)了。而日本《歌乐维谱·琴用指法》中,则所有的“挑”皆作“桃”,“摘”皆作“樀”。而这样明显的错字,在《碣石调·幽兰》写本中则是没有的。如《碣石调·幽兰》写本中的“挑”和“摘”的写法,显然都是正确的。

关于《琴用指法》中的错讹字,笔者另文再做校勘并详述。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关于《琴用指法》中一些比较特殊的字体,即“倭俗字”问题。

在汉字的历史演变中,尤其是在纸本书写年代,存在着不少“讹俗字”的现象。而有些汉字,仅在日本古代写本文献中多见,称“倭俗字”。日本江户时代学者近藤西涯在《正楷录》(1750)中曾提出“倭俗讹字”的概念:

此外,在江户时代学者新井白石的《同文通考》(32)〔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杉本つとむ編:『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1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65。、太宰春台的《倭楷正讹》(33)〔日〕太宰春台,「倭楷正訛」,杉本つとむ編:『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4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65。、松本愚山的《省文纂考》(34)〔日〕松本愚山,「省文纂攷」,杉本つとむ編:『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5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65。中,都曾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探讨,并收录了大量的“倭俗字”,体现了江户学人的汉字规范意识以及文字国别观念。太宰春台在《倭楷正讹》中提道:

予每见今人所作楷字,恶其无法,因指摘其失之大者,以示儿辈,且告以楷法,暇日辑而录之,得二百八十余字,名之曰“倭楷正讹”。又俗书工有好作奇字异体者,虽非讹舛,然为大雅之累,则犹讹之属也。童子辈不可不戒也!(35)〔日〕太宰春台,「倭楷正訛」,杉本つとむ編:『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4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65,第20—21頁。

一般认为,俗字的产生源于书写者的任意性。但张涌泉认为(36)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页。: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这些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之能够流传并为社会所承认,自有渊源所在。对此,他将俗字分成13种基本类型(37)同注②,第44—113页。,如增加意符、省略意符、类化、简省、增繁、音近更代、变换结构、全体创造等。新井白石则将日本俗字分为国字、国训、借用、误用、讹字、省字等类。其中,国字是日人所造之俗字。从彦根城本《琴用指法》来看,也存在着使用“倭俗字”的问题。梅强称“国别俗字”,他提出主要有“角”“拘”“发”“样”“抑”5个字(38)梅强:《日本彦根城博物馆藏〈琴用指法〉抄本性质新证》,载《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3期,第39—40页。。然笔者经仔细比勘,并参阅《同文通考》《倭楷正讹》等日人文献,认为比较典型的有“样”“煞”“左”“律”“发”5个字,分析如下。

(一)“樣”作“”

様サマ、タメシ樣也。檨,同上。(39)〔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巻四,杉本つとむ編:『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1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65,第293頁。

(二)“煞”作“”

(三)“左”作“”

(四)“律”作“”

(五)“發”作“”“”

不过,相较江户时代以后的写本,彦根城本《琴用指法》的字体还是比较规范的。以至于不少学者一直将其视为“唐人写本”。但《碣石调·幽兰》不仅书法遒劲有力,刚健秀拔,字体风格也较为统一,和《琴用指法》显然不是一回事。

太宰春台在《倭楷正讹》一书中曾写道:

古人楷书之工,如多贺城碑,直可以参晋人矣,岂不善哉!中世虽不及古,然国字犹未盛行,而法书犹未失华人规矩,可以示华人而无惭矣。晚近以来,国家盛行,俗书锋起,而法书寝废,以予所见,数十年来,世之书工为小学师者,略知效华人而不得其实,措楷字而习行草,行草未善,而兼学篆隶八分。彼其所学如是,而其教人亦如是。(51)〔日〕太宰春台,「倭楷正訛」,杉本つとむ編:『異体字研究資料集成』,第1期,第4冊,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65,第18—20頁。

太宰春台是江户时代人,当时的倭俗字已十分盛行。他在文中说早期日人的“楷书之工,如多贺城碑,直可以参晋人矣”,主要是在日人早期抄经时,基本照唐写本摹写,其字体比较规范,倭俗字很少。但到了日本平安后期,日本文字中的假名文字已经产生,经生书写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书写特点,便有了具有国别特色的倭俗字。这以后,这样的倭俗字便逐步趋于普遍。鉴于《琴用指法》整体书写虽比较规范,但已有少量倭俗字。由此推断,彦根城本的书写时代,或在平安时代(794—1192)的中后期。又因《琴用指法》中的部分内容,为镰仓时代的《歌乐维谱》所转抄,由此可以知其抄写年代,亦应当在镰仓时代(1185—1333)之前,大体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彦根城本字体风格与《碣石调·幽兰》差异明显,抄写时代当晚于《碣石调·幽兰》,并非《碣石调·幽兰》的姊妹篇。而从彦根城本存在的大量错字和颇具日倭风格的书写习惯来看,应当是出自日人之手。但鉴于谱中的指法与解释,与明代《永乐琴书集成》《太音大全集》等书所录的《杨祖云指法》《陈拙指法》等文献可互为印证,因此,此指法材料并非日人所伪制,而是源自日人的转抄。但其抄写年代,大体在日本平安中后期,镰仓时代之前。尽管如此,彦根城本《琴用指法》保存了文字谱时代的指法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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