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合作

张纯莹,毕瑞卿,卫永红

(1.华北科技学院,北京 东燕郊 065201;2.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山西 晋中 030606)

0 引言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增多,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异常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此外,各类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也频繁发生,灾害成为各国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威胁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推进,中国应急管理部于2023年启动了“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部长论坛系列活动,成立了应急管理国际智库、教育联盟和国际灾害风险研究中心等,编制了《“一带一路”国家灾害评估报告》,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加强灾害管理、共同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1-4]。多数学者对“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应急管理特色经验的对外传播、应急管理队伍培养、应急管理语言运用、建立国际应急管理合作机制等方面,通常较为具体和碎片化,且过度强调文化差异或提出了“同质化”策略,鲜有从跨文化视角出发,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意识,对传播过程本身进行深入探讨[5-9]。在历史长河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孕育出了层次多样、各具特色的现代文明,应急管理各类要素在这些文明中的传播,勾勒出异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图景。从跨文化传播转向出发,就更好地利用“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平台,深入探讨和解读这一传播过程,有助于于开拓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视野,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1 跨文化传播的挑战问题与要素分析视角

1.1 “一带一路”应急管理面临的文化普适性与差异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十年来,已有近150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合作网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一带一路”国家地理范围、资源环境各异,飓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有毒物质泄漏、矿山坍塌等事故灾难,恐怖袭击、经济安全等社会安全诱发因素多元且情况复杂。据国际知名自然灾害数据库EM-DAT(the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2013年至今共发生自然灾害数千次。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防灾减灾救灾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等方面存在显著的能力建设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自然灾害风险高和抗灾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部分国家的灾害管理能力较弱,现有的防治合作基础不牢固,因此推进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面临多重挑战。国际减灾和应急管理合作是各国间至关重要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沿线国家民生福祉、民间合作以及民心相通的关键切入点。

“一带一路”不仅是国际合作平台,还承载着文化交流的使命。沿线区域的不同民族共同创造了诸如中华文明、埃及文明等众多辉煌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独具特色,是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而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它们反映了不同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生活特点。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霍尔在其《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了“高—低语境”理论[10]。这一理论为人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方式和信息解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在霍尔所说的高语境文化中,言语的意义与语境关联密切,或者说,意义多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相较而言,低语境文化更重视言语本身既定的含义,如中国、韩国、阿拉伯国家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用眼神、手势和姿态,来传递紧急情况的信息。“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多元文化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差异性,前者构成了沟通的基础,后者则激发了交流的动力。人类文明因其多元性而具有传播和交流的价值,也因为包容性,才能实现互相尊重和借鉴。

1.2 “一带一路”应急管理的跨文化传播要素分析视角

应急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等手段,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有关活动[11]。按照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一带一路”国家间应急管理合作的传播主体具有多元性,从国家到民众均有涉及;传播载体形式多样,可以分为常态化与非常态化两种情形;传播内容涵盖了众多领域,包括应急装备等具体实物以及标准规范等思想观念(如图1所示)。不同传播主体为共同目标而建立合作关系,所有的参与者都为实现更好的结果或解决方案,通过传播不同的内容做出了跨文化传播贡献,并且共同承担责任。

图1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一带一路”国家间应急管理合作要素

2 “一带一路”应急管理合作的跨文化传播困境

2.1 常态与非常态下跨文化传播的困境

2.1.1 “共通的意义空间”有限

常态化应急管理是在日常运行中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和准备措施,旨在降低潜在风险和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各国发展水平、历史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因此应急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采取的处理方法也各有特色。如中亚国家防灾减灾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对较少,配套政策也不健全,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较弱;但韩国、印度等灾害比较多、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国家,灾害管理立法层次比较高、体系比较健全。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认为,双方进行符号意义的交换,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意义符号共同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共通的意义空间越小,传播主体间的了解程度和相互理解能力就越差,不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的实现。“一带一路”各国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和准备措施,如制定和执行应急计划、培训和演练应急团队、建立监测和警报系统以及提供公众教育等,存在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其“共通的意义空间”有限,这可能阻碍应急管理传播和合作。

2.1.2 文化休克与文化误读

不同于常态化应急管理,非常态化应急管理是指在紧急事件发生时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以应对灾害、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其突发性。“一带一路”跨国跨区域多民族、多种族、多语言,在紧急响应、救援行动、灾后恢复和重建等环节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行动参与者包括医疗保健人员、消防队员、警察、应急事务管理部门人员和志愿工作者等,对不熟悉的文化、生活方式或态度容易产生困惑、不适等心理反应和冲击,即产生文化休克;同时也会基于己方的社会规范、观念体系、思维方式等对异文化进行偏离事实的理解和评价,即产生文化误读,如在中国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在希腊则有让对方“滚蛋”之意,在尼日利亚可能被视为侮辱。在突发应急事件抚慰工作中,体态语等的文化差异,容易引发误解或冒犯他人,进而影响应急救援中的意义判断。

2.2 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的组织内与组织外困境

2.2.1 信息壁垒现象犹存

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在“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有效识别风险危机,可以快速做出决策,协调各方行动,从而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由于应急管理涉及政治、安全等因素,是国家信息和技术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重要性不言而喻。部分参与国不愿分享危机进展信息,特别是涉及机密和国家利益的信息,其跨文化传播可能会引起参与国的警惕。此外,对于外部信息的信任和接受程度因国家而异,有些国家甚至可能不承认或扭曲善意的应急管理信息分享。合作关系中的信息壁垒问题仍然存在,信息传递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2.2.2 群体认同建构的削弱

传播是个体或群体表达和建构认同的重要途径,跨文化交往亦使人们在形成和表达认同上有了更大的空间。在跨文化传播学视域下,不同文化群体及其成员是凭借认同存在于社会,并依据认同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接受了某种认同,就是接受了特定的角色和行为规范,以指导和规定自身的行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文化认同也超越了血缘和地域限制,不断被构建为新的形式,“一带一路”应急管理跨文化合作即典型代表。但在“一带一路”之外的世界,如西方大国凭借话语霸权,在国际舆论场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抹黑中国形象等,“一带一路”建设遭遇话语困境,损害了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也削弱了“一带一路”群体认同的建构和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能力。

2.3 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的合作机制困境

2.3.1 基层民众主动参与度不高

“一带一路”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主体呈多元化特点,覆盖了联合国层面组织、区域组织等,这些主体开展应急管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为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沟通平台。当前传播形式主要以国家政府及多边、双边、单边合作机制为主,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官方主体,虽然民间机构和个人在应急管理信息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是否全面有效地覆盖了基层民众还要打一个问号。众所周知,社会公众对应急管理的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全民应急管理观念意识和知识经验已经成为制约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培育风险防范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完善安全教育体系以及加强安全知识宣传对民众来说至关重要。在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基础上,关注“一带一路”国家间基层民众的应急管理信息传播,提高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方面还有待加强。

2.3.2 合作领域有待拓宽,层次有待深化

应急管理部发起共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至今已有两年。在此期间,应急管理部与各方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初步形成以政府间合作为牵引、以合作网络和支撑机构为补充的平台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举办援外培训班、参与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努力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减轻灾害风险、造福共建国家和地区人民,应急管理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合作的领域仍有拓宽的空间,层次有待深化,信息共享、人员培训、技术协作、联防联控等区域合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建立,人文交流、多媒体互动等合作形式还需进一步开发,推动民心相通等方面需要加强。

3 基于跨文化传播要素视角的应急管理合作改善构想

3.1 以“主体间性”为原则

“主体间性”指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12]。“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可以借鉴“主体间性”的核心思想,“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旨在促进各参与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而非仅为中国谋求个体利益而建立,这一机制鼓励各参与国积极参与合作行动,视它们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在这一合作框架中,各主体之间的观念、规范、认知以及利益上的差异,成为塑造主体间交往互动的重要条件。各国开展应急管理合作时,需要遵循明确的规范和秩序,在协商、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从而促使应急管理信息跨文化传播畅通无阻,实现“一带一路”国家在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目标。

3.2 以构建命运共同体认同为愿景

科里尔和托马斯认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对于该文化的认同力度和文化认同内容,深刻影响跨文化传播结果[13]。由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的传播和交流活动,体现出了各传播主体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基于此,构建认同成为跨越民族和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障碍的关键。认同是一种心理状态,可以让“一带一路”国家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国际合作最为基本的价值遵循,可以创造文化认同,易于各传播主体的理解和接受。这一理念强调,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界限,体现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顺畅性,认同并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势在必行。

3.3 以“约哈里窗口”为参照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勒夫特和哈里·英格拉姆提出了一个透视人际互动过程及传播环境的模式“约哈里窗口”,同时也可以延伸用于理解跨文化传播[14]。根据“约哈里窗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开放区、盲点区、封闭区和未知区。其中,开放区是指传播双方都知道的内容,也是一个公共区域;盲点区是指他人获得的信息,而自己却不知道,这也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区域;封闭区指那些自己知道,而接受者不知道的信息;未知区所指的则是自己与他人都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一带一路”国家要在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缩小盲区和未知区——通过加强培训宣传等方式深入系统地了解本国和他国应急管理的各要素以及双方文化的异同,特别是充分了解可能引起冲突的因素;其次,通过缩小封闭区来扩大开放区——适当地进行自我展示,即通过提供应急管理背景知识、提升语言解释性翻译等手段来展示自己,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3.4 以新媒体传播为载体

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时间与空间连接、虚拟与现实连接,真正打破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藩篱,导致了人际传播的大众传播化,更有利于减轻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文化隔阂与偏见,有效扩大了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覆盖面,实现立体化传播。传媒的同步与互动层次逐渐升高,对话和共享成为普遍现象,为风险应对提供了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为完善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体系提供了更多可能。高度发达的传媒科技为“一带一路”各国及时沟通信息提供了快捷通道,能够优化预警信息发布机制、提升救援互助响应水平,为应急管理铺就了一个良好的物质技术平台。例如可以借助创作相应的应急文化场景,将其融入可感的文化故事和氛围中,这种沉浸式、场景化传播方式,能够充分调动民众的感官体验,大幅提升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能力。

4 结论

(1)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合作需求日益增长,同时各国文化普适性与差异性共存,前者构成了应急管理沟通的基础,后者则激发了合作交流的动力。“一带一路”应急管理的跨文化传播要素可以按照传播主体、传播载体和传播内容来划分,从国家到民众、从常态化到非常态化情形、从具体实物到思想观念均有涉及,勾勒出异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图景。

(2)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合作仍面临一些困境。从常态化与非常态化应急管理的角度来看,因各国发展水平、历史经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应急管理体制也存在较大差异,标准不一,“共通的意义空间”有限,产生的文化休克和文化误读也会影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合作。从组织内与组织外的角度来看,部分参与国不愿分享危机进展信息,信息壁垒现象仍然存在,影响应急管理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西方大国话语霸权削弱“一带一路”群体认同建构也是一项挑战。从应急管理跨文化合作机制来看,基层民众主动参与度不高,以官方主体为主,合作领域有待拓宽,层次有待深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合作形式还需进一步开发。

(3)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应急管理信息交流和合作需要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对于“一带一路”国家间应急管理合作,以“主体间性”为原则,各国在协商、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可以促进跨文化传播;以构建认同为愿景,倡导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加强跨文化传播效果;以“约哈里窗口”为参照,深入系统地了解本国和他国应急管理的各要素以及双方文化的异同,适当地进行自我展示,可以优化跨文化传播过程;以新媒体传播为载体,畅通传播渠道,实现立体化传播,可以扩大跨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应急管理合作,提高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