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视野中的意大利政治文化

信美利

摘   要： 意大利史研究长久以来呈现出相对“断裂式”的发展态势，即以古罗马史、文艺复兴史和法西斯史为特定主题，强调其各自独特性、重要性，由此缺乏对意大利史作为完整研究对象的系统性、连贯性讨论。实際上，意大利史可从整体视角切入，断代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历史延续性和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以法西斯意大利史为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学界对其外交政策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以意大利本土及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为主，中国学界的关注及成果较集中于个别研究者。以往研究倾向于将法西斯意大利外交“单独”探讨，认为其自成体系，明显区别于自由政府时期，其强烈的投机色彩主要归咎于法西斯党和墨索里尼的个人作用。然而，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遵循的可称为“现实主义”的路径，在法西斯夺权后的若干年里，与自由政府时期的外交选择并无本质区别，甚至二者均受到意大利传统政治外交文化的影响，因其共同面临意大利自统一以来就已形成的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实力欠缺、强权环伺等局面。“现实主义”是两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选择，法西斯意大利亦是整体意大利史中既特殊又具有某种关联性、共性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 意大利史；法西斯；外交；现实主义；二战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6-0142-（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15

对法西斯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系统研究始于二战结束之初，迫于法西斯暴政而流亡海外的反法西斯历史学家对此项研究有拓荒之功。随着法西斯时期外交档案的陆续解密，1 意大利本土以及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以往研究，历史学家对意大利外交的阐释大致分为传统和修正两派。2 前者持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谴责与法西斯主义相关的一切，认为法西斯外交政策毫无连贯性，带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和机会主义色彩，忽视外交政策的长期影响。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为法西斯外交辩护，对意大利一战后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和帝国主义外交进行合理化解读，认为法西斯外交政策仍然有规律可循。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1 且侧重史实梳理，主要联系当时国际关系格局分析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选择的两面性，将法西斯政府的外交与自由政府时期（1870—1922）的外交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讨论主题，过于强调法西斯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特殊性，缺乏对意大利与英、法、德各方关系及动因的具体分析。2 本文拟从意大利近现代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切入，分析二战前法西斯意大利外交的过渡阶段，讨论其现实主义特征，追溯源流，阐释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演变，丰富该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视角，加深对20世纪初意大利外交史的认识。

一

1922年10月29日，意大利国王授权国家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组成新政府，这就是所谓“向罗马进军”的重要“成果”。3 由此，史学界一般也倾向于以1922年为界，将意大利现代史划分为两个基本讨论时段，即1870年至1922年的自由政府时期和1922年至1943年的法西斯政府时期。但实际上，正如意大利史家萨尔瓦托雷利所说，“那只是一种迷惑人的炫耀”。4 墨索里尼组织的新政府中不仅有法西斯分子，还有众多旧党成员，在新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支持政府的绝大多数派，反对党少数派（包括人民党、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大部分）在法西斯压制下放弃反法西斯联合。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国家法西斯党远不能与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社会党和罗马教廷扶持的人民党相抗衡。为巩固政权，墨索里尼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5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议会讲话中宣布自由—立宪政权最终向法西斯政权过渡，至1926年，墨索里尼解散了除法西斯党外的所有政党，实现国家的法西斯化。

在此背景下，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并非自“向罗马进军”就开始改弦更张，而是经历了一段过渡时期，大致从1922年至1933年。在此期间，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政府时期意大利外交政策的延续。20世纪初，自由意大利不再坚持纯粹的三国同盟政策以及与法国的紧张关系，转而将三国同盟作为简单的防卫工具和友谊象征，同时对法国采取友好态度，结束贸易战，并缔结地中海协定，放弃摩洛哥，而法国承诺不插手的黎波里。随后意大利开始加紧在巴尔干，尤其对阿尔巴尼亚的争夺，还对土耳其宣战，迫使土耳其放弃的黎波里的主权；在利比亚进行战争，迫使各大国相继承认利比亚并入意大利。6 可见，自由政府时期意大利已然开始灵活运用欧洲的矛盾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法西斯上台后，尤其在过渡时期，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继续与英国结盟，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不放弃一战及之前的领土（殖民地）扩张计划；在处理与法、德、苏联等国的关系上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主导建立凡尔赛体系，但意大利对英、法采取了不同且务实的外交方针。意大利的职业外交官们十分清楚，本国的财力和军力均不足以与更强大繁荣的国家竞争。因此，他们必须坚持与英国结成传统的盟友关系。在他们看来，法国和意大利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最好从英国方面进行突破。1 虽然英意之间存在自1919年以来拖延已久的殖民地补偿问题，2 但双方对于和谈、和解的态度从未改变。1924年7月15日，英意之间就朱巴兰领土割让订约。3 1925年12月，双方又达成临时协定，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东部的势力范围，这些都为意英结盟奠定了基础。

而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所谓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

1.殖民地领土争端。利比亚与法属非洲赤道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直到1935年才解决。4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法国达成殖民地领土边界协定一直是意大利外交的重要目标，但却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意大利希望恢复其对尼斯和科西嘉岛“历史的”“民族的”权利。意大利还提出对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的领土要求，在意大利看来，这是一个“道义”问题，尤其是尼斯和科西嘉岛，这关乎墨索里尼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其政权的民意基础。此外还有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地位问题。突尼斯是法国属地，但其中的意大利居民人数多于法国居民——意大利人约8万，而法国人只有5万，于是，墨索里尼强调在突尼斯的意大利居民保留其意大利国籍，而不必默认转为法国国籍。5

2.争夺对巴尔干的统治权。法国在巴尔干地区有战略和政治利益；意大利则主要是战略和商业利益。法国期望在未来与德国或意大利发生战争时，能在巴尔干获得其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南斯拉夫的支持，而对意大利与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国家安全与政治威望问题，还是重大的商业利益问题。6

3.法国是反法西斯宣传大本营。法西斯政权确立后，意大利的政治难民联合一些法国非官方媒体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活动，其活动总部就设在巴黎。他们发表了大量宣传反法西斯的文献，在意大利前总理尼蒂（Francesco Nitti）和前外交部长斯福尔扎（Carlo Sforza）的率领下，他们得到了法国左翼分子的同情和大力支持。墨索里尼担忧这种反法西斯潮流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蔓延到意大利境内。7 此外，墨索里尼多年来一直视共济会为反意大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国内大肆打压共济会。由此，他将法国共济会推向了反法西斯立场，而法国共济会对法国政府的意大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8

与此同时，法国和意大利彼此都担忧对方倒向德国。对意大利而言，既然本国没有实力在欧洲权力角逐场上获得压倒性优势，那么，保持欧洲均势于意大利更有利。一方面，墨索里尼并不希望法德和解；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也不愿看到法国针对德国有过激行动。法德若爆发争端，意大利必定要插手甚至帮助法国人。以1923年的鲁尔危机为例，墨索里尼强调意大利既缺煤田、原材料，又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一直在“艰难求存，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拯救自己于水火的事业之中”，因此意大利只能在非经济领域以及技术问题上部分参与，但也绝不缺席。数月之后，墨索里尼又呼吁将德国债务削减至合理程度，“不干涉德国内政，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德国政府，有助于其重建秩序，实现财政复苏”。1 因为德国也是意大利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德国复苏，特别是其经济和财政状况好转对意大利有利。2 当然，法西斯意大利对德国的潜在实力和雄心也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企图（Anschluss），因为德奥合并意味着德国将成为欧洲中部最强大的国家，势必打破均势。

为保持欧洲均势，法西斯意大利积极为所谓“共同安全”出力。1925年10月15日，墨索里尼作为意大利外交部长出席了洛迦诺会议的最后讨论，3 并签署《洛迦诺公约》，这对意大利有若干益处，如避免意大利被三强（英、法、德）孤立，维护法、德之间的平衡，与英国站同一阵线，共同充当欧洲政治秩序的担保人和法官角色，相当于拥有高于法、德的国际地位。4 墨索里尼解释道：“这项旨在确保危险地区和平的协议，将缓和法德关系，从而营造欧洲各国关系新氛围，意大利不能拒绝参加。与英国一样，意大利是这项协议的保证国，因此也是整体和平的保障。”“若我们投弃权票，就必定被欧洲大国之间的协议体系排除在外；其次，（若弃权）我们定会被孤立；再次，（若弃权）我们定会失去让意大利在关键时刻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机会。”5

如果说与英、法、德几个欧洲大国的关系已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法西斯意大利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其对待苏联的态度则是将该风格发挥得更甚从前。法西斯在意大利国内宣扬反共，但意大利却是欧洲唯一一个与苏联保持正常甚至友好关系的国家。墨索里尼强调，意大利承认苏联有利于实现商业利益，获得本国缺乏的原材料，两国经济可实现“互补”，且均旨在建立工业化强国。1924年2月8日，意大利与苏联在罗马签署《商业和通航条约》。此举在欧洲引起极大反响，意大利是第一个与苏联签条约的大国，等于承认其政权。6

因此，不论是与英国结盟还是在处理法、德关系上的灵活度，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选择从本质上与自由政府时期的外交存在连续性，包括其灵活、务实的突出特点，其实亦是自由政府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这种外交政策连续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国家发展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墨索里尼及其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利用这种发展缺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攫取政权的同时也为现实主义外交选择寻找合理性。

二

自1922至1926年法西斯国内政权巩固之后，墨索里尼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外交，法西斯意大利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带上墨索里尼的个人特色，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宣传效果的执着追求。二战后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评价，墨索里尼在宣传和制造神秘方面“天赋异禀”。7 他一改旧的缓慢耐心的谈判模式，不惜代价只为实现巨大野心和立竿见影的外交效应。8 A. J. P. 泰勒和丹尼斯·麦克·史密斯也认为，墨索里尼每天随时在调整其外交政策，目的就是為了进行极致地宣传。迪诺尔福更是指出，对墨索里尼而言，基吉宫（Palazzo Chigi）并非外交部办公地，而是宣传部的“分部”，墨索里尼更像是宣传部门的头目。1

为了达到轰动性的宣传效果并将个人威望最大化，墨索里尼几乎是事必躬亲地推动意大利与罗马教廷达成和解。2早在1921年首次议会演讲时，墨索里尼就宣称“法西斯主义既没有实践过也从未宣扬过反教权主义”。3 自1923年1月开始，他个人亲自与教廷国务卿进行秘密会晤，而后指派亲信继续谈判。至1929年1月，双方的艰难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在敲定最后部分条款时，墨索里尼亲自加入谈判小组。1月31日，在最后一次审阅这些条款的时候，“他（墨索里尼）从晚上9点一直工作至凌晨1点，他几乎详细斟酌了每一个字”。4 为了促成和解，墨索里尼对教廷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均予以满足。对教廷的领土主权要求，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1900—1946年在位）一直持反对态度，墨索里尼不遗余力地游说国王，最终使国王同意继续和谈，并在领土主权（包括教会财产）方面做出让步。5 而意大利当时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债台高筑。6 即便如此，墨索里尼仍然承诺对教廷予以资金补偿，包括总额为7亿5千万里拉的现金，以及10亿里拉借款。7 通过与教廷达成和解，解决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罗马问题”（Questione Romana），为墨索里尼提供了一项无与伦比的个人宣传素材。《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在《拉特兰条约》签署的当天刊文大肆歌颂“墨索里尼的功劳”“法西斯体制的胜利”及“和解条约将对意大利大有裨益”。文中称《拉特兰条约》是“法西斯体制在道义和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这基本归功于墨索里尼杰出的外交才能，8 促成与罗马教廷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外扩张做准备。1920年秋，墨索里尼给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Gabriele d'Annuzio）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在意大利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天主教主义可资成为最强有力的一个武器。”9

实现国家法西斯化之后的1926年5月29日，墨索里尼在参议院演说中较系统地宣扬帝国主义的合理性。他指出，每一个有生存欲望的人都有“帝国主义倾向”，因此，一个国家就是具有生存欲望的群体。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有“权力欲望”，没有权力，国家就会孱弱衰落，从而成为其他更加强大国家（在这些国家之中，“权力欲望”发展更充分）的牺牲品。“意大利帝国主义是意大利种族品质和道德尊严的结果。其次，也是这个起步太晚的民族进行经济和智力扩张的必需品。”墨索里尼厌恶“高谈阔论”，如“国际大团结”“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等。他深信，“没有哪个国家奉行国际兄弟情谊的政策；每个国家都在高墙后保护着自己，而今这堵高墙是经济和政治实力”。10

在墨索里尼的规划中，地中海、巴尔干地区及东非是意大利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但在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前，他主要进行战争准备，而他所设想的战争实际是仅限于殖民地的局部战争，并非欧洲本土再发生大战。1929年1月8日，墨索里尼接受英美新闻社代表采访时说：“意大利的扩张问题迫在眉睫，人民必须做好准备。但这不应该引起任何恐慌；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而是准备。我认为，在1935年，某些情况的出现会改变欧洲局势。”“殖民扩张问题对意大利至关重要，必须像处理关乎整个世界的其他重大问题一样予以重视。但大家得理解；我说的不是战争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修订条约体系。”1 因此，修正派历史学家德费利切（Renzo De Felice）总结，墨索里尼外交政策的特点是“绝对的非战性”。在1935年之前，意大利签署了大量国际条约，借此排除欧洲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强化意大利的国际影响力。2 曾任法西斯政府外交官、政治顾问的瓜里利亚（Raffaele Guariglia）3 在其回忆录中评价道：“没有哪个国家像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那样签署过这么多的条约和协定；对所有递送到手里的公约都来者不拒，哪怕与他的想法和目的背道而驰。”4

为了突出其个人及其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的外交成就，墨索里尼从上台之初就开始批评自由政府外交的“软弱”，使国内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公众舆论相信，“国家被骗走了战胜者的回报。这种不愉快的记忆给意大利一战后二十年的外交政策蒙上了阴影”。5 墨索里尼急切地向本国人民证明，他拥有在国际事务上为意大利争夺利益的独特天赋，于是在1923年8月武力占领科孚岛，6 并以退出国联为威胁迫使英法妥协。在他看来，这次事件的顺利解决对意大利国际威望提升大有裨益。英法的姑息无疑也鼓励着墨索里尼后续的扩张冒险。7 在科孚岛事件之后，1927年11月24日，意大利宣布与阿尔巴尼亚结成防御联盟，将阿尔巴尼亚正式划入意大利的势力范围。8

对于非洲殖民地的执着并非法西斯意大利独有之外交选择，但的确是在法西斯时期才获得实质性进展，这同样与墨索里尼及法西斯的“荣誉感”密不可分。意大利为了获取并维护北非的殖民地“耗费巨大”，“带来的满足感和物质利益却寥寥无几，但墨索里尼决心以一己之力激发民众的兴趣，并唤醒人们对意大利海外资产的自豪感”。9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在法西斯意大利看来，向非洲扩张显得更加迫在眉睫。墨索里尼曾试图“将欧洲变成发挥‘法西斯活力’的舞台，来证明意大利的伟大”。但他不得不面对本国衰弱而对手强大的现实，“为了转移意大利人对失业的注意力，改变其对国家的冷漠态度，意大利政府需要在海外取得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10 如瓜里利亚（Raffaele Guariglia）所说，由于历史、地理和政治契机等原因，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在非洲唯一可以进行新的殖民扩张的地区。将埃塞俄比亚当做原材料产地，有助于促进意大利经济，同时埃塞俄比亚还可能吸收意大利移民。11

关于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动机，史家们有多种解释，其中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因素；二是宣传因素。如前所述，法西斯上台后需要完成国家的法西斯化，墨索里尼及国家法西斯党在过渡时期基本延续了自由政府时期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面由意大利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另一方面也是法西斯政权出于自身权力巩固需要而做的主动选择，他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用最少的时间完成对意大利的法西斯化。但法西斯的社会经济改革努力并未像其预想的那样成功，加之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打击，墨索里尼转而越来越寄希望于用外交来重振信心。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最初高涨的改革热情已所剩无几，“军事帝国主义取代了社会变革，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理由”。1 因此，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亞基本上旨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恢复法西斯政权的威望。2 墨索里尼将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设计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的安全阀”。3 可以说，“自埃塞俄比亚战争开始，外交政策日益成为法西斯政策的基石”。4 至于宣传动机，也可以理解为墨索里尼不能容忍任何人威胁到他的独裁权威，“天生的利己主义加剧了墨索里尼的嫉妒之心，这种嫉妒驱使他试图与德国独裁者相提并论，从而开始一系列冒险”。5 同时期，希特勒似乎更加狂热，同样沉溺于军国主义口号的墨索里尼不甘心落后于人。6 他被自己的宣传政策裹挟，愈发相信征服埃塞俄比亚将有助于解决意大利的问题。7

由此可见，除连续性之外，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确实存在某些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墨索里尼追求个人威望、法西斯政权转嫁国内矛盾相关联，尤其是其中的宣传动机十分明显。历来史家们评价法西斯意大利外交常用“投机主义”“投机性”等词汇，但究其深层原因或许可以用“现实主义”一词来说明。

三

自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术研究以来，现实主义就一直是两种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另一种为自由主义）中的主流。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之间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权力争夺。所谓国际秩序只是某种权力平衡机制作用下的结果。归根结底，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在国家之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主权机构，国际政治更像一种“自助”体系，各国必须依靠自身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各自的目的。8 20世纪之前的现实主义理论也被称为“古典现实主义”。许多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经常声称其理论是古代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这些古代思想传统源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06）、马基雅维利（1469—1527）、霍布斯（1588—1679）等人的思想。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在国家疆域之外皆为无政府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生存没有保障。所以，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一定是生存。与追求权力一样，扩大国家利益也是一条必然铁律，为达目的唯有“自助”（self-help）。9

若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流派来理解，会发现其主张中最突出的几个特点：首先，国家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有其他行动主体皆不如国家重要。其次，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这也是所有政治领导人必须维护的最高国家利益。除此之外的其他目标，如经济繁荣之类的都是次要的国家利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所有领导人都必须遵循“以结果来评判行为”的道德准则。最后，所谓“自助”，即除己之外，其他国家皆不可靠，均无法提供生存的保障。各国通过保持权力平衡来实现共存，对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而言，只有当互动能使它比其他国家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有限的合作才可能实现。1

纵观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可以说它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拥趸。但还需要指出一点，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所面临的问题，不论内政、外交，实际上与自由政府时期并无本质差别，这正是造成前文所述的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原因之一。即使墨索里尼和国家法西斯党在过渡期之后的外交选择显现出更多的个性色彩，但其实也基本没有脱离现实主义框架。就现实主义而言，意大利人的思想理论渊源基本可追溯至马基雅维利及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两个人物在历史上曾被反复对比，他们的相似之处很多，同为佛罗伦萨人，几乎同时生活于同一城市（前者生于1469年，后者生于1482年），都是年轻时便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驻外大使，从政并对统治术、权术十分感兴趣，从政失败后均选择退隐，研读和撰写历史著作，不约而同地得出共同的结论：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争取成功都是绝对必要、唯一正确的目标。2

基于这种现实主义以及成功决定论，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活动也能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需注意的是，墨索里尼对法西斯外交风格具有关键性作用，但现实主义并非完全是其个人选择，确切说他是这种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然而现实主义不仅影响着他一人。19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统一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现实主义外交的产物，比如王国第一任也是意大利人公认的伟人首相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相较于首相角色，他扮演更成功的是外交活动家角色，他充分利用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熟悉促成了意大利王国的初步统一，并为之后完全的领土统一奠定基础。3“错综复杂的外交形势需要果敢的政治手腕才能予以利用”，“加富尔毫无疑问就是最好的政治家。当时的形势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即能认识到诚实并不总是最好的政策”。4 他的外交原则沿袭了现实主义的“精髓”，即目的决定手段，或者说为达成外交目的可不择手段。他一方面依靠法国抵制奥地利，又劝诱奥地利以断绝外交关系威胁法国，挑起法奥争端，并扩大裂隙，催促法奥开战，造成对意大利有利的形势。5 1855年，加富尔适时派出军队参与英法联军对俄作战（克里米亚战争），借此以战胜国代表的身份参加战后和会，名扬欧洲，提高了撒丁王国的国际地位，为之后撒丁王国争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奠定基础。6 加富尔于1861年便溘然长逝，在意大利史家看来，“他的去世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重大损失”。7

至法西斯意大利时期，墨索里尼及其主导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更是将现实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中体现为所谓的“钟摆”政策或者“决定性权重”（politica del peso determinante）政策——充分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冲突，达成意大利目的。墨索里尼很早便意识到，必须摧毁欧洲现有的体系（英法主导的凡尔赛体系），制造不稳定的平衡局面。而过于强大的大国，如德国，必定威胁到这种平衡。法西斯意大利有必要在英法和德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造成二者的冲突，又保持相对的平衡，使意大利成为决定性力量，它站在哪边就能起决定作用。然而，局势的变化超出了墨索里尼的预期，现实是意大利本身并非大国，因此不得不从属于一个强大的盟友，这就意味着“决定性权重”政策的失败不可避免。8

1936年，随着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接近尾声，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反法西斯浪潮，希腊、埃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国对此十分警觉，尤其加上西班牙和法国的中左联合阵线的胜利，对墨索里尼而言是明显的战略威胁，是在地中海对法西斯意大利形成包围圈的前奏。1 关于法西斯意大利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原因，早期的解释强调意识形态在墨索里尼决策中的重要性，认为意大利干预西班牙内战的动机，一是敌视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二是出于对苏联在西班牙渗透的担忧。2 法西斯宣传分子路易吉·维拉里（Luigi Villari）解释说，“很明显，世界共产主义在社会党、共济会和其他煽动性组织的协助下，正在准备一场巨大的动员，以确保红色力量在西班牙占主导地位。为此，墨索里尼最终决定意大利向西班牙民族主义事业提供援助”。3 然而，结合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一直以来的外交表现，这里的意识形态动机实际上并不充分，现实主义仍然是这一决策的出发点，战略和利益考虑大于意识形态因素。墨索里尼希望在马德里建立一个傀儡政府，作为他与法国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筹码，“这将是对法国的西地中海势力的致命打击，意大利由此得以掌控西地中海霸权”。4 意大利寻求西班牙作为反法盟友，并希望在巴利阿里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以阻断法国与北非之间的通信。5 “（法西斯分子）早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危险之前就决定进行干预，他们最初的动机就是要确立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权威。”6

埃塞俄比亚战争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消耗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大量精力，“决定性权重”的策略在面对复苏、强大的德国时已渐趋无力。1938年，此前极力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墨索里尼默许接受了这一事实，但也并非完全放弃“决定性权重”政策，而是繼续走现实主义路线。甚至在与德国签署《钢铁条约》后，墨索里尼仍然寻求与西方大国达成协议。1939年5月22日，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签署了一项名为《钢铁条约》的协议。《钢铁条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德国和意大利之间长期信任与合作的公开声明；第二部分是《秘密补充议定书》，支持缔结军事和经济联盟。墨索里尼曾希望通过与希特勒缔结《钢铁条约》来防止战争，并认为战争被安全推迟到1943年。而这种结盟，在墨索里尼看来只是“暂时的”，但仍不失为维持欧洲和平的一个保障。7 墨索里尼误判了德国局势和战争形势。他相信，即使将来德国构成威胁，战争也不会发生在他这一代。而意大利人民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在物质和道德方面创造新一代人数更多、更强大的法西斯力量。8 在墨索里尼看来，地区战争有可能爆发。但他直到1940年春天之前都没有预料到欧洲内部的战争就这样发生了，且德国已在西欧取得了巨大胜利。他设想的战争是“以修正主义之名只在局部地区内取得成功的战争”。9

1939年9月1日，德国攻击波兰，意大利人保持中立，称之为“非交战”政策。当时的墨索里尼并不希望德国压垮英国，“与其说法西斯意大利想要获得进入大西洋的自由，不如说意大利更希望避免变成第三帝国的一个省”。10 1939年9月至1940年10月期间，意大利外交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确保法西斯和民主两种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力量平衡。11 墨索里尼坚信，意大利通过干涉西班牙内战可以顺理成章地变成地中海的主要海洋大国，大大削弱英国力量，而这正是手握和平的基础。同时，意大利加入海洋大国行列将有效牵制德国。此时他虽宣称“非交战”，但已经开始考虑支持希特勒，尽快结束局部战争，保证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野心，同时也给以英法为首的民主国家阵营提供基于权力平衡而不是彻底摧毁某个国家的和平方案。1

综上所述，二战前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基本呈现出现实主义特点，这种现实主义既受悠久的意大利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也与其19世纪统一以来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而墨索里尼及其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也为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这又与墨索里尼本人的性格、心理因素有关，同时也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化之后的某种必然结果。因为，不论自由意大利还是法西斯意大利，其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延续性，根本在于意大利作为民族国家先天发展不足，后天寄希望于通过法西斯的极端途径跨越式发展，跻身欧洲大国行列，而这一选择必定一败涂地。

Ital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a Holistic Perspective

— A Case Study of Realism in Fascist Italy

XIN Meili

Abstract： The study of Italian history has long shown a relatively “fractured” development， namel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history of Fascism as a specific theme， emphasizing the uniqueness and importance of each of them， which lacks a systematic and coherent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as a complete object of study. In fact， Italian histor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the method of interrupted studies does not exclud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the unity of internal logic. Taking the history of Fascist Italy as an example， as one of the fountainheads of the World War II， research on its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fruitful， but it has been dominated by researchers from Italy itself and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ile the atten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ve been more focused on individual researche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tended to “isolate” Fascist Italian diplomacy， arguing that it was self-contained， clearly distinct from the period of liberal government， and that its strong speculative overtones we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personal role of the Fascist party and Mussolini. However， Fascist Italy’s diplomacy followed what might be called a “realist” path， which，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Fascist seizure of power， was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diplomatic choices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liberal government， even if both were influenced by Italy’s traditional political-diplomatic culture， which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the lack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presence of strong powers in the country， which had already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country’s unification. “Realism” is the common choice of two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Fascist Italy is also a special but somehow related and common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overall Italian history.

Key words： Italian history; fascism; diplomacy; realism;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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