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现状、瓶颈及对策

2023-12-21 05:57
东南文化 2023年4期
关键词:藏品教育资源博物馆

刘 阳

(南开大学博物馆 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是博物馆加快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实现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充分结合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博物馆藏品资源通过转化为课程资源、教材资源、教研资源和课外活动资源,主动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实践探索虽初见成效,但仍面临着供给、版权、渠道和人才等方面的瓶颈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提升藏品资源供给能力、打破藏品版权壁垒、畅通资源转化渠道、加强专门人才建设等举措来寻求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功能,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开展学习,推动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藏品作为博物馆最核心的资源,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重要载体。将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是博物馆加快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实现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充分结合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和创新模式,在取得诸多成效的同时,一些瓶颈性问题亦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实践探索,剖析其面临的困境,探寻破解之道,对于博物馆进一步发挥青少年教育功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述评

因研究视角不同,目前关于利用博物馆藏品资源开展学校教育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藏品信息阐释研究。杨秋较早指出博物馆应以藏品为载体发挥其独特的教育功能,并具体讨论了藏品的诠释方法和策略[1];乐俏俏从藏品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关系出发,探索藏品信息综合化、重构化、系统化的解读方式[2];郑奕指出应通过活用“相关性”原则,对博物馆藏品进行多维度阐释,实现对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3];宋娴强调要从学校教育的实践惯习和资源供给逻辑出发,调整和创新博物馆藏品的阐释方式[4]。

二是馆校合作机制研究。朱峤分析了我国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教育的制度供给现状和问题,建议从政策法规、机构协作、经费保障、监督评估等四个层面进行系统的制度设计,以期从制度上促成和保障博物馆资源融入学校教育[5];王梦倩等从科技藏品的特点出发,构建馆校结合下的科技藏品教育信息通信过程模型,进而探讨科技藏品教育效果的提升策略[6];李喆强调在“双减”的背景下,作为社会教育“供给侧”的博物馆应该在现阶段馆校合作常规形态的基础上,着重强化博物馆馆藏资源和文化平台这两个核心竞争要素,将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更好地融合[7]。

三是教学模式设计研究。黄琛提出字词溯源法、猜想实证法、模拟感悟法、摹写创作法、劳作识技法、类比寻规法等六种适用于青少年的博物馆教学模式[8];刘琳娜、马晓东基于“问题引领”“联系主线”“延续目的”三大原则,提出六种博物馆课程设计模式[9],以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柏安茹等在总结全国48 个博物馆课程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参观+任务单”“引导+体验”“探究+发现”三种博物馆课程教学设计模式[10]。

四是国外先进经验借鉴。刘连香梳理了美国博物馆教育资源的类型与利用方式,指出美国博物馆从基础设施、人员配置、陈列展览、项目开发等多方面为观众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超越了学校教育资源的局限,使博物馆成为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教育场所[11];王国云在系统考察英国博物馆教育的基础上,从资源建设、组织实施、师资培训、保障机制等方面,对我国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提出对策建议[12]。

综上可知,既有研究多立足于相关实践,从藏品信息阐释、馆校合作机制、教学模式设计及国外经验借鉴等视角,对博物馆藏品资源如何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进行了多维度探索,为博物馆和学校的相关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既有研究多为个案研究,对国内现状的整体认知有所欠缺;多使用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对已有成果的归纳总结不够;多基于特定的理论视角,鲜见综合性、系统性的应对之策。鉴于此,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博物馆藏品资源应用于学校教育的实践进行梳理,剖析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制约瓶颈,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二、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现状

早在2007 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首次明确提出要将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相结合。2014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文物博函〔2014〕73 号),开始以试点的形式探索博物馆融入学校教育的有效路径和手段。2015 年,国家文物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文物博发〔2015〕9号),进一步强调把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课堂教学、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有机结合,构建具有均等性、广覆盖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机制。2018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8〕54 号),并在“主要任务”中提出“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标志着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此后,《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文物博发〔2020〕30 号)、《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文物博发〔2021〕16 号)系列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将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实践推向纵深。在以上政策的指引下,各地博物馆与学校积极开展合作,探索博物馆藏品资源向学校教育资源转化的路径。经调研可知,现有的转化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1.转化为课程资源

课程作为学校最核心的产品,是学校教育内涵的集中体现,也是决定学校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因素。将博物馆藏品资源融入学校学科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是学校利用藏品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例如,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联合开发的“故宫课程群”(23 门课程),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资源为载体,进行多学科知识融合、整合拓展,“故宫课程群”作为校本选修课来设置和实施,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历史等学科[13]。再如,南京博物院以院藏资源为依托,与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合作开发的“中国纸文化校本课程”成为校内历史选修课;与南京外国语学校合作,推出校内选修课“古陶瓷修复STEAM 课程”,覆盖年级从初一到高三,涉及学科包括历史、美术、化学、物理,属于跨学科融合项目[14]。

2.转化为教材资源

教材是实施教学的主要载体。根据编撰主体的不同,我国的教材可分为全国统编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目前,全国统编教材已应用了大量博物馆藏品资源,尤其是《历史》教材。例如,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版本(即“人教版”)初高中《历史》教材的“中国古代史”部分涉及考古学知识点总计115 个,涉及考古学知识内容项数量共272 个,而这些考古资源都能在诸多博物馆中找到原形[15]。地方教材中亦不乏博物馆的参与,如江西赣州市博物馆深度参与乡土教材《赣南历史》的编撰[16]。博物馆参与程度最深的当属校本教材,其中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联合开发的《博悟之旅》系列教材最具代表性。该系列教材从全国博物馆精选五百余件珍贵文物,依据“创造、尊重、责任、规则、生命”这“五大意识”形成150 个教学主题,整合了语文、数学、科学、美术等小学阶段的12个科目[17]。

3.转化为教研资源

教研是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为方便学校教师充分利用藏品资源开展教研活动,博物馆面向学校教师提供诸多专项培训与服务。湖南博物院成立“教师资源中心”,为学校教师提供专用馆藏资源查阅和教具租赁使用等服务,根据学校课程对藏品资源进行整合,编撰《教育资源库》,将馆藏资源和教材中的课例一一对应,为学校教师利用馆藏资源开展教学活动提供参考与指导[18]。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合作开设包括《中国青铜艺术与文化》《中国雕塑与佛教艺术》等面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课程,提供免费的素材包,帮助教师熟悉馆方资源,了解博物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19]。

4.转化为课外活动资源

课外活动不同于具有明确教学目标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学生自愿、自主参与的一种教育活动。课外活动可以由校外教育机构主导,也可以由学校主导,后者依然属于学校教育范畴。例如,在江苏苏州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苏州外国语学校“文博社”的社员可深入参与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尝试用六种语言翻译展品说明牌和绘制文物线图,还可以通过引导、讲解、座谈、互动等形式展示和汇报自己的文博学习成果[20]。

三、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瓶颈

近年来,虽然我国在推动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践探索,且取得初步成效,但依然面临着诸多阻碍因素,主要体现为供给瓶颈、版权瓶颈、渠道瓶颈和人才瓶颈等。

1.供给瓶颈

一是博物馆藏品阐释缺乏目标导向,难以满足学校教育尤其是学科教育的需要。在博物馆教育中,阐释是指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基于对象特点而设计的内容呈现和解读方法[21]。博物馆藏品必须经过阐释才能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博物馆藏品信息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藏品阐释只是对藏品特定层面的意义予以揭示和解释[22],故阐释目标决定阐释内容,进而影响受众对藏品的接受。当前,博物馆对藏品的阐释或是基于展览的需要,或是基于宣教活动的需要,或是单纯基于管理及信息公开的需要,但极少将学校的教育目标纳入考虑范畴,以至于其所阐释的内容与学校教育的需要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难以直接应用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学科教育。二是博物馆藏品资源面向公众开放的力度不够,导致藏品资源的总量优势未能转为供给优势。随着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推进,线上藏品数据库已经超越展览和图录,成为博物馆对外开放藏品资源的高效方式。可即便如此,线上藏品数据库所公开的藏品数量也只占博物馆藏品总量的极小部分,如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公开的藏品只占其藏品总量的3.6%,南京博物院通过官网公开的藏品只占其藏品总量的2.8%左右[23]。大量藏品不为公众所知,遑论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三是博物馆藏品资源的供给对象更偏重于学校和教师,而对学生群体有所忽视。在馆校合作过程中,博物馆热衷于与学校联合开发课程和教材,也重视通过教师沙龙、种子教师等形式进行教师培训,却较少为学生的社团活动、兴趣小组、科技竞赛等课外活动提供帮助和指导,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博物馆藏品资源更多地转化为课程资源、教材资源及教研资源,而较少能转化为学生的课外活动资源。

2.版权瓶颈

一是博物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持消极态度,未对学校师生利用藏品资源给予足够的指引和帮助。所谓“合理使用”,是指他人依照法律的规定,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而无偿使用其作品的行为[24]。《著作权法》第24 条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其中一种情形与学校教育直接相关,即“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即便有以上规定,多数博物馆依然一味在官网的版权声明中强调藏品版权归博物馆所有,而对可以“合理使用”藏品的诸种情形不置一词,遑论为学校师生利用藏品资源提供具体的指引和协助。甚至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在“版权声明”中强调:“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以转载、引用、摘编、下载等方式使用本网站内容时,均须获得故宫博物院的书面同意。”这无疑有悖于《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大大增加了学校师生利用博物馆藏品的难度。二是《著作权法》制定的教科书“法定许可”制度对教科书的定义过于狭窄,导致其对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教材资源的促进作用有限。教科书“法定许可”制度是指“除作者声明不得使用外,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编写出版教科书,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同时指明作品出处”[25]。在司法实践中,此处的教科书特指“经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编写、经国家专门设立的学科审查委员会通过,并报送审定委员会批准后,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列入全国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中小学课堂正式用书”[26],这意味着最能体现馆校合作成果的校本教材和地方教材、国家规划以外的职业教科书、教科书以外的教辅资料均不在法定许可范围内。换言之,这些法定许可之外的教材和教辅书如果要收录博物馆藏品,需提前取得博物馆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即便如此,教材和教辅书也只能收录单幅的藏品照片,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教材资源的成本。

3.渠道瓶颈

一是仅通过馆校合作的渠道,远远无法满足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对博物馆藏品资源的需求。2022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 万所,而同年全国博物馆机构数仅为6565 个,二者数量比接近79∶1[27]。博物馆和学校在数量上的差距决定了仅仅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馆校合作渠道,必然无法满足全国学校的需求,况且博物馆本身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广大农村地区和中小城镇等博物馆资源薄弱地区的学校更难获得馆校合作的机会。二是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平台建设滞后,进一步阻碍了学校师生对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利用。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全国性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平台,多数博物馆依然将官方网站作为其藏品资源展示的主要平台,但这些网站之间缺乏横向的关联与整合,无法实现跨平台的检索与浏览,从而成为一个个“资源孤岛”。即便是现有特定领域、特定地区的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平台及各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其功能也局限于对藏品进行展示和检索,而不像“日本跨领域综合门户网站”(Japan Search,https://jpsearch.go.jp)等国外的数字资源整合平台那样,具备编辑数字资源、创建虚拟展览、构建虚拟学习空间和建设个人数据库等活用功能,无法为学校师生的学习和教学活动提供进一步支持。

4.人才瓶颈

一是缺乏既掌握场馆教育基本原理又熟悉学校教育的专门人才。博物馆宣教人员多出身于考古学、博物馆学等专业,对学校教育实践并不熟悉,而学校教师一般也缺乏对场馆教育的认知及相关专业知识,二者各自知识结构和认知方面的局限很难通过一些短期的培训得到真正提升。二是从事博物馆教育的师资总量不足。截至2022年末,全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19.03 万人,其中高级职称12 757 人,占6.7%[28]。与此同时,我国拥有各级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高达2.91 亿人,专任教师也有1844.37 万人[29]。由此可见,我国博物馆从业人数整体较少,而在编人员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更少,这与场馆的青少年教育发展需求及服务范围严重不协调。与此同时,中小学也普遍缺乏场馆教育的专职人员,在课程开发、校园展览创建、观众评估等一系列馆校合作的专业环节中,合作专员缺位是常态[30]。

四、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策略

如前所述,我国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制约瓶颈,针对这些瓶颈,提升藏品资源供给能力、打破藏品版权壁垒、畅通资源转化渠道、加强专门人才建设是推动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必然路径。

1.提升藏品资源供给能力,满足学校多元化需求

一是博物馆藏品阐释应坚持目标导向,主动对标学校教育尤其是学科教育的需求。博物馆应进一步增强对学校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深入分析学校的课程体系、课程标准、教材及教学设计,了解学校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要求,从而明确藏品阐释的目标,深挖藏品内涵,提炼藏品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点,推动藏品资源融入学科教育。在此基础上,鼓励博物馆藏品研究人员和高校科研力量直接参与藏品阐释工作,缩短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周期,提升藏品阐释的深度与广度。二是加快推动博物馆藏品的开放共享,扩大藏品资源的供给总量。博物馆要加强藏品信息采集工作,积累藏品数字资源,并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加大藏品开放的力度,在举办展览、出版藏品图录、建设线上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通过虚拟展览、网络游戏、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开发、虚拟仿真技术等多元化手段,推动藏品资源的全方位开放。三是鼓励博物馆参与学生课外活动,推动藏品资源转为课外活动资源。博物馆要进一步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洞悉学生的兴趣与需求,通过馆校合作机制,鼓励和引导宣教专员参与学校教育,主动为学生社团活动、兴趣小组、科技比赛、校园文化活动等课外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与资源支持。

2.打破藏品版权壁垒,促进藏品的教育活用

一是积极落实《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并以此为契机推动藏品版权优先面向教育领域开放。自2012 年荷兰国家博物馆(The Rijksmuseum)在官网公开超过15 万件藏品信息以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日本国立文化财机构(国立文化財機構)等博物馆亦先后跟进,大量公开本馆藏品的高清图像,通过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CC 协议)放弃部分甚至全部著作权,以促进藏品资源的活化利用。相较而言,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在版权方面较为保守,民众对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认知度也较低。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开放藏品版权的更为现实的路径是,在充分落实《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规定的基础上,推动藏品版权优先面向教育领域开放,即允许公众出于教育目的对藏品资源进行无偿利用,且不必事前取得博物馆的许可。二是推动《著作权法》修订,扩大教科书法定许可制度的受益范围。教科书法定许可制度的目的是鼓励和促进教科书对作品进行利用,但其对教科书的定义过于狭隘,尤其是没有考虑到馆校合作背景下校本教材利用博物馆藏品的迫切需求,所以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应积极参与《著作权法》的修订,推动将校本教材及相关教辅资料纳入法定许可范围,平衡专有权利和公共利益,为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教材资源提供版权支持。

3.畅通资源转化渠道,增强藏品的可及性

一是深化馆校合作,鼓励博物馆与更多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博物馆应以藏品资源为基础,制定馆校合作服务清单,并通过官方网站等平台公开清单内容和联络方式,降低学校和相关行政管理机构获取信息的成本。与此同时,博物馆要探索跨区域服务模式,通过提供藏品模型、教学素材包、互动教育软件、远程教师培训等方式,确保博物馆资源薄弱地区的学校也能便利地获取藏品资源。二是建设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平台,为广大师生提供一站式的藏品检索、浏览和活用服务。通过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我国对2600 多万件文物的基础信息进行了采集登录,摄制图片5000 余万张,采集数据总量超过140TB[31],已完全具备建立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平台的基础。因此,文化和旅游部及国家文物局应充分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强化顶层设计、划拨专项资金,尽快建成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平台,通过多样化的功能设计,引导师生对藏品资源进行编辑、展示及再利用,为学校师生的日常教学和自主学习活动提供多维度支持。

4.加强专门人才建设,构建高素质的专兼职师资队伍

一是鼓励高校创新培养方向,从源头上培养博物馆教育专门人才。目前,国外许多高校都开设“博物馆教育”专业,例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在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基础上,另设有博物馆教育专业;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在教育学系开设博物馆教育硕士项目[32]。我国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尚未达到如此细分的程度,博物馆教育只是博物馆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并未形成博物馆教育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为此,高校应主动打破博物馆学与教育学的壁垒,尝试设置博物馆教育相关专业,培养既掌握场馆教育基本原理又熟悉学校教育的专门人才。二是探索灵活用人机制,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在编制增添困难的情况下,博物馆可以通过设置流动岗位和兼职岗位,吸引具有学校教育经验的人才加盟,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其工作职责与期限,合理评估其业绩,做到人尽其才;学校也可针对博物馆教育的特殊需要,设置编外的场馆教育专员,实行不同于普通教师的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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