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反思

周中之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当代中国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必须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社会和谐、稳定、有序运转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20世纪60年代初的“枫桥经验”颇具代表性。在毛泽东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实现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规律性的认识,对于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面临的新形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它包括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发展两大历史任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任务基本完成。在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为了完成国家富强发展的历史任务,进行了不懈的奋斗,留下了不少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枫桥经验”是其中之一。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60年前,浙江诸暨的干部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创造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枫桥经验”,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20年前,习近平号召“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枫桥经验”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的领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是伟大的“推动者”,习近平是伟大的“引领者”。同时,历史也证明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宝贵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好“枫桥经验”,但同时也要发展好“枫桥经验”。时代在不断发展,思想和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研究新课题,回应新挑战,解决新问题。认清新形势,是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和发展好的基础。

(一)社会治理重心向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凸显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50、60年代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各条战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我们的国家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和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为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过上美好生活,必须推动建立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因为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是“中国之治”的根基。“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提供了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社会基层治理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60年前的“枫桥经验”,是在改造农村“四类分子”的斗争中形成的,“矛盾不上交”是就地解决敌我矛盾的产物。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点,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治国理政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在这过程中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物质文化生活的“质”的问题,而且涉及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涉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有14亿人口,社会的稳定和谐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要求。加强社会基层治理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但同时又是一个涉及面广、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的伟大事业。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理中必须坚决贯彻重心向下的原则,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很大变化条件下,研究社会基层矛盾的新特点和新的处理机制,把矛盾更好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几十年来,“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这一经验植根于中国大地,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同时还由于“枫桥经验”充满着活力,不断创新发展。坚持和发展的统一,将使“枫桥经验”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彰显强大的生命力。

(二)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更从容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在研究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时,必须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研究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风险,从而在新形势下掌握治理的主动权。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三方协议”“四方联盟”等手段围剿、打压中国。从贸易战到科技战,从经济制裁到军事挑衅……无所不用其极。严峻的国际形势不能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经历各种风险,面临各种考验,甚至是惊涛骇浪的冲击。在21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矛盾深刻调整,企业改制、劳资纠纷、征地动迁、流动人口管理等新型矛盾在社会基层凸显,特别是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就业困难、社会贫富拉大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增多。另外,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的重大事件肆虐全球,带来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它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课: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的风险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积极的防范。

枫桥的干部群众在治安工作中,创造了“平安不出事”的“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这种将事后治理转为事前预防的工作经验,体现了枫桥人在治理中的积极主动的精神,为“平安浙江”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中国发展中面临多重风险,从“枫桥经验”中吸取智慧和精神,提高风险预防、评估和应急处置的社会治理能力,有利于“平安中国”的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构建制度和提高执行能力,而两者离开了事前的预防,必然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做好事前预防和治理,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深入排查化解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就往往能从被动转化为主动。“未雨绸缪”,为基层社会治理做好工作预案,就能更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提高效能。枫桥的干部和群众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实践中积极进取,不断探索,形成了“枫桥经验”。在新的形势下,要学习枫桥人在治理中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学习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和挑战。

(三)群众路线与“服务”不缺位 :人民至上理念引领新时代社会基层治理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走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好社会基层治安建设。群众路线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枫桥的干部群众继承了党的这一优良作风之一,并且把它切实贯彻于新中国的社会基层治理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创造了穿越时空的“枫桥经验”。6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枫桥经验”要坚持好和发展好,就是要把群众路线坚持好和发展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治国理政需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依靠群众才能就地化解各种矛盾。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群众治理形式,例如把志愿服务引入社会治理的“红枫义警”、传递群防群治的“西城大妈”、推动网络空间精准化治理的“网上枫桥”。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具有新的特点,并且社会治理任务日趋繁重,迫切需要提升治理的效能,依靠群众治理的形式也需要从实际出发,实现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至上”的理念,在群众路线上提出了两个“一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其中“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枫桥经验”中的“服务不缺位”正是“人民至上”理念的体现。基层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基层治理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枫桥党组织加强制度建设,倡导为人民服务精神,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党员“红枫党建”“红枫岗”以及“亮分、亮牌、亮业绩”的“三亮”活动,激发党员奉献精神,同时把村干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新时代要坚持好和发展好“枫桥经验”,做到“服务不缺位”,必须强调“人民至上”的理念,加强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要研究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新挑战,努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提出新对策,落实新方案。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不“缺位”,而且更“到位”。

二、以“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完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从乡村治理走向了城乡治理,其基本的经验也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升华为“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这一“三结合”对于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

(一)以自治为基础:夯实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群众根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快速转型,基层社会矛盾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特点,必须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强调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翻开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的篇章。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枫桥经验”也开始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仅一字之差,但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公共权力部门,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基层群众等。 当代中国的治理是多元共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基层群众参加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枫桥经验”中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就要求以自治为基础,发展壮大群访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里的自治,就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它是通过由法律认可的一定的组织形式实现的,例如“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些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是由居民或居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它在服务群众、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扮演着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几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发扬光大,基层社会治理又增添了不少新内容。例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中国,“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站在抗疫的第一线,组织志愿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群众性的基层自治组织在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没有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的努力,就没有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证明,现代社会的发展会遇到各种重大风险,基层社会治理承担着抗击这些风险的重大使命,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动员和依靠群众永远不会过时。

基层社会治理中,以自治为基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而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重要的是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在基础社会自治中,发动和依靠群众,参与基层管理和服务,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激发和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将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二)以法律为准绳: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完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期间,强调“把学习推广‘枫桥经验’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基层社会的治理,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法律是行为规范,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准绳。在基层社会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利益矛盾是最基本矛盾。以法律为准绳,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从而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开创了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新的里程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理政指明了方向。近几年来,党和国家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标志着中国依法治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政府和社会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而其中“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这一点。

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着眼于大局,要有辩证思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战国·宋玉《风赋》),社会矛盾和风险应该尽可能地化解在基层的萌芽状态,“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3]。为此,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这就是说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强调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在解决各种基层矛盾中,“枫桥经验”创造了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新模式,特别是村治法治化、调解法治化、信访法治化方面形成了宝贵的经验。枫桥人民法庭在立案、审理、执行、申诉、信访等各个程序和环节,都坚持调解优先,实质是法治力量在解决基层民间矛盾时引导和疏导优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法治建设。我国有十四亿人口,如果社会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要上法庭打官司,那是政法系统的资源难以承受的。我国国情决定了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要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运用法治力量在处理基层矛盾纠纷时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三)以道德为引领:加强刚柔并重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构建

“枫桥经验”起源于乡村治理。现代中国的乡村,反映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深刻影响。乡规民约、家教家风等在乡村治理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伦理道德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构建中地位不可小觑。

治理需要刚性的力量,但又需要柔性的力量,并且将两者融合起来。法律强调“必须”,以刚性为特点,道德强调“应当”,注重柔性引导。刚柔相济,两者在治理中的作用相得益彰。“枫桥经验”在处理民间纠纷时贯彻了调解优先的原则,内含刚柔并重、德法并举的理念。调解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有关组织主持下,自愿进行协商,通过教育疏导,促成各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办法。调解是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自愿协商、教育疏导体现着道德的柔性,是法治与德治融合。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一文化的显著特色是以伦理为核心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从古代历史中吸取养分。传统的中国农村是靠推行“礼治秩序”进行治理、实现稳定的。“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有旺盛的生命力,把根扎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重视德治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尽管历史的变迁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重视德治、坚持德法并举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必然选择。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扎实的群众基础

道德和法律都是行为规范,两者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缺德和违法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以强大的外在威慑力约束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主要通过激发人们的善心,以深刻的内在感召力推动人们向善。德法并举,才能使社会治理更有成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必须有道德的引领,精神力量的支持。一方面,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崇善向善,加强修身,成为社会文明公民,另一方面,使更多的社会成员明确公民的社会责任,支持社会治理,并投入到社会治理的队伍中去。可以预见,志愿者的队伍将会不断壮大,志愿者的旗帜将高高飘扬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三、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政治保证

构建和完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意义重大,要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守正创新。要坚持“枫桥经验”,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发展“枫桥经验”。

(一)数字赋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技术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4]。如何理解运用数字技术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后,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转节奏大大加快,各地区人财物流动的速度是传统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同时,基层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错综复杂情况,仅仅依靠传统的人力去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实施管理,显然力不从心。效率就是生命,效率低下的治理工具和方式将被时代所淘汰。升级社会治理工具,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适应社会治理高效化的要求。例如,上海静安区瑞金二路街道通过“以房管人”的数字化系统,高效处置社区治理中的热点问题。环境优雅的街面上,突然冒出一堆垃圾,这是常见的街头治理场景。按照传统的做法,处置这堆垃圾需半天时间,而找到这堆垃圾的主人很难。而运用现代数字技术,用无人机立即将画面通过系统传回街道城运中心指挥站,然后找到垃圾的主人,最后完成清运。整个过程耗时一小时,比过去快多了[5]。社会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治安、灾害、公共卫生等各种突发事件,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社会治理的体系和治理能力就突出地体现到效率上。高效和低效产生的结果大相径庭,这是客观现实。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运用,是必然的选择。

第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然要求。“服务不缺位”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为了很好地服务群众,枫桥人“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一证通办一生事”,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做到了“服务不缺位”。在新的形势下,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不仅能实现高效化,而且能实现精细化。新时代基层治理中,服务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或村民,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收入的水平不同,诉求也不一样。人民追求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数量上的满足,而且更多地需要质量上的满足。这种质量上的满足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要让基层群众对社会治理的满意度提高,需要深入基层,做更多的调查研究。这势必给基层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而数字化技术大大减轻了调查研究的压力,而且能够数量化,更精确地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6]。总书记的“绣花”妙喻,生动形象地彰显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辩证法。现在,时代不同了,数字化技术给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与可能,而我们要发挥主动精神,做到细心、耐心、巧心,告别粗放型的管理模式,才能加速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第三,“善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善用”数字技术支持,才能更好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善用”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它:一是要善于运用数字技术。善用的基础是运用者要具备相关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这里的知识和能力是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提高的。在社会治理的主体中,个人的数字技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这就需要加强培训。另外,数字技术是一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很快。因此,这种学习不可能一劳永逸。数字软件技术的学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入门时要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而达到“善用”的境地,就必须反复操练。二是要正确处理数字化技术与深入实际工作的关系。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丰富和发展了“枫桥经验”,为基层社会治理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它不能代替面对面的群众工作,沉湎于“网来网去”“隔空对话”,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不可缺。总之,基层社会治理人员的素养提高与“善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必须认真落实。

(二)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

“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探索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基层社会治理只有充分发挥这种优势,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根本保证。

第一,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各个主体在共治的治理新格局中的角色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处于领导地位。要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通过政府各级组织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要发挥党的思想引领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广大基层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同和拥护;要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把亿万基层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组织起来,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要发挥党的社会号召力,把社会各界动员起来,支持基层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讲了两个“前所未有”,即“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把社会治理好,完成“前所未有”的各方面繁重任务和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坚持党的领导,必须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对策。近几年来,慈善公益组织在扶贫济困、抗疫救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如何将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各级社会组织中,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加强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行动指南。党的基层组织要搞好社会治理,必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理想和信念;必须深刻领会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精髓,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严明纪律规矩,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在“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学习过程中,已经涌现了不少优秀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党的形象,也激励了更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以他们为榜样,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