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2023-12-25 03:15王结发
鄱阳湖学刊 2023年6期
关键词:绿色发展共同富裕

[摘 要]财富价值观的异化,是导致贫富分化的深层次原因。当财富从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被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所取代,物质财富占有量就成为衡量富裕的唯一判断标准,致使生产越发展,贫富差距和生态危机就越严重。绿色发展实现了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两个方面的变革,推动人的需求由外而内的转变,矫正了异化的财富价值观。绿色发展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共同富裕:一是促进物质财富生产和精神财富生产协调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二是赋能第三次分配,为实现共同富裕凝聚社会力量;三是提高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能力,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关键词]绿色发展;共同富裕;财富价值观

[作者简介]王结发,法学博士,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湖州 313000)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及实践路径研究”(23NDJC368YB)

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被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①绿色发展不仅能够在生产和分配层面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还可以通过重建财富价值观来推进共同富裕。关于前者,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②而后者目前仍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从根本上来说,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③如果没有正确的财富价值观指引,就无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绿色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可以通过改革生产方式来重建财富价值观,既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正确方向,也可拓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财富价值观的异化引发贫富分化机制的基础上,力图深入探讨发展的绿色转型对于矫正财富价值观异化的意义,进而阐明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财富价值观异化: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所谓财富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财富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其内涵包括三个根本问题,即财富是什么、财富的作用是什么和判断富裕的标准是什么。财富价值观,不仅决定着人们对富裕怎么看,也决定着在实践中怎么干。因此,一旦以错误的财富价值观为指导,那么实践必然会发生偏差,共同富裕就难以实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由资本原则主导的社会财富价值观异化的根本原因及其社会后果,充分显明了财富价值观异化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商品社会,财富从手段变成了目的。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①所谓使用价值,是指某一对象因其自身具有某种属性而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一种有用性。由此可见,“财富在对人的关系中得到最初规定”。②财富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为人而存在才有意义。离开了人,财富的存在意义就被消解。因此,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满足人需要的一种手段。“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③财富生产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外化,是人本质力量的确证。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目的,应是为了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是人的全面发展,并强调“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④“财富的再生产即社会个人的富裕发展的最重大的条件”。⑤然而,在资本原则主导的商品社会,由于“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⑥劳动被异化,使其不再是人本质力量的确证,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再与人的需要直接相联系,并为一种自我增值逻辑所支配,一切服从于且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财富本身离开人且被赋予了独立的价值,财富就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如此,财富生产得越多,人也就越贬值,“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⑦当财富从手段变成目的时,财富便成为权力的等价物,进而催生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生产财富,为了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相对于人们对财富的需求而言,财富生产能力总是不足的,在这种财富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对财富的占有必然会发生激烈分化,且一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总是建立在对另一部分人剥削的基础之上。

在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商品社会,物质财富成为财富的全部内容。财富是满足人需要的有用性,因此人的需要有多少种,财富就有多少种。从表面来看,人的需要繁杂多样,不一而足。然而实际上人的需要不外乎两种,即物质方面的需要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相应地,财富也就有且只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种类型。⑧这一划分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人是感性的生命存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精神方面需要的产生、内容及其满足,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满足。马克思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⑨尽管物质财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精神生活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生产出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产品,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滿足。然而,在资本原则主导的商品社会,在为“卖”而“生产”的“发财”逻辑支配下,消费主义文化蓬勃兴起,使得消费某一商品不再是为了其使用价值,而主要是为了获得商品的符号价值,即物或商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所具有的价值。“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①精神方面的需要被遮蔽,精神产品的地位被不断边缘化,使得物质产品成为财富的代名词,而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生产过程的“副作用”是对生态系统产生损害,且自然能够提供给人类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假使人们都秉持越多越好的片面的物质财富价值观,那么生产越发展,贫富差距和生态危机就会越严重。同时,消费边际效用递减且精神需要被扭曲还会导致精神危机。

在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商品社会,财富从使用价值“质”的规定变成了交换价值“量”的规定,物质财富占有量成为判断富裕与否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富裕的定义就具有了三重特性:其一,富裕变成了一个没有限度的问题。当财富被看成是满足人需要的有用性时,衡量贫穷或富裕的标准就并非一个财富占有的绝对量问题,而是人的需要被满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无论财富占有的绝对量是多少,就都是富裕的。反之,无论占有财富多么巨量,只要人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就依旧是贫穷的。但财富一旦成为交换价值“量”的规定,富裕就变成越多越好,从而使之变成一个没有限度的问题。其二,富裕判断标准的狭隘化。人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判断富裕与否,就必须结合物质和精神需要两个层面来进行,且二者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也就是说,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任何一个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恰如二者同时都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一样,都是贫穷的状态。正如科尔曼(Daniel A. Coleman)所说:“在历史上,价值观是伴随着物质主义与唯利是图经济的崛起而日益狭隘化的。”②财富价值观的异化使得精神需要被悬置,物质需要则被绝对化。其三,富裕的历史性特性被消解。人的需要是历史性的,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判断是否富裕的标准应该具有历史性。人对物质的需要是有限度的,这意味着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需要将主要集中于精神需求方面。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更需重视满足精神需要。需要是人类的一种本质功能,然而“需要只有通过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主体人类学才能得以维持”。③财富价值观的异化导致需要也被异化,判断贫富的标准遭到全面扭曲,从而使物质财富占有量成为判断富裕与否的唯一标准。

综上所述,资本原则主导的商品社会导致了财富价值观的异化:财富从满足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手段被变成目的;财富内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蜕变为仅有物质财富这一个方面;财富从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被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所取代,物质财富占有量成为衡量是否富裕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对财富价值观的异化与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和贫富分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深刻揭示,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方向:财富价值观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矫正财富价值观需要变革生产方式。

二、绿色发展矫正财富价值观的异化

基于以上讨论,财富价值观的异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生态危机的日趋严峻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重建财富价值观。然而,矫正异化的财富价值观必须从变革生产方式入手,而无法直接将其强行从人的头脑中移除。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物质生产方式具有基础性地位,因此劳动异化必将导致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异化。绿色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就是因为它实现了发展方式的变革,能够纠正人们关于财富的错误认识,进而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

绿色发展把生态理性引入财富生产过程,使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共同指导财富生产,从而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在资本原则主导下,“相比于用货币来表达数量的价格,商品的特殊的质失去了它的意义”。②与使用价值相比,商品的交换价值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把财富生产从“质转换为量的事业”,③“W-G-W”被“G-W-G”取而代之,生产的目的沦为追求G的最大化。马克思强调:“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④资本原则主导的社会仅考虑物质财富生产过程的成本核算,而“为什么生产财富”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却被忽视。由于物质财富的生产需要在劳动的中介下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如果为了实现G的最大化,不论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和人力代价都在所不惜,那么不仅会导致生态危机与财富快速积累结伴而至,还会引起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片面强调物质财富生产引发的这种“双重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追问道:“现代社会持续走向不断扩大的分化,这难道不要求我们现在就取消经济理性即市场、交换价值和资本逻辑对真实愿望与需求的压制?”⑤发展的绿色转型,就是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生产和生态保护的统一。把生态理性引入财富生产过程,能够阻断以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财富生产逻辑,消弱或消除将盈利作为衡量一切发展标准的弊端,促使财富生产回归于满足人生存发展的真实需要。也就是说,绿色发展并没有取缔经济理性,而是通过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的结合,使财富生产摆脱资本的控制,因为在资本原则主导下,“连同现代市场营销力量对生产的控制,已使资本具备了在制造产品的同时还制造‘需求’的能力”。⑥总之,发展的绿色转型,是在财富生产过程中引入生态理性,能够有效实现对资本的驾驭,扬弃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财富生产的指导原则的变革,会相应地改变财富生产方式,使财富生产从以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回归于为了人且服务于人的“手段”。

财富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着财富价值观的重建。人是怎样的,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⑦发展的绿色转型会深刻影响生产什么与怎么生产两个方面并推动其变革,从而推动财富价值观的绿色化。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这与由资本原则所驱动的“见物不见人”的增长型发展有着根本不同。增长型发展是一种外向型的扩张性发展,把一切都还原为量的差别。如维托里奥·赫斯勒(Vittorio H■sle)所言:“资本主义——即根据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虑它们——会导致人格发生一种独特的变形:因为人们以金钱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把极多的存在于审美和伦理方面的细微差别简化为单纯的价格上的量的差异。”①当财富生产被自我增值的逻辑所主宰,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财富也就异化为支配和奴役人的力量,成为具有神奇魔力的“圣物”。财富作为中介和手段的地位被目的化,这会导致人们财富价值观的异化,从而根本上决定着贫富分化,恰如德尼·古莱(Denis Goulet)所指出的那样,“增长只是使不平等特权体系永久化的一种‘现代化’面具”。②绿色发展阻断了财富量的扩张性增长逻辑,使生产回归于为人服务。财富生产这种由外向内的变革,不仅改变了财富生产方式,而且也会重建人们的财富价值观,因为人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产方式是相互作用的。“行为是一个包含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在交互作用过程中不起作用的独立的副产品。”③人们的财富价值观影响或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影响或决定人们的财富价值观。只有当财富的“質”取代“量”并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时,共同富裕才具有实现的可能。罗马俱乐部最新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GDP的增长超过某一个点后,就与经济福利的提高无关了。”④同理,当一个人占有的物质财富超过一定量,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无法让其变得更富有,从而就会使其更加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总之,财富生产方式“决定了那些不得不做出相关决定的人的精神状态”。⑤发展的绿色转型,就是通过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财富价值观的绿色化,使财富从“天上”回到“人间”,从支配人变成服务于人的手段,使人们从重视物的占有转变为重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将生态理性引入生产过程,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约束物质生产的硬性条件,“以人为本”的内向型发展将会取代“见物不见人”的扩张型发展,从而能够有效阻断资本原则指导的财富生产增殖逻辑,使财富生产回归于满足人生存发展的真实需要。生产什么与怎么生产的深刻变革,必将促进财富价值观的重建。只有当人们对财富是什么、财富的作用是什么和判断富裕的标准是什么三个问题形成正确看法时,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三、绿色发展拓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财富价值观决定着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和根本观点,财富价值观的改变会相应影响和改变人们关于什么是富裕、如何实现富裕等重大问题的看法和观点。绿色发展能够有效变革由资本形塑的财富价值观,这不仅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能够拓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当财富不再被当成目的而被看成手段时,人们就不会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富裕与否就不再是一个关于物质财富占有量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才成为可能。当财富不再仅仅等同于物质财富,而被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富裕就不再只是表征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得到充分满足的一种状态。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不应再只限于围绕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来开展工作,更应该重点思考如何让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充分满足的问题,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首先,共同富裕需要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协同发展。绿色发展能够有效驱动财富价值观重建,推动发展的内在转向,使人们逐渐形成对财富的正确态度。当财富仅被视为满足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时,富裕也就不再是一个由物质财富占有的量所规定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的需要是否得到充分满足的质的规定性问题。人的需要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共同构成,只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均得到充分满足,并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裕。①人是自然性的存在,物质需要的满足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前提性的价值,但并非越多越好。随着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物质财富的价值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物质财富的占有量,人的富裕程度并不会相应提高。尽管物质需要是精神需要形成和满足的前提和基础,但人的精神需要才是“人之为人”的依据,因而精神需求的满足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更为根本的意义。“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②发展的绿色转型,助推人的需要生态化,即使物质需要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而具有生态合理性,进而使体现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精神需要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因此,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着眼于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同特性,推进这两个方面协同发展,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精神财富的生产,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

其次,绿色发展赋能第三次分配以促进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③社会力量参与的济困扶弱行为,无论是给予帮助的人还是获得帮助的人,二者的物质或(和)精神方面需求的满足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在物质财富方面,富裕程度高的人如果能够捐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来帮助贫困阶层,那么其精神财富会在此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使其总体富裕程度维持在稳定状态;又由于贫困群众获赠的物质财富对其有着较高的边际效用,因此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体的富裕程度。然而,第三次分配的发展需要人们摒弃被资本所异化的财富价值观。在异化的财富价值观主宰下,人们的物质期望必然会“爆炸性”地提高,而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只能通过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导致“富足充裕的前景和创造财富者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它们还在大面积的贫困和剥削之中,播下了反抗的种子”。④由此,马克思所提出的那种悖论就产生了,“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会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⑤由资本原则所形塑的财富价值观,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危机,还会引发人与人关系紧张的社会危机。绿色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内向型发展,推动人们的需求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当物质性的外在生活与精神性的内在生活得到科学对待时,人的精神方面需要就会被极大激活,从而显著提高精神需要在人的需求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重。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①因此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是提高人们现实关系的丰富性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有助于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而且能够有利于贫困群众物质需求的满足,因为在公益活动的过程中,贫困群众能够获得参与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要机会和资源,从而能够享受到其所在社会的一般生活标准和福祉。②

最后,绿色发展直接满足精神需要。“人靠自然界生活”,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与自然之间持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换,然而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的绿色转型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能够保障人类利用自然生产出满足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是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可以为人类精神需要的满足提供材料和资源。为什么旅游业会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蓬勃兴起?人們之所以不远千里忍受旅途的疲劳,就是因为美好风景能让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缓解人的焦虑、苦闷、萎靡等心理状态,让人“满血复活”。正如马克思所言:“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④文化服务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的精神及娱乐方面的益处”,⑤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提供的文化服务,为开展旅游、审美、休闲、娱乐、体育等活动提供前提条件,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罗马俱乐部的最新研究指出,人类生态足迹超过地球生态容量的1978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共同现象,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的幸福感会下降”。⑥坚持绿色发展,既能持续做大“金山银山”,又能保护“绿水青山”,在确保人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还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使人们精神方面的需要也能得到充分满足。由此可见,绿色发展能够为人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需求的满足提供有力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总而言之,绿色发展能够矫正被资本所异化的财富价值观,帮助人们形成对财富的正确态度,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注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协同推进;绿色发展能够助推人们的需求实现由外而内的转变,有利于推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凝聚起社会力量;绿色发展,还可以直接赋能物质财富生产和精神财富生产,从而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结 论

在资本主宰的社会,因财富价值观的异化,物质财富即货币占有量成为判断“富有的人”的依据,从而导致人们物质欲望暴涨,这是造成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发展的绿色转型,极大限制了资本发挥作用的空间,从而推动财富价值观的重建,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价值指引。

首先,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财富价值观的异化。财富作为满足人需要的一种有用性,在资本原则主导的商品社会,从使用价值质的规定变成交换价值量的规定,从手段变成目的本身,致使人们拼命追求物质财富量的积累。然而,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物质财富的积累只能够建立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之上,导致“成王败寇”的意识形态和“赢者通吃”的局面,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形成无法弥合的鸿沟。

其次,发展的绿色转型能够推进生产什么与怎么生产两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从而推动财富价值观的重建。绿色发展是一种内向型的发展,财富生产和再生产将服务于人的发展,不再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从而使财富从目的回归于为了人、服务于人的手段。人的需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财富也包含这两个方面而非单纯地指物质财富。因此,绿色发展能够将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相结合,以规范财富生产,使财富生产和消费都回归于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让被资本所扭曲的财富观得到纠正,由此使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绿色发展推动着资本所形塑的财富价值观的变革,既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方向,也能够直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必须着眼于人类需要的特性,推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的协同发展,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更加重视全体人民精神需要的满足,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财富价值观的矫正和变革,为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支撑,能够激励人们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提高人们现实关系的丰富性,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富裕阶层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且还能有效提高贫困群众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使全社会整体富裕程度得到提高。坚持绿色发展,既能持续做大“金山银山”,又能护育“绿水青山”,为人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需求的满足提供有力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绿色发展同时涵盖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发展逻辑。由于绿色发展通过推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变革,能够有效矫正被资本所扭曲的财富价值观,使发展的关注焦点从对物的占有转移到自我的实现和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又由于绿色发展更加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会激励人们更加关注社会价值,不再陷入争夺物的战争,进而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和解。

责任编辑:胡颖峰

责任校对:孙飞行

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②参见郑石明、邹克、李红霞:《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沈满洪:《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观》,《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向国成、邝劲松、邝嫦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王结发:《绿色共富论》,《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頁。

②王福生:《马克思的财富观念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20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⑧参见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①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②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③雷契、齐鹏:《让·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②维托里奥·赫斯勒:《生态危机的哲学》,邢长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58页。

③维托里奥·赫斯勒:《生态危机的哲学》,邢长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179页。

⑤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页。

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①维托里奥·赫斯勒:《生态危机的哲学》,邢长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09页。

②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③阿尔伯特·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林颖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④魏伯乐、安德斯·维杰克曼编著:《翻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程一恒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5页。

⑤维托里奥·赫斯勒:《生态危机的哲学》,邢长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10—111页。

①王结发:《绿色共富论》,《青海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②唐凯麟、易岚:《人的二重需要视野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③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2日,第06版。

④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②《2011年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为全球福祉服务的普遍性价值》,载金安平主编:《国际志愿服务重要文献选辑》, 张俊虎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⑤诺曼·克里斯腾森:《环境与你》,谢绍东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7页。

⑥魏伯乐、安德斯·维杰克曼编著:《翻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程一恒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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