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医学院校大学生正念水平与就寝拖延的关系:无聊倾向的中介作用

马靖 黄列玉 白霞 刘蓉 王婷张吉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贵阳,550025)

就寝拖延指“在没有外界因素阻碍时,个体依旧选择推迟了自己事先设定的睡眠时间”[1],区别于失眠障碍,是一种自主的不良睡眠卫生习惯,发生率近50%[2],已成为大学生产生睡眠质量问题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3],也是医学生抑郁情绪的独立风险因素[4]。因此,探讨对就寝拖延行为的干预将有助于医学生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问题的防治。

正念训练对部分拖延行为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5-6],特质正念亦可预测个体的拖延程度[7],医学生的拖延行为与自我同情有关[8],而自我同情中包含正念。因此,正念或许可作为医学院校大学生就寝拖延行为的干预方案之一。

此外,正念再感知模型的认知-情绪-行为灵活性补充机制认为,更高的正念水平可以促进个体认知与情绪上灵活反应,进而减少自动化的行为反应模式[9];而基于拖延的短期修复理论,就寝拖延可能是个体应对负性情绪的调节手段[10], 因此,正念对就寝拖延行为的干预,可能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负性情绪或易感性而产生作用。其中,无聊倾向指个体在缺乏兴趣、意义及挑战的情境中更容易体验到单调、空虚与不愉悦[11]的无聊情绪易感性[12],可认为是相对恒定、并不灵活的情绪反应[13],可由更高的正念水平减少;而实证研究表明无聊倾向更高的个体就寝拖延行为更多[14]。因此,正念、无聊、就寝拖延三者可能符合正念的再感知模型,无聊倾向可能中介正念对就寝拖延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旨在调查某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就寝拖延行为现状,探讨正念与无聊倾向对其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模型,为提升医学院校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干预不良睡眠卫生行为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22年3—6月,选取贵州省某医科大学学生为被试,采用便捷取样,共发放问卷847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763份,有效回收率90.08%。

1.2 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该量表自行编制。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

1.2.2儿童青少年正念量表 采用Greco等[15]编制,刘晓凤等[16]修订的中文版儿童青少年正念量表。该量表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0从不～4总是),所有项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正念水平越高。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与信效度[17]。本研究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4。

1.2.3单维短式无聊倾向量表 采用Struk等[12]编制,彭嘉熙等[18]修订的中文版单维短式无聊倾向量表(SBPS)。SPBS量表共有8个项目,原中文版采用7点计分;本研究改选用5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所有项目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无聊倾向程度越高。本研究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4。

1.2.4中文版就寝拖延量表 采用Kroese等[1]编制,张陆等[19]修订的中文版就寝拖延量表(CBPS)。该量表共9个项目,4个项目反向计分,采用5点计分(1从未～5总是),总分越高表明被试就寝拖延程度越高。本研究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3。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6.0与PROCESS V3.5,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和Bootstrap法进行数据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5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8.86%,小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0]。

2.2 一般资料分析

研究对象年龄为17～23岁,平均年龄(19.53±1.15)岁。各变量得分比较情况详见表1。

表1 某医学院校大学生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各变量得分比较(分,

2.3 大学生正念水平与无聊倾向、就寝拖延的相关性

医学院校大学生个体正念水平与其无聊倾向、就寝拖延呈负相关,个体的无聊倾向与就寝拖延成正相关。见表2。

表2 某医学院校大学生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N=763)

2.4 无聊倾向的中介作用

中介模型分析使用SPSS PROCESS,选用模型model 4,采用Bootstrap法设置抽样5000[21],将正念水平设为预测变量,就寝拖延为结果变量,无聊倾向作为中介变量。将性别与年级纳入为控制变量。在控制了性别与年龄之后,正念水平可负向预测就寝拖延,而放入中介变量无聊倾向后,正念水平不再显著预测就寝拖延;正念水平可负向预测无聊倾向,无聊倾向可正向预测就寝拖延,见表3、表4与图1。因此,无聊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无聊倾向在正念水平与就寝拖延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表3 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表4 中介效应的Bootstrap分析

图1 中介效应模型

3 讨论

比照一般院校大学生的过往研究[17-18],本研究被试正念水平较高、无聊倾向较低、就寝拖延较低。高等教育阶段医学学习难度较大、压力较重,对学生适应学习生活所需具备的素养有较高的要求。不同年级之间的学生表现出的差异也侧面证明,学习适应性等因素可能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尽管在本研究中专业不同的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其他研究对比,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学院校学生的特殊性。

与以往研究类似,本研究中正念水平负向预测就寝拖延行为,是就寝拖延行为的保护性因素[5,7]。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认为,低自我控制与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意味着个体会对负性过程产生非适应性调节,表现为个体采取拖延行为回避任务执行过程中的不愉快体验[22]。而正念的再感知模型提出,有利于减少情绪对个体的控制及相关的自动化反应模式[9]。因此,更高水平的正念意味着更好的情绪调节与自控能力,有更少的就寝拖延行为。

除此之外,本文发现无聊倾向在正念与就寝拖延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正念再感知模型的认知-情绪-行为灵活性补充机制。一方面,正念可负向预测个体的无聊倾向[17],符合无聊倾向的注意理论,当个体具有更高的正念水平,意味着个体能更灵活地将注意力指向当前,降低无聊易感性[23];另一方面,无聊倾向可正向预测就寝拖延水平[14],符合拖延的短期修复理论,无聊倾向更高则更易产生负性情绪,更多的负性情绪可能引发更多的拖延行为。因此,理解认知与情绪将有利于我们理解正念与就寝拖延的关系。结合正念的再感知模型,未来可发展正念冥想训练作为就寝拖延的干预方案之一,正念可减少认知和情绪的非灵活性反应(如无聊倾向) ,进而缓解行为上的非适应性反应(就寝拖延) 。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