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
——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体形态的嬗变逻辑

2023-12-27 21:01蒋璀玢刘德落
浙江社会科学 2023年11期
关键词:共同体马克思现实

□ 蒋璀玢 刘德落

内容提要 历史的现实是共同体形态的生成场域。在历史的现实中考察共同体形态的历史演进,揭示共同体形态嬗变的历史规律,把握当时代共同体实然与应然内在张力关系的叙事逻辑,建构起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体形态的嬗变逻辑,是历史地考察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重要问题,构成了整体地呈现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重要论域。马克思在“货币-资本-理性国家”的抽象逻辑中揭示了“资本共同体”的抽象性与虚幻性,勾勒出“真正共同体”遵循的生产基础、主体地位、连结秩序和价值旨归等基本原则,深刻演绎出“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为审思共同体形态发展的当代境遇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思路原则与实践遵循提供了理论视域。

共同体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主要的类生活存在方式,其形态演进呈现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彰显人类构建理想共同体形态、创造理想生存境遇的主体力量、主观意志和主动精神。马克思始终将历史的现实视为共同体形态的生成场域,并将推动共同体建构视为现实的个人生成、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在共同体中产生并以共同体主体身份确认下来。在历史的现实中考察共同体形态的历史演进,揭示共同体形态嬗变的历史规律,把握当时代共同体实然与应然内在张力关系的叙事逻辑,建构起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体形态的嬗变逻辑,是历史地考察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重要问题,构成整体地呈现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重要论域。马克思在“货币-资本-理性国家”的抽象逻辑中揭示了“资本共同体”的抽象性和虚幻性,重释“真正共同体”诞生遵循的生产基础、主体地位、连结秩序和实质旨归,演绎出“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始终置身于批判共同体形态的实然现实与追求共同体形态的应然实践之中,在有限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推动人类共同体形态的发展演进,彰显追求人类文明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与实践品格,为审思人类共同体形态的当代境遇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趣、思路原则与实践遵循提供了理论视域。

一、生成场域:共同体形态的源起与演进

在历史的现实中审视共同体作为人的类生存形态的源起,其生成源于人的类存在和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生产力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创制生产力关系的条件构成了共同体形态产生和演进的基础、动力和目的,其建构源起与历史演进同样具有了生产力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特征,以及生产关系的空间性与主体性特征。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建构的真正历史是共同体形态的生成场域,构成了共同体形态嬗变逻辑的起点。

马克思指出,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共同体形态是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人类建构的主要生存方式,其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人们必须 “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①在这一历史阶段,共同体为人的类存在和现实的个人的发展实现提供共同基础,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必然表现出共同生产生活特征。因而,“共同体的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②共同体形态必然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表现出阶段性演进的历史特征。马克思在概括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三阶段论”基础上,总体演绎出共同体形态必然经历 “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阶段,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阶段发展的历史规律。

第一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发展初期,每个人的生存必须以共同体生存作为整体性前提,基于“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③形成了自然朴素的整体连结,其共同体对个体的权威往往表现为对整个自然规律的神圣崇拜。第二阶段表现为经济的“抽象共同体”和政治的“虚幻共同体”,④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成了在“货币-资本”的生产逻辑中物化现实的人为劳动力,在“理性国家”中抽象现实的人为公民,形成了“货币-资本-理性国家”的抽象逻辑,其共同性权威的形而上奠基造成了现实的人、现实历史的生产生活以及现实共同体的虚幻性特征。伴随抽象逻辑的进展和虚幻性的增强,马克思进一步判断这一历史阶段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逐渐 “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⑤呈现出从理性国家向资本连结的形态演变趋势。这一阶段共同体形态是统治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发展成果,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身份认同,“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⑥这一阶段共同体形态的基础“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⑦始终存在着私有制与共同劳动、私利性与共同性之间的固有矛盾,必然导致其内部利益冲突逐渐尖锐化和现实化,使其在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上同样呈现出必然分裂的虚幻特征。第三阶段“自由人联合体”,即全面的人的自由个性连结。这一阶段具有生存必要性的劳动生产和身份认同的社会生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⑧此一阶段建立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基础上,共同创造每个人发展的生产条件,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构建起自由个性的相互连结,实现了真正的依存关系,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⑨是人的类生存形态的最高阶段。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共同体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形成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被动或主动的依存关系,即“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⑩一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是共同体形态的直接来源,“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11]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往往出现在同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生产关系的直接来源建构起同时共在于不同空间的共同体形态。共同体形态不仅在空间维度上表现出文明的多样性和区域化,同时在时间维度彰显人类文明进程的持续性和整体性。共同体形态是主体内在目的地为了共同利益而让渡个体利益,在形式上形成了一种基于共同认同而建立起来的话语权威与实体力量,在形而上层面产生一种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的整体的、普遍的话语权威,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组织生产关系、建构公共生活秩序、塑造共同价值系统的实体力量,使共同体成为“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12]对于现实的个人而言“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13]这一“异己的力量”实质的判断标准,始终“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14]归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所有者,共同体形态的实质正是生产关系的集中显现,始终服务于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所有者的共同利益。建构共同体形态的任务本质上就是 “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15]通过一整套治理体系巩固共同体所有者身份,同时区别生产出被统治者的身份。因而,伴随共同体形态嬗变的历史进程,现实性上人的本质的阶段性特征同样经历了从整体性、抽象独立性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演进历程。

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系统,在历史的现实中观察共同体形态生成演进的生产力根源与生产关系基础,得以在共同体形态嬗变逻辑的起点上审视共同体形态演进的根源、动力与实质,揭示其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与基本逻辑,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下共同体形态必然在多样性基础上呈现出整体发展趋势,这一历史的必然已经在人类文明经历新大陆发现、世界市场形成向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了现实的明证。

二、实然反思:“虚幻共同体”抽象逻辑的批判与消解

从工场手工业到资本全球化发展,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诞生及其当代发展始终置身于其中的时空场域。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奥秘出发,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成劳动异化的抽象过程,发现了在“货币-资本-理性国家”的抽象逻辑中形成了资本逻辑与政治生活的媾和,经过“物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概念演绎,完成了对作为共同体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生成、运行以及实质的逻辑批判与理论消解。

货币对现实的个人的物化过程,是资本缔结共同体形态的逻辑基础。马克思指出,当货币物化现实的人为劳动力时,就“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16]在“物”的生产中每个人的本质力量物化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或对象化商品的“物”的形态,使全部生产链条得以呈现出“物与物”的要素的整体连结,使生产关系出现物化特征。同时,物化劳动力意味着劳动力可供抽象等价物进行交换,以“物”作为衡量标准建构起共同性基础。由此,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表现为独立的“物”,共同体的连结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形成了“物的共同体”的特征。“物的共同体”始终以物的形式存在于人自身之外,“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17]现实的个人只有将自己变成可供交换的“物”,才能获得进入共同体生存的公共身份,现实的个人必然呈现物化特征。

在“物的共同体”基础上,当货币在劳动力中获取剩余价值时,货币转化为具有增殖性的资本,资本得以从生产领域进入交换领域中,成为组织生产生活运行秩序的“抽象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就其实质而言不是货币或商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构建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个联合体,它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18]在现实的生产生活中,资本并不直接与现实的个人发生关系,而是承担着构建乃至生产整个社会关系的连结力量。在生产活动中,资本提供机器、厂房、资金等生产资料,按照资本增殖的利益要求建构起衡量劳动力的生产行为、劳动过程的生产秩序以及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规范和标准,进而将劳动力具体分工放置于资本组织、规范和衡量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而将凝结于劳动中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抽象化为资本组织与投入的增殖利润,将现实的个人下降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抽象工具。在共同生活中,基于工具化的劳动力生产需求,生育政策、技能培训、知识培育、道德规训、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治理系统,同样表现出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目的性,再生产着资本要求的劳动力能力和劳动力身份。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19]创造工人连结统一体的力量是资本,对于工人身份的现实的个人而言,“资本本身已经是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20]然而,作为工人而非作为人本身的“这种联合所以成为被迫的,是因为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并且生产条件本身是作为客观的联合而存在的,这种联合等于生产条件的积累和积聚。”[21]这种联合属于资本所有者而非劳动者,其生产不是劳动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我实现过程,而是成为资本不断累聚财富的过程。因而,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联合的实质,对于现实的人而言,“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22]即“资本共同体”。在“资本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受抽象统治”,“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23]现实的个人 “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24]才能获得进入抽象共同体生活的公共身份,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生活并不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打开自身,而是呈现出不断抽象自身并认同抽象身份的抽象过程,从而丧失了在现实世界创造生产力和推动人类发展的现实生活意义,而仅仅表现为抽象身份的实现。

货币物化现实的个人,资本抽象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所建构的理性化运作的国家所呈现的现实生活世界在面向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个人敞开时表现出“虚幻共同体”的特征。马克思指出,以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关系 “这些抽象为前提的伦理生活,无非是这些虚幻东西的社会性(社会生活)”,[25]理性国家抽象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等话语,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而是奠基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建构的一套抽象观念系统,使整个现实生活在意义世界中成为统治阶级用抽象观念系统建构的“普遍的虚幻的共同体”。在抽象观念系统建构的虚幻意义世界中,统治阶级将自己的共同利益塑造为理性国家“虚幻的‘普遍’利益”,[26]而其实质仍然是 “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27]这就决定了抽象出来的虚幻的普遍的“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现实的人”,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28]即“虚幻的‘普遍’利益”与现实的人的共同利益是相对立的。要弥合这种对立,“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29]“虚幻共同体”是“资本共同体”借以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观念工具,其统治逻辑是使现实的个人“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使现实的个人“接受上面的教育”,通过公共理性的教育培育 “理性的公共存在”,“并从‘狭隘的’教室走进‘更广阔的’教室”,[30]使现实的个人成为认同理性国家责任与义务的理性 “公民”。最终,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三重虚幻化,使现实的个人丧失了自我实现的主体追求和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地位,沦为历史理性预设目的实现的客体工具;现实的生活世界失去了建构理想共同体形态的历史主动力量,成为一个历史理性预设价值的客体化运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用“货币-资本-理性国家”的抽象逻辑演绎出“资本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方法奥秘。他指出,“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像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31]在现实层面,资本的普遍力量物化劳动力、抽象社会关系、建构国家实体,构筑着抽象力量;在形而上层面,抽象观念系统塑造着普遍利益、理性权威、抽象身份,建构起虚幻世界,彰显出“抽象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是“资本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抽象性和虚幻性的双重表现。“资本共同体”产生了与现实的个体相对立的异质力量,其实体化运作使现实的历史的共同体连结必须依赖于抽象形式和虚幻观念得到固化和确立,其必然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的生活本身”,现实的人脱离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32]“人的依赖”的现实关系逐渐消解,“物的依赖”的抽象关系逐渐增强,现实的人获得抽象身份的“抽象需求”取代现实的人自我实现的“真实需求”,现实的人获得物的价值的“虚幻需求”取代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真实需求”,产生了一种陷入“物的依赖”、“物的积累”和“物的需求”的人类文明单向度循环状态。

“资本共同体”以资本取代现实的个人成为共同体的主体、连结和目的,其实质是代表资本增殖的特殊利益,成为有产者统治无产者的阶级统治工具。“资本共同体”塑造着普遍的、整体的、绝对的理性国家,“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33]遮蔽着资本的逐利本性及其对现实的人本质力量的占有。在“资本共同体”中,资本成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34]这种力量在共同生产中规定了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在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秩序,在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上形成了现实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与共同体虚幻的普遍利益之间固有的矛盾冲突,其潜藏的分裂危机必然推动着对主体性形而上学同一性的理论反思,同时也将在共同体形态嬗变中呈现出利益矛盾、生活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历史现实。

三、必然趋势:“真正共同体”内生逻辑的畅想与重建

在“资本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受资本逻辑的控制和理性主体身份的捆绑,“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35]成为必须按照资本增殖目的进入共同体组织运作中的机械零件,即丧失了主体内在目的的理性工具,失去了占有自我实现本质力量的主体追求而陷入了 “非人”的生存状态。马克思认为,解放现实的人,必须破解“资本共同体”的抽象性与虚幻性,“真正共同体”必须恢复“真正的人”连结的“真正社会关系”,解放现实的个人的主体力量、主观意志和主动精神,不断在接续的历史实践中主动创造一种以现实的个人作为主体、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旨归、实现和谐自律秩序的理想共同体形态。

马克思首先重新确立了“真正共同体”的出发点和必然实质。他指出,“真正共同体”“因为它从单个现实的个人的观点出发……是人的真正的共同,是人的本质”。[36]“真正的共同体”的出发点是“单个现实的个人”而非资本,其实质是彰显“人的本质”而非资本利益。因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是现实的个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即占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由此,“真正的人”将消解理性主体身份,现实的占有社会关系的“真正共同体”摆脱了抽象性和虚幻性,在实质上必然区别于“虚幻共同体”的异己力量而成为现实的个人共同占有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共同力量的总和。从“真正共同体”建构的现实领域与现实力量的奠基出发,马克思重新确认了全面的人的主体身份、自由个性的连结秩序、和谐统一的形式追求,描绘出对共同体理想形态的美好畅想。

“真正共同体”实现了共同体主体从理性主体向全面的人的复归,其实践力量与实践目的表现出全面性特征。“资本共同体”将现实的个人抽象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必然造成现实的个人的片面性发展。马克思认为,“真正共同体”必须给予“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8]他进一步指出,“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39]现实的个人要“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其根本在于必须将现实的个人从“货币-资本”生成的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摆脱抽象的劳动力身份以及资本化的生产关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0]建构一种现实的个人在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41]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

在此基础上,“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42]生产力发展的成果由共同联合体共同享有,全社会的劳动成为每个个体共同创造自身发展实现的生产力基础。这样,现实的个人可以“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3]“社会劳动”不再是异化劳动,转而成为每个人将个体劳动视为“社会劳动”一部分的“自觉劳动”。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关系中,每个个体不再束缚于资本组织的生产逻辑,而是形成了每个劳动者的自我实现相互依赖并共同依赖于“社会劳动”总体创造的真正依存关系。在“社会劳动”过程中,每个个体“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44]“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45]以每个个体为前提的共同体的“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46]最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7]可见,“真正共同体”的共同性奠基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生产力、共同利用生产力、共同自我实现并推动共同发展的“社会劳动”基础之上,劳动者摆脱了工具化的命运而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因此,这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48]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以推动生产力的总体发展而使现实的人陷入片面工具化的历史境遇,实现了共同推进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进程。

“真正共同体”内在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律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表现出“自由个性的连结”的秩序特征。在“资本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必须遵循资本逻辑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理性国家的抽象观念权威,在现实性上表现出现实的个人受制于共同体外在目的的理性工具行为规范与理性主体思维系统,彰显出“必然王国”的生存特征。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是“被生产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49]“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50]在社会劳动生产过程中,现实的个人的劳动不再是受到资本权力和劳动者身份束缚的被迫劳动,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内在目的和自我实现的主体需求而自觉自发的主动劳动,不仅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51]又是“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52]由此,“真正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的实现与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内在统一,确立起现实的个人的内在目的和共同体的外在目的相统一的“自由王国”秩序。共同体与个体在目的、利益及其实现中内在规律的统一,使在共同生活中不再出现利益冲突,不再需要抽象一个异己力量给予统摄调和,而是形成了共同体的发展与每个个体的发展互为基础,每个个体的自我实现互为前提,每个个体为自身实现、他人发展和共同发展创造着共同条件,人与人、人与共同体、共同体相互之间实现了以人类能力发展与每个个体自我实现为前提和目的的自由连结,实现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3]

“真正共同体”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自由王国”为目的,使“真正共同体”的实质“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为社会本身的生命力”,[54]呈现出共同体生存境遇中人的和谐性、关系的和谐性与共同体形态的和谐性特征。马克思指出,“真正共同体”“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55]在社会劳动基础上,“真正共同体”的实质是“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其对全面的人的主体确认使共同利益不再是异己利益,每个个体自由个性的连结使共同力量不再是异己力量,“真正共同体”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根本解决了共同体中的利益冲突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表现出 “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6]最终,在现实的人追求自我实现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共同性与个体性在现实与历史中得到了历时与共时的交织统一,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实现的实质同构性与实现同过程性,诞生了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多重维度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中真正和谐的理想共同体。

马克思畅想的“真正共同体”旨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奠基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 “社会劳动”基础上,始终以现实的个人作为自我实现和历史实践的主体力量,推动每个个体与共同体在目的、实现和实质上内在统一的自由个性连结,重塑了共同体连结的生产基础、主体力量、连结秩序和实质旨归,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推进构建一个全面、自由、和谐的理想共同体形态,为现实的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建构出一个理想生存境遇,成为马克思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实践。

四、应然探索:共同体形态的当代境遇与内在张力

在《现代性的危机》中,吉登斯关注到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正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中逐渐发展和强化,然而“极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57]现代性酝酿的分裂危机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共在,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形态当代境遇,是当代共同体应然形态探索面对的时代课题。

在共同体形态嬗变逻辑中审思共同体形态的当代境遇,为探索应然共同体形态提供了认识现实的逻辑起点。伴随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世界交往图景呈现出日益便捷与紧密相连的趋势。然而,二战后,资本增殖的共同利益驱使,资本主义国家构建起一个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的世界经济秩序,基于资本利益至上形成了一套贸易保护、文明优越、绝对安全、普世真理、抽象人权的普世价值系统,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共同发展与治理合作中呈现出单边利益至上的态度。“资本共同体”日益虚化实体国家而趋向 “纯粹私有制”的发展趋势,其维护资本占有全球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特殊利益,必然在资本共同体内部产生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矛盾,在共同体之间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全人类共同发展进程中出现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资本共同体”内在酝酿着分裂与重建的形态嬗变场景正在历史地交织展开为现实。一面是以交往密切为特征的经济共同体的日益强化,一面是政治极化为特征的政治共同体的日益分裂,在形而上层面呈现出现代性批判、否定性哲学、主体身份焦虑等思想争论与交锋,在现实层面表现出不同共同体之间以及同一共同体内部日益濒于冲突的尖锐化,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文明冲突论调、身份政治崛起等紧张状态与现象。在共同体形态嬗变的内在逻辑中,在共同体形态实然、应然与必然的历史张力中,理论地探寻共同体应然形态的建构思路、建构方法与建构路径,为当代共同体应然形态的实践探索提供新的原则立场、方法话语与实践路径。

在“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中,建构当代共同体的应然形态是推进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实践。当代共同体的应然形态应当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旨归。在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生产条件基础上,实现共同体形态“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58]建构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共同体应然形态。福山认为,身份是当今世界各类冲突产生的根源,身份政治之所以崛起,“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59]现实的人“内在自我的承认”与共同体外在“政治制度的承认”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使现实的人自我实现的目的与“内在自我的承认”总是遭遇共同体普遍利益与普遍价值的否定,从而产生了主体身份的焦虑。他进一步指出,“身份认同不在于政治的制度,而在于责任义务的培养”[60],共同体的身份不是政治上的合法“公民”及其抽象权利,而是内在地遵循使共同体外在规范的价值取向与个体内在的利益追求相统一的价值准则,实现每个个体对共同体责任义务的自觉承认与自觉践行。当代共同体应然形态以生产力共同发展为物质基础,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连结基础,形成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与共同体形态建构的价值旨归,逐渐形成了立足于共同体交往实践的形而上的建构思路与现实的建构路径。

在形而上层面,区别于“资本共同体”在虚幻世界塑造“普遍承认”,在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中重叠“相互承认”的价值共识,重塑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念系统。哈贝马斯在《分裂的西方》中判断,“欧盟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具有自身认同的政治共同体”的原因,在于“只有在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导向的基础上,成员国才有能力并准备好接受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才会普遍的信任和遵守这些规范。”[61]从共同体在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的形而上奠基入手,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的内在危机归结于黑格尔用绝对理性塑造“普遍承认”的抽象权威,试图在后形而上学中重建主体间“相互承认”的价值共识。哈贝马斯将共同体中主体的“自我实现”视为主客体交往的 “一个过程”,“自我”的主体能力和特性在“客我”中得到反映,意味着“通过交往而实现社会化的主体,并不是处于制度秩序或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外的主体”,[62]而是“肯定了他的个人能力具有社会意义”,[63]即在社会中获得了主体实现和主体认同的共同体主体。由此,主体性形而上学对主体性意义世界的抽象塑造,转变为生活世界“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演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64]在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中,主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主体身份的确认相统一,使“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共同形成了一种世界观的基础,像语境与文本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65]由此,主体间的交往实现了意义世界的“自我”与生活世界的“客我”的统一,主体间交往理性的价值共识实现了共同体中意义世界观念系统的共同价值,为凝聚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提供了统一的世界观基础。

在现实层面,区别于“资本共同体”抽象社会关系的实体化,在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实践中形成共同利益的连结、确立共同交往的共同体运行规范与制度化秩序,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治的共同体治理体系。马克思指出,促使传统共同体解体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66]“真正共同体”的诞生是 “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67]而“交换不是在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个人之间开始的……而是在不同共同体的接触点上开始的”。[68]可以判断,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推动着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当今世界,少数国家试图通过人为设置隔阂、制造摩擦、渲染文明冲突等形式降低交往、阻碍共同体形态嬗变的历史进程,而“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69]是推动共同体应然形态建构的主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境遇中,基于共同创造生产力以及生产条件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各个共同体日益紧密的连结在生产交换过程中,在尊重多元利益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凝练共同利益,推动共同交往的规范认同,逐渐形成共同承认的制度化秩序,为构建共商共建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交往实践的实现路径。

在应然共同体形态的当代探索中,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打通了在连结共同利益基础上奠基共同价值,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固化共同交往秩序的构建路径,走出了一条区别于主体性形而上学以意义世界统摄生活世界,而是从生活世界走出意义世界的形而上奠基之路,在生活世界找寻到连结共同利益、凝聚共同价值、塑造共同秩序的实践路径。

结 语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考察人类共同体形态的历史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生成与嬗变,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揭示了从“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发生形态嬗变的历史必然,深入历史的现实进一步探讨了建构人类共同体应然形态的基本原则和实践逻辑,完成了人类共同体形态嬗变逻辑的历史演绎,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文明进程与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体形态嬗变的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在历史的现实中人类共同体形态的嬗变往往陷入共同体冲突分裂和秩序重塑的交织纠缠,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场景正在展现着一个显明的历史趋势:以货币物化劳动力,以资本抽象社会关系,以虚幻的普遍利益塑造“普遍承认”,形成支配现实的个人的异化力量的“资本共同体”正在逐渐瓦解;以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的现实连结,以更深入的文明交融不断推动“共同价值”的承认凝聚,促进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当今时代,人类共同体的现实境遇彰显着马克思共同体形态嬗变逻辑的真理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共同价值的价值旨归、嬗变演进的历史趋势、实践逻辑的时代特征,历史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视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②⑦[11][23][24][26][28][29][38][42][47][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78、579、724、580、46、537、188、537、189、689、689、571 页。

③[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版,第 472、469页。

④赵永帅:《文明的趋向:马克思共同体的逻辑关系演绎》,《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⑤⑥[13][37][40][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2、212、169、135、421、419 页。

⑧[14][17][22][27][35][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108、490、178、587、114、466、49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⑩[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98、120页。

[12][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 187、187 页。

[15][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144、53 页。

[16][25][31][32][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64、134、296、394、302 页。

[19][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5、21、89 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39][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894、929 页。

[41][4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6、96、208 页。

[44][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29、129 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5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59][60]弗兰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页。

[61]尤尔根·哈贝马斯:《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83~84页。

[62][65]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5、79页。

[63][64]阿克塞尔·霍奈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9、102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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