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 的中国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邓 阳,吴易雄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晋中 030801)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并提出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 农民培育政策是高素质农民成长的重要支撑,其规范和协调农民、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通过制度、环境、信息等引导、扶持和保障高素质农民发展[1～2]。 借助CiteSpace 5.7 对农民培育政策核心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农民培育政策研究领域的共现知识图谱,厘清农民培育政策研究脉络的主题分布、演进规律与研究前沿等内容,在此基础上预测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该方向研究展望,为新时代农民培育政策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和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以及重庆维普3 大数据库。 一般而言,在利用CiteSpace 分析数据时,通过主题词检索能够检索到更为全面的数据[3],因而本研究选取主题词检索。 具体来说,在3 大数据库检索框中输入“农民培育与政策”,期刊来源勾选“CSSC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基于此,获取了1996 ～2023年共764 篇相关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

1.2 研究方法

借助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 5.7 生成科研作者合作图谱、科研机构合作图谱以及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关键词突现网络。 通过对图谱解读,分析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现状、研究前沿,探索其前沿趋势和演进路径。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时序分布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年度文献发表量是反映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其实务发展趋势与成熟度的重要前提[4～5]。 如图1 所示,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数量呈波动性上升。 从时间阶段划分,1995～2005 年发文量为27 篇,2006～2011 发文量为99 篇,2012 ～2019 年发文量为408 篇,2020～2023 年发文量为211 篇(2023 年未完全统计),可以看出2012 年以来农民培育关注度明显增强,随着而来的是农民培育政策学术研究的升温,年均发文量在52 篇,并在2020 年达到顶峰。

图1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统计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2021 ～2023 年文献数量有所下降,但这并不代表相关研究热度下降。 从总体来看,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而人才振兴作为乡村5 大振兴之一必然需要更为完善的培育政策体系支撑,这些都为农民培育政策的实务热点增加和学界研究规模扩大提供了可能。

2.2 作者、合作机构分析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核心作者图谱如图2 所示,可以看到图2 具有3 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当前我国对于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学者比较少(共有493 个节点,219 个连接,网络密度为0.0018),第二,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计算公式为n=0.749×[6],其中m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由吕莉敏的12 篇,可计算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是n=2.59,由此推出发文量不少于3 篇的为核心作者,共有17 位核心作者,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有9 人,发文量在3 ～5 篇的有12 人,核心作者群共计发文85 篇,占发文总数的11.1%;第三,从图谱字体大小以及节点连线可以看出不同团队、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是很紧密,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 总体可以分为3 类:第一类以张亮、周瑾为代表的具有多条连线的团队;第二类以吕莉敏、康红芹、张祺午、赵丹为代表的有一条连线的团队;第三类以朱启臻、吴易雄、吴兆明等为代表的没有连线的团队。 可以看出,大量作者之间联系较弱,合作较为稀疏,学者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图2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核心作者图谱共现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如图3 所示,通过CiteSpace 软件分析,共得到338 个节点,119 条连线。 图谱中出现了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等为首研究力量较强的团体。 同时出现了江苏理工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工程师范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这种两两合作的小团体,也有河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孤立的研究机构,相对而言缺少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图3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2.3 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关键词可以简明概括一篇研究文献的研究主题,是相关研究成果的核心体现[7]。 绘制出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 所示,图谱中年轮、字体越大,表明其热度越高,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是关键词相互间关联度的反映,共有576 个节点,1 906 条连线。 由图4 可知,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热度最强的关键词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其次是乡村振兴,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影响因素、现代农业等关键词也受到部分学者关注。

图4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关键词的聚类标签可以判断农民培育政策的研究前沿。 基于图4,通过运行LLR 算法得到了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5 所示。 图5的模块Q=0.685 8,轮廓值S=0.841。Q的值大于0.3、S的值大于0.5[8],说明图5 的聚类结构比较合理,聚类结果显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图5 共形成了#0 乡村振兴、#1 高素质农民、#2 新型经营主体、#3 提升体系、#4 公共政策支持、#5 农业保护政策、#6 农业人力资源开发、#7 政策变迁、#8 农村职业教育、#9 农民教育政策、#10 能力提升共11 个聚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培养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据此归纳出4 个热门研究主题。

图5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2.3.1 农民培育政策支持保障研究

李成贵(2005)提出要投入更多支持性资源,加强农村教育事业,培育农村人力资本[9],之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农民培育政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开始强调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保障是农民培育的关键。 朱启臻等(2016)强调土地制度、农业组织制度、政府的支持与服务以及农民教育制度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环境因素[10]。 同样,吴易雄(2016)也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需要政府在土地、金融信贷、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11]。 此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何晓琼等(2018)进一步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政策进一步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打出“组合拳”形成政策叠加的合力,从而为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系统[12]。

2.3.2 农民培育政策演变阶段与过程研究

李强等(2021)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提出农民培育阶段主要分为扫盲教育阶段、农业技术教育阶段、职业技术教育阶段、新型职业农民教育阶段这4 个阶段[13]。 在2019 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正式提出“高素质农民”这一概念之后,彭超(2021)以时间为维度进行划分,提出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经历了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以及高素质农民4 个阶段的演变[14]。

在农民培育政策演变内容的过程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这个主体上。 孙书光等(2015)对未来农民培育进行展望时提出政策落实关键在人,未来中央一号文件还需要继续在“人”的方面出台相关的政策[15]。王佩等(2021)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提出政策对个体全面发展的贡献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6]。

2.3.3 农民培育政策执行研究

政策文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政策执行情况,政策文本分析能够反映政策执行过程[17]。 吕雅辉等(2020)采用内容分析和共词分析法对101 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县的《新型职业农民扶持政策办法》文件资料进行分析,明确了该地区扶持政策中可实施性较强的政策内容[18]。 赵雨等(2020)通过对20 个省市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发现其主要内容聚焦在明确培育任务、遴选培育对象、组织培育要素、创新培育工作以及分配培育资金5 个方面[19]。 不同于上述学者结合地方具体情况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惠霞(2022)通过对2004～2021 年间18 份中央一号文件分析,提出目前政策价值取向已经实现从工具取向演化为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多元综合取向[20]。杨璐璐等(2022)借用共词分析法对2005～2020 年142 份有关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其研究发现农民培育的各个阶段都有鲜明特点,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培育内容、培育对象以及培育方法都在向多元化转变[21]。

2.3.4 农民培育政策优化研究

童举希等(2020)认为可以通过激发个体职业促进行为进而间接影响职业农民职业认同[22]。 有的学者则从农民培育政策自身的规制性因素出发,提出相应的优化举措。 陈楠等(2018)提出农业高校可将学校、企业、农民、市场与大学生创业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完善政策激励机制[23];吴易雄通过对收入预期及环境感知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绩效的影响分析,提出要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绩效为导向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绩效评价机制[24]。

2.4 关键词突现分析

图6 显示了农民培育政策研究领域前11 个突现词情况,按照时间可以将其划分为3 个阶段。 2012 年以前主要聚焦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学者的研究与国内形势有着较高的关联度,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 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现代农业发展需要,2012 年后中共中央明确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体系研究自然就成了2012～2019 年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乡村振兴突现词始于2019 年,终于2023 年,突现强度最大,这与我国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相扣。 高素质农民的突现年份持续到2023 年,但是突现强度比较低,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农民培育政策的研究前沿。 如何高效发挥政策作用,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进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学者们面对的重大课题。

图6 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3 研究结论和未来方向

3.1 研究结论

借助CiteSpace 计量软件,对1996 ～2023 年我国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文献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在关键节点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预计“十四五”时期相关核心文献数量将进一步增长。 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效应较弱,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研究所和高校为主,合作机构联系不紧密,以机构之间两两合作和孤立研究为主。这说明学者和机构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互动。

第二,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国家的政策战略成为学者们的重要指引;二是聚焦农民培育政策领域的某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保障体系等方面;三是紧扣农民培育政策相关问题探讨研究。 如规范土地流转以维护农民基本福利和土地保障功能、培育补贴要以培育效果为导向、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从关键词共现来看,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等。 从关键词聚类来看,热门关键词主要分为乡村振兴、高素质农民、新型经营主体、提升体系、公共政策支持、农业保护政策、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变迁、农村职业教育、农民教育政策、能力提升研究领域。 从关键词突现来看今后学者们将聚焦农民培育政策下的高素质农民培育。

3.2 未来方向

第一,构建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共同体”。 未来的研究学者们可以多从跨学科的视角对农民培育政策进行审视,这样既可以防止自我研究走向封闭,也可以进一步从不同学科汲取灵感和经验,通过不同学科的深度融合来构建联系紧密的农民培育政策研究与学术合作机制,从而为我国今后农民培育政策制定积极献言献策,不断协助政府完善农民培育政策细节内容,保障农民培育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农民培育政策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二,丰富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前沿理论。 当前学界对于农民培育政策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还是缺乏一定的基本共识,相关研究成果更多聚焦在了个别地区培育政策的总结,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 未来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拓展应该进一步从公共政策前沿理论中汲取养分,将政策理论以及实践经验高效融合,着力促进其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转化,为农民培育政策实践提供更加精准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

第二,紧密联系当下实际。 未来学者应紧密追随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从农民培育政策切实问题入手,着力推动农民培育政策的精准化、高效化实施。 此外,大数据为农民培育提供了便利条件,农民培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如何有效破除培育过程中的信息碎片化、场景虚拟化挑战是值得深挖的问题。 新时代如何以农民培育政策为依托,着眼高位、顺应产业发展要求,全方位培育高素质农民,从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也是当下需要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