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文科实践教学的困境与动力

摘 要：实践教学是由多元主体、多重目标和多级结构构成的整体，引入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能够较为科学而清晰地认识到文科实践教学目前存在的困境，进而对其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度理解把握。在对学术共同体、企业和师生三大主体和学校/学科发展逻辑、市场逻辑、个人发展逻辑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Z大学历时七年实践教学项目的转型个案作为实证样本，梳理总结了文科实践教学过程中政府、学校、学院、教师/学生、企业、校友等多主体间的复杂互动，发现治理结构创新、项目组织模式创新、多主体合作创新等动力机制，能够有效释放改革动能、规避制度障碍。据此提出了多层次构建实践教学网络生态、多元化开展激励约束评价、多渠道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等行动建议。

关键词：实践教学；制度逻辑；文科

一、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业技能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因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中，实践教学也愈加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大家都看到了目前文科实践教学中存在的明显问题，即整体上较为薄弱，被轻视或环节缺失比较普遍，开展过程重理论、轻实践。围绕这一问题的形成原因，既有研究意见主要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看法。主观视角的分析，强调了文科实践教学理念的落后，例如认为实践教学是理工科的“专利”[1]，文科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偏重理论忽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2]，学生实践学习主动性也较弱[3]，教学中客体的多元性没有得到全面认知，没有获得与理工科实践教学同等的关注[4]。客观方面，结论多将矛头指向学习制度的规范性上，比如培养方案占比低、学分设置的不合理[5][6]，配套教材建设和教学方法改进的落后[7]，指导学生进行实践的教师数量长期不足[8]，实践基地少、难以集中开展等，短期的参观实践对于企业并没有太多正面效应，导致企业对接纳师生实践参观的积极性与热情不高[9]。也有学者进一步进入制度视角，将问题归因于实践教学目标模糊、评价机制缺失的问题，最终的后果就是对教学成果的评价陷入了“无凭无据”的尴尬局面[10]，或导致评价过程存在很大的主观性，故而“使文科实践教学的考核存在较大的随意性”[11]。

但既有研究没有真正触及的本质问题在于，作为高校教学育人过程中较为特殊的环节，实践教学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多重目标和多级结构构成的整体。身处其中的个体都受到组织/学术共同体内外部制度环境、企业及市场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形成了所谓“异质性、分散的行动者分布”[12]。故本文认为有必要认真梳理多重制度逻辑对文科实践教学产生的复杂影响，进而对文科实践教学改革提出有效建议，以回应时代变革大背景下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调整转型。

  二、问题的提出

关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周雪光等认为，制度逻辑是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宏观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微观行动机制，不同群体和个人带着各自的利益参与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时间性也制约了随后演变的轨迹和途径[13]。孟溦等指出，某一制度逻辑的作用会因其他制度逻辑参与影响其作用发挥，为避免片面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要从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阐述其作用和影响[14]。谭海波等认为，多重制度逻辑研究思路是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时空场域和多重的制度逻辑中加以系统性审视，从组织与制度环境的关系、组织内部行动者的策略互动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在组织变迁意义上的逻辑规定性。[15]基于上述框架，在高等教育大变革的时代，本文的整体思路是拟通过大学组织中的制度安排与相应的行动机制的转型变迁，发现这些制度如何诱发和塑造着大学组织中相应的主体行为方式，以明晰文科实践教学的困境所在，并挖掘改革动能。文科实践教学的转型发展事实上涉及以下几个行动主体及其制度逻辑：依托学术共同体、企业及师生，这三类行动主体的角色与行动反映了塑造大学组织变迁的三个制度逻辑，即学校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社会需求的逻辑和个人发展的逻辑。

（一）学术共同体：资源竞争和知识生产

学术共同体以组织形式存在于系统中，以高校教务部门、学院、系/教研室等传统机构形态呈现。共同体所秉持的组织逻辑，实际体现了政府意志、高校间竞争和学科发展等多层次需求的关系叠加。自上而下的政府科研资源的分配，已经包含了竞争性的制度设计和评价指标，且还会在学科评估等近年来的重大制度演进中被进一步放大。而多数情況下开展教学是高校事权范畴，上级直接具体到某个学科/专业的政策以指导性和非强制性约束为主，这首先就意味着实践教学主体面临共同体内部的资源竞争，要获得优势必须要进行政策转化或机制设计。同时，传统文科学习和知识生产的特点强调个体体验和自我积累，与理工科依托实验室和导师组等成熟的“科研-教学”模式相比，难以形成文科团队、实践项目等衔接转化，竞争性的科研资源分配很难直接反哺实践教学。虽然社科类专业在社会调查、案例写作等实践模式上也有一定探索，但尚难形成系统化的组织经验。另外，与科研资源的分配更多设置于前置环节不同，学术共同体的教学评价更多以奖项激励为主。在这些事后成果的考核中实践教学的制度显性不足，很难被纳入教材、课程等文科教学经典的教学评价轨道里，能够争取到的资源就更加薄弱。

（二）企业：市场需求与绩效偏好

在企业接纳文科实践教学热情不高的表象下，需要我们深度理解和挖掘企业的需求。企业参与文科专业实践教学，依次获得的收益主要包括获得人力资源储备、承担社会责任、塑造企业形象，以及由此对一些涉及企业管理的课题进行联合攻关。这些收益价值几何，前提是能否弥补付出的边际成本，特别是要衡量与理工科团队合作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研发、对企业效益的直接带动。而在企业内部资源分配中用市场检验、以绩效说话，让合作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订单式”倾向，要能够达到应付企业内部各类审批、考核等等的要求。这种制度逻辑下企业行为的短期应激性被强化，适应特定企业、特定管理情境的专才变得更加“有用”，显然与学生对全面发展的期待，抑或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实践目标都差异明显。所以如果在实践项目中让市场逻辑单纯主导，反而有时带来的是制度性的障碍，突破这一困境需要寻求更多平衡性的机制设计。

（三）教师与学生：组织评价与个人发展

教师和学生是实践教学中的真正主体，但一方面实践教学只是他们面临的任务环境中多重目标之一，其行为选择和偏好并不仅仅为教学场景所制约。正如完成教学任务及考核、晋升职称、赢得共同体评价、获得社会认可等等之于教师，高质量学分绩点、提升实践技能、获得社会综合评价等等之于学生，他们的个人行为逻辑是在组织逻辑、市场逻辑等更大范围内的制度规制和互动关系所塑造的。单从教师职业发展评价来看，他们长期都有提升自己教学能力的主观意愿，但短期内仍更有可能把精力投入理论推演和论文写作，以获得更优的边际收益。所以，要通过实践教学既提升学习者的综合实践能力，又能满足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综合提升，是需要多方磨合的难题。另一方面，从实践成果评价来看，文科教学的内容往往具有价值多元交织的特点，共同体的领导者在内外部资源竞争下的制度选择往往会趋于可简单量化的指标，以便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既有研究者在观察中发现的，实践教学的评价很难适应差异化教学情境需要。而且文科成果转化难，相较于理工科在实验室和厂房等固定空间内的实践过程，文科教学的多元混合场景导致很多教师认为，实践教学需要过多精力于记录、证明等事务性工作，在课程设计时会主动选择回避实践教学模块。另外越是规定动作式的实习实践项目，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反而较低，项目团队和学习梯队难以形成，更无法产出可持续的教学成果，因此也需要综合多重任务背景让学生感受实际获益，满足他们未来就业乃至职业发展的实践项目机制设计。

  三、多重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变迁：某文科高校实践教学项目的转型案例

如何突破上述困境，在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下激发多主体的内生动力，实现实践教学的高质量发展和高绩效成果，很多文科高校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做法。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选择了Z高校这所以文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以该校创业学院于2015—2022年间组织的“互联网＋”创新创业实践教学项目的个案来具体阐述这一研究课题。将持续跟踪这个历时七年多的三次转型作为样本，以期从中梳理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机理与动能，对文科实践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2015年，Z大学在国内比较早地成立了创业学院，作为对中央和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要求的贯彻和落实。这一机构的设立，并非上级文件中的规定动作，带有对上级政策“回应式创新”[16]的性质，意在构建校内外、理论和实践教学统筹的教育平台机制，主要负责开展创业课程和创业实践训练项目。与此同期，教育部联合十余个部委，创办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比赛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赛事。笔者通过在该校担任创业导师的机会，访谈了参与该实践教学项目并参加“互联网＋”比赛的近百位师生，在使用词频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促成这一实践项目发展变迁的动力进行了如下研究梳理。

（一）第一阶段（2015-2016年）

不同于当时大多数高校将比赛任务指派给团委（以课外活动性质）或由教务处直接组织，Z大学由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商议后，将校内选拔、组织参赛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新成立的创业学院。这一安排的特殊之处在于，创业学院本身是一个教学单位，而非有完全或部分行政权力的学校机关或教辅单位。所以这并非将国家意志（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政策需求简单直接传导给学术共同体，而是希望通过比赛更加深入推进实践教学，实现“以赛促教”的目的。类似于中央政府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把协助西部地区发展的责任委托给地方政府[17]，学校层面以达到教学效果或比赛成绩等责任委托的形式，事实上让创业学院承担了一定的公共教学服务责任。尽管其没有科研和学科评估等传统的压力，但对于这类新设立机构，学校层面也相应通过经费支持、人员配备、绩效评估等职权进行监督管理。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行动者很少有足够的资源来追求所有的活动以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创业学院除了从纵向（教务处及其他机关部门）获取资源外，还需要撬动其他学院之间的横向关系获取资源。由于报名参赛以本科生为主，来源也非常分散，这阶段比赛项目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能够满足参赛需求的实践教学和训练的师资严重不足，因此亟需创业管理方面的教师。这期间，创业学院获得了一些外部捐赠，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费在校内设立创业教学基金，以招标的方式在校内招募老师开设创业课程。最终这些为课程授课的教师，基本上也都参与到了参赛的实践训练教学之中。该校对创业实践教学的认识，也体现在这个参赛项目上，即主要是完成组织选拔团队参赛的任务，更加看重学生团队能否最终提交完整的创业计划、熟练地规划并写作商业计划书。同时，也受到教师参与积极性的影响，教师来源和教学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包含企业管理、投融资、人力资源等专业方向的个别学院。

近两年多的投入，让新成立的创业学院迅速聚拢了人气，也让创新创业实践教学项目在Z大学得到了更多师生的关注和认可。但比赛成绩方面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对于连续两届都未能获得进入国家级决赛，项目团队经过总结认为：一方面，以往的文科实践教学都是“命题式作文”，而“互联网+”比赛是个开放式比赛。与“看得见、摸的着”的理工科专业相比，让“问题意识”和“实践经验”皆不足的文科类本科生从头到尾、从无到有想象设计一个公司，还要凸显其商业模式和创新优势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尽管报名参赛热情很高，最符合“互联网＋”比赛要求的参赛选手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金融科技等方向，以学生创意为主，往往落地性较差，也很难在比赛中和已拥有实验室验证成果的理工类项目竞争。因而这一阶段的项目定位，基本仍局限于校内的纯教学项目，文科创新创业的特点还需要持续深耕，在仅靠现有资源无法满足的趋势下，项目运行团队急需新的资源支持。

（二）第二阶段（2017-2020年）

激励约束是指在一个组织体内部，通过设计系列奖惩制度规范，来激发、引导、約束组织内部成员的行为，以此来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手段。这个阶段项目运行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来整合新的外部资源。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的前提，就是明确的组织目标和责任机制。这期间，还有一个涉及该项目的重要上级政策变化，就是“互联网+”大赛成绩被正式列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而且是少数的几个“硬指标”之一。这样明确的上级信号，给了项目团队以更多制度资本。信息学院等多个学院将比赛成绩定为推免科研加分的最高等级；一些原本参与度并不是很高的学院，也在学科评估“写本子”的过程中，通过向其他先进学院“抄作业”，开始重视实践教学投入和相关成果的价值。由于社会资本“寒冬”等影响，这个阶段学生参赛报名人数有所下降，项目团队则主动协调教务处，将该项目比赛结果纳入了研究生推免政策，包括还设立了国赛获奖的奖金。

这一阶段为了促成优质选手的筛选，无论是创业学院还是其他各学院，都将重点放在挖掘已毕业、有一定创业成果的校友参赛（因为比赛的要求是毕业五年以内的毕业生也可以参加创业组比赛）。但最终效果不尽人意，可能也与激励机制有关。在对指导老师的访谈里可以发现，这个阶段项目对于校友企业能够实现的激励其实主要通过声誉机制，由可能的学校表彰、新闻报道、领导考察、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会等“声誉符号”构成，但正如上文所说，参与文科实践项目确实很难直接兑现企业经营效益。企业创始人碍于校友请托情面，安排行政人员负责参赛材料的准备，在训练过程中甚至经常对企业的核心业务和技术实力都不甚了解，既无法承担比赛进行拔高和修订的工作，也很难实现实践教学项目服务师生的初衷。

另外，参与项目的教师也陆续获得了学校“实践教学优秀奖”的荣誉表彰。这些来自经管类专业的教师表示，通过项目能够获得“在课堂之外更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践体会”，在捐赠基金使用完毕后继续开设创新创业课程仍然抱有很大的热情。项目也开始从校外邀请更多的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参与到实质性训练之中，这与“互联网+”比赛评分标准中的“投资人视角”有很大关系。校外导师的训练指导主要以创意如何科学检验、创意落地方法为主，从而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创新问题意识和创业技能提升。这批导师以该校从事投资、孵化等领域的优秀校友为主，希望通过参与项目发现更多可以进一步孵化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或创意点子、专利等。

经过近6年的项目运行积累，项目团队的组织经验和教学方法也在不断积累，从“校内初选—专题学习—校赛选拔—赛前集训—市赛/国赛”的“一条龙训练”，到“创意提出—计划书写作—实践验证—创意迭代—赛事检验—实践落地”的“项目迭代法”等一整套模式，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实践教学项目。但同时，项目团队也发现还是需要更多其他专业的参与，特别是文史哲、艺术等传统文科的参与特别少，而文科参赛项目在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等技术壁垒方面的欠缺也是明显的短板，严重限制了国家级总决赛的竞争前景。尽管在这期间学校获得了两次国赛的铜奖，大家仍然期待更多的机制创新和转型机会。

（三）第三阶段（2021-2023年）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酝酿和论证，2021年创业学院推出了以“人工智能+X”为主题的学科交叉创新计划。该计划将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为基础，融合人文社科领域的创新创意，构建校级层面的“项目中央厨房”。“中央厨房”直接对接校友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人员实习招聘等各方面的综合需求，然后面向校内发布“需求清单”，招募师生组建命题式的跨学科创业团队。然后由校内教师、校友创业者和校外导师三方，通过课程教学、实践拓展、赛事集训等有机衔接的培养环节打磨团队、优化项目。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由学生提出创意或招募现成的创业团队，创业学院根据企业社会需求、校内专业资源条件、校外合作基础等因素，将产学合作任务“再分包”给各个项目，将委托-责任关系下沉，继而形成微观网络协作。至此，原本为参赛而设立的实践教学项目，进一步升级迭代為围绕文科创新团队培育的综合性计划，推动学生创新能力高质量发展和创业项目的高质量落地的培养目标进一步强化，并依托“互联网＋”等高水平双创赛事平台进一步检验成果。除了该计划外，创业学院专门将“实践教学课程化”，于2021年开设了专门的实践型课程“创业训练与创业赛事”，也获得了学生的热情选课和高分评教。

在2022年下半年举行的第八届“互联网+”比赛中，Z高校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获得了全国金奖。获奖团队就源于2021年“人工智能+X”计划培育，特别典型地体现了计划的培养初衷。团队雏形是艺术学院本科毕业生创立的平面设计公司，做大过程长期受限于自身研发能力，一直承担大型设计项目中应用智能技术支持研发工作。通过学校搭建的平台提出具体想法后，对接了人工智能学院的教师及相关专利，合作招募有一定编程基础的文科学生，通过大数据结合人工智能的方法赋能平面设计全流程，实现了设计前期采风数据分析、设计中期设计执行校准服务、设计后期侵权查重风险预警三大核心功能，并帮助公司成功中标了某互联网大厂的服务订单。而人工智能学院的专家，也欣喜于自己开发的智能NLP大数据模型在文创领域得到应用，特别是一批非信息专业的学生通过训练加入到团队之中，为大模型未来扩展到其他产业应用奠定了人才基础。

  四、讨论与总结

（一）网络生态中的动力来源

样本项目的转型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文科实践教学与上级政府、学校、学院、教师/学术共同体、企业、校友等多主体间的复杂互动，并最终形成了如图1的一个网络结构，而连接网络结构的“网线”可能是参与主体之间稳定紧密的联系（强关系），又或者是间接松散、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联系（弱关系）。详见图1。

透过多层次复杂网络关系，我们可以梳理出项目得以转型并取得相关成果的动力机制。

1.治理结构创新。在传统的机关/教辅单位—学院的二元治理结构之外，设立创新创业学院、实践训练中心、写作教学中心等围绕实践教学的新单元，通过实践教学项目赋予其部分或全部的公共服务职能。学校在将教学改革目标融入治理结构调整的同时，建立“委托—责任”关系，通过人事任命、预算经费、绩效评估等，对教学过程、教学结果进行间接而更有力的监督管理。受托方也并非纯粹的代理方，在通过“以赛促教”和扩大声誉、获得资源的同时，在第三阶段又通过“中央厨房”机制创新向“师—生—企”联合创新团队“分包”。“分包”中又包含了“赛事牵引”“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将竞争性资源分配前置的基础上，又以创业计划“能否落地转化”“经否科学验证”等作为评判标准，一定程度上解决文科教学成效难以量化评价的困难。这样创业学院实际承担了代理方和管理方的双重角色，从而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进一步提升了激励动能。

2.项目组织模式创新。项目化的组织可以利用上级政策文件要求、评估指标等获取纵向资源，也可以通过将这些制度性信号撬动其他学院教师、校外企业等横向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创新人才/团队的培养合力，从而实现学术共同体内部激励（如保研、职称等政策）或校外企业的发展激励（如招募实习生、企业命题攻关等）。特别是创业企业和毕业校友，发现参与这种项目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高人力资本”的人才资源。因为以往对于文创领域的新创企业，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获得人工智能、网络信息等领域的“牛人”几无可能，吸引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在校大学生加入是良好的替代方案。通过可行的项目制模式可以解决企业的产业需求技术命题。文科师生也籍此获得真实的市场转化经验和实践实操技能，培育真正的“问题意识”。

3.多主体合作创新。参与主体不同质的行为逻辑可以成为创新网络的节点，在网络中不断碰撞形成联系，为实践教学的迭代发展奠定内生动力。通过技能提升、获奖、解决问题甚至“抄作业”等“反馈—强化”的制度过程，逐渐吸纳多学科的教师、学生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合作转变。最终以“人工智能+X”计划为代表达成主体共识，实现文科教学目标为主，同时实现学科交叉、文理结合的实践教学创新。多重制度分析的框架也强调，某一制度逻辑的作用是在与其他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18]，在与其他机制的相互作用中，某一具体机制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校企合作，企业/市场逻辑可能是制度性的障碍，学生等主体也以被动性参与为主，而经过长时间积累和机制创新，在深度合作中企业逻辑发挥正向效能，并以投资人视角和企业实际需求来引导创意项目向市场化实践转化。且在不同逻辑相互作用的互动中，项目最终完成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从以传授知识为中心到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转型。

（二）相关意见与建议

1.多层次构建实践教学网络生态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文科实践教学的改革并非要将原有体系推倒重来，而要充分发挥项目制优势，结合实践情境和项目场景持续开展“微创新”，整合多主体参与的实践资源形成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进而推动实践项目课程化，强化文科专业主干实践课程与社会资源的对接；通过优化治理结构和委托机制打通微循环，于可能的产学研用链条上形成打破校园围墙和专业边界的网络化“无边界组织”，最终实现组织逻辑和实践教学目标的统一。

2.多元化开展激励约束评价

文科知识创造的过程和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千篇一律”，需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生、不同学程进行差异化、适用性的设计，生搬硬套只会为新文科建设徒增制度成本。需要尊重教师和基层教学组织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产教融合实践教学的独特性，降低制度刚性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在教学评价时综合多重制度的正向交叉影响，将竞争性资源分配机制引入教学奖项评价，采取建设项目库（中央厨房）、分阶段建设、后补助等信号强化措施，并与教学成果奖、教师职称评聘等形成强关联。

3.多渠道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学习借鉴是降低制度成本最好的路径，需要参考新工科建设经验，倡导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研修实践，打破学科和专业的界限，面向校外企业和校友开放项目团队，让实践活动更具灵活性、拓展性、迁移性和牵引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探索建设数智教育一体化平台，将实践资源、教学过程、成果评价通过数字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效整合，减少师生在创新方面的制度成本。同时也要增强文科共同体及与理工科的师资融合，形成专兼结合、结構合理、文理交叉的新文科教师队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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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3-02-17

作者简介：陈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872）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重大课题“‘四新’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IEECKT202102）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