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t 模型的大学生“慢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2024-01-05 17:01徐喜春王锡浩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23年4期
关键词:慢就业赋值职业规划

徐喜春,王锡浩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是家庭教育、学校就业指导以及学生个体性就业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1]这一重要论述对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了“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任务和要求,对于认识与解决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遵循。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择单位就业占比为50.4%,比去年下降6 个百分点,自由职业(18.6%)、“慢就业”(15.9%)的比例均较去年提高3 个百分点[2]。面对日益突出的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必须深刻洞察其背后的影响因素,针对性提出引导策略。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 问卷初步设计完成后随机寻找40 名大学生进行预测试,根据预测试结果对问卷进一步改进,得到最终版《大学生就业心态调研问卷》。 正式调查中,本文调查问卷共面向全国32 所高校不同阶段学生发布。 在大学生对象选取过程中,本研究注重不同类型高校、学段、年级学生所占比例的均衡,以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数据经清理筛选总计得到2215 份有效样本。

从性别构成来看,样本中女性占57.61%,男性占42.39%,比例基本均衡;从身份构成来看,样本中毕业班学生占比31.83%,非毕业班学生占比62.84%,往届毕业生占比5.33%;从学校类别来看,样本中学校为高职高专的学生占比40.36%,普通本科的学生占比24.38%,“双一流”的学生占比35.26%;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样本中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大学生占比84.33%,博士的占比3.02%,硕士的占比6.77%,专科的占比5.87%;从户口性质上看,样本中户口为“农村”的大学生占比51.15%,户口为“城镇”的大学生占比48.85%。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选择“慢就业”意愿的二元变量,数据样本为横截面数据,参考同样研究人口社会问题的相关研究[3],本文最终选择横截面Logit 模型构建计量模型。 具体为:

模型中,i为个体,ε为随机干扰项。Tendenc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大学生“慢就业”意愿,具体以问卷中大学生是否明确拒绝“慢就业”来衡量。 被调查对象对“慢就业”意愿的选择分为明确主动拒绝“慢就业”和不主动拒绝“慢就业”两种状态,如果选择明确主动拒绝“慢就业”,赋值为1,选择不明确拒绝“慢就业”则赋值为0。 即,如果直接就业意愿强,则为1,否则为0。

大学生的“慢就业”现象成因复杂,受到社会、高校、个人等维度因素的综合作用[4]。 本文研究模型中x 为被解释变量,包含了个体、家庭和学校三个方面的因素,每一个方面又细分不同因子。具体为:

(1)个体因素xp

主要选取最高学历、是否获得过奖学金、是否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以及就业主动性强度四项指标。 最高学历中,专科赋值为1,本科赋值为2,硕士赋值为3,博士赋值为4;是否获得过奖学金中,未获得过赋值为1,获得过赋值为2;职业规划中,没有清晰职业规划赋值为1,有但不清晰赋值为2,有清晰规划赋值为3;就业主动性以主动就业意愿程度来区分,“3 分及以下”赋值为1,“4 ~6 分”赋值为2,“7~10 分”赋值为3。

(2)家庭因素xf

主要选取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对于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三项指标。 独生子女变量中,不是独生子女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2;家庭人均年收入变量中,在3 万元以下取值为1,3万至15 万取值为2,15 万以上取值为3;父母对于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在反对时取值为1,不确定时取值为2,无所谓时取值为3,支持时取值为4。

(3)学校因素xs

主要选取学校类别、学校身边“慢就业”人数、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三个指标。 学校类别若为高职高专,取值为1,普通本科取值为2,双一流高校取值为3;身边“慢就业”人数为0 时取值为1,1~2 人取值为2,2 ~5 人取值为3,5 人以上取值为4;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以学生感知到的质量分数衡量,在3 分及以下时,取值为1,4 ~6 分取值为2,7~10 分取值为3。 将各变量汇总及描述性统计整合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观测值=2215)

(三)描述性统计

从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明确拒绝“慢就业”程度的均值为0.314,低于0.5,说明当前大部分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的确存在“慢就业”的心态倾向。 身边“慢就业”人数均值为2.36,且标准差相对较大,父母对子女“慢就业”的态度均值处在不确定与无所谓中间,标准差也相对较大,这说明当今环境下,大学生及其父母在“慢就业”问题上均出现了观点多元化的特点。 最高学历均值为2.148,且标准差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问卷调查对象中本科生占比最高。 清晰的职业规划变量均值为2.023,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只有大致但不够明确具体的规划。 学校类别均值为1.95,结合标准差,可见样本与大学生学校类型分布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为了确保各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进行了Pearson 相关性分析与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从中可知,大学生选择“慢就业”意愿与个人层面中的最高学历、在校期间是否获得奖学金、是否有清晰职业规划、就业主动性显著关联;与家庭层面中的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父母态度也显著相关;与学校层面的类别因素显著相关,但与身边“慢就业”人数以及学校就业服务质量的相关性不显著。这初步揭示了大学生“慢就业”意愿的关联因素,但具体关系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本文的VIF 检验中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低于临界值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二)回归分析

本文Logit 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包含四个回归结果。 第一列为仅包含个人层面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第二列为仅包含家庭层面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第三列为仅包含学校层面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第四列是同时加入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所有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表3 大学生“慢就业”意愿与个人、家庭、学校各层面的作用

从第一列中可知,个人最高学历对大学生“慢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在第四列中也不显著,说明大学生在选择“慢就业”时主要考虑学历以外的其他因素。 第一列与第四列均表明在校期间获得过奖学金会显著提升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的意愿。 奖学金是根据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表现择优奖励,因此,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综合素质整体更高,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更容易获得职场青睐,因此“慢就业”倾向也更低。 此外,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奖学金,可能是在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的追求下提高自身综合成绩的结果,这也提高了大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更主动地投入职场。 是否具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在第一列中不显著,而在第四列中显著为正,说明对于大学生而言,清晰的职业规划对于他们的“慢就业”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明显。 综合该结果与前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推断出,有但不明确的职业规划在大学生群体中非常普遍,以致于在回归中相关变量不具有充分的差异性来支撑回归的显著性。 就业主动性的系数在第一列和第四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在就业市场不确定性面前,足够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也足以激发大学生进入职场、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热情,因此他们的“慢就业”意愿更低。

从第二列可知,是独生子女显著提升了直接就业意愿,该结果在第四列中同样显著。 这可能是独生子女家庭中,大学生的生活经济来源仅来自父母,因此希望自己尽早进入职场以减轻父母负担;也可能是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独生子女单个体上投注的精力更多,对其职场积极引导更全面,因此独生子女更倾向于直接就业。 而实际上,从第二列中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也可看出,后一种解释更加可信。 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父母在对子女的各方面培养上便能提供越多的支持,这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但也要看到,家庭人均年收入系数在第四列变得不显著,这说明虽然更富裕的家庭为子女提供了更有利的直接就业条件,但家庭不富裕的大学生可能出于尽早为家庭创造新的经济来源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直接就业,这两种现象相互抵消,导致家庭人均年收入系数在第二列中显著但在第四列不显著。 父母对子女“慢就业”的态度中,越是持支持态度,大学生“慢就业”意愿就越强。 这体现了父母的信任背书特征,即“慢就业”存在一定风险,比如失去在求职中能享受到某些特定优势的应届生身份,此时如果得到他人尤其是亲近的人的信任与支持,那么大学生会更加坚定其“慢就业”的决定。

第三列中,学校类别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在第四列中方向与显著性不变,说明学校层次越高的大学生,越倾向于选择直接就业。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层次越高的高校的学生能力本身普遍越高,因此对职场的适配性也更高;二是层次越高的高校为学生提供的如知识传授质量、企业参访机会等越好,综合起来提升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因此这些大学生直接就业意愿也更强。 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职业学校的培养体系在对标职场上还存在不足,这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大学生关注到的身边“慢就业”人数的系数在第三列和第四列中均不显著,说明大学生“慢就业”决定的做出更多是基于自身情况,而不是跟风。 现如今高校大学生越来越以00 后一代为主,这也说明00 后一代在直接就业与“慢就业”抉择问题上的主动性更强,富有主见。 大学生感知到的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在第三列中不显著,在第四列中显著为负。 一个直觉认知是,学校提供越高质量的就业指导服务,大学生便能获得越明晰的职业规划与越全面和高质量的就业能力提升,从而直接就业意愿越强。 但回归结果却与此相反,即大学生得到越好的就业指导服务后,一定程度上越倾向于选择“慢就业”。 这可能的解释是,大学生在得到更完善的就业指导后,对自身职业规划有更清晰的了解,但也同时更清楚意识到自身能力与理想职业要求的差距,因此降低了直接就业的意愿。 这为管理实践提供的启示是,高校要积极关注市场动向,及时对标职场对人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改进学生培养方案,促使学生拥有较高的市场能力匹配度。

三、结论与建议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得知,大学生对于“慢就业”这一行为的接受程度日益提高,这其中受到了家庭、学校等多样化因素的影响。 要避免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必须加强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引导,促使其形成更加健康理性的就业选择。

(一)构建“家庭—学校”的双向沟通机制

如调查结果所显示,家庭与学校所传递的关于就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慢就业”的意愿,这就对构建“家庭—学校”的双向沟通机制,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就业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学校可以通过“一封信”、家长会、寒暑假家访等形式及时向家长传达当前就业形势,促使他们能够更加全方位认知“慢就业”现象。 家长与学校达成“先择业后就业”的思想共识,能够在日常交往互动中向学生传递更为积极的就业观念。 另外,如前文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的职业规划存在模糊化的现象。 对此,学校应当不断强化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帮助学生制定合理的职业目标与路线。

(二)探索“学校—企业”协同的就业指导体系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折射出部分学生对于就业形势的判断失误,未能提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为此,可以探索学校与企业协同的就业指导体系。一方面,学校应该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适配。 学校可以与企业进行深入合作,了解最新趋势和需求,进而及时调整课程内容。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结合市场形势、专业要求等因素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提前组织学生深入企业一线。 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更加直观了解到生产一线,明确自身素质与企业要求之间的差距,还能针对性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此外,学校还可以邀请企业家和行业专家来校进行讲座,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就业建议。

(三)探索“学术—实践”良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

研究显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更容易为企业所青睐,这是因为奖学金也是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反映指标。 进而言之,学校要更加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除了传统的学术教育,还应该不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沟通技巧和创新能力。 这对于学生更好地适应职场环境,提高就业竞争力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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