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赵 放 骆 玲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服务业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引领作用。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战略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再到党的二十大强调“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已成为深化“两业融合”的重点，是促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力量。因此，明确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特征，把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路径，对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相关概念与分类

（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界定

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简称KIBS）的内涵，目前引用最多的是Miles 等（1995）的观点，是指那些显著依赖专业性知识，并向社会和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组织[1]。因此，KIBS具有投入与产出的知识密集性、与客户的高度互动性以及产品使用的中间性。从外延来看，KIBS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面向生产过程的KIBS，包含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四个行业[2，3]；另一种是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服务业，包括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4]。KIBS 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大的重合，后者还包含了运输、仓储等流通性服务业，KIBS 则强调作为制造业重要“知识源”的特征。与现代服务业相比，KIBS 更强调知识的公共性和大众知识水平的提升，不包含高等教育、文化旅游、医疗保健等个人服务。

根据知识类型，KIBS 可进一步划分为：高新技术知识服务业和专业知识服务业。前者对应我国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服务业） 分类（2018）》，它从信息服务业中独立出电子商务，将科技服务业具体拆分为7 个子行业；后者以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为主。

（二）“两业融合”的发展类型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中后期的规律性特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因其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中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和溢出效应，已成为引领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子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依循需求遵从、供给主导、互动共生的演进关系[5]，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从相互嵌入、协同发展向产业融合的层层递进。然而在实践中，部分研究者往往将所有KIBS 的细分行业混为一谈，没有充分把握KIBS 行业在知识、功能和嵌入形式方面的差异，以至于对“两业融合”路径的研究不够深入、相关产业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路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其知识渗透性与嵌入产业链位置的差异。如图1 所示，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教育培训、租赁和商务服务、电子商务源于生产制造环节的剥离，通过专业化发展，再回嵌到制造业产业价值上，这类知识往往只能渗透到产业链的几个环节；而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更注重规模化发展，其知识的渗透和嵌入则可作用于产业链的全过程。近年来，业界高度关注的制造业服务化，实际上是生产过程向所有知识密集型服务环节的延伸；服务业制造化则更可能出现在信息服务（含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这类可以在制造业全过程融合的领域，如京东京造、网易严选等。

图1 基于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分解

二、四川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四川“两业融合”水平尤其是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融合水平不高一直是影响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突出短板，严重制约了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迈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密集服务业规模偏小和供给不均衡

四川是服务业大省，服务业产值占GDP 比重达到52.5%，但拥有更多知识含量和专业技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小。2022 年，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仅为36%；生产性服务业占GDP 比重为22.0%，在全国工业十强省份中名次靠后、位列第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更少。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为3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 个百分点。在四川“4+6”现代服务业体系中，只有金融服务和商务贸易两个传统的专业知识服务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科技服务业供给不足，2022 年R&D 投入规模排名全国第8位、投入强度排第13 位，较上一年有所下降，同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 个百分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仅1 家，研发设计、成果转化等功能性平台和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滞后。高端商务服务业供给欠缺，2022 年《财富》世界500 强企业中成都有4 家总部企业上榜，上海和深圳分别是12 家、10 家，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四川的则更少。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 年四川教育培训等企业的营业收入为261.5亿元，只有广东的36.9%、河南的52.1%。科技服务、会展服务、教育培训作为成长型服务行业，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

（二）制造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拉动不足

一是传统制造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需求不高。当前，四川传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自动化率和数字化能力低，改造成功率不高，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值为54.6%，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3%），但低于邻近的重庆市（56.6%），与头部水平的广东省和浙江省相差7 到10 个百分点。二是优势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发展较为缓慢。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所需的高端芯片、玻璃基板等重要原材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本地配套率不高；晶硅光伏、钒钛稀土新材料等特色资源型产业，优势集中于产业链前端和中端；航空航天、先进轨道装备行业缺乏高端制造环节，现代轻纺缺乏印染加工环节和向服装设计的延伸，医药健康的智能化场景应用不足。2022 年，四川省工业增加值1.64 万亿元，与江苏省的4.86 万亿元和广东省的4.77 万亿元相差巨大（如图2）；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 个百分点。工业大而不强，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缓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能化信息服务、高科技研发、知识产权、高端会展等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发展与应用。

图2 2022 年全国工业十强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单位：万亿元）

（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有限

一是具有优势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缺乏新模式、新业态和龙头企业偏少。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虽进入国家工信部公布的45 个国家先进制造集群名单，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产业数字化“赋能提效”相对滞后，缺少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巨头，能够将技术服务推向产业应用的链主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2022 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 强中四川省的入榜企业仅10 家，与重庆市的17 家、湖北省的17 家、湖南省的15 家均有较大差距。服务业企业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资源共享和整合能力不够。二是面向制造业全过程的服务业缺乏专业型服务业的支撑，服务型制造整体推进缓慢。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服务在生产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性整合功能，同时也对科技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电子商务等专业型服务业具有辅助作用。然而，四川这类专业型服务业普遍规模不大、实力较弱，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在向制造业全过程渗透的过程中，存在中间层级塌陷的情况；服务型制造缺乏专业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基础支撑，难以形成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生态。

三、促进四川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

（一）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战略认识和统计体系建设

在服务业已占GDP“半壁江山”的四川，应加强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培育打造，着力提升其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加快编制出台四川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等，强化竞争优势，打造西部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制高点；在财税政策、引导基金、规划协调、产业促进等方面精准发力，优化相关政策体系。

在“两业融合”发展态势下，完善现代服务业统计制度，避免近年来四川重点推进“工业强省”和新型工业化战略背景下，将信息服务等部分知识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错统、误统到工业和制造业，或“两业融合”的产业增加值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出现重复统计或者遗漏统计。补充和探索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多维度统计指标，从规模、税收和工资等角度，加强对“两业融合”新业态的监测，掌握准确的行业发展动向。

（二）分类推进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补短板与拓优势

补齐面向工业制造环节上的专业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短板，制定“四川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十年倍增计划”，重点发展高端科技服务、专业化技术服务等核心引领型服务集群，鼓励各类大型服务业企业打造综合型总部、功能性机构和创新型总部，做强研发设计、做实生产控制、做高商务服务能级。积极培育和引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检验检测认证领域的服务业企业，抢占布局新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实施面向工业制造全过程的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提质培育计划。引导工业互联网企业、系统集成企业、工业软件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加强合作，全面提升面向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综合化服务能力。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向电子支付、信息安全等领域的融合创新，挖掘制造业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点，形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赋能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金融服务赋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双赋”叠加。

（三）构建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的“双化”转型路径

继续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围绕四川优势制造行业因地制宜开展“制造+服务”的融合创新，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提供系统集成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加快探索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生产性金融服务等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新业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为制造企业打造云智慧、云咨询、云商务、云贸易等应用场景，增创一批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标杆企业与融合示范载体。

积极培育服务业制造化模式。依托四川在新一代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领域的优势，支持服务业企业通过委托制造、品牌授权等方式拓展制造业务，挖掘四川在消费领域的潜力，逐步打造一批具有自身特色的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和知名本土品牌，打通供需两端、缩短产销环节，构建起以平台型服务企业为中心，多企业参与的跨行业生态圈。

（四）打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多重载体

完善融合发展的市场主体培育机制。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军企业、制造业龙头企业、单项冠军、灯塔工厂等数量，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和行业示范标杆。鼓励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发挥“链长”职能，创新合作机制、制定标准体系、开展风险管控，为链上的生产和服务企业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与平台支撑。

分层级打造“两业融合”的载体。争创国家级、省级“两业融合”示范单位、示范城市以及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争取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大幅提升；持续推进西部金融中心、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推进西部人力资源服务高地和国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成都）建设。依托“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等战略机遇，打造“两业融合”发展的跨区域合作平台，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

（五）营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市场空间

进一步破除企业“双化”转型的行业壁垒和隐性障碍。持续放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市场准入门槛，创新跨行业经营的资质解决方案，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支持制造企业探索功能适度混合的创新型产业用地模式，并给予产业服务平台建设、用工用能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简政放权与商事制度改革；搭建常态化、规范化、便利化、“亲清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加大财政金融扶持力度。比照财政支持先进制造业的力度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持续落实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优惠政策，扩大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细分领域的覆盖、“两业融合”试点的专项发展资金规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融资模式，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健全融资担保和增信支持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培育“两化”融合人才支持体系。继续深化“就业—招生—培养”联动机制改革，提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四川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轻纺、医药健康等六大优势产业各个细分领域的行业契合度。支持相关院校在制造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一系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专业，通过定向培训、产教融合、政企合作等方式，开展跨学科和交叉专业的教学与培训，弥补人才短缺短板，扩大“两业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