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创新价值

2024-01-08 10:54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姜 长 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38)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创新价值,有利于全面落实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是对现代化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拓展

长期以来,国内外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同的学者或是结合自身的专业领域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或是结合所在国家、地区需求进行探讨。这些研究往往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其时代背景和发展要求,打下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尽管这些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见仁见智,难以做到完美无缺,但秉持求同存异的包容心,学术共识和趋同点日益增多,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总体上呈现出增强趋势,且不同研究之间往往具有更强的互补性。

现代化往往具有两重含义。作为动词,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动态复杂转变和历史进步过程,涉及从经济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人等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变革,体现所在国家(地区)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发展前沿水平的努力和过程。作为名词,现代化体现的是社会高度发达的目标状态,通常在“现代化”之前增加“实现”二字,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建成现代社会,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人将现代化的实现大致分为3个阶段,即现代化实现起飞的阶段、现代化走向成熟的阶段、高质量的现代化建设阶段[2-3]。

现代化还是个国际比较的概念。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还需与发达国家比较,看其是否具有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不是可以主观臆断或凭空自封的。吴忠民认为,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生产能力的巨大飞跃、复杂健全社会的形成、以人为本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社会风险的出现和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具有经济发达、社会高度分化和整合、社会成员自由平等、世俗化和高度的城市化、开放化、知识化等基本特征[3]。因此,各国现代化往往有其共同特征,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这种共同特征给予了各有侧重的归纳,但这些归纳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举例来说,关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不管研究者有什么认识分歧,但现代化应该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应该体现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这应该是个共识。尽管不同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的时代要求有别,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路径和推进重点有所差别,但通过科学技术现代化克服资源禀赋的局限,并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应该是共同的。国内外关于现代化评价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对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认识,正如邓智平等指出的,“一个国家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评价,实际上是对处于世界何种位置的评价,也就是相对水平的定性和定量评价”[2]。

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也要重视国情(地区情况)、发展阶段和时代要求,科学把握其所处的历史方位,注意塑造所处国家(地区)现代化的具体特色。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日益重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作为后发型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现代化需要把先发型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阶段继起的“串联式”过程,转化为现代化不同阶段空间并存、交织叠加的“并联式”甚至是“叠合式”过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在加快演进”。此外,推进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也要重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差异悬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发展基础,这往往是现代化模式和路径差异或国家特色的重要解释变量。正如吴忠民指出的,民族传统“既不是‘过去化’了的东西,也不是‘未来化’的东西,而是一种通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东西”。“合理区分特定的时代内容和特定的民族传统,是合理理解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多样化的现代化模式不仅使得现代化建设有了具体的载体,现代化建设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共同体支撑力量[3]。据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在我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不注意基于国情和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只重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趋势,则容易出现对先行国家现代化道路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的问题,难免出现引进国外经验和制度时“生搬硬套”“水土不服”的现象,影响我国现代化道路和推进模式的本土根植性,甚至在相关战略、政策和对策选择中难以规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问题。尤其是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动荡变革期,盲目引进国外经验和制度,不注意消化吸收再创新,容易加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过程面临的风险挑战。但如过度强调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不注意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有可能导致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与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经验、普遍趋势南辕北辙,与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先行国家缺乏推进现代化的可比性;甚至为短期工作的便利刻意避重就轻、躲坚避难,导致我国推进现代化的选择难以体现战略前瞻性,导致我国推进现代化的成效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同;也容易导致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拓宽视野,不利于创新现代化的推进思路、选择方式和实施路径,规避先行国家走过的弯路。在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中,有些地方以强调中国特色、区域特色为借口,不惜自降标准,甚至采取一些反市场化举措,实际上也是不尊重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体现。如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趋势,都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有些地方在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过程中,用政府行为替代市场选择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有的甚至不惜采取画地为牢、追求行政区自成体系的方式,企求借此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能力建设。

举例来说,各国现代化的进展,往往要通过较高水平或较快提高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来体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要注意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如果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未见明显提高,要说我国在推进现代化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是缺乏说服力的。实际上,按照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全社会就业人员数(年底数)进行粗略计算,从2012年到2021年9年间,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8%(1)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否认这个事实,仅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上看,就是缺乏说服力的。但在设置2035年甚至2050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时,也要考虑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如农业劳动生产率受资源禀赋的影响很大。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世界农业强国中,2020年按现价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劳均8.97万美元、9.06万美元、5.89万美元和2.27万美元,我国仅0.52万美元;这些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差异,与资源禀赋的差异有很大关系。同年,这些国家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分别为72.34公顷、94.62公顷、22.25公顷、1.77公顷和0.59公顷[4]。如果不顾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要求2035年或2050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的水平,实际上属于苛求,也不可能达到。但如果注意我国与日本农业资源禀赋的相似性,设定接近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目标,则有较强的合理性,经过努力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大。

进一步来看,如何科学把握“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之间结合的“度”,也是一个难点。顾此失彼,或对二者结合的度把握失当,都可能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影响“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要注意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从我国推进现代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中,从我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互动中,科学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最佳合理区间”,将增强战略自信与保持决策选择的敬畏心结合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基于上述分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第一,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各国现代化往往在目标上体现更多的相似性、在模式和路径上体现更多的差异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先发型现代化道路有明显不同,不能对此亦步亦趋,更不能将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奉为圭臬。但这不妨碍我们结合时代背景和发展要求,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批判性吸收借鉴。即便是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发展要求的不同,也应允许甚至鼓励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比如,我国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由于资源禀赋的显著差异,在推进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上应该有很大不同。第二,向成功的发展经验学习是重要的,从失败的原因中学习同样是有益的[5];而且这种学习应该更多结合相关背景条件,更多注意从形成机理和演变逻辑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创新求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钥匙。由于“幸存者偏差”,仅向成功的发展经验学习往往存在很大局限,甚至容易出现“伯克松悖论”(2)伯克松悖论即当不同个体被纳入样本的机会不同时,研究样本中的两个变量表现出统计关系,但在总体中二者不存在这种相关性。参见伯克松悖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伯克松悖论/19132222?fromModule=lemma_inlink。的问题。第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将尊重现代化的多条道路与持续激发改革的动力作用结合起来。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通过研究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发现,“能够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组织原则显而易见地潜伏在前现代的文化中”,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会因文化传统和历史上的路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需要汲取的是,20世纪80年代跃居世界经济前列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发达国家最糟的经济衰退过程”“无论一种经济体系带来怎样的成功,如果体系保持不变就不能可持续发展。历史上充斥着一朝繁盛,一朝落魄的经济体系”[5]。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3)学习强国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李强作重要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872681231058485629&item_id=12872681231058485629。,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二、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以此为基础,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因为这些方面是由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决定的,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的。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就要将这些词句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完整体系中来理解,并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合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来综合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021年,中国年中人口14.12亿人,而在同年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除印度人口数接近我国外,其他8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的年中人口数合计为8.25亿人,仅及我国年中人口数的58.4%。可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该对其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保持清醒认识,强化战略坚定性,培育战略耐心,并更加重视推进现代化多重模式、多条道路竞争发展、融合互动。这也有利于降低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风险,并为优选现代化推进模式和道路创造条件。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 976元,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为6.451 5元,据此计算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12 551.50美元。随着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导致小众市场、长尾市场(4)小众市场即针对社会特定人群的市场,如针对高血压、心脏病、骨质疏松等特定人群。长尾市场是指那些消费需求不旺、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构成的市场;他们看似很小、微不足道,但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参见https:∥wiki.mbalib.com/wiki/小众市场、https:∥wiki.mbalib.com/wiki/长尾市场。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许多新型消费,即便人均规模很小,甚至只有少数人有需求,但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市场需求,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优势。近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为精准识别和发现潜在需求提供了便利,还为凝聚、引导、激发需求和实现供求对接创造了条件。因此,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潜力,有利于通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而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产业支撑。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如果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并以各年度占2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则2016年以来各年占20%的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占20%的中间收入组家庭、占20%的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占20%的高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速分别见表1和表2。可见,虽然近年来我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缩小的步伐仍然不够稳定,而且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仍然较大,特别是占20%的低收入家庭增收困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从表2可见,近两年来占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放缓趋势,2021年甚至是各收入组中最低的。虽然一年的情况可能不具代表性,但考虑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很难像打赢脱贫攻坚战阶段那样继续依靠大规模、不断强化的行政推动和补贴支撑来促进脱贫地区农民增收,那么对2021年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问题,就应该引起重视了。虽然近年来中央已经明确对脱贫地区设立衔接过渡期,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5)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此采取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等支持政策。,但稳定不等于增加,在之前防返贫措施高度依赖行政动员和财政补贴支撑的背景下,这很容易导致当前以脱贫地区、脱贫户为主要代表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凸显起来。近年来,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很可能强化这种趋势。从促进共同富裕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财政增收困难问题凸显,特别是部分地区财政增支减收压力加大;另一方面,许多脱贫地区随着特色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产能过剩和同质竞争加剧、流通或销售瓶颈制约加重问题突出,对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制约不断加大。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加强低保和社会救助等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帮助脱贫地区和城乡低收入人口拓展“在干中学”的机会、帮助脱贫地区加强产业营销和科技服务等公共平台建设等方式,加强对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长的支持,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表1 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表2 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单位:%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还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因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6];另一方面为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势。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向迈进,可以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有利于降低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成本和风险,并借此促进国内大循环。在当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人群收入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收入者群体,促进居民收入差距合理化,有利于在扩大消费需求,进而扩大内需方面,形成不同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差距合理、层次递进的发展格局,减缓因收入差距较大导致的消费断层问题,延长许多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这在我国这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 980.3元、29 650.0元、27 798.4元和30 517.7元,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仅及东部地区的65.9%、61.8%和67.8%。同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 931.0元,按五等份分组在城镇居民中各占20%的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 747.5元、30 132.6元和102 595.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比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13.0%,分别仅及城镇居民中中间偏下收入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8%和18.5%。既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把促进农民共同致富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并更加重视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居民增收致富的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应该进一步明确鼓励、支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举措,约束和限制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甚至很可能扩大收入差距的行为。比如,近年来农村电商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农产品、乡村企业产品的产销衔接,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为许多地方特色农业和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某些电商平台对农产品或乡村特色产品竞相压级压价,甚至鼓励实行“全网最低价”等,容易形成对农业或乡村产业经营主体的利益“压榨”,导致农产品或乡村产业的产品价格难以覆盖成本,不利于实现优质优价,也不利于大多数农业和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取得合理利润。近年来,明星带货、名人带货迅速发展,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步伐明显加快,挤压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空间,在总体上也容易形成对市场秩序、诚信环境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负面影响。有的明星、名人带货,借助其影响力,可能确实帮助区域特色产业突破了营销渠道等限制,畅通了对接高端市场、特色市场的渠道,带动了当地相关居民增收,在发展初期尤其如此。但更多的明星、名人带货,通过夸张、渲染性宣传,损害了社会诚信环境,最终会对区域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形成负面影响。因为品牌的背后是诚信,标准化、品牌化等高质量发展方式,往往要以较多的成本和优质要素投入作为支撑。尤其是许多明星带货、名人带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利欲膨胀,为所欲为,假货盛行,甚至不惜偷税漏税,随时存在着“翻车”风险。一旦带货的明星、名人“翻车”,很容易导致依赖其“带货”宣传的区域特色产业市场声誉跌入谷底,损害其品牌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容易导致原先依托其就业增收的居民收入锐减。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诚信环境和市场秩序建设,加强对明星带货、名人带货的规范约束,强化对电商平台压级压价行为的制衡机制,促进其更好地做到兴利去弊,鼓励其发挥对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约束、规范其拉动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行为倾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和民生福祉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带动其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望值迅速上升。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生态环境问题迅速凸显,成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因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客观要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6)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test/2008-08/13/content_1071062.htm。就明确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要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14条内容之一[7]。但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优化生态环境的事,实际上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1]。当前,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发达国家针对产业发展和产品进口设定的环境标准不断提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有利于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也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国际大循环,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我国在全球发展中履行大国担当、大国责任的体现。

三、 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关键还是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心怀天下”[1],据此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了。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个体系,其各组成部分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机结合的。如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我们聚焦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有高度、接地气的解决办法,而这也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要求。

当前,百年变局,外部环境动荡不安,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稳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从中长期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面临不少困难、问题甚至严峻挑战。尽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或者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我们所要建成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作为一个国际比较概念,本身有个“水涨船高”的问题;到21世纪中叶我们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底什么样,这还有个“打铁没样,边打边像”和“在干中学”的问题。况且,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新挑战很多,甚至许多因素的变化超出预期。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才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为我们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和精神实质提供了指南。如坚持系统思维,要求我们“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要求“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1]。据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因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都是一个矛盾的有机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在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工作中有所体现。如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这要求我们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机结合起来,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求我们用好用足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注意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提供的内需潜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结合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推进供给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创新供给并借此激活、凝聚、引导潜在需求的能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求我们利用庞大国内市场的优势,结合优化营商环境、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稳定企业家预期,注意发挥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注意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增强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能力;并注意借鉴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成果,带动我国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素质和竞争力。为此,要注意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注意培育产业发展的本土根植性,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要注意结合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解决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要在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增强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和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通过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创新竞合关系等方式,带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增强联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能力;要鼓励通过供应链适度本土化、多元化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分散投资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

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不断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近年来,许多地方将实行产业链供应链“链长制”作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地方行政主要领导担任产业链供应链“链长”。这在动员公共资源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方面确实有其积极意义,尤其是在产业链供应链发育成长的初期;但从中长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如何科学处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如何防止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问题,如何防止短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成长的因素成为妨碍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的隐患,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否则,链长决策失误甚至链长仕途出现差池,就可能成为破坏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推动因素。况且,当今世界,许多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的边界已经超出行政区界限,企图在一个行政区范围内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有可能禁锢市场机制的选择空间,不利于发挥区域分工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效率的积极作用。可见,在实施产业链供应链“链长制”的过程中,如果多些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也有利于其扬长避短、兴利去弊,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水平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还要重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更加重视发挥产业融合的带动作用。如既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那么坚持系统观念就要求正视不同类型群体发展能力和利益诉求高度分化的实际,在尊重部分高收入群体与国际先进消费水平接轨的同时,注意防止部分低收入群体与国内发展主流脱轨,注意发挥先行地区、先行企业对一般地区、一般企业的带动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带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而发挥先行地区、先行企业对一般地区、一般企业的带动作用,要求更加重视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1]。这些方面都涉及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国内外经验证明,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往往带动产业价值链的分解和重构,是加快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的重要途径。推进产业融合还有利于发挥行业领军企业对中小微企业的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产业融合主要是通过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实现产业结合部的创新。这与灰度创新理论有许多相似甚至相近之处(7)林雪萍提出的灰度创新理论,将灰度创新界定为企业结合部的创新,认为灰度创新属于产业链上的联合创新,它发生在企业之间、组织之间,甚至扩展到整个产业链的相互协同与组合,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结合部。制造业与上游设计的结合,或与下游用户的结合,都是灰度创新。它通过合作双方的知识分享机制,容易在双方之间形成交叉唤醒效应,具有加固节点结合部位的属性,可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见林雪萍《灰度创新》,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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