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宫文库汉籍考论*

晏 青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24）

晚清以来,我国大批学者赴日访书,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著名者有杨守敬、罗振玉、董康、张元济、傅增湘、孙楷第、金毓黻、王古鲁等。 近年,域外汉籍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热点,学者对欧洲、美洲、日韩、东南亚等地的汉籍展开新一轮研究。 其中,日藏汉籍以存量最大、善本最多著称,实为域外汉籍研究的大宗。 日本藏书机构大多对馆藏汉籍进行了著录,编写了专门的汉籍目录,如《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等。不过,其中的寺庙类藏馆,极少向社会开放,其汉籍规模多处于朦胧状态,学者尚难对其进行发掘利用。神宫文库就是此类馆藏中的代表。

1 神宫文库汉籍概况

1.1 神宫文库简介

神宫文库隶属于日本伊势神宫。 伊势神宫位于三重县伊势市,是日本最古老的神宫。 史学界一般认为,伊势神宫的创建时间不晚于持统天皇四年（690）。 神宫下辖神宫征古馆、神宫美术馆、神宫文库等机构。 神宫征古馆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创立的日本第一座私立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文物和美术工艺品等贵重物品。 神宫美术馆是为纪念平成五年（1993）第61 届神宫式年迁宫而设立的机构,全称为“式年迁宫纪念神宫美术馆”,内中收藏着与神宫祭祀相关的绘画、书法、雕塑、工艺品等。 神宫文库位于内宫与外宫之间的文殿内,原本用于收纳祭祀神主所用的记录文件,如今已是一座藏书数十万册的大型书库。

神宫文库成立于1873 年,初始藏书约有22425册,主要为神道类文献。 之后,受益于伊势神宫在日本的崇高地位,文库又陆续收到了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多次赠书。 到1992 年时,文库藏书已在23 万册以上。 藏书范围涉及几乎所有学科领域,主要包括日本从古代至近代的文书、书简、原稿、拓本、抄本、刊本文献以及中国清代以前出版刻本、手抄本汉籍。

1.2 馆藏汉籍初步调查

据神宫文库已有的6 册馆藏目录可知,馆内有纯汉籍338 部,和刻本、和写本汉籍约2200 部,总数在2538 部以上。 纯汉籍是指由中国人刊刻、抄写之汉籍,其中元刊本2 部,分别为元末明初刊本《翰墨全书》与元至正刊本《首楞严经会解》;明刊本147部、清刻本189 部,其中嘉靖以前刊本30 部。 日本南北朝（1336-1392 年,约当元朝中期至明初）以前写本30 余种,包括“日本国宝”《玉篇》残卷和“日本重要文化财”清原家《古文尚书》;室町时期（1336-1573 年,约当元朝中期至万历初期）刊本共约200余种,包括覆宋本《尔雅》、覆宋本《春秋经传集解》等善本。

文库的6 册馆藏目录分别是《神宫文库图书目录》（1922 年）、《神宫文库增加图书目录》第1/2/3册（1923 年）、第4 册（1958 年）及第5 册（1992年）。 该系列目录是馆内图书总目,不是汉籍目录,只在部分门类下列有一些小类。 这部分小类中基本都是汉籍,包括纯汉籍、和刻本汉籍、和写本汉籍。汉籍著录格式比较简略,一般只有书名、作者、刊刻时间、版本形式,如“《周易宗义》,明程如继著,万历刊”“《周易句解》,宋朱祖义著,宽文一一刊”。 像这种情况,我们尚可判断版本。 但是有的过于简略,只写版本形式,如“《诗经考异》,宋王应麟著,刊”“《周礼完解》,明郝敬著,写”等,我们无法判断其究竟为和刻本、和写本或纯汉籍。 该系列目录体例一致,都沿用1922 年初编的格式,缺点明显,即分类不明确、著录过简。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套目录远远不能满足今日汉籍研究的需要。

神宫文库的汉籍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初期为馆方购入,后期为捐赠所得。 江户时代,神宫曾在长崎地区购入大量汉籍,其中有不少明刻本,还有日本刊刻的五山版、古活字版等善本古籍。 彼时,明刻本未被日本国视作贵重书籍,尚易于在书肆购得。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日本国文化财产保护意识的形成,明清刻本均被视为贵重书籍,为各藏书机构视作私财,于是书肆之中再难出现古籍大量买卖的现象。之后,神宫文库接受过数次规模较大的捐赠。 首先是1911 年11 月,宫崎书库将所藏20745 册图书捐赠至神宫文库。 同年,征古馆农业馆将所藏10835册图书捐赠至神宫文库。 1914 年4 月,古事类苑出版事务所将6800 册图书捐赠至神宫文库。 久迩宫家、八田兵次郎、御巫清白氏、造神宫使厅、宫后三头大夫等个人或单位均曾有捐赠,但具体捐书数量不明。 至1992 年,神宫藏书达23 万册。 由于缺少1992年以来目录,文库今日之藏书尚无确切数字,笔者估测当在30 万册左右。

2 馆藏汉籍已有研究情况

相对于日本其他馆藏,神宫文库在学界受到的关注十分有限,长期以来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日本对神宫文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以长泽规矩也的《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一书最为重要。我国的相关研究则更加薄弱,基本都是著作或论文中对神宫文库的某一种汉籍进行引用,鲜有专门研究。 笔者现从编目著录、影印出版两方面对前人研究成果略作论述。

2.1 编目著录

在著录方面,长泽规矩也《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和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是学界目前仅有的对神宫文库汉籍进行版本著录的著作。

2.1.1 《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

1971 年,长泽氏受神宫司厅德川敬宗的邀请,开始整理神宫文库的汉籍。 之后一年多时间里,长泽氏遍览文库图书,撰写了《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一书。 该书收录汉籍善本78 种,按照版本类型分为古写本、元明刊本、日本旧刊本、古活字本、朝鲜刊本5 类,另有附载6 种,基本将当时馆内版本价值较高的明代以前刊本或写本全部收入。 长泽氏熟知汉学,其所编《解题》学术质量极高,自长泽氏撰写《解题》至今,再无人对神宫汉籍做过整理,故此书是外界探知神宫汉籍版本的最主要依据。

该书分作解题与图录两部分。 前半部分为解题,按版本类型将78 种善本分作6 类,每一类前皆有小序,简述此类划分标准、收录范围。 著录体例为:先列版本,再作解题。 版本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刊印时代、册数、书架号、捐赠单位等内容,解题详细著录该书版式、印章、跋语并考证其版本文字差异。 后半部分为图录,收录每书2 至8 页书影,共计184 页。 长泽氏《解题》一书体例完备,考证详实,研究意义重大,故笔者以表格形式将其所收78 种汉籍版本信息列举于下。

2.1.2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对日藏汉籍的调查与著录详尽而完备,是近年来日藏汉籍研究的权威之作。 严先生在撰写时,借鉴了《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与《神宫文库五十周年纪念写真集》两部著作,并将其列入参考书目。 前者已为学界所用,后者则极少被提及。 严氏虽然借鉴了这两种著作,但是却只收录了神宫文库汉籍中的延喜四年《玉篇》[1]、清原家藏《古文尚书》[2]、明覆宋刊本《六家注文选》[3]等寥寥数种汉籍。 其中原因,严氏并未言明。

在严绍璗的另一部著作《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十章《日本宗教组织的汉籍特藏》中,严氏历数了轮王寺、真福寺、石井寺、天理图书馆、宝生院、石山寺、园城寺、高山寺、长福寺、大念佛寺、东福寺、正智院、宝寿院、久远寺、三井寺、丹城寺等诸多寺庙,却没有提及神宫文库,亦不免令笔者生疑。 或许,像严绍璗先生这样的日藏汉籍研究大师都未充分关注神宫文库汉籍。

2.2 影印出版

《玉篇》残卷为日本国宝,知名度最高,故影印次数较多,如神宫文库1895 年曾摹刻出版,东方文化学院也曾于昭和年间影印出版。 1984 年,中华书局《原本玉篇残卷》对日藏残卷进行统一刊印,其中就有神宫文库《玉篇》。 2002 年,《续修四库全书》对《玉篇》残卷进行了重印。 除《玉篇》外,神宫其他汉籍则极少被影印流传,以下为仅有数事:

1958 年,神宫文库曾刊发《善本写真集:神宫文库五十周年纪念》一书。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曾对其进行引用[4]。 此写真集在日本与我国均十分罕见,故其收书数量不明。

《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收录汉籍信息表

1973 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过神宫文库藏“南北朝刊本《尔雅》”[5],只是在我国流传甚少,相关研究略有涉及。

1994 年,国内曾在长崎市役所的帮助下影印过神宫文库藏明万历刻《数学通轨》。 此书在国内早已亡佚,只在日本有存藏,其中尊经阁文库藏有原本,神宫文库藏有抄本[6]。 2020 年7 月,福建省珠算心算协会对《数学通轨》进行了重印出版。

3 神宫本汉籍版本价值举要

神宫文库馆藏汉籍善本数量众多,其中不乏海内外稀见版本。 笔者选取了八种善本进行介绍,考证其版本流变的同时,亦欲揭示神宫文库汉籍的巨大研究价值。

3.1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三十四卷（实存一百二十六卷）,元末明初刊本

分卷:甲集一二卷图一卷,乙集九卷,丙集五卷,丁集五卷,戊集五卷,己集七卷,庚集二四卷,辛集一〇卷,壬集一二卷,癸集一一卷,后甲集八卷,后乙集（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三卷,后丙集六卷,后丁集八卷（缺）,后戊集九卷。

版式:“事类”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文类”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注文小字双行。黑口,四周双边,有界。 纵五寸,横三寸八分半。 书首有大德十一年熊禾序（原序作“大德三十一年”。考大德纪年,知其当为“大德十一年”之误）。 卷中各册末皆有古黑印三种,并有“明治二十九年（1896）五月购入,金三圆”墨书,共二十七册。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是现存宋元时期部头最大、影响最大的民间交际应用类书,颇具研究和利用价值。 编者刘应李,出生于南宋福建建阳,家世儒学。 传世的《翰墨全书》有大德本、泰定本、明初本三种版本系统[7]。 大德本系统包括元大德十一年平磵伯氏刊本以及明覆大德本,均为二百零八卷,十五集。 泰定本系统包括元泰定元年麻沙吴氏友于堂刊本以及相关明配补本,均为一百三十四卷,十集。 明初本系统包括正统本、正德本、嘉靖本、万历本等等,均承袭泰定本内容,一百三十四卷,十集。

神宫文库藏本属于大德本系统中的元末明初改编本。 大德本原为二百零八卷,神宫本为一百三十四卷,均分前后集。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收录了日藏元大德本、泰定本、元末明初本多部,其中包含神宫文库藏元末明初本。 据严氏考证,此版本卷中有以“元”为国号者,又有《大明混一方舆胜览》等,其刻刊当在元明之间[8]。 仝建平《〈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研究》言之甚详:约在明朝初年,建阳书坊刊行了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的又一种版本,分前集十集后集五集,一百三十四卷,在海内外藏有数部全本,后乙集三卷 《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之末署名为“大明混一方舆胜览”[9]。 从《中国古籍总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信息来看,国内外现藏元大德本多部,均为残本,缺卷严重;泰定本多部,均非全秩;明初刻本多部,有全书保存完整者。 神宫本作为元末明初刊本,保存较为完整,版本价值巨大,应引起学界更多关注。

3.2 《首楞严经会解》残卷（存卷九、卷十）,元至正刊本

版式: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低一格。细黑口,左右双边,有界,断句。 纵六寸四分,横四寸六分半。 版心题“会解第几”。 书末有释惟则《劝持序》及刊者跋语,跋末云“刊于至正壬辰之暮春至十有一月而工毕”。

《首楞严经会解》,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会解》,唐释般剌蜜帝、释弥迦释迦译,元释惟则会解。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云南博物馆藏大理国写本一部（存卷二）、常熟市博物馆藏元释世殊泥金写本一部（存卷一至卷六,卷七至十配清周慰曾、杨昌珠、周作镕、许惠身写本）,其余均为明清刊本,并无元至正刊本[10]。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只著录静嘉堂文库藏明刊本一部,并未言及神宫文库藏本。

通过版本对比可知,神宫文库所藏元至正刊本残卷,为国内外现存最早的元刊本。 神宫本与国内两部元写本的存卷不同,具有极高的版本校勘价值,可以对相关佛经的整理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3.3 《玉篇》残卷（卷二二）,延喜四年（904）写本

版式:每行小字十八至二十二字不等。 纵八尺八分,全长五丈四尺二寸五分,卷子本。 末页有“延喜四年（904）正月十五日收为典药宅书”墨书。 据祢宜东吉贞跋语,该书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入藏神宫文库。 昭和二十五年（1950）,被日本认定为国宝。 神宫文库、东方文化学院都曾影印出版。

南梁顾野王《玉篇》是当今仅存的两种南北朝字书之一。 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记载,《玉篇》原书收录16917 字,其规模远超《说文解字》。 今残卷仅存2147 字,加注解内容为88546 字。现存《玉篇》版本主要有:唐写本残卷数种;宋末刊本两种,即十行本和十一行本;元代刊本数种;明清版多种。 唐写本残卷包括两种,一是日藏《玉篇》残卷,二是敦煌《玉篇》残卷,其中日藏规模更大,存2037 字条,总字数13 万余[11]。

光绪年间,黎庶昌《古逸丛书》对日藏《玉篇》残卷有过刊印,其中包括卷二十二。 当时此残卷藏于西京知恩院方丈彻定处。 彻定全名鹈饲彻定,明治七年（1874）继任西京知恩院方丈,雅好诗文古籍。凡其鉴定之古籍,末页常书“钦赏”二字。 或许鉴于《玉篇》残卷过于珍贵,彻定并未在其后作记。

《玉篇》残卷于1894 年被捐赠于神宫文库。 通过“钦赏”墨书可以推断,一同被捐赠的还有南北朝写本《古文尚书》、覆宋本《尔雅》、室町写本《论语义疏》等珍贵古籍。 1984 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原本玉篇残卷》,已经注明卷二十二今藏于“神宫厅库”。

神宫文库《玉篇》残卷内容包括《山部》137 字、《屾部》2 字、《嵬部》2 字、《屵部》10 字、《广部》96字、《厂部》40 字、《高部》7 字、《危部》4 字、《石部》160 字、《磬部》8 字、《部》2 字、《阜部》143 字、《部》5 字、《部》4 字。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经部》收录唐写本《玉篇》残卷数种,并未提及神宫文库《玉篇》。 不过,其附录曰:“日本现存《玉篇》古抄本两种:1. 醍醐天皇延喜年间（901-923 年）抄本,残存卷二十二凡一卷。 2.后土御门天皇延德三年（1491）抄本,残存卷一至卷九,凡九卷。”[12]其中的醍醐天皇延喜年间抄本,即神宫文库藏本。 不知处于何种原因,严氏未注明此本馆藏。

吕浩《〈玉篇〉文献考述》对日本各抄本进行了对校与评析,其中《水部》残卷的评价是:“《水部》残卷虽藏家不同,其抄写字迹一致,原本是同一抄胥所为。 此卷讹错少有,堪称精当。 神宫文库藏本讹舛严重,文辞错乱,难以释读。 有引例重出,乃至整条重出者。”[13]这是吕氏对《水部》各家残卷的综评,而神宫文库残本并不包含《水部》,似乎存在矛盾之处。至于此本价值究竟若何,还有待语学专家进一步考证。

3.4 《尔雅》三卷,南北朝覆宋刊本

版式: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 纵七寸七分,横五寸二分半。 书首有《尔雅序》,末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十四字。 避讳情况为:玄、弦、弦、朗、弘、殷、匡、胤、颎、贞、桢、頳、征、树、勋、瑗、桓、遘、媾、彀等缺笔;敬、恒、慎等缺不缺不定;畜、悬、莞、敦、鹑、廓等不缺。 序叶钤有“兴圣寺公用”“秋月香风/楼几氏印”“江藤文库”等朱文长方印,末页有鹈饲彻定“钦赏”墨书、“古经堂”白文长方印。

存世的宋版经注本《尔雅》,主要有南宋国子监八行本和南宋十行本两个系统。 这里只讨论与神宫本相关的八行本的覆刻情况。 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著录有“覆宋大字本《尔雅》三卷”,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有“影抄蜀大字本《尔雅注》三卷”,两者实为同一版本的翻刻本,即日本高阶氏覆宋本。杨守敬购入此翻刻本,后经黎庶昌刊入《古逸丛书》初编,为学界所熟知。 高阶氏覆宋本所据的底本,为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南宋监本。 近年来,黄毓仪、董恩林、张丽娟等学者均对此版本系统进行过详细考论。 其中,董恩林认为“此本原为日本高阶氏所藏,清光绪十年,黎庶昌从日本得到后,收入《古逸丛书》中影刊行世”[14],其实有误。 杨守敬所购入的版本为高阶氏原本之翻刻本,后黎庶昌将此版本刊入《古逸丛书》[15]。 而高阶氏之原本,一直以来则下落未明。 黄毓仪《〈尔雅郭注〉版本述略》一文考述日本覆宋大字本《尔雅》,说道:“因其祖本不存,惜乎未入《善目》。”

神宫本与高阶氏原本是什么关系? 笔者认为,神宫本就是高阶氏所藏原本。 理由有二:第一,长泽规矩也受神宫大司厅德川宗敬邀请,于1972 年整理神宫文库所藏汉籍,1974 年出版《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 期间,长泽氏看到神宫本《尔雅》,欣喜之情难以言说,称其为“天下孤本”。 以长泽氏对日本汉籍的掌握情况,其判断应当可信。 第二,《古逸丛书》刊本无任何印章,而神宫本有“兴圣寺公用”“秋月香风/楼几氏印”“江藤文库”等印,又有有鹈饲彻定“钦赏”墨书。 从用印情况推断,神宫本的珍贵程度非翻刻本所能比拟。 由此可以断定,神宫本必为高阶氏原本。 至于此本何时从高阶氏流传至知恩院鹈饲彻定,则无法判定。 1893 年,西京知恩院将《尔雅》《玉篇》《古文尚书》等一批珍贵古籍一并捐赠于神宫文库,这是比较确定的。

神宫本既为日本南北朝覆宋本,则其版本价值极为珍贵,甚至可以比肩南宋监本。 目前国内学者所能直接见到的神宫本信息,主要是长泽规矩也《神宫文库汉籍善本解题》中的一篇解题与七页书影。 据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日本古典研究会曾于昭和四十八年（1973）影印过神宫文库《尔雅》。 不过,此影印本的资源十分罕见,国内鲜有经目者。 张氏依靠《解题》中的书影对神宫本与台北故宫南宋监本进行对比,认为南宋监本为神宫本之底本[16]。 《古逸丛书》刊刻以后,其版本质量与神宫本已有差距,与南宋监本更无法相提并论,故周祖谟《尔雅校笺》已将《古逸丛书》本与南宋监本看作两种版本[17]。 而神宫本的版本价值远高于《古逸丛书》本,与台北故宫宋监本的价值可以并列。

3.5 《古文尚书》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室町末期写本

版式:每半叶八行,行十五字,注文双行。 纵七寸一分半,横五寸六分。 卷内有“心源院”“艮岳院”“珠彰”等朱文长方印。 卷一至卷三,江户中期以后补写。 卷一、二末,分别有文永三年（1266）、正应二年（1289）清原教有的本奥书（识语）。 卷十三末,有正和三年（1325）清原长隆的本奥书。 贞享元年（1684）,岛原藩主松平忠房将此书从林崎文库奉纳至征古馆。

清原家是日本中世时代《尚书》学的主要研究者,先后出现过清原赖业、清原良贤、清原业忠、清原长隆、清原宣贤等著名学者。 清原家世袭朝廷内明经博士,世世代代在公立大学内教经学,而且只在家内继承《尚书》点本,即附加训点的抄本。 清原家抄本是用唐天宝三年（744）卫包奉诏“改古文从今文”之前的隶定古文字写成的,故具有十分珍贵的校勘价值,历来为学界所推重。

神宫文库所藏清原家手写本《古文尚书》,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名声显著。 1939 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刊行了《尚书正义定本》一书,使用了大量参校本,其中便有神宫本。 《尚书》学大家刘起釪先生1989 年至日本访学,期间受神宫文库司厅兼教学司补石井昭郎先生邀请,获看清原家《古文尚书》写本,感慨不已,称其为“非寻常所得见者”。 此本已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有收录。

目前,神宫本《古文尚书》尚无影印本见世。《中国古籍总目》未收录,

3.6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南北朝覆刻宋嘉定九年（1216）兴国军刊本

版式: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 纵七寸,横四寸九分。 卷一至卷四为室町时期补配。

现存《春秋经传集解》宋刻本众多,有南宋绍兴江阴本、淳熙抚州本、嘉定兴国本、蜀刻大字本、十四行巾箱本等等。 这些宋刻本在日本多有流传与翻刻,如宫内厅书陵部、日本文化厅藏有淳熙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嘉定兴国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等也都藏有宋版。 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南北朝覆刻宋兴国军学刊本、十六世纪末活字刊本等诸多覆刻本,其中尤以南北朝覆刻本时代最早、质量最优。张丽娟《兴国军学本与早期和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对覆刻本的版式、价值已有详细考述,足供参考[18]。 不过,张丽娟、严绍璗等人均未提及神宫文库藏有一部南北朝覆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甚至日人相关研究中也没有任何讨论,足见神宫本的价值仍未受到关注。

长泽规矩也在《解题》中说道,神宫本古传为俞良甫版,底本据杨守敬所说为兴国本。 俞良甫是元末明初福建人,避居日本,从事刊刻。 所刊书籍多为精品,日人褒为“俞良甫版”。 长泽氏比较了神宫本与宫内厅及静嘉堂的兴国本,肯定了底本为兴国本之说。 但是是否为俞良甫版,长泽氏未下定论。 据其查验,书中并无俞良甫的名字,且配补的前四卷有“陈强”“寿”等刻工名（“寿”为元末旅日刻工陈伯寿）。 长泽氏认为,据此无法判断原书刻工是否为俞良甫,但原书及配补均出自元人刻工之手当无疑。

笔者以《解题》中的6 页书影与市立米泽图书馆公布的书影相对比,两者版式、字体完全一致,故可确知神宫本为覆刻兴国本。 书末有室町时代的识语:“右《春秋左氏传》之点者:圆光寺学校就安老翁,令补益者也。 天正三年林钟九日,三要翁。”三要翁是指足利学校的第9 代庠主三要元佶禅师,后被德川家康邀请至圆光寺住持。 “就安”为其法号,书中多有识记。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春秋经传集解》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本”条下附录中列举和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曰:“十四世纪中期覆刻宋兴国军学刊本。 此本每半叶八行,注文双行,经传文与注文行皆十七字。 此本系中国元代刻工俞良甫在日本京都嵯峨所刻刊。”[19]严氏所云俞良甫版,即指此版,但未注明神宫馆藏。

另,神宫文库还藏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刊本《春秋经传集解》。 该本为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所收录。

3.7 《论语集解》二十卷,室町末期写本

版式:每半叶七行,行十四字,注文小字双行。卷一大题右写注文“折本疏释文并无论语两字,但古本有之”。 题签书名《鲁论》。 本书与正平本《论语集解》属于不同的系统,注文中少“也”字。 除卷五外,各卷末有永正九年（1512）清原宣贤的识语。卷十有大永三年（1523）林安盛的识语。 有“挂川文库”“江亭图书记”朱文长方印。 明治二十九年（1896）一月,以10 圆价格购入。

该书字体厚重,笔画古朴,清晰可识,大方美观,为写本之上佳者。

在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的翻刻本甚多,流入我国的种类亦最多。 神宫本《论语集解》最大的价值,就是与正平本《论语》属于不同的版本系统。长泽规矩也说此书注文中少“也”字。 从首页的书影可以看到,神宫本注文与通行本在文字上略有差异。 神宫本注文中的马融、孔安国均写全名,而通行本省去其名,均称马氏、孔氏。 神宫本“有子”注下曰:“孔安国曰弟子有若。”通行本作:“孔子弟子有若。”

严绍璗《日本汉籍善本解题》一书著录室町时期写本《论语集解》10 种,未收录此本。

3.8 《论语义疏》二十卷,室町时期写本

版式:每半叶八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双行。纵六寸五分半,横四寸一分半。 正文有朱笔断句,和其他传本一样夹杂着邢疏。 卷首有皇侃及何晏序。江藤正澄旧藏。 有“秋月香风/楼矶氏印”,卷末有“钦赏”墨书,下有“古经堂”白文长方印、“清旷子”白文椭圆印、“清晕堂/藏书印”朱文长方印。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梁武帝年间,后于南宋时失传。 该书虽在我国失传,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大约在唐初,《论语义疏》传入日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 据影山辉国《评儒藏本论语义疏》一文统计[20],其抄本计有36 种之多,如大本、宝胜院本、天文本、文明本、国会图书馆本、足利学校本、神宫文库本、图书寮本、蓬左文库本、静嘉堂本、台湾故宫本等。

宽延三年（1750）,根本逊志根据足利本整理刊印,改变原本体式,将“经—疏、注—疏”改为“经—注—疏”,并增删文字等。 此本于乾隆年间传入我国,后抄入《四库全书》,并被鲍廷博收入《知不足斋丛书》。

武内义雄对根本逊志改变体式、臆改文字的做法不满,于大正十一年（1922）重新校勘整理《论语义疏》。 武内氏以文明本为底本,以其所见十种抄本进行合校,刊印出版后被称为“怀德堂本”,而神宫本正在其十种校本之列。 后怀德堂本被收入《儒藏（精华编）》第104 册。

从书影看,该书字体方正,字迹清晰,易于辨识。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列举了现存写本《论语义疏》,但未提到此本。

4 结语

目前国内学者对日本馆藏汉籍的研究,多从调查、影印两个方向展开。 调查类成果如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等,主要是对日藏汉籍的流布或对某一类汉籍进行研究。 影印类成果有沈津《日本汉籍图录》、金程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等,均是对日本某一馆藏或某一类汉籍的影印。 国内学者的这些努力,为日藏汉籍的调查与回归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相对于日藏汉籍总量,已被研究利用的汉籍只是冰山一角。 神宫文库作为寺庙类馆藏,其历史底蕴虽不如真福寺、天理图书馆等,但其馆藏汉籍的数量与质量却位居寺庙馆藏的前列。 文库中的绝大部分汉籍,目前仍未被用于学术研究。 怎样对日藏汉籍进行发掘利用,仍是域外汉学未来研究的一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