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
——基于我国“灯塔工厂”企业的案例研究

李雪灵，刘源

（吉林大学 商学与管理学院，长春 130012）

0 引言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国家繁荣的根基，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而我国制造业在生产方式、组织治理、制造流程、竞合关系、组织内外等方面仍面临困境，这些困境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数字化可以帮助我国制造业克服和跨越这些障碍，为牢固发展根基产业、站位经济发展大局提供助益。国家重大战略也给予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相应的统领与指引，《“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强调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打造、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以及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基于国家战略部署和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面临这一关键时期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的“灯塔工厂”异军突起。“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共同遴选出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技术应用示范者，可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创新运营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重大影响。尤为重要的是，我国“灯塔工厂”数量始终占据全球首位，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表现优异，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演变的漫长过程，“灯塔工厂”曾经身处困境，解决冲突，权衡矛盾，沉淀出充足的数字化实施经验和悖论解决方案。因此，本文选择我国“灯塔工厂”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

相关研究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提供了见解，但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受制于制造业研究情境的相对稀缺性，当前数字化转型观点对制造业特殊性的体现不足，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治理机制中过程逻辑的揭示尚不充分。本文将挖掘我国制造业特有的悖论问题，将关注点从以往具有普适性的数字化转型研究转移至凸显行业特殊性的针对性研究，拓展数字化转型在制造业领域下的理论深度。其次，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现有研究中，企业层面的成果较为丰硕，产品和产业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融合“产品—企业—产业”三个层面的系统性研究更为缺乏。本文将基于悖论视角结合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弥合以往研究中三个层面研究的不均衡，丰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单一层面作为数字化转型主体的角色和属性。最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不同阶段制造业的悖论要素与悖论治理也具备动态性，本文将解构多对悖论要素的治理过程，拓展悖论视角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和演进特征，并从动态角度考察不同阶段下制造业悖论的变化演进和数字化转型的阶段跃迁机制，丰富悖论视角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基于此，本文聚焦“制造产品、制造企业和制造产业三个层面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过程如何？”这一核心问题，以制造业面临的悖论困境为切入口，以我国“灯塔工厂”为研究案例，探究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悖论治理机理，为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把握悖论的动态演变、选择治理方式、推进数字化转换升级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产品层面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产品层面的研究多聚焦于产品创新、产品开发、产品与服务的组合三个方面。①产品创新。有学者探讨了基于物理、数字和网络组件的结合如何实现制造产品创新［1］，也有学者从服务化商业模式与产品创新投入的协同效应角度加以解读，认为服务化与产品创新投入之间的互补性可以为企业绩效带来更长时段的红利［2］。②产品开发。个人、团体和组织等不同层面的数字工具会对新产品开发带来不同影响，数字工具会为产品设计环节带来新的格局，例如更高的一体化程度、更低的转换成本等［3］。③产品与服务的组合。有研究讨论了信息技术部署对产品与服务组合的影响［4］，探索了数字化转型导致的制造产品和附加服务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5］。

1.2 企业层面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企业层面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方向。第一，数字化转型过程。①资源和能力视角。SRIVASTAVA和SHAINESH［6］从资源开发、资源组合和价值强化的资源作用机制挖掘了制造企业知识、技术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COREYNEN等［7］基于资源、能力和动态能力的分层分类，明晰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有研究指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后的动态能力会发生变化，通过数字赋能形成新的感知响应能力、整合利用能力和重构转变能力［8］。②价值视角。FAVORETTO等［9］探讨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交付和价值获取”的价值路径。③战略视角。有学者分析了敏捷战略能力［10］与战略柔性［11］在制造企业提升韧性与绩效方面的作用，并将数字化补课和智能化创新作为企业从大规模制造到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的两个关键阶段［12］。

第二，数字化与平台化。①数字平台赋能。平台化通过探索性桥接、资源蓄能、数据激活、空间扩容、包容演化和生态反哺等关键环节，形成“支撑—驱动”并行的数字化助力机制［13］，通过通用性机制、兼容性机制和扩展性机制来赋能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14］。②数字平台构建。数字制造平台涉及物联网平台、数字制造平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和工业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数字平台［15］，制造企业通过掌握并融合互联网平台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推进智能制造平台的搭建和布局［16］。③工业互联网平台。各种先进制造系统和新产生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各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出现［17］，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影响［18］，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知识赋能有助于供给端的知识整合、跨领域知识共享、形成知识驱动的供应链体系，从而促进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19］。

第三，数字化与服务化。①数字化对服务化的促进作用。这类研究主要回答了“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可以引入哪些数字化能力，以促进制造企业的服务转型”以及“数字技术与服务化转型轨迹之间可以得出哪些关系”［20］，构建了新信息技术驱动的制造企业服务化价值创造过程模型，包括架构支撑体系构建、新信息技术功能应用、价值创造活动实现和价值创造方式实现四部分［21］，并且数字化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间接传导机制和异质性传导机制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22］。②数字化与服务化融合。服务化通过战略和产品、数字服务技术、微观活动和过程、生态系统四方面演变成数字服务化［23］，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服务战略有产品导向、流程导向和结果导向数字化服务型制造三种类型［24］，制造商需要将学习、构建和获取三种机制与其服务化阶段匹配组合［25］，才能形成数字素养、反思、协调和应对等价值共创能力［26］。

第四，数字化与生态化。①商业模式视角。制造业可以通过工业交易平台化、工业工厂数字化和数字平台赋能三种数字化方式进行商业模式创新［27］。②战略视角。制造企业应配置适当的生态系统战略，以实现在各种环境中的数字化流程创新，指引企业在主导者、协调者、互补者、防御者四种角色间做出选择［28］。③数字服务视角。数字服务化要求从系统角度对整个服务生态系统进行变革，网络参与者之间互动可以产生越来越多的可用资源，并实现价值共创［29］，数字服务生态系统的触发因素包括与快节奏的市场变化同步、新的客户需求和准确情况以及填补技术和资源缺口［30］。

1.3 产业层面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产业层面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①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的影响。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技术进步为主要作用路径［31］；另外，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32］。②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实质性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打破当前我国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重策略、轻实质”的创新陷阱，而增加研发投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供应链话语权、促进联合创新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实质性创新的重要渠道［33］。

1.4 悖论视角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悖论（paradox）表现的是对立双方冲突但相互关联且持续存在，现有文献会用阴阳图来解释［34］，双方不断的相互映射和作用，将两者关系发展成看似非理性的、荒诞的情形，造成了一种看似互相排斥的状态，使人难以选择［35］。悖论有三个重要要素：①悖论是相互矛盾的，存在冲突和对立；②悖论是相互依赖的，一方的存在需要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③悖论无法被消除，而是持续存在。现有研究中，有的基于整体观和系统观，有的更注重分割和分离。

已有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指出，制造业中潜藏诸多两股相互制约的力量，制造主体往往只能在两者中择其一，但数字化可以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实现两者的混合与结合。相关研究大致聚焦于三类悖论。①基于组织和技术变革的悖论。组织和技术变革过程通常会导致许多紧张关系，例如，探索和利用［36-37］、稳定性和演化性［38-39］、凝聚力和多样性［40］、一致性和适应性［41］，通过强化机制和重构机制可以促进传承和创新的悖论管理［42］。②基于数字平台的悖论。有学者关注稳定性与生成性的矛盾关系，认为生成性是一种技术的能力，可以产生新的输出，而不需要来自发起者的输入。平台是包含生成性的重要技术，其生成性来自基础、接口和附加组件三个架构组件，组件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会形成生成性［43］；有学者聚焦于一致性与灵活性的冲突，发现平台开发人员面临着“与过去保持一致，还是灵活地适应未来”的压力，并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如何展开以及两者的权衡［44］；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具有数字平台的解决方案提供商面临的灵活性和效率性、控制和自治以及标准化和定制化之间的矛盾［45］。③基于服务化的悖论。一方面，制造企业很少能在产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之间选择，而是从标准化产品转向定制的客户解决方案［46］；另一方面，产品制造的效率性和解决方案定制的有效性之间的悖论会激发其他3个悖论的产生：“保持工程思维—建立客户导向”“产品和服务的分离—产品和服务的集成”“产品制造的利用式创新—解决方案的探索性创新”［46］。另外，还有学者关注制造企业的合作与竞争［47-48］、控制与自主［49］、外部资源整合与内部资源整合［50］等悖论。

综上所述，首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现有研究涵盖了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其中企业层面的成果较为丰硕，产品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融合三个层面的系统性研究更为缺乏。其次，悖论视角表明紧张关系并不一定引发分割和分离，也可能形成融合、促进，对立元素之间也能协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观点对制造业特殊性的体现不足，并且多数研究往往重点阐释一对悖论的问题解决，少有研究聚焦于制造业多对悖论要素嵌入数字化转型情境的整合协同作用。最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而不同阶段的悖论要素与治理也具有动态性，因此，不仅需要考察制造企业的静态悖论困境与治理方案，还应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演变逻辑，深入揭示紧张关系的矛盾本质，关注悖论困境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动态协调与整合。

1.5 研究框架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关注3个研究问题：①我国制造产品、制造企业和制造产业分别面临哪些悖论困境？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三个层面的制造主体如何进行悖论治理？③三个层面的制造主体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阶段的跃迁？针对以上问题，按照“悖论困境—悖论治理（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的分析思路，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过程进行深入发掘。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包括：①数字化转型情境下的制造业悖论治理属于管理实践中涌现的新现象，案例研究方法适合从数据中提炼规律，推进对制造业不同层面数字化转型管理实践新现象的认知和理解［51-52］；②本文需要解释产品、企业和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下的悖论困境、悖论治理机理和阶段跃迁机制，案例研究方法能够对制造企业的复杂治理机制和演化过程进行分析；③相比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能够通过复制逻辑得到更加稳健和普适的结论。因此，本文采用基于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法则的多案例研究设计，一方面，对“灯塔工厂”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悖论困境、悖论治理手段和悖论治理效果进行逐项复制，以确保与实践之间的高吻合度；另一方面，对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不同层面的悖论困境、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以及数字化转型启动期、过渡期和平稳期三个阶段的悖论困境、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进行差别复制，以提高案例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2.2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我国“灯塔工厂”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如下。①满足聚焦性与典型性要求。“灯塔工厂”网络汇聚了一批来自各地各业的领先制造企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赋能下，积极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它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包括产品的制造水平、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定制化水平，以及对整个制造产业的影响力。②满足理论构建要求。“灯塔工厂”是数字化和工业4.0的表率，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具有示范作用，揭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而且，“灯塔工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困境、矛盾和冲突，但找到了解决方案，成功化解问题，这些数字化经验可以为不同层面上制造业悖论困境与治理提供丰富素材。③满足案例可获取要求。由于“灯塔工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可在公开网站等渠道搜索到相关企业的新闻报告、高管访谈、开源白皮书和行业报告等信息；而且团队开展了多次访谈工作，确保数据的三角验证。

2.3 案例企业背景

“灯塔工厂”（Lighthouse Factory）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代表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WEF于2018年1月公开首批灯塔工厂，截至2023年1月，先后公布10批次，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共132家，亚洲拥有77家，是创建“灯塔工厂”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中国“灯塔工厂”增至50家，持续排名全球第一。

我国“灯塔工厂”最具代表性的四大行业为电子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和工业设备，故本文从这四大行业中选取了四家“灯塔工厂”企业进行案例研究。WZ公司属于电子设备领域，是世界前三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之一，继昆山工厂之后，中山厂再度获选“灯塔工厂”。BS公司属于汽车领域，是4个产品事业部的业务场所，在无锡工厂第一批获选之后，于三年后再次获此荣誉。MD公司属于家用电器领域，现已拥有5家“灯塔工厂”，与海尔共同占据中国“灯塔工厂”总数的四分之一。SY公司属于工业设备领域，坐拥全球重工行业仅有的2座“灯塔工厂”。同时，为了保障案例企业信息的丰富度和饱满度，还选取了SG公司和MY公司两家数字平台企业，SG公司是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也是首家入选Gartner IIoT 魔力象限的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MY公司打造了5家内部“灯塔工厂”、100余家数字工厂和150余家数字车间。两家平台企业不仅服务了SY公司和MD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也为许多其他制造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探讨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2.4 数据收集

本文严格遵循案例研究中数据收集的三角验证原则［51-52］，尽可能使用多种渠道和多元化方式收集资料，包括实地调研得到的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场观察资料（I1～I11）、企业提供的内部档案资料（D1）以及网络资料（S1）、文献资料（S2）和行业峰会资料（S3）。

自2020年11月开始，研究团队持续关注我国“灯塔工厂”及相关平台企业，重点关注我国“灯塔工厂”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表现。对SY、MD、WZ和BS四家“灯塔工厂”企业，以及与“灯塔工厂”企业相关的SG公司和MY公司两家平台企业，开展了11次以半结构化访谈和非正式访谈为主的深度访谈，进行了持续调研和观察，其中10次实地调研，1次线上访谈，访谈时长共计27.3小时，访谈原始材料共计36.2万字。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的发展历程、核心产品、提供服务、业务范围、经营业绩、行业地位；产品生产、战略制定、组织架构；产品交付与实践情况；客户核心场景和核心解决方案，核心解决方案的服务情况；企业与用户的关系与互动；市场需求对企业的影响；战略伙伴合作情况；数字化转型思路产生与驱动过程等；数字化战略发展规划、数字化历程；数字化总体运营情况；数字化应用的具体实施过程；数字化实施的核心环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矛盾和冲突如何产生、如何处理，遇到困难与挑战如何解决；数字化对生产制造、组织架构、产业生态的影响；数据驱动流程；数字化给企业带来的转变，数字化前后企业有哪些不同；平台搭建的起始时间和具体过程；生态形成与构建情况。一手资料（I1～I11）搜集如表1所示。

表1 一手数据资料类型与编码Tab.1 Types and codes of the first-hand data

研究团队从企业内部获得了包括企业阶段发展手册、运营管控体系手册、组织管理文件、市场营销文件、生产运营文件、质量管理文件、信息管理文件、数字化建设文件、技术文件和企业宣传PPT等内部档案资料（D1）45份、36.7万字。同时，研究团队还收集了3类二手资料：①网络资料（S1），从案例企业的官网和公众号以及案例企业所处的产业联盟网站和行业协会网站手动下载了案例企业近5年的新闻报道和行业信息共82条、15.4万字，从外部网络搜集了近5年案例企业的媒体报道资料和企业高层管理者访谈资料共36篇、6.5万字；②文献资料（S2），搜集了近5年案例企业的期刊论文、教学案例、开源白皮书和行业报告等文献资料，共计14.5万字；③行业峰会资料（S3），参加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国际峰会、中国制造业数智峰会、工业互联网大会等行业峰会，获得“灯塔工厂”案例企业宣传册、产品手册和企业宣讲PPT等资料共计3.7万字，以及行业峰会官网和第三方媒体报道资料共计4.6万字。

2.5 数据分析

本文采取结构化数据分析的方法针对案例企业的数据进行三级编码。首先构造一阶概念。例如，根据案例企业的资料，“流程工业生产的工艺过程是连续进行、不能中断的，物料连续不断地通过一系列设备和装置被加工处理成为最终的产品，并且工艺过程的加工顺序固定不变，生产设施按照工艺流程进行布置（WZ）”和“流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物料不间断地通过一系列加工装置，使原材料发生化学和物理变化，生产过程中，物料按照固定的生产工艺顺序连续地运动（MD）”，得到“生产过程连续不断”和“加工顺序固定不变”的一阶概念。以此类推，得出诸如“零件加工过程各自独立”“标准化生产”等一阶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数据分析结构Fig.1 Data analysis structure

随后，进一步对一阶概念进行编码，创建二阶主题。例如，将“生产过程连续不断”和“加工顺序固定不变”提炼为“流程”。最后，分别就案例的一阶概念和二阶主题进行迭代和核对，进一步归纳为新的聚合构念。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案例可以落到“生产流程悖论”“生产方式悖论”“运营模式悖论”“商业模式悖论”“多主体关系悖论”“平台化方式悖论”“产品的生产转型”“企业的战略转型”“产业的生态转型”和“‘兼而有之’的悖论治理效果”10个构念中，其中，“生产流程悖论”和“生产方式悖论”构成制造产品层面悖论，“运营模式悖论”和“商业模式悖论”构成制造企业层面悖论，“多主体关系悖论”和“平台化方式悖论”构成制造产业层面悖论，“产品的生产转型”“企业的战略转型”和“产业的生态转型”构成数字化悖论治理手段。详细的典型案例证据援引备索。

3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

3.1 制造产品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

3.1.1 制造产品生产流程的悖论困境：流程与离散 依据产品生产工艺，制造业可以划分为流程型和离散型两类。①流程型制造生产过程连续不断，且加工顺序固定不变。例如，WZ指出流程工业生产的工艺特征是物料连续不断地通过一系列设备和装置被加工处理成为最终产品，并且加工顺序固定不变，生产设施按照工艺流程进行布置；MD也说明流程工业生产中，经由一系列加工装置，物料按照固定的生产工艺顺序连续地运动（D1、S1、S2、S3）。②离散型制造的零件加工过程各自独立，且零件通过装配形成产品。例如，作为典型的离散型制造企业，SY早期产品线和零部件繁多，制造模式分散且独立，加工过程复杂，最终产品是由各种物料装配而成；WZ也经历过相同时期，不同产品的生产会经过不同加工车间，不同生产任务对同一车间的能力提出不同需求，通过对原材料的改变和组装，完成产品的装配（I1、I4、I5）。由此可见，流程型制造由于其生产过程连续性的特点，强调每一生产环节之间的紧密衔接；离散型制造因其生产过程分散性的特点，强调每一生产环节各自的相互独立。由于两类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导致“灯塔工厂”企业往往只能在两种生产流程中选择其一，无法实现流程型与离散型的兼容。

3.1.2 制造产品生产方式的悖论困境：规模与定制 工业时代，强调专业化分工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倡导大规模流水作业的制造方式；数字时代，人的价值释放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核心，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理论转变，传统的标准化需求开始向个性化需求转变，消费者更加强调消费属性中服务性、便捷性、绿色性、安全性、精神性（I7、I8、I9、I10、D1、S2），这就导致了规模化生产与定制化生产之间矛盾对立的产生。①规模化生产的特点是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MD传统的标准化生产是一种“一对多”的关系，是指企业开发一种产品，用此种标准产品来满足众多消费者的需求；SY在规模化生产时期，为扩大规模，构架了当时国内产量规模最大的三条挖机生产线（I3、I6、I10、S1、S3）。②定制化生产的特点是个性化和小批量生产。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愈发强劲，BS发现来自市场的挑战越来越大，消费者希望获得“7 × 24”小时的售后服务、客制化定制和灵活交期；MD的用户中也开始出现健康化、个性化、智能化和品质化等需求；SY曾经收到过仅定制一台泵车的特殊订单（I2、I10、S1、S2）。据此，可得如下制造产品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命题。

命题1 制造产品生产流程面临“流程—离散”悖论，制造产品生产方式面临“规模—定制”悖论，生产流程悖论与生产方式悖论成为制造产品层面的主要悖论困境。

3.2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

3.2.1 制造企业运营模式的悖论困境：集中与分布 从组织形态和数据形式的角度来看，制造企业的运营模式可以划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类型。①集中式运营模式体现在垂直式架构，且数据集中在部门内部。SY曾经的组织内部严格划分了层级，数据集中在生产计划、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品质管理、设备维护、包装等部门内部；MD在大批量生产时代的管理中同样强调严格的层级关系，员工的工作目标在于严格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形成垂直式的组织形态；BS指出，工厂之间、部门之间的重复工作较多，应用开发非常零散，形成了一个个的数据孤岛，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数据交互；WZ的部门之间联动性较差，无法进行高效的信息传递和实时的数据统计（I1、I2、I3、I5、I10、S2）。②分布式运营模式体现在网络式架构，且实现了各部门数据的整合。在集中式运营模式的局限愈发显现之时，“灯塔工厂”企业开始探索分布式的运营模式。例如，WZ调整了组织架构，实现了扁平化布局，将分散和孤立的数据进行统一整合，实现了数据在各个部门和工厂之间的自由流动；SY着手打造了网络化的组织架构，提高了部门之间协同性和共享性，及时传递和共享信息，为实时数据统计和分析奠定了基础（I1、I5、I6、S1）。因此，如何实现集中式与分布式组织形态的并存，如何实现数据形式由“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向“数据仓库”和“数据池”的转变，成为需要破解的问题。

3.2.2 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悖论困境：产品与服务 传统制造的业务往往基于产品主导逻辑，而服务化开启了制造企业的革新历程，改变了企业生产与服务的价值创造逻辑。①产品主导的商业模式强调根据市场需求提供产品交付，且企业是价值创造的唯一主体。在产品主导逻辑下，WZ通常是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喜好来设计和生产产品，通过广告宣传、促销活动、渠道拓展等手段吸引消费者；SY致力于通过向消费者交互产品来完成价值分配。此时，企业是价值创造的主体，用户是产品的消费者和服务的消耗者（I1、I3、I4、I5、D1、S1）。②服务主导的商业模式强调提供售后服务和附加值服务，且企业和用户成为价值共创者。WZ依托于统一用户数据服务平台，按照认识、了解、研究、触达和服务用户的流程，为用户提供标准、高效、主动的服务体验；MD构建了一套内部客户分析平台，建立了从信息获取至问题改善的闭环程序，推动理解与关注客户需求，有助于产品和服务的持续改善；BS连接外部数据与内部数据，企业不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主体，用户参与产品设计、生产和使用的全过程，成为价值共创者（I1、I2、I10、D1、S3）。产品与服务主导逻辑的共同采纳，会带来两者对企业有限资源的争夺与占用，如何更好地实现产品与服务的一体化，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痛点。据此，可得如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命题。

命题2 制造企业运营模式面临“集中—分布”悖论，制造企业商业模式面临“产品—服务”悖论，运营模式悖论与商业模式悖论成为制造企业层面的主要悖论困境。

3.3 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

3.3.1 制造产业多主体关系的悖论困境：竞争与合作 竞争和合作是每个行业发展的永恒主题。①竞争主导的多主体关系强调与其他企业的差异性，追求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BS在传统制造时代的商业模式制定与发展战略决策往往立足于自身竞争优势，追求市场占有率、企业影响力和产品或技术在行业内的领先性；SY强调相较于竞争对手更加强劲的产品功能、进入某些赛道的先发优势和独有技术或独享的关键资源等；WZ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只是基于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多主体关系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I1、I2、I4）。②合作主导的多主体关系强调与其他企业的协同，追求企业之间的生态构建。例如，MD自2010年起，将70余项智能技术代码开源分享，并在云平台让渡更多空间权限和奖励金补贴，吸引更多生态伙伴加入；BS构建了“政府+服务商+企业”的共创模式，积极推动与制造企业、独立软件厂商、第三方开发者等渠道伙伴的合作（I2、I10、I11）。在刚刚开启数字化时，整个产业面临激烈竞争，想要达成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存在困难与阻碍，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往往难以把握尺度，难以冲破两者之间的悖论。

3.3.2 制造产业平台化方式的悖论困境：依附与自建 在数字化初期，“灯塔工厂”企业主要依托于平台实现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存在两种表现：一类“灯塔工厂”企业通过依附外部成熟平台，利用平台赋能加快数字化进程；另一类“灯塔工厂”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内部平台，专注于自身痛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①依附式平台化是指企业借助外部成熟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是平台的参与者。SY依附腾讯云和YJ的平台，开启了数字化进程；MD在阿里云和XH的助力下开始转型；WZ借助华为云和GF的平台优势，数字化转型得以顺利进行（I1、I4、I10、D1、S1、S2、S3）。②自建式平台化是指企业建立企业内部平台或孵化外部平台，企业是平台的主导者。SY搭建了GY平台，孵化了SG平台企业；MD搭建了MQ平台，孵化了MY平台企业；WZ搭建了AV平台，孵化了WJ平台企业，三家“灯塔工厂”企业由此跃迁成为平台的领导者（I1、I4、I7、I10、I11）。在数字化刚刚起步时，数字化的未知与不确定性，以及数字化的较大成本与前期投入，导致“灯塔工厂”企业在平台选择时往往只采用一种方式，但单一依附外部成熟平台会面临针对性与适用性不强、后期调试过程复杂、业务信息保密性较低等问题，而搭建企业内部平台也会面临通用性差、与其他企业平台衔接困难、开放度难以提高等困境。因此，制造产业亟须找到平衡众多企业平台化悖论的解决方法。据此，可得如下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困境命题。

命题3 制造产业多主体关系面临“竞争—合作”悖论，制造产业平台化方式面临“依附—自建”悖论，多主体关系悖论与平台化方式悖论成为制造产业层面的主要悖论困境。

4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

4.1 制造产品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

4.1.1 “流程—离散”的悖论治理 此对悖论的治理手段是生产流程标准化。数字化模糊了流程型与离散型两种生产过程之间的边界，有助于减少流程型制造与离散型制造协调中的摩擦，通过生产流程标准化实现两种生产过程的重组，为传统制造中“流程型制造—离散型制造”二选一的艰难抉择提供了更优的解决方案。①实现工业设备接口的统一性。WZ指出工业设备种类与型号繁多，在流程型制造与离散型制造相关设备之间建立联系更为复杂和困难，这就需要制定统一的开放式标准，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快速连接；BS为了达成流程与离散兼容的目标，搭建了标准的信息数据架构，提供统一的数据标准入口（D1、S1、S2、S3）。②实现生产工序要求的一致性。对于流程型制造而言，WZ将产品生产不同环节的工作步骤和要求分别以各自统一的格式固定下来，将原本过于紧密耦合的生产流程进行适度解耦；MD在生产流程的特定环节开发了一些新型功能，改良了流程的编排，通过一致性的接口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流程，打破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限。对于离散型制造而言，WZ在一定范围内将共同的或者重复使用的规则经过协商共识后形成统一的标准，将其原本过于松散耦合的生产流程进行结耦；SY依托工业软件、数字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实现了生产数据采集、生产进度追踪、生产信息报警等不同功能的集成和耦合（I1、I3、I7、I9、I10）。

“流程—离散”的悖论治理效果是两者兼容。①流程与离散的混合生产。SY在生产环节采用流程型制造模式，在包装环节采用离散型制造模式；BS则实现了两种生产类型的同步操作，既存在汽车玻璃等具有流程生产特点的操作，也存在芯片生产等具有离散生产特点的操作。②离散型制造流程化。WZ关注流程中各环节之间连接的强化，使得离散型制造逐渐“流程化”；MD则以离散型制造为根本，在离散型生产中逐步添加更多的“流程型”元素（D1、S1、S2、S3）。

4.1.2 “规模—定制”的悖论治理 此对悖论的治理手段是生产方式模块化。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助推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这一新型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应用，将“大规模标准化”与“小批量定制化”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生产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①标准化结合个性化。随着数字化应用程度的不断加深，SY将产品生产划分为大规模生产和定制化生产两部分，将共性和固定性较高的生产部分转化为标准化模块，将灵活性和可重组性较高的生产部分转化为个性化模块，从而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将标准化模块与个性化模块快速组合，更高效地完成大批量定制生产活动；MD识别出客户需求、产品功能、产品结构、零件几何特性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的相似性，尽可能将相似部分转化为标准化生产模式，其余部分进行专属的个性化生产（I5、I8、I10、I11）。②小批量集成大批量。WZ将定制产品族中的相似单元进行重新组合和重复利用，以实现大批量的可重用模式；MD则针对定制产品开发了产品族设计，将系列产品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再对单一产品进行分析，尽可能地汇集小批量订单，集成大批量进行生产（I1、I10、I11）。

“规模—定制”的悖论治理效果是两者结合。①大规模定制模式。SY正从完全标准化逐步走向细分标准化和定制标准化；MD也在经历转变，通过大规模定制模式的应用落地，减缓两种生产流程之间的资源冲突（I5、I8、I10、I11）。②模块化松散耦合。WZ通过划分生产过程和产品功能的模块，配置了适合不同细分市场的产品系列，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和新产品研发的速度；MD的生产模块之间也呈现出松散耦合的状态，为大规模定制的升级提供了可行方向（I1、I10、I11）。“灯塔工厂”企业利用模块化手段，通过解构复杂生产过程，实现了规模生产与定制生产的结合，既保证了大规模效益和低成本优势，又加强了对客户高度个性化需求的迎合。据此，可得如下制造产品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命题。

命题4 生产流程标准化可有效治理制造产品生产流程“流程—离散”的悖论，生产方式模块化可有效治理制造产品生产方式“规模—定制”的悖论，生产流程标准化和生产方式模块化成为制造产品层面的主要悖论治理手段，形成“流程—离散”兼容和“规模—定制”结合的悖论治理效果。

4.2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

4.2.1 “集中—分布”的悖论治理 这对悖论的治理手段是运营模式连通化，即侧重于对企业设计、制造/服务、交付等运营管理各环节的改变，有助于快速重组资源和开发新型能力。数字化的进一步深入应用是打破数据壁垒，调和集中式与分布式数据处理，实现数据治理统筹与协调的重要抓手。①网络式为主、垂直式为辅。MD以扁平化的网络式架构为主线，保留一部分垂直式的组织布局；BS在部分垂直式的基础上，增强了以任务为中心和以功能为中心的网络化效应（I2、I10、I11）。②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连接。SG重视企业的数据连接能力，为实现部门之间畅通无阻的数据流动与共享，企业需要消除跨部门软件、协议和信息系统之间的间隙；MD成立了大数据中心，建立了跨部门的数据协作机制，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I8、I9、I10、D1、S1）。“灯塔工厂”企业通过运营模式连通化，打造数字资源池，将不同的部门、业务和系统中的数据整合起来，减弱集中式与分布式数据处理之间的紧张关系。

“集中—分布”的悖论治理效果是两者并行。①分布中有集中。MD的分布式整体布局中有部分集中式的嵌入，可以实现部门之间的实时联动；BS的网络式架构不断强化，减少了部门之间的壁垒和协调成本，增强了部门之间的沟通时效（I2、I10、I11）。②形成数据仓库。SY利用数据湖和数据仓库的数据管理工具和技术，更加系统、全面地掌握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得出准确洞察，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性；MD将多样化和异质化数据源的大量数据集成在一起，存储于数据仓库，抽象出需要分析的主题域，再对数据进行综合归类（I8、I9、I10、D1、S1）。“灯塔工厂”企业通过运营模式的互联互通，实现了集中与分布的并举。

4.2.2 “产品—服务”的悖论治理 此对悖论的治理手段是商业模式共创化。商业模式共创化是对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进行改造，是构建包含混合价值主张、整合价值创造和多维价值捕获的价值体系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数字化为产品主导与服务主导两种逻辑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使得“灯塔工厂”企业通过开展基础设施设备服务、供应链综合服务、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等延伸业务，商业模式逐步从销售产品转向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组合。①产品与服务一体化。BS通过“产品+服务”一体化增强客户粘性，通过“一站式购买”“一站式交付”“一站式服务”全链路的标准化服务，为用户带来更好的选购和使用体验；MD不仅扩大了家电产品用户的范围、内容和流程，同时也将“售后服务”转为“售前、售中、售后”于一体，撬动家电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提供的迭代（I2、I10、I11、D1）。②鼓励用户积极参与。MD通过服务前标准的百分百触达、服务时信息共享和过程监督，以及服务后的闭环检验用户决策，让用户参与服务标准化执行和监督全流程；WZ在研发、生产、采购和供应链等多个价值链环节增加与用户交互节点，鼓励用户全程参与产品生产过程，为用户的最佳体验不断迭代产品，提升产品附加价值（I2、I10、I11、D1、S1、S3）。在主导逻辑的牵引下，具备一定数字化基础的“灯塔工厂”企业开始进行商业模式数字化，将以企业为主的单一价值创造过程转变为企业与客户共同参与的价值共创过程，赋予企业与客户新的角色，缓解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张力。

“产品—服务”的悖论治理效果是两者融合。①产品与服务主导逻辑的共存。BS建立了产品服务系统，形成了可持续改善的产品架构与服务网络；MD打造了覆盖全流程的全时效服务体系，提供更加符合用户核心需求的产品（I2、I10、I11、D1）。②用户广泛参与、反馈与迭代。MD实现了需求端与设计端、制造端的直接对接，可以准确把握市场机会；WZ促进了其与用户以及用户之间的浸合，提高用户参与的深度和广度（I2、I10、I11、D1、S1、S3）。“灯塔工厂”企业通过数字化推动作用下的商业模式转型，实现实体产品与服务的融合、互促发展。据此，可得如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命题。

命题5 运营模式连通化可有效治理制造企业运营模式“集中—分布”的悖论，商业模式共创化可有效治理制造企业商业模式“产品—服务”的悖论，运营模式连通化和商业模式共创化成为制造企业层面的主要悖论治理手段，形成“集中—分布”并行和“产品—服务”融合的悖论治理效果。

4.3 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

4.3.1 “竞争—合作”的悖论治理 此对悖论的治理手段是多主体关系共享化。数字化扭转了“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制造产业中的竞合关系不再仅仅基于供应链上下游配套关系，更多是基于跨越时空限制的互联互通关系。①保持差异性基础上追求协同性。MD在智慧楼宇领域继续巩固在暖通、电梯等机电产品及智能控制系统方面的优势，同时整合多方资源，开拓创新，在建筑节能、碳管理等方面形成能力互补，共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BS与CL采取“A + B”合作模式，BS主要提供智能座舱或控制器技术相关的平台支撑，CL主要负责客户定制化和服务化体验的提升（I2、I10、S3）。②保持竞争优势的同时构建生态。MD通过MY的MQ平台，在保持自身研发、生产、交付、服务全过程优势与经验的同时，既可以为其他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也可以向中小企业输出低成本的套餐式数字化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的出现更是为我国制造产业多主体的开放合作提供了关键支撑，WZ充分运用工业互联网，整合运用数字生态链平台资源，为产业链提供技术及服务支持协助，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由过去线性、单向、封闭链条转变为网状化、多层级、内涵外延不断拓展的产业生态（I1、I11、S2、S3）。

“竞争—合作”的悖论治理效果是两者平衡。①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相互促进。MD注重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互促创新；BS则更加看重合作中的明确分工与相互扶持（I2、I10、S3）。②与数字生态系统伙伴的优势互补。MD与合作企业实现能力互补，共同提供产业解决方案；WZ与合作企业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推进工业互联（I1、I11、S2、S3）。智能制造的助推下，“灯塔工厂”企业在数字化基础上，努力调节“竞争大于合作”的失衡状态，逐步实现彼此之间的共享化，搭建开放互联平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联系，实现供应链健康运行和多方数据联动，加速彼此业务的紧密协同，从竞争走向竞合，形成一个开放透明、高效运转的数字生态。

4.3.2 “依附—自建”的悖论治理 此对悖论的治理手段是平台化方式联动化。数字化转型伊始， “灯塔工厂”企业实现平台化，要么依附外部成熟平台，要么建立企业内部平台，而在数字化水平提升后，不仅可以既依附外部成熟平台又建立企业内部平台，还可以建立对外平台，通过多种平台化方式的联动，克服“依附—自建”的困境。①先依附后自建。数字化转型起步之时，企业往往是从依附平台开始，SY依附腾讯云和YJ的平台，MD依附阿里云和XH，WZ依附华为云和GF；随着自身数字化能力的增强，企业才开始尝试创建自己的平台，SY搭建了GY平台，MD搭建了MQ平台，WZ搭建了AV平台（I1、I4、I10、D1、S1、S2）。②先参与后主导。随着从依附平台向自建平台的过渡，“灯塔工厂”企业逐步实现了身份转变，从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与平台的互补者发展成为生态系统的主导者和平台的领导者（I1、I4、I10、D1、S1、S2）。

“依附—自建”的悖论治理效果是两者协同。①依附平台与自建平台的资源共享。企业依附的外部成熟平台具有先进技术资源和多样化渠道资源，企业建立的对内平台具有专利技术、生产、原材料、知识和人力等企业核心资源，企业建立的对外平台拥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生产与运营的数据资源，乃至产业链中产业发展最新信息与其他企业的产品资讯。“灯塔工厂”企业实现了依附平台与自建平台之间的资源共享、共融和共生（I1、I4、I10、D1、S1、S2）。②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的同时向外赋能。在提升自身数字化水平的同时，将自身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对外输出，为其他企业提供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SY依托SG平台企业进行赋能，MD依托MY平台企业进行赋能，WZ依托WJ平台企业进行赋能（I1、I4、I10、D1、S1、S2）。“灯塔工厂”企业的实践表明，每种平台化方式各有优势，随着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制造主体可以通过多种平台化方式的协作，实现依附的外部成熟平台以及建立的对内平台与对外平台相互支持、彼此赋能，同时也加强了制造主体内外部的联动，拓展了业务领域与业务渠道，推动制造产业的共生共赢。据此，可得如下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命题。

命题6 多主体关系共享化可有效治理制造产业多主体关系“竞争—合作”的悖论，平台化方式联动化可有效治理制造产业平台化方式“依附—自建”的悖论，多主体关系共享化和平台化方式联动化成为制造产业层面的主要悖论治理手段，形成“竞争—合作”平衡和“依附—自建”协同的悖论治理效果。

4.4 悖论治理的理论模型

基于命题1～命题6，构建本文的理论模型（见图2）。图2表明，制造产品、制造企业和制造产业三个层面“非此即彼”的6对悖论，通过不同的数字化悖论治理手段，可以达成“兼而有之”的悖论治理效果。

图2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机理模型Fig.2 The paradox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mod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5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悖论治理的阶段跃迁

基于上述对我国“灯塔工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悖论困境与悖论治理的案例实践分析，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过程划分为数字化转型启动期、过渡期和平稳期三个阶段，试图探索不同数字化转型阶段的跃迁机制，构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阶段跃迁模型（见图3），具体包括制造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之间的资源聚合作用，以及生产转型、战略转型和生态转型三类转型之间的能力催化作用。

图3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治理阶段跃迁模型Fig.3 The paradoxical governance stage leaping mechanism mod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5.1 启动期至过渡期的阶段跃迁

5.1.1 间接跃迁：制造产品层面至制造企业层面的资源聚合作用 在启动期，制造产品通过生产流程标准化和生产方式模块化，对“流程—离散”与“规模—定制”两对悖论进行有效治理。在此过程中，产品层面资源不断聚合，涌现出新型资源或新的资源组合方式，助推资源从产品层面向企业层面的流动与结合，间接促进数字化转型启动期至数字化转型过渡期的阶段跃迁，此跃迁过程中的资源聚合作用包括两个方面。①通过资源表征机制［53］，将各主要业务数码化为信息资源，实现链式流程的提质降本增效，提升制造产品的资源液化水平，实现传统资源向数字资源的提炼与集成［54］。②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相互作用且快速迭代（I1、I3、I7、D1、S1、S2），形成双螺旋上升态势，使得传统资源功能性持续增强的同时，也不断衍生出新型数字资源，资源池持续扩大，既有数量积累带来的物理变化，也有质量突变带来的化学反应，进而助力阶段跃升。

5.1.2 直接跃迁：生产转型至战略转型的能力催化作用 在启动期，生产流程标准化和生产方式模块化的制造产品生产转型会形成或提高数字化产品能力，这些能力在悖论治理过程中的迭代应用与提升（I2、I10、I11、S1、S2），以及这些能力的组合使用或相互作用，促使企业由生产数字化转型跨越至战略数字化转型阶段，直接推动启动期至过渡期的阶段跃迁，此跃迁过程中的能力催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催生出数字产品能力。①数字技术在产品生产等价值创造活动中的深度运用推动了数字化产品能力的形成［55］，促使企业具备了配置硬件组件以感知和捕获信息的分析能力、通过网络连接数字化产品的连接能力以及将可用数据转化为价值洞见和可操作指令的智能能力［56］。②对产品进行颠覆性变革的创新能力也有助于数字化产品能力的生成［57］，使得企业催化出深入洞察内部和外部数据的数据分析能力、关注客户关系与简化流程以提供卓越客户体验的顾客参与能力。据此，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7 制造产品层面通过资源聚合作用跃迁至制造企业层面，生产转型通过能力催化作用跃迁至战略转型，通过资源聚合作用的间接跃迁和能力催化作用的直接跃迁，实现数字化转型启动期至过渡期的阶段跃迁。

5.2 过渡期至平稳期的阶段跃迁

5.2.1 间接跃迁：制造企业层面至制造产业层面的资源聚合作用 在过渡期，制造企业通过运营模式连通化和商业模式共创化，实现企业与用户多重关系的连接与匹配［58］，对“集中—分布”与“产品—服务”两对悖论进行有效治理。在此过程中，企业层面资源不断聚合，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源持续替代、补充与耦合（I5、I7、I8、I9、S2），助推资源从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的涌动与融合，间接促进过渡期至平稳期的阶段跃迁，此跃迁过程中的资源聚合作用包括两个方面。①资源联通机制［53］将实物和信息资源进一步液化为同质性的细颗粒度数据资源，带来覆盖全流程、全业务、全链条的运营预测和决策的紧密耦合联动，提升制造企业的资源连接程度。②资源聚合机制将“数据”和“智能”高度融合为数智资源，打破创新流程和结果之间的紧密耦合关系，引入平台嵌入作为构建资源组合的新形式［59］，实现创新型运营管理和商业模式（I1、I2、I11、D1、S1、S3），拓展制造企业资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

5.2.2 直接跃迁：战略转型至生态转型的能力催化作用 在过渡期，运营模式连通化和商业模式共创化的制造企业战略转型会形成或提高数字化企业能力，这些能力在悖论治理过程中的持续进化与升级（I7、I8、I9、S1），以及这些能力的相互补充或协同演进，促使企业由战略数字化转型跨越至生态数字化转型阶段，直接推动过渡期至平稳期的阶段跃迁。此跃迁过程中的能力催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产品能力催生出数字组织能力和数字动态能力。①在上一跃迁中形成的数字产品能力催化出数字敏捷能力、数字网络能力和数字管理能力［60-61］等数字组织能力，更好地帮助企业感知环境中机会和风险、基于大数据分析制定数字化解决方案，整合与协同内外部资源实现数字资源共享、共建、共治［62］。②数字产品能力促使企业具备了数字感知、数字捕获和数字转型等数字动态能力［63］，使得企业具有连接消费者获取数据并利用云计算技术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力、构建数字平台和推动组织变革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及跨越市场鸿沟、打破信息孤岛和突破集成应用陷阱的能力［64］。据此，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8 制造企业层面通过资源聚合作用跃迁至制造产业层面，战略转型通过能力催化作用跃迁至生态转型，通过资源聚合作用的间接跃迁和能力催化作用的直接跃迁，实现数字化转型过渡期至平稳期的阶段跃迁。

6 贡献与启示

6.1 理论贡献

第一，结合了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丰富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单一层面作为数字化转型主体的角色，弥合了以往研究中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占多数、产品和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占少数的不均衡局面；基于悖论视角，将制造主体的三个层面相结合，补充了以往研究中“产品—企业—产业”系统性研究的缺失。

第二，解构了生产流程、生产方式、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多主体关系和平台化方式六对悖论要素的治理过程，指明了在数字化情境下，制造主体可以将原本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为制造业的悖论治理提供了更加多元化和全面性的理解；同时，从动态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启动期、过渡期和平稳期下制造业悖论的变化演进，并基于资源聚合作用和能力催化作用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跃迁机制，丰富了悖论视角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第三，挖掘了我国制造业特有的悖论问题，将研究关注点从以往具有普适性的数字化转型研究转移至凸显行业特殊性的针对性研究，为制造业提供更具明确性和的清晰性的理论指导；探索了我国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针对性的悖论治理途径，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治理提供更多有益的新思路。

6.2 实践启示

第一，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悖论治理设计，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悖论权衡。数字化转型开启之后，产品、企业和产业面临不同的“非此即彼”悖论，制造主体往往处于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悖论困境之中，而实现两者的融合与权衡才是制造主体的最终目标。因此，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准确识别不同制造主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潜在的主要矛盾，考虑以悖论整合视角而非二元对立视角，更加快速、有效地开展数字化活动、运营数字化项目、提供数字化服务、构建数字化生态，引导我国制造产品、制造企业和制造产业的长期发展。

第二，数字化转型不断变化和发展，制造产品生产者、制造企业管理者和制造产业政策制定者需要针对启动期、过渡期、平稳期的不同紧张关系展开动态治理。另外，应注重不同制造层面的资源聚合作用和不同转型类型的能力催化作用，助推不同制造主体的数字化升级。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文的案例对象“灯塔工厂”属于制造业领域，但是对于制造业下的不同细分行业以及制造业外其他产业，悖论困境和悖论治理机理可能存在差异，数字化转型的阶段跃迁可也能存在不同机制，未来可以进行制造业细分行业或跨产业的比较研究。其次，我国“灯塔工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数字化转型与悖论治理具有动态性特征，未来需要持续关注其发展变化，深入探讨“灯塔工厂”在进入数字化转型平稳期之后如何实现规模化延展与可持续成长。最后，未来可以利用大样本数据，定量分析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悖论治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