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失败修复、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
——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

谢雅萍 严淑龄 黄丽清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108）

引言

创业是高风险、高失败率的活动。目前全球的创业失败率普遍不低于75%，初创企业的失败率更是高于90%[1]。对于曾经拥有创业经验的再创业者而言，创业依然是一场结果难以预测的冒险。事实上，除了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外，导致创业者多次失败的原因更多的是创业者在创建和管理创业企业中的行为与现实需要不匹配，而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却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性要素。当下学者们对创业失败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有关创业失败修复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以Shepherd 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已展开一系列研究，侧重于从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探讨修复的影响因素，提出创业失败修复的方法和过程。其中，促进因素主要包括自我效能[2]、情绪能力[3]等，阻碍因素主要包括经验缺乏[4]、文化因素[5]等。但目前学者们对创业失败修复的实证分析较少，国内相关研究较晚[6]。失败的经历不一定会导致未来的成功，但从失败中修复过来是创业者再度创业的关键[6]。不同的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各不相同，在从修复到再次创业的过程也面临着诸多抉择。有研究显示由后续创业者创建的企业经常比新创业者创建的企业的绩效更好[7]。然而，鲜有学者探讨创业者如何理解已发生的创业失败以及这种意识形成对后续创业的影响[8]。所以，本研究聚焦于探究创业者失败后的修复机制对其后续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提出创业失败修复中情绪修复、认知修复以及行动修复的具体策略，有助于创业失败者积极地从失败中修复过来、砥砺前行。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行为

创业失败修复是创业失败者克服失败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处理失败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在情绪、认知等层面达到修复，再次升起创业意愿的过程，包含情绪修复、认知修复与行动修复三个维度[9]。后续创业是指创业者出售或关闭一家公司后重新创建或购买一家公司以再次创业的活动[10]。创业行为是创业者基于一定的创业意图和创业机会，为实现创业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11]。基于此，本研究将后续创业行为定义为创业者为实现再次创业目的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其行为结构包括了机会识别、团队组建、资源整合、网络构建等多个维度[11]。

情绪修复是创业者在经历创业失败后转换消极情绪、培养积极情绪的过程[9]。积极情绪可以促进创业者筹备创业资源的积极性[12]，增加重启创业的可能[13]。因此，情绪修复是创业者开展后续创业行为的关键前提[14]。与此同时，认知修复是创业者搜寻、反思和再评估商机、风险、成长等信息以形成所使用的知识结构的过程[9]。创业认知是创业机会识别、创业决策等创业行为要素的关键前置变量[15]。认知修复有利于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修复创业认知偏差，提升创业认知水平[16]。认知修复所带来的知识更新可以促使创业者转变思维方式，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和整合创业资源等[17]。例如，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创业者只有认识到数字资产是一项重要的资源，才能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开展创业行动[18]。行动修复是通过一系列的创业行动（如融资、创业模仿、提高团队凝聚力等）重新开展创业活动的过程[9]。团队的重组与修复是行动修复中的关键一环，一个高效的创业团队有助于提高创业绩效[19]。同时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创业资源的一部分，开展行动修复的创业者不断积累关系网络资本，从而使其在后续创业过程中得到关系网络的持续扶持[20]，而社交网络规模直接影响了创业者为后续创业行为所获取的资源数量和质量[21]，进一步影响了创业者后续与关系网络进行价值共创的效率[22]。因此，行动修复有助于后续创业者提高自己的关系网络规模、强度和质量，整合利用多项资源，以提高成功创业的可能性[2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情绪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认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行动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 创业动机的中介作用

创业动机是促使有一定创业基础条件和创业能力[24]的创业者将创业的意向付诸实践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能激发人们从事创业活动[25]，包括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个维度[26]。机会型创业动机以拉动理论为基础，创业者想通过创业来满足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需求；而生存型创业动机以推动理论为基础，创业者被外在消极因素（如当前工作状况不佳或缺乏前景）推动创业[27]。

创业者可以通过创业失败修复来释放信息处理能力，激发其后续创业动机[28]。情绪修复过程促使后续创业者通过修复负面情绪积累更为富有的心理资源[13]，培养积极的创业情绪。而拥有积极创业情绪的后续创业者更善于抓住创业机会，激发创业动机，审时度势应对各种创业风险以提高创业成功率[29]。认知修复的过程促使后续创业者提升创业认知水平。基于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动机的直接影响[30]，创业认知作为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前因变量[31]也可能会对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实现认知修复后的创业者形成了创业所应具备的知识体系，提高了再次创业的自信心，更愿意选择通过创业来提高经济水平。经过行动修复的创业者在资金、技术、团队、社交网络等方面有着充足的准备。当创业者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承担具有挑战性的创业任务时，其对成功创业则更加有信心，更愿意以便捷、见效快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然而，那些没有经过行动修复来掌握和巩固自己的创业知识和技能的创业者容易怀疑自己能否成功创业，不愿亦不敢以创业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和承担社会责任[3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

H2：创业失败修复对创业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业动机是创业行为的前提和基础[25]。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致力于以创业的方式提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32]。提高盈利能力和个人收入是企业家创业的根本动力[33]，这不仅是满足企业家生理需求的先决条件，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动力正在影响并形成有意义的创业行为，被认为是指导一个人行为方向的重要因素[34]。在强烈的创业动机的驱动下，后续创业者将更加有动力去不断收集和获取与创业密切相关的信息，由此形成创业的想法，并投入诸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评估和完善，将其转变为潜在的创业机会，以追求创业成功[3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

H3：创业动机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创业动机对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在前文假设的基础上，创业失败修复会对后续创业行为产生影响。一方面，创业动机受创业失败修复影响。创业失败者通过创业失败修复来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不断完善和更新创业知识体系，强化再次创业的信念，进而形成创业的内在驱动力。因而，创业者从失败中修复过来后能够增强其后续创业动机[28]。另一方面，创业动机会影响创业者后续创业行为。创业动机有助于维持创业者的坚持和信心，激发后续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创业团队组建以及创业关系网络构建等关键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

H4：创业动机在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行为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 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

规则聚焦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个体受其自我调节系统引导表现出接近积极结果和避免消极结果的倾向[36]，包括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两种规则导向。这两种类型的规则聚焦会对个体的决策产生影响[37]。虽然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在每个个体中共存，但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优先级，可以分为短期情况下引发的情境性聚焦和长期情况下培养的特质性聚焦[38]。在长期情况下，成长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人更容易表现出促进型聚焦导向，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则更容易表现出预防型聚焦导向。在短期情况下，二者都可以通过设置一个任务短暂地激发某一类型的聚焦。例如“找到90%以上的解决方案”的任务可以激发促进型聚焦，而“不要错过超过10%的解决方案”的任务可以激发预防型聚焦。处于促进型聚焦状态的个体往往对收益、成就和进步更敏感，他们更为关注愿望和成就，通常采取渴望战略来实现其预期的目标[36]，对目标的热切追求使其在行为中表现出高度的毅力[39]。而处于预防型聚焦状态的个体则往往对损失、安全和责任更敏感[40]，他们更关注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对事情往往采取警惕策略[36]，在意识到潜在损失时容易在行为中表现出低水平的毅力[41]。

创业失败修复可以促使创业失败者再次升起创业意愿，重启创业。完成创业失败修复的促进型聚焦创业者修复了失败带来的消极情绪影响，培养出了积极情绪，更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创业目标的实现上[42]，愿意为了实现创业目标开展一系列后续创业行为。促进型聚焦的个体渴望积极利用机会[43]以获得最大潜在收益[39]。在促进型聚焦的推动下，完成创业失败修复的创业者会更关注创业可能带来的积极效果，在面对创业机遇时更有可能激发创业动机，并在创业动机的驱动下积极地努力获取和整合资源、扩展创业网络关系以利用潜在的机会[44]。与低水平促进型聚焦个体相比，高水平促进型聚焦的个体更能够投入精力以识别创业机会，加快获取和整合资源、拓展创业网络关系的速度。

高失败率的创业活动有可能会打击创业热情，抑制创业动机的萌生。由于意识到创业可能带来的高风险与损失，预防型聚焦的创业者容易因遭遇创业困境而放弃，影响其在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创业资源、重组创业团队、建立和维持关系网络时的热情投入。同时，预防型聚焦的个体在开发潜在机会和获取资源以利用这些机会方面也会保持着警惕和谨慎的态度[43]，过于谨慎可能会使创业者错失创业机会。与低水平预防型聚焦个体相比，高水平预防型聚焦的个体对创业所潜在的损失更为敏感，对待所预期的风险和损失更为谨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受到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

H5a：促进型聚焦显著正向调节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

H5b：预防型聚焦显著负向调节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

H6：创业失败修复和创业动机间的关系受到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

H7：创业动机和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受到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

由以上假设分析，本研究构建如下的概念模型，详见图1。

图1 本研究假设的关系模型图

二、研究设计

（一） 变量与量表设计

本研究系统搜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来寻找与变量维度相关并经过验证的成熟量表，结合研究情境对测量题项、语言表述等进行修改和补充。其中，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创业失败次数、创业失败首要原因、行业类型等问题。创业失败修复量表主要参考谢雅萍等[9]、Cope[45]等学者们的研究，设计了有关情绪修复、认知修复和行动修复的12 个题项，如“我会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失败而不去思考威胁和压力事件”；创业动机量表主要参考Kuratko 等[46]、史容等[47]开发的量表，设计了有关生存型创业动机和机会型创业动机的6个题项，如“我想通过创业来使自己的生活有保障”；规则聚焦量表主要参考Higgins[36]、Tumasjan 和Braun[39]等学者们的研究，设计了有关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的12 个题项，如“为了取得成功，我倾向于在工作中冒险”；后续创业行为量表主要参考闫华飞和胡蓓[11]等学者的研究，设计了有关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获取和整合、创业团队组建和创业网络构建的15 个题项，如“与上一次失败的创业相比，我更能积极寻找新资源，弥补资源不足”。最终的正式问卷采用李克特7 点量表进行测量，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

（二） 研究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选取有关创业失败经历的后续创业者作为调查对象，样本涵盖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等创业活跃地区的后续创业者。进行正式调查之前，本研究首先向60 名后续创业者发放调研问卷进行预调研，共回收了53 份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3%。通过对预调研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以及收集预调研对象的反馈结果，本研究对调研问卷进行修订，形成最终的正式调查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09 份，回收问卷362 份。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95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2.13%。通过统计分析，调查对象具有如下特征：性别以男性居多，占比70.5%；年龄以中青年（27～46 岁）为主，占比64.4%；受教育程度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比74.9%；大部分调查对象经历过1～2 次创业失败，占比78.3%；调查对象创业失败的原因较为均衡，包括创业决策失误、创业资源不足、市场竞争激烈、经营管理不善、创业准备不足等，占比区间在10%～29%之间，资金等创业资源不足的原因占比最高。

（三） 信效度分析与共同方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 22.0 和AMOS 23.0 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同时，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时主成分的贡献率为26.480%，低于40%，由此可知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48]。

1. 创业失败修复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创业失败修复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08，其三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大于0.9，可见量表信度良好。其次，创业失败修复量表的KMO值为0.783，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抽取3个特征根大于1 的公共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0.317%，且各题项在单一维度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最后，对创业失败修复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详见表1。

表1 问卷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结果表

2. 创业动机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创业动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25，其两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大于0.8，可见量表信度良好。其次，创业动机量表的KMO值为0.728，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抽取2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公共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0.338%，且各题项在单一维度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8。最后，对创业动机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详见表1。

3. 规则聚焦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规则聚焦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7，其两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大于0.9，可见量表信度良好。其次，规则聚焦量表的KMO值为0.896，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抽取2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公共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1.501%，且各题项在单一维度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最后，对规则聚焦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详见表1。

4. 后续创业行为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后续创业行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9，其四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大于0.8，可见量表信度良好。其次，后续创业行为量表的KMO 值为0.819，p＜0.001，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抽取4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公共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3.298%，且各题项在单一维度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最后，对后续创业行为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详见表1。

三、结果分析

（一） 方差分析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来检验后续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创业失败次数、创业失败首要原因和行业类别六个控制变量是否对因变量（后续创业行为）有影响，方差齐性检验具体结果，详见表2。

表2 不同控制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由数据分析可知，性别、受教育程度、创业失败次数和创业失败首要原因这4 个控制变量均对后续创业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创业失败次数、创业失败首要原因和行业类型这3 个控制变量对创业失败修复有显著影响；性别、创业失败首要原因这2个控制变量对创业动机具有显著性影响；创业失败次数对规则聚焦有显著影响。由此表明本研究控制变量的选取以及用这些控制变量来考察其对研究变量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较为合理。

（二） 相关性分析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各研究变量间的关系前需要先探测各变量间的关联性，因而本研究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探究各研究变量间的关联程度。

1. 创 业 失败 修复 与后 续创 业行 为的 相关 性分析

（1）情绪修复与创业机会识别（r=0.221，p＜0.01）、情绪修复与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r=0.141，p＜0.05）、情绪修复与创业团队组建（r=0.234，p＜0.01）、情绪修复与创业网络构建（r=0.168，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情绪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2）认知修复与创业机会识别（r=0.290，p＜0.01）、认知修复与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r=0.287，p＜0.01）、认知修复与创业团队组建（r=0.336，p＜0.01）、认知修复与创业网络构建（r=0.307，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认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3）行动修复与创业机会识别（r=0.227，p＜0.01）、行动修复与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r=0.246，p＜0.01）、行动修复与创业团队组建（r=0.333，p＜0.01）、行动修复与创业网络构建（r=0.281，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认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总体上说明了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2. 创业失败修复与创业动机的相关性分析

（1）情绪修复与生存型创业动机（r=0.287，p＜0.01）、情绪修复与机会型创业动机（r=0.159，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情绪修复与创业动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2）认知修复与生存型创业动机（r=0.269，p＜0.01）、认知修复与机会型创业动机（r=0.315，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认知修复与创业动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3）行动修复与生存型创业动机（r=0.291，p＜0.01）、行动修复与机会型创业动机（r=0.384，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行动修复与创业动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数据总体上说明了创业失败修复与创业动机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3. 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1）生存型创业动机与创业机会识别（r=0.272，p＜0.01）、生存型创业动机与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r=0.306，p＜0.01）、生存型创业动机与创业团队组建（r=0.446，p＜0.01）、生存型创业动机与创业网络构建（r=0.357，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生存型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2）机会型创业动机与创业机会识别（r=0.283，p＜0.01）、机会型创业动机与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r=0.279，p＜0.01）、机会型创业动机与创业团队组建（r=0.401，p＜0.01）、机会型创业动机与创业网络构建（r=0.290，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机会型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总体上说明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4. 规则聚焦与其他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1）促进型聚焦与情绪修复（r=0.132，p＜0.05）、认知修复（r=0.138，p＜0.05）、行动修复（r=0.135，p＜0.05）呈现显著的相关性，而预防型聚焦与认知修复（r=0.144，p＜0.05）呈现显著的相关性，与情绪修复、行动修复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关系。（2）促进型聚焦与生存型创业动机（r=0.254，p＜0.01）、机会型创业动机（r=0.162，p＜0.01）呈现显著的相关性，而预防型聚焦与机会型创业动机（r=0.118，p＜0.05）呈现显著的相关性，与生存型创业动机没有出现显著的相关关系。（3）规则聚焦的二个维度（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与创业机会识别（r=0.153，p＜0.01；r=0.169，p＜0.01）、创业资源获取与整合（r=0.200，p＜0.01；r=0.184，p＜0.01）、创业团队组建（r=0.251，p＜0.01；r=0.144，p＜0.05）、创业网络构建（r=0.178，p＜0.01；r=0.170，p＜0.01）均呈现显著的相关性。根据以上结论，可以说明规则聚焦可能会对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三）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 来衡量研究变量间的共线性，并通过Durbin-Watson 来检验残差间是否相互独立。本研究所有回归模型的VIF 值均落在区间[1.003，1.697]内，且各模型的DW值都落于[1.891，2.052]区间内，接近于2，均位于合理区间内，表明本研究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且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基于前文方差分析的结果，性别、受教育程度、创业失败次数和创业失败首要原因会对后续创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而进行回归分析时，本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后续的假设检验。

1. 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回归分析

为考察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以及创业失败修复各维度对后续创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以后续创业行为作为因变量，以创业失败修复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 20.0 统计软件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详见表3。

表3 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3 中M2～M4 所示，依次将中心化后的情绪修复、认知修复和行动修复放入到后续创业行为的回归方程中。研究结果表明，由M2 可知，情绪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1，p＜0.001），假设H1a 得到验证；由M3 可知，认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39，p＜0.001），假设H1b 得到验证；由M4 可知，行动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88，p＜0.001），假设H1c 得到验证。因此，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H1 得到支持。即随着创业失败修复进行得越充分，后续创业行为会随之增加。

2. 创业动机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本研究对创业动机是否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有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创业动机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4 中的M5 可知，创业失败修复与创业动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0.603，p＜0.001），假设H2 得到验证。从表4 中的M7 可知，创业动机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β=0.663，p＜0.001），假设H3 得到验证。而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本研究首先将中心化后的创业失败修复纳入回归模型中，从表4 中的M6 可知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显著正相关（β=0.585，p＜0.001），这一结论再次验证假设H1 成立。然后检验创业失败修复和创业动机对后续创业行为的效应，表4 中的M8 显示创业动机对后续创业行为的效应仍然显著（β=0.478，p＜0.001），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的效应仍为显著（β=0.297，p＜0.001）。最后，通过符号比较，发现回归方程中的系数均为正向。因此，创业动机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4 得到验证。

3. 规则聚焦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规则聚焦为调节变量，在M9 中设置创业失败修复为自变量，创业动机为因变量。基于前文方差分析的结果，性别和创业失败首要原因会对创业动机产生显著影响，因而进行回归分析时，本研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表5 的M9 中。同时，在M10～M16 中设置创业失败修复为自变量，后续创业行为为因变量。其中规则聚焦又分为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两个维度。为了提高回归分析结果的正确性，本研究在检验规则聚焦对创业失败修复、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时，对创业失败修复、规则聚焦、促进型聚焦、预防型聚焦、创业动机等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便于构造乘积项（创业失败修复*规则聚焦、创业失败修复*促进型聚焦、创业失败修复*预防型聚焦、创业动机*规则聚焦）。通过SPSS 20.0 软件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 所示。由于表5 数据较多，为节省篇幅，我们省略了有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只展示核心变量的统计回归结果。

表5 规则聚焦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5 的M11 可以看到，创业失败修复与规则聚焦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0.095，p＜0.05），说明了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的关系受到规则聚焦的影响，因而规则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H5 得到验证。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促进型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创业失败修复与促进型聚焦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12，p＜0.05），说明了促进型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a 得到验证。同理，笔者对预防型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创业失败修复与预防型聚焦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 -0.035，p＞0.05），说明了预防型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5b 没有得到验证。同时，笔者对规则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的中介路径上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创业失败修复与规则聚焦的乘积项对创业动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24，p＞0.05），创业动机与规则聚焦的乘积项对后续创业行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53，p＞0.05），说明了规则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创业动机与后续创业行为的中介路径上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H6、H7 没有得到验证。

由以上分析可得，假设H1、H1a、H1b、H1c、H2、H3、H4、H5、H5a 得到了验证，H5b、H6、H7 没有得到验证，因此本研究验证成功的关系如图2 所示。

图2 本研究验证的关系模型图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增加控制变量、缩尾处理、替换估计模型三种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是增加控制变量法，上述回归中已经加入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创业失败次数、创业失败首要原因四个控制变量，这四个控制变量主要从创业者微观层面进行探讨，但是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内生性问题。现有的研究发现政府支持程度、创业优惠政策等宏观因素对创业失败者再次创业产生影响[49]。因此，加入了政府支持程度、创业优惠政策作为控制变量以修正基准回归结果。分析结果表明，加入新的控制变量后，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动的正向作用及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其次是缩尾处理法，为剔除异常值对于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进行上下5%的缩尾处理，重新估计模型。样本进行处理后可以看到虽然显著性有所降低，但创业失败修复仍然正向显著作用于后续创业行动，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是替换估计模型法，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将OLS 模型替换为有序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最后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动的影响系数为0.289，且在0.1%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

通过探究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的影响，以及创业动机、规则聚焦在二者之间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创业失败修复对后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绪修复增强了后续创业者的心理复原能力，促使其转换消极情绪，培养积极情绪，进而恢复或重构其在后续创业活动中所需的情绪资源。认知修复帮助后续创业者反思过去的失败经历，促使其从失败中进行学习，提高认知水平，转变思维模式以便于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获取和整合资源等。行动修复还促使后续创业者以积极的措施应对失败，促进机会识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团队沟通、拓宽创业网络，进而重启创业活动。由此可见，创业失败修复可以帮助后续创业者脱离失败阴影，转变思维模式，积极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促使其开展后续创业行为。

创业动机在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创业者从失败中修复后，能够培育自身后续创业的动力，激发创业动机。在创业动机的驱动下，创业者将先前创业失败的经历转化为经验，提高对机会的识别和获取概率、整合创业资源、组建创业团队并扩展创业网络关系。激发创业动机是创业失败者完成创业失败修复后走向后续创业的重要途径。

同时规则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后续创业行为”路径上的调节作用得到部分支持。一方面，促进型聚焦正向调节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创业失败修复的后续创业者从过往的创业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提高了创业认知水平，并在资金、团队、社交网络方面都有较为充足的准备，对后续创业有较为乐观的展望。当后续创业者重启创业遭遇困难时，与低水平促进型聚焦个体相比，高水平促进型聚焦的个体更注重暂时的失败为后续创业成功所带来的经验教训，不断从失败中学习，更能够投入精力开展后续创业行为。另一方面，预防型聚焦负向调节创业失败修复与后续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预防型聚焦水平较高的创业者对损失更为敏感，谨慎地避免犯错并且厌恶风险。比起高风险，他们更能接受低收益，以确保更安全的投资回报。因此，他们可能会拒绝创业失败修复，放弃创业，回归就业市场。

最后，规则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创业动机-后续创业行为”的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支持。在“创业失败修复-创业动机”这条路径中，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在于，对促进型聚焦的后续创业者而言，促进型聚焦是由自我提升的目标所激发的[50]，因此促进型聚焦可能受创业动机所调动，而不是对其产生调节作用。预防型聚焦的后续创业者在经历过失败之后，可能会评估重启创业的后果，拒绝对创业失败修复，选择变换赛道放弃创业。因此预防型聚焦在创业失败修复和创业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没有受到支持，这一推论与H5b 的推论一致。在“创业动机-后续创业行为”这条路径中，规则聚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在于个体受哪一种规则聚焦类型驱动取决于特质倾向或情境因素，特质性聚焦一般作为调节变量，情境性聚焦（如工作调节聚焦）大多充当中介变量[50]。但本研究所参照的既有的规则聚焦量表只划分了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两个维度，没有区分特质倾向和情境因素对规则聚焦的影响。而创业动机是后续创业者为了自我实现需要或迫于生存压力所激发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此时后续创业者可能会基于不同的任务框架诱发出不同类型的规则聚焦。因此，这可能是规则聚焦在这一路径中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即规则聚焦在这一路径中可能起中介作用。但由于本研究中的量表没有针对特质倾向和情境因素对题项进行设计，因此无法进一步证实情境性聚焦的中介作用。

尽管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创业失败修复和后续创业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量表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当前缺乏针对创业失败者的后续创业行为而设计的成熟量表，本研究借鉴了创业行为量表，根据文献基础对题项进行了修订，所修改的题项难免带有个人主观性色彩，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其次，在量表选择方面考虑不够周全。在选择规矩聚焦量表时没有考虑到特质倾向和情境因素这一维度的区别，后续的研究在设计量表时需要严谨考虑特质性聚焦和情境性聚焦在模型中的不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