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喜县西宋村三座东汉墓年代再研究

薛野　丁金龙

摘要：2010年发掘的闻喜县西宋村三座较大型古墓，出土器物极少。发掘者依据墓型、墓葬规格和出土的绿釉陶，初步判断这是一组东汉时期墓葬。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考古资料的公布，有条件对西宋三墓做出更深入的探讨。从东汉以后绿釉陶延续、小前室大后室的墓葬构筑特征，以及墓室墓壁弧边且甬道带耳室的新墓型特征来分析，并考虑到三国曹魏时期薄葬风俗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西宋村三座墓葬主要是一处曹魏西晋时期的墓地，充其量，有一座墓葬的年代上限为东汉末年。

关键词：魏晋墓地 闻喜县 小前室大后室 绿釉陶

Abstract： There were 3 large tombs excavated in Xisong Village， Wenxi County in 2010， but only few artifacts unearthed. According to the tombs structure， size and the green glazed potteries unearthed， these were probably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s more and mor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released in recent years，it was permit to make advanced study of them.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use of green glazed potteries and features of tombs， such as small front chamber and large rear chamber sinc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new tomb features， such as the tomb chambers with curved walls and ear chambers， in the mean time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modest burial customs in the period of Cao Wei and three kingdom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date of these tombs were mainly from the period of Cao Wei to Western Jin. Or the upper limit date of a tomb among them is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Wei-Jin Cemetery Wenxi County Small front chamber and large rear chamber Green glazed pottery

201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闻喜县火车站建设，抢救性发掘了闻喜县郭家庄镇西宋村1组3座较大型墓葬（以下简称西宋三墓），墓葬编号分别为M10、M13、M14（图一）。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初步“将三墓的时代定为东汉”。东汉（25—220年）存续近200年，那年的发掘并没有具体指出西宋三墓属于东汉哪个阶段。十几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公布，有条件对西宋三墓的年代做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西宋三墓还具备一些有待阐明的独特历史文化特征。针对这两方面问题，我们查阅了一些考古发掘材料，在分析对比诸多资料的基础上，撰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西宋三墓的基本考古材料介绍和年代

研判商榷

（一）考古发掘材料简述

西宋三墓公布墓地平面图1幅、三座墓葬平剖图各2幅（图二～图四），因为出土物极少，所以，简报文字内容不多，具体信息汇总列表如下（表一）。

（二）年代研判商榷

原发掘者推断西宋三墓“应该都是砖砌墓室”，并分析了墓室平面、墓道规格和出土绿釉陶等特征，“认为应将三墓的时代定为东汉”。我们就从砖砌墓室角度，重新检查了述论过程，认为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申述如下。

1.关于墓室平面。原简报刊布者认为，与它们墓室平面“相近”的有以下三座墓：陕县刘家渠M19、洛阳烧沟M147、洛阳烧沟M1026。经查，陕县刘家渠M19墓室平面为纯粹的无甬道纵长方形单室（7.08×2.36米），洛阳烧沟M147亦属于单室墓，“墓室平面略成长方形，前端接近甬道处逐渐收狭（3.55×2.05米）”，这两座单室墓与西宋M13近方形单室且甬道带耳室的平面形态区别很大，与西宋M10和M14前后室平面形态相去甚远，以这两座墓墓室平面形态比照西宋三墓墓室形态并推论其年代，显然不合适。

用来作年代参照的洛阳烧沟M1026，砖砌甬道和墓室，墓室平面为不带过道和耳室的“前后室”，前室近方形，后室纵长方形，前室面积略小于后室。它与西宋M10、M14墓室形态相比，均为前后室。但是，二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1）烧沟M1026后室为纵长方形，西宋M10与M14后室均为方形或近方形。且M10前后室之间有短过道，M14“后室两侧各有两个长0.3～0.36、宽0.2～0.25、高2.2米的土坑”。（2）烧沟M1026前室面积与后室面积相差不大，计算结果，二者比值为0.85：1。但是，西宋M10和M14前室面积极端小于后室，计算后的比值分别为0.48：1和0.37：1。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看，以洛阳烧沟M1026墓室平面形態比照西宋M10与M14的平面形态并推测其年代，难以令人信服。

东汉时期前后室墓型的墓葬很多，我们查阅了《西安东汉墓》所录188座墓葬中所有具备前后室墓型特征的墓葬资料，见不到西宋M10和M14墓型所具有的三种特征，即（1）前室面积明显小于后室；（2）如M14后室那样高达2.2米的土凹槽；（3）如M10那样前后室带短过道。早年就有研究者总结并指出过，前后室的砖构墓葬，同样也见于三国曹魏和西晋墓葬中，而且，有的前后室之间就有短过道；西晋时期“单室墓已经成为主流”。山西省众多的北魏墓葬资料表明，北魏时期前后室墓型已经完全被单室墓（有的附带耳室）取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西宋三墓M10与M14的年代下限当在“北魏以前”，位于同一组墓地的M13，其年代应当接近M10和M14。

2.墓葬规格。西宋三墓发掘简报结语部分，详细分析了“西宋墓地三座大型墓葬”的墓道，比照了刘家渠和陕县东汉墓同类材料，认为二者“墓葬规格相近”。实际上同样规格的长斜坡墓道，东汉以后，依然存在。例如，西安三国曹魏墓（韩森M34），墓道长12.06米，墓底距地表深7.28米；河南巩义龙尾村晋墓M164，墓道长9.96、深6.6米；下文分析墓壁弧边现象时所论列的大同二电厂四座北魏墓，墓道长在7.5～15米之间（见后文）；太原北齐库狄业墓，墓道长约15、深8.9米。除了这几例以外，东汉以后北魏以前，与西宋三墓墓葬规格相似的墓例还有不少，兹不赘论。可以肯定，墓葬或墓道规格在判断西宋三墓是否为东汉墓葬时，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3.绿釉陶器和绿釉陶耳杯。西宋三墓发掘简报结语部分提出，绿釉陶“在东汉时期大量流行且较为普遍”，并以此作为判断三墓时代为东汉的主要证据之一。我们二次分析不仅关涉绿釉陶，还包括了西宋M13出土的绿釉陶耳杯。

诚然，洛阳西晋时期绿釉陶确实完全衰落，《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篇曹魏墓发掘简报和15篇西晋墓发掘简报里，所有陶器中，釉陶器仅见少量酱色釉，无绿色釉陶；报道的全部42件耳杯中，仅有洛阳谷水晋墓（FM5）出土了1件酱色釉耳杯，其余均为泥质陶或加饰彩绘泥质陶。以绿釉陶为主，参照墓型推论西宋三墓时代為东汉，“顺理成章”。但是，在洛阳以外地区，绿釉陶并不是随着东汉结束而结束的。例如，陕西潼关吊桥四号墓（被认为是曹魏黄初六年〔226年〕墓），就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红胎绿釉陶器，例如耳杯、灶、井。目前所知山西地区尤其是晋南西晋墓资料极少，暂且无法对使用绿釉陶情况做出可靠判断。不过，山西侯马虒祁北魏墓M1007出土了汉代传统的红胎绿釉陶壶。1966年公布的陕西西安郊区175座隋唐墓考古材料，充分证明隋唐墓葬中出土的绿釉（陶）器“同汉代的釉陶颇为相似”“应为汉陶延续的残迹”。2019年公布的太原唐代中早期赫连山墓，也出土了一件与汉代绿釉陶相似的红胎绿釉陶罐，这座墓墓室形态与西宋M13相似（见后文）。有鉴于这些考古出土实例，可以认为，三国曹魏以后，制作和使用绿釉陶的传统，仍在晋陕两地的个别地区延续。因为晋南三国曹魏、西晋和十六国时期（304—439年）墓葬资料极少，所以，可将西宋M13和M14（前后室墓）所出绿釉陶的年代下限，卡在曹魏以后、北魏以前。这是考虑到了北魏及北魏以后，不仅单室墓已经成为绝对主流，而且，耳杯也是难以见到的随葬品。

综合上述三方面分析，我们认为，仅就西宋三墓前后室墓型、墓道规格和绿釉陶等特征而言，它们反映的是东汉至曹魏西晋、甚至更晚时期墓葬的年代风格。真正能够推论西宋三墓为东汉墓的有力证据，主要就是M13出土的绿釉陶残耳杯。或者说，就目前现有考古材料来说，M13大概率是东汉墓葬。总的来说，以绿釉陶残耳杯推论一处三座较大型墓葬所组成墓地的年代，颇有证据薄弱难成确论的“嫌疑”。

二、“小前室大后室”的年代特征

西宋三墓呈现出的部分墓型特征，不见或几乎不见于东汉墓葬，前文对此已有简略说明。作为前后室墓型的西宋M10与M14，它们的前室面积远远小于后室面积，两座墓前后室面积比值分别为0.48：1、0.37：1。这种特征姑且称为“小前室大后室”。笔者查阅了部分较著名考古报告或简报，例如《洛阳烧沟汉墓》《陕县刘家渠汉墓》《西安东汉墓》等，均未发现“小前室大后室”的东汉墓。晋南具备此特征的墓葬有两例，1992年永济上村东汉晚期砖砌壁画墓（图五），前后室面积比值为0.45：1；2009年夏县苏庄砖砌古墓（初步定为魏晋时期）（图六），前室与后室面积比值为0.4：1。前述潼关吊桥四号墓（曹魏初年墓葬）（图七）亦可作为参考，该墓后室为双室，前室与双后室总面积比值为0.43：1。中原地区以外，“小前室大后室”的墓型特征，多见于甘肃地区，例如，1993年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93JXM2（图八）、93JXM3（图九），均为前后室砖砌墓葬，前后室面积比值分别为0.45：1、0.4：1。2013年甘肃酒泉三坝湾魏晋墓M1和M4（图一〇；图一一），均为前后室土洞墓，前后室面积比值分别为0.45：1、0.43：1。其中，M1为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墓葬。

总结上述7例墓葬（表二），并兼顾到北魏时期前后室墓型绝迹的情况，这种“小前室大后室”特征应当是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尤其是魏晋时期部分墓葬墓型的典型特征。由这种特征推论，西宋M10和M14的年代就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这里也要补充说明两点：（1）十六国时期是否有此“小前室大后室”？鉴于山西地区相关墓葬资料缺乏，具体情况，尚有待将来。（2）“小前室大后室”这种特征的墓葬，我们未曾从洛阳和西安魏晋墓中搜集到相关例证。这固然可能是我们所见不广，但也应该是“小前室大后室”墓型风格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所导致。

三、“墓壁弧形”和甬道带耳室的年代特征

据简报，M13“（单）墓室平面近方形，墓壁加工规整，东、西两壁略呈弧形”，甬道“两侧近墓道处各有一耳室”。

墓壁弧形并非中原地区东汉墓葬中常见现象。1956年，俞伟超先生曾根据自己的考古工作经验指出，“在中原地带，这种（墓室）四壁向外凸出的墓形不见于汉代而盛于西晋”，四壁外凸“约是三国时代”出现的墓形新特征。2012年一项关于洛阳地区西晋墓的研究也认为，“四壁外弧的墓葬形制在西晋时期较为常见，一般出现在砖室墓中，各级别的墓葬都有”。不过，此项研究中提到，“四壁外弧的墓葬形制在东汉晚期墓中已发现，如山西朔州汉墓3M191就是一座单室四壁外弧的砖室墓”。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又搜集到山西其他两地的东汉晚期墓葬墓壁外弧现象，分别是：1956年太原西南郊发现的东汉晚期前后室砖墓M6、M16，1989年夏县王村发现的东汉晚期多室砖墓（M29）的后室。从山西三地的资料推断，单就墓室墓壁外弧这一特征来说，西宋M13年代上限在东汉晚期（东汉晚期墓室墓壁外弧现象，我们未搜集到河南、陕西两地事例）。

东汉以后，山西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墓葬材料里，墓室墓壁弧边成为常见现象。例如，万荣县北魏薛怀吉“墓室土圹”“南壁呈弧边”；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报道的3座C型砖砌方形单室墓，墓室墓壁均“弧边”（外凸），带耳室方形单室墓1座，墓室墓壁亦“弧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太原市西南郊、晋祠公社王郭村、南郊区金胜村、万柏林区义井村等地，均发现北齐和隋唐时期砖砌方形单室墓墓壁外弧现象。1962年公布的长治市唐代王义墓，砖砌方形单室墓，墓壁外弧。2019年公布的太原赫连山墓，也是砖砌方形单室墓，墓壁外弧。以上论例说明，单就墓室墓壁弧边来说，西宋M13年代下限落在唐代。

再对上述墓壁外弧的墓葬是否具备“甬道附带小耳室”的特征作一检索，那么前文所例举东汉至唐代的10余座墓葬，仅有3座墓葬的甬道附带小耳室，分别是万荣县北魏薛怀吉墓、长治市唐代王义墓、太原唐代赫连山墓，这能说明什么呢？显然，西宋M13方形单室、墓壁外弧且甬道附带小耳室的墓型特征，与北魏和唐代墓葬的文化关系更密切，年代应该更接近才是。然而，前文关于前后室墓型和小前室大后室的述论中，已然将西宋三墓中M10、M14的年代下限卡在了北魏以前的曹魏西晋时期或十六国时期，所例举墓壁弧边的诸多北魏至隋唐墓葬也再次说明，山西境内北魏及北魏以后，前后室墓型已经消失或绝迹。所以，得出结论：西宋三墓同处一墓地，墓葬年代彼此接近，“墓壁弧形”和甬道带耳室的M13，其年代下限应当接近M10与M14的年代（北魏以前）。

关于M13年代的述论，连带出一个较为重要的认识：北魏和唐代砖砌单室、墓壁外弧且甬道附带耳室的墓型（如上述），它们类型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闻喜县西宋M13。

四、結 语

本文围绕闻喜县西宋三墓展开论述，重新梳理并分析了西宋三墓的各种物质文化因素。显然，因为出土物稀缺，单凭墓型、墓道规格和出土的1件绿釉陶残片及1件绿釉陶残耳杯，去推断西宋三墓为东汉墓，证据明显不够。与此相反，前后室墓型沿用至北魏以前，汉代绿釉陶传统北魏时期仍在延续，“小前室大后室”主要是魏晋时期墓葬特征，砖砌方形单室墓壁弧边且甬道带两耳室的特征是不见于东汉而与北魏唐代联系密切的一种文化因素。综合这些证据，再考虑到随葬品极少与曹魏时期薄葬制可能的联系，我们认为，闻喜县西宋三墓出现部分非东汉墓葬传统的新文化因素，它主要是一处三国曹魏至西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充其量有一座墓葬的年代上限可能会接近东汉末年。史载，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下令“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又遗令薄葬，这个历史时期应该就是西宋三墓的年代上限。

对于西宋三墓非东汉墓地的判断，我们再重复申述一点证据。西宋三墓M14墓室“后室两侧各有两个长0.3～0.36、宽0.2～0.25、高2.2米的土坑”，虽广泛查阅多种汉墓考古发掘报告，但不曾有关于这种墓葬构筑特征的记录，这从反面证明，西宋M14非东汉墓，从而支持了我们对这个墓地年代主要属性的判断。

西宋M13，砖砌正方形单室，墓壁弧边且甬道两侧带耳室，发现这座墓葬墓型特征与北魏和唐代部分墓葬之间类型学的联系，是我们这次研究过程中一次意外的收获。

本文写作过程中，查阅的资料还很有限，疏误在所难免，请方家批评指正。

韩炳华、朱秀平、张慧：《闻喜西宋墓地发掘简报》，《三晋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95～500页。

叶小燕：《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63页。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63页。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朱亮、李德方：《洛阳魏晋墓葬分期的初步研究》，《1992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78～290页。

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

刘富良、张福龙、魏智睿、郜涛、扈晓霞：《河南巩义龙尾村晋墓M164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常一民、渠传福、阎跃进：《太原北齐库狄业墓》，《文物》2003年第3期。

杨作龙、毛阳光：《洛阳考古集成·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图书馆，2007年，第864～1014页。

王玉清：《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

段双龙、王秦岭、陈海波、杨及耘：《山西侯马虒祁北魏墓（M1007）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64～65页。

周健、冯钢、朱海玉、原江、李爱民：《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5期。

运城行署文化局、永济市博物馆：《山西永济上村东汉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

黄永久、张童心、胡小朋：《苏庄古墓清理报告》，《文物》2011年第1期。

王玉清：《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

马建华、赵吴成：《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赵建龙、刘兵兵、马更生、赵亚君、仇梦晗：《甘肃酒泉丰乐三坝湾魏晋墓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1期。

俞伟超：《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刘斌：《洛阳地区西晋墓葬研究——兼谈晋制及其影响》，《考古》2012年第4期。

代尊德：《太原西南郊清理的汉至元代墓葬》，《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129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博物馆：《夏县王村东汉墓地的勘查与发掘》，《文物季刊》1995年第1期。

马昇、武俊华等：《北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山西万荣发现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墓》，《中国文物报》2018年7月13日第8版。

高峰、左雁、张志忠、高松、李白军：《山西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8期。

代尊德：《太原西南郊清理的汉至元代墓葬》，《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129页。

渠传福：《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78～187页。

常一民：《太原市神堂沟北齐贺娄悦墓整理简报》，《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8～193页。

常一民、赵恒富：《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4～208页。

沈振中：《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第2期。

周健、冯钢、朱海玉、原江、李爱民：《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5期。

李乐民：《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述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