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围产期抑郁发病率调查及危险因素*

2024-01-12 05:21徐玉芹王小榕王子旭刘晓巍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4年1期
关键词:围产期孕产妇发病率

徐玉芹 王小榕 王子旭 陈 雪 刘晓巍△ 赵 宏△

①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 E-mail:yuqin2200@126.com ②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妇产医院 ③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通信作者 E-mail:lxw1092@sohu.com E-mail:hongzhao2005@aliyun.com

围产期抑郁(peripartum depression,PPD)是指在孕期及产后一年内发作的非精神病性的轻性或重性抑郁障碍,包括产前抑郁症(或称孕期抑郁症,antepartum depression)和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1-2]。由于筛查工具、界值取值、样本的代表性等因素各不相同,国内外关于围产期抑郁的发病率报道差别较大。我国围产期抑郁发病率在5.5%至23.1%[3]之间,国外报道孕期抑郁和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分别是15%和20%[4-5]。围产期抑郁症同抑郁症一样,拥有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的特点[6-7],它不仅影响孕产妇本身,会增加早产[8]、孕期高血压的风险[9],还对胎儿或婴儿的身心发育产生负面影响会导致婴幼儿发育不良、患哮喘及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10]。围产期是女性抑郁症的一个发病高峰[11]。据国外系统评价显示[12],产前抑郁发病的人群相较于产前无抑郁的人群产后出现抑郁的可能性较大,具有统计学差异。因此,提高对围产期妇女的心理卫生的关注,提高疾病筛出率和诊断率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关于孕期抑郁症发病率的研究较少,而产后抑郁症的发病率的相关研究则很多。我们选择了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就诊的孕晚期和产后孕产妇作为观察对象,开展了孕晚期抑郁和产后抑郁发病率的横断面调查研究,并分析了与抑郁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以期为我国围产期抑郁的早期识别和早期诊断提供基础研究数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前分娩体验门诊和盆底康复门诊就诊的孕晚期和产后的孕产妇。本研究共收集问卷5460份,其中产前1360份,产后4100份。进行隐私信息清洗和排除不合格问卷后,最后得到有效问卷4476份,其中产前660份,产后3816份。产前平均孕周为38.53周,受调查的妇女年龄分布在20~25岁的有59人,占总人数的1.32%;26~30岁的有1122人,占总人数的25.07%;31~35岁的有2182人,占总人数的48.75%;36~40岁的有975人,占总人数的21.78%;41~45岁的有138人,占总人数的3.08%。

纳入标准:①20~45岁的孕产妇;②孕晚期的孕妇(孕36~39周),以及产后一年内的产妇;③产后基线资料中的新生儿性别因素仅纳入单胎者。排除标准:①量表必填项目不完整(姓名、年龄、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填写项目少于总小总项目数2/3、填写内容不符合逻辑的问卷;②重复问卷。对于同一个ID在7天内重复填写,我们选取第一次填写的问卷纳入,第二次填写的问卷予以排除。

1.2 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由专人指导调查对象扫描问卷星二维码填写问卷,现场通过手机端进行线上填写。被调查者需根据自身最近7天的情况进行EPDS量表的填写。调查者在现场对理解困难的条目给予解释,并着重解答涉及隐私的条目。数据汇总至问卷星系统后台,最终由工程师导出。

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相关信息以及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两部分内容。①被调查者基本资料分为产前和产后两个部分。产前采集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丈夫的受教育程度[13]、代际关系[14]、孕期是否同丈夫发生过不良事件[15-16]、本次是否为计划内怀孕[17]。产后采集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个人最高学历、工作状态、目前个人经济收入、分娩方式、自然分娩的情况、新生儿性别、孩子数量。②EPDS该量表共10个条目,分别为心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每个条目依据症状严重程度分为4级,分别赋值0~3分,总分0~30分。本次研究以总分≥13提示孕产妇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视为筛查阳性。总分越高,反映抑郁程度越重。

质量控制:本研究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案,调查人,均接受过专业人员的的培训,能够指导被调查者准确地填写问卷。

1.3 统计处理

调查表数据由问卷星系统直接导入SPSS 24.0统计学软件,对重复问卷、无效问卷、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进行清洗。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选取95%置信区间,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孕晚期同产后EPDS评分的比较

根据EPDS评分,以12/13作为界值,孕期抑郁人数是132例(20.0%),产后抑郁584例(15.30%)。孕晚期抑郁的EPDS评分为7.74±6.007,产后EPDS评分为7.52±4.789,孕晚期和产后EPDS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见表1。

表1 孕晚期同产后EPDS评分的比较

2.2 相关因素

按照EPDS评分,以12/13作为界值,将孕产妇分为抑郁和非抑郁组,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孕产妇的人口学因素、产科因素等与抑郁发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对于孕晚期抑郁,夫妻间是否发生过不良事件、本次怀孕是否为计划内怀孕、代际关系等因素对抑郁的发生均无相关性(P>0.05),而产妇年龄分布在20~35岁区间具有显著性(P=0.035),见表2。

表2 孕晚期抑郁发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n(%)]

产后危险因素与抑郁发病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个人月收入<10000元、既往有痛经史、经前紧张史、目前有漏尿症状P值均<0.05,提示以上因素为产后抑郁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图1。

图1 产后抑郁发病独立危险因素(P<0.05)OR值图示

表3 产后抑郁发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n(%)]

3 讨 论

目前国内关于孕晚期抑郁的发生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研究较少。本次研究以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作为筛查围产期抑郁的工具,调查了北京地区围产期抑郁发病率以及相关的危险因素。

Gavin[18]的系统评价结果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孕中第三期(即孕晚期)抑郁发病率为8.5%,产后抑郁发病率为11%,产后发病率要高于孕晚期的发病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北京妇产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孕晚期抑郁的发病率为20.00%,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为15.30%,孕晚期抑郁发病率高于产后抑郁发病率,且发病率均高于国外。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①Gavin的系统评价中纳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或地区民众对生育的认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较高。我国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孕产妇对于生产的认知,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更加容易出现情绪波动的情况[19];②本次研究使用的初筛调查工具为爱丁堡产后抑郁自评量表,同使用DSM-5进行明确诊断的产后抑郁症得出的发病率相比,存在一定的检出偏倚,采用EPDS作为筛选工具测定的抑郁发病率偏高。

国内相关研究[20]表明,24~29岁为孕期抑郁高发年龄段。本研究显示,北京地区孕妇年龄在20~35岁间是孕晚期抑郁高发年龄段,年龄区间相对抬高,同北京地区生育年龄普遍较高有关[21]。另外,本次研究的孕晚期调查主要在产前模拟门诊开展,该门诊主要为可试产的、较低危孕妇,一部分高危高龄的产妇(>35岁)被过滤,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

Ekuklu[14]认为,在土耳其,丈夫学历水平低是妇女在孕期产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同是发展中国家,我国丈夫在新生儿的孕育过程中的参与度普遍较低[22],这也解释为何本研究中丈夫受教育水平同孕妇的抑郁患病情况没有相关性。除此之外,本次研究显示对于孕晚期抑郁,孕期夫妻间是否发生过不良事件、本次怀孕是否为计划内怀孕、孕妇年龄、代际关系等因素对抑郁的发生均无相关性(P>0.05)。国外的研究认为孕期夫妻间发生过不良事件、本次为非计划内怀孕和不良的代际关系都是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我们此次的研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不一致。

对于产后抑郁,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个人经济月收入小于10000元、既往有痛经史、经前紧张史、目前有漏尿症状P值均<0.05,提示以上因素为产后抑郁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外均有相关研究报道[23-24],经济地位较低是产后抑郁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北京地区,个人经济月收入低于10000元的产妇发生抑郁的可能性相较于月入大于10000元的产妇较高。此外,痛经和经前紧张是产后抑郁情绪发生的两个独立危险因素[25-28],它们都与卵巢激素的变化相关,卵巢激素的变化与抑郁症发病相关,雌二醇调节色氨酸羟化酶、血清素转运体和5-羟色胺受体的基因表达。因此,雌激素的波动可能引起血清素神经传递的改变,从而导致抑郁情绪产生。此外,漏尿可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也是产后抑郁情绪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29]。

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抑郁发病同产妇年龄、职业状况、新生儿性别、孩子数量这些社会人口学资料以及分娩方式、月经情况等临床资料均无相关性。国外大多数研究显示[12,30],目前围产期抑郁的危险因素有孕中晚期的心理状态较差、曾患抑郁病史等。而我国尚未有高质量的相关系统评价,现有的相关研究[31]认为围产期抑郁发病的危险因素主要有个人的文化程度、人格特质、家庭环境和激素水平。国外的危险因素偏向个人因素,国内的研究结果更偏向社会、经济因素,这一差别同文化、经济水平和女性角色差异有关,符合我国国情。

本次调查得出的危险因素主要同患者的个人生理功能相关,可能与本研究的调查区域比较局限,调查人群存在选择偏倚,调查场所嘈杂可能影响受调查者的主观判断有关。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妇产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孕晚期抑郁和产后抑郁的的发病率分别为20.00%和15.30%,发病率较高。围产期抑郁的发生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非高龄产妇与孕晚期抑郁发病相关,个人经济收入较低、既往有痛经史、经前紧张史、目前有漏尿症状与产后抑郁的发生相关。因此,应该重视围产期抑郁患者的筛查,加强对高危人群的识别和诊断,实现对围产期抑郁患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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