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024-01-12 04:36范永红王航宇葛可可刘晓丽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4年1期
关键词:个体问卷情绪

范永红 王航宇 葛可可 刘晓丽 邹 敏

潍坊医学院心理学院 261053 E-mail:2248106466@qq.com △通信作者 E-mail:zou_min@163.com

非自杀性自伤[1](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是指个体没有自杀意图,但故意、重复地进行不被社会认可的伤害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如利器划伤、烧伤等,NSSI行为不具有直接致死性,但会促使感染、永久性疤痕和自杀[2]。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发人群[3],我国大陆中学生NSSI的总检出率为27.4%[4],仅2021年上半年青少年的NSSI检出率就为15%[5]。可见,NSSI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未来自杀行为的显著预测因子[6]。青少年正处于建立自我同一性的时期,个体内在因素、童年经历及家庭人际关系等多方面都是NSSI的影响因素[7]。

在诸多因素中,已有研究证明生命意义感是NSSI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8]。生命意义感[9]是指个体对自身存在及存在意义的感知,也包括对重要事物或他人的认知与觉察。生命意义感水平更高的个体心理会更健康[10],缺乏生命意义感则可能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甚至会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11-12]。个体拥有生命意义感,是预防NSSI和自杀意图的重要保护因素[13];一项西班牙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生命意义感水平与终身NSSI的发生频率负相关[14]。因此,生命意义感是预防青少年NSSI行为的重要缓冲因素,探究生命意义感与非自杀性自伤的作用机制非常有必要。

抑郁是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消极情绪,指个体感到悲伤或不快乐[15],近期一项元分析发现国内初中生抑郁检出率的综合值为28.4%[16]。抑郁情绪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是NSSI的重要预测因子[17]。一方面,抑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呈高度负相关,缺乏生命意义的个体会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而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的个体则更能够产生积极情绪[18];国内学者赖巧珍[19]在大学生群体中证实了抑郁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国外学者Hedayati[20]也发现生命意义感是影响抑郁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有抑郁情绪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NSSI行为,根据体验回避模型[21],当外部刺激激发抑郁情绪时,个体会通过自伤行为暂时地回避和缓解,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强化了自伤行为。同时,Kumar[22]研究证实了抑郁情绪与NSSI的相关,Gollust[23]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抑郁情绪程度越高,越可能出现自伤行为。因此,本研究推测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可能产生抑郁情绪,进而会增加自伤行为的次数,即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与NSSI中起中介作用。

自我接纳被认为是青少年时期重要的心理资源,是自尊心理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24],指在情感上、态度上对实际自我的悦纳,在认知上对实际自我的觉察及判断[25]。自我接纳程度高的个体能够无条件地接纳自己和周围环境,能够积极应对负性事件,能够保持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故个体产生抑郁情绪的风险显著降低[26-27]。相比之下,自我接纳程度低的个体容易缺乏自信心,易对自我和环境产生负向评价,心理状态趋向于消极,从而产生更多的抑郁情绪[28-29];Carson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接纳程度低的个体更易出现抑郁的心理问题[30]。可见,不同程度的自我接纳会影响个体对自身和环境的态度,能够有效地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根据资源保存理论[31],不同心理资源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着交互作用,而自我接纳与生命意义感都是重要的心理资源,因此自我接纳可能在生命意义感与抑郁情绪间起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旨在探究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间的中介作用,并检验自我接纳对该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见图1)。抑郁情绪和NSSI都是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能够为预防自伤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参考。

图1 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及自我接纳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获得相关学校领导、参与者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后,通过问卷星在山东省的大学和中学发放了5200份问卷,剔除漏填和说谎题后获得5014份有效问卷(96.42%)。参与者年龄在13~22岁,符合《青少年发展心理学》青少年的年龄界定[32]。其中,男生3389名,女生1625名;独生子女1386名,非独生子女3628名;有留守经历(16岁前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开半年以上)的340名,无留守经历的4674名。

1.2 方法

1.2.1 非自杀性自伤问卷 采用万宇辉等人编制的非自杀性自伤问卷[33],共12个项目,包括“故意掐伤自己”、“割伤”、“烧伤或烫伤”等12种自我伤害行为,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0=“没有”;4=“总是”),得分越高,说明NSSI程度越严重。本研究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97。

1.2.2 生命意义感问卷 采用Steger等编制的生命意义感问卷[9],共10个条目,包括存在意义和寻求意义两个维度。存在意义指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强调结果),寻求意义则指个体对生命意义的积极寻求程度(强调过程)[34]。该问卷根据同意程度划分了7个等级,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说明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97。

1.2.3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有20个条目,描述了20项抑郁症状,包括抑郁情绪、积极情绪缺失、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人际问题4个因子,采用0~3的4级计分,部分题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程度越高[35]。本研究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

1.2.4 自我接纳问卷 采用丛中和高文凤编制的自我接纳问卷[25],包括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两个因子共16个项目,运用4级计分(1=“非常不相同”,4=“非常相同”),其中有8项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说明自我接纳程度越高。本研究该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9。

1.3 统计处理

运用SPSS 26.0进行共同方法检验、描述统计、差异检验和相关分析,用PROCESS 4.0插件探索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共抽取了6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首个因子的解释百分比为28.27%,低于40%的临界值,故本研究数据排除了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男生在NSSI、自我接纳、抑郁情绪得分显著高于女生;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在NSSI和抑郁情绪上得分显著高于无留守;在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接纳得分上无留守显著高于有留守;独生子女在自我接纳得分上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青少年各量表得分比较

自我接纳与NSSI、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NSSI与抑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而抑郁情绪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见表2。

表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r)

2.3 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与NSSI间的中介作用

标准化处理所有的变量后,以性别和是否留守为控制变量,通过PROCESS程序(模型4)考察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和NSSI中的中介效应。生命意义感对NSSI的负向预测显著,在加入中介变量抑郁情绪后,生命意义感对NSSI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抑郁情绪对NSSI呈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见表3。生命意义感对NSSI的总效应和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与NSSI间起完全中介作用(β=-0.09,SE=0.01,P<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95,-0.075],见表4。

表3 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

表4 抑郁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2.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性别、有无留守经历和是否独生为控制变量,运用PROCESS插件(模型7)检验自我接纳对抑郁情绪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生命意义感与自我接纳的交互项也对抑郁情绪起到了显著的预测作用,即自我接纳正向调节了生命意义感与抑郁情绪的关系。综上,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与NSSI间的中介作用(前半段)受到了自我接纳的调节,见表5。

表5 自我接纳的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理解自我接纳的调节作用,取其±1SD的值绘制交互作用图,见图2。当个体的自我接纳程度高时,即使生命意义感较低,抑郁情绪也能维持较低的水平(βsimple=-0.17,SE=0.01,P<0.001)。当个体的自我接纳程度低时,生命意义感对抑郁的影响增强,具体表现为低水平的生命意义感能够预测高水平的抑郁(βsimple=-0.20,SE=0.01,P<0.001)。

图2 自我接纳的调节作用

3 讨 论

3.1 非自杀性自伤与性别、留守经历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性别在NSSI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显著高于女生,与王静等[3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前人的研究也表明男生在NSSI检出率上显著高于女生[4],这可能与男生女生的气质特点和教育方式有关。一方面,青少年期是心身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个体遇事情绪易激动并会产生逆反心理,男生的行事风格可能会更加强硬、更显冲动性,而NSSI的青少年冲动性水平显著高于普通青少年[37]。另一方面,在国内大环境下,家长对男生的期望比较高、教育方式比较严格,故男生会更容易采取自伤等过激行为表达压力和不满[38]。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在NSSI得分上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的,与留守正向预测NSSI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9]。有学者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个体会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和自伤等心理问题[40],这可能跟长期缺少父母的支持与陪伴有关,父母角色的缺失会让青少年感到紧张、忧虑、孤独等[41],从而采取自伤来缓解这些消极情绪。

3.2 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与自我接纳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NSSI行为,抑郁情绪在生命意义感与NSSI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一方面,高水平的生命意义感确实是缓冲个体NSSI的重要保护因素[8],缺乏生命意义感则与成瘾性障碍、抑郁和自杀密切相关[42]而当个体能够较为清晰地觉知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并致力于有意义的目标和人生理想时,生命意义感便成为防止NSSI的保护因子[43]。另一方面,青少年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44],即青少年开始思考“我是谁”去寻找和理解生命的意义。然而,当探求意义途中遇到挫折时,个体会产生抑郁情绪,进而采取自伤或自残等宣泄[45]。根据整合理论模型[46],NSSI之前会产生严重的负性情绪,但在NSSI之后负性情绪减轻了,很多自伤的目的在于减轻负面情绪,即青少年在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时会企图通过NSSI来缓解。有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还显著负向预测抑郁,当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时抑郁情绪就会减少[47]。因此,生命意义感能直接负向预测NSSI,也会通过抑郁情绪间接影响NSSI。此外,本研究发现自我接纳对“生命意义感→抑郁情绪”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当生命意义感水平较低时,自我接纳程度高也能减少抑郁情绪。可见,自我接纳对抑郁情绪而言也是重要的缓冲因素,能够将抑郁情绪维持在较低的水准。根据埃利斯的情绪认知理论,当个体能够接纳自己和周围环境时,就更能够发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减少了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因此,自我接纳程度高的个体,产生心理问题的风险会降低[48],从而能够在“生命意义感→抑郁情绪”起调节作用。

根据本研究的发现,对提高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与自我接纳有如下建议。首先,在家庭教育上,要注重形成家庭成员的榜样作用,引导青少年接受自身的优缺点,帮助正确面对挫折与困境,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时,家庭还要营造良好温馨的氛围,关心、理解和尊重青少年,鼓励青少年多参加活动以探寻生命的意义。其次,在学校教育上,要丰富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不能局限于作业和考试,应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和接纳自我的讲座、团体辅导等,潜移默化地提升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接纳;学校还应积极贯彻“双减”政策,鼓励学生参加多彩的实践活动,帮助领悟自身价值。最后,在社会教育上,应呼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减少暴力、轻生、自伤等不良行为的过度宣传,娱乐平台应严格遵循青少年的保护条例,社会各群体也应注重自身言行举止,帮助形成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和价值观。

综上,留守青少年在NSSI上得分更高,家庭和学校都要加强对这部分学生的重视。此外,本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抑郁情绪在两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前半段)受到自我接纳的调节。因此,家庭和学校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和自我接纳水平实现减少抑郁情绪和NSSI的目的。

猜你喜欢
个体问卷情绪
关注个体防护装备
小情绪
小情绪
小情绪
问卷网
个体反思机制的缺失与救赎
How Cats See the World
问卷大调查
情绪认同
问卷你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