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南北朝造像中的菩提树造型特征

文/阳新 by Yang Xin

（鉴藏专家、雕塑艺术创作人）

南北朝雕塑中的菩提树实例绝大多数都留存在石雕造像中，石雕工艺对于细节的表现可精致入微，有的能穿越千年时光几乎未有损耗，这一点与金铜造像、泥塑不同，故我们能从许多细微的局部中窥见古人的造型理念以及审美演变。

南北朝造像中的菩提树并非都如印度造像那样以毕钵罗树为原型，而是以扇形阔叶树为主流，这显然是受本土文化影响的结果，其造型可追溯至汉代神树图样以及魏晋时期的灵芝、玉树崇拜。但中国造像系统里并非没有真正的印度式菩提树，只不过数量少，让人难以注意。

如莫高窟第275 窟南壁有北凉时期的双树思惟像龛（图1），可算迄今为止最早的树下思惟像龛，双菩提树正好形成一个龛门形，其树叶为小片叶，与印度造像中的毕钵罗树叶类同。

图1 莫高窟第275窟南壁，北凉双树思惟像龛

云冈石窟中期的圣树造型尚能见到印度菩提树叶与汉代神树的影响。多为小型叶片，圆润疏朗，枝干修长蜿蜒，体现出双重特征，如树叶不叠压、像剪纸，树干有许多卷曲线条等细节，明显有本土神树造型的影子，而叶片的形态，生长方式则是受到印度图样的影响。如第11 窟西壁的佛涅槃故事中的双树、第10 窟的树下思惟、第5 窟门口东壁的树下禅定（图2）。此时为外来样式与本土文化交汇期，未有见到扇形阔叶菩提树。在汉化改制之后的晚期窟中偶能见到扇形阔叶圣树，数量较少，如第32-4窟外壁上部西侧的佛传故事图，属于非常典型的扇形阔叶树（图3-1）。值得注意的是，年代略偏早一点的第6 窟中心塔柱上也有佛传故事之树下降生图，其树形朴拙，叶片圆润、肥大，还带有早期神树的影子，与第32-4 窟的圣树截然不同，这反映了汉化改制及迁都洛阳后所带来的图式变革。

图2 上左为云冈石窟第11窟西壁，上右为第10窟，下为第5窟明窗东壁。图分别采自《中古石窟－云冈石窟》、水野清一著《云冈石窟》

图3 第32-4窟外壁上部西侧的佛传故事图，采自《中古石窟－云冈石窟》；巩义石窟北魏礼佛图

北魏迁都洛阳后，大规模营造龙门石窟，汉文化的影响力体现在龙门造像的各个细节。在龙门石窟中几乎所有的圣树都为扇形阔叶树，如宾阳中洞的萨埵太子本生故事以及帝王礼佛图、皇甫公洞西北隅上部、古阳洞南壁第130 龛龛楣、路洞北壁上层、魏字洞北壁，此类例子比比皆是；另，同时期的巩义石窟中也全为这类树（图3-2）。甚至以汉化改制为时间界线，一直到北齐北周再到隋代，绝大多数的菩提树都为扇形阔叶树，由此可印证这类树实则是汉化改制、以及受南朝文化影响的的结果。

2.巩义石窟北魏礼佛图

北魏晚期至东魏、西魏的菩提树有秀俊之气，灵芝形较为明显，但树形已有具体化的细节，有的树枝干出现挺拔硬朗的造型，修长而带有树结，如北魏正光五年刘根等人造像碑。东魏、西魏时，有的菩提树叶片上开始出现宝珠，这是一个小细节，很多菩提树叶上都有水滴状的小点，这其实是两层叶片叠压之后的孔洞间隙。但这个小点也会被处理成宝珠状，成为一种有含义的装饰，与树上生长出来的摩尼宝珠有内在关系。如东魏凝禅寺三级浮图碑上的菩提树（图4-1）、北齐武平三年佛时寺造像碑（图4-2）、以及邺城出土的一些东魏－北齐造像上都能见到。这种例子始见于北魏晚期至东魏，此后北齐最为多见，一直延续到隋代。

图4 凝禅寺东魏三级浮图碑；北齐武平三年佛时寺造像碑

北齐北周时代，整体佛造像样式受印度笈多艺术影响，菩提树呈现出圆润、柔和的气质，此前北魏那种稚拙的神树样式已难以见到。枝干的曲线都较为柔和，北魏时代那种硬朗之气的树形罕有出现；叶片也更厚实，与北魏晚期那种清秀感有别。邺城与曲阳地区的造像可为典型，菩提树呈现出丰腴、温润的美感。处理方式也十分成熟，树叶与枝干的多层穿插关系处理得极为娴熟。叶片上有更多的装饰细节，如摩尼宝珠、描金边、小化佛等，例子多不胜数（图5-1）。北齐菩提树的基调一直延续到隋代。

图5 南响堂山石窟，树下思惟；开皇三年邴法敬造像碑

隋承北朝遗制，在造像碑中也屡有见到扇形阔叶菩提树，其形规矩、气韵宁静，总体未超出前朝旧制。如开皇三年邴法敬造像碑（图5-2）。此时的娑罗树逐渐增多，已成趋势。唐代的圣树大多以娑罗树为主，扇形阔叶树较为少见，在壁画上能见到些许例子，如莫高窟第321 窟，叶片也不再如北朝之纯粹，呈现为精致小巧的装饰效果，实际上标志着世俗化进程的开始。在宋代的造像中，扇形阔叶圣树只有个别疑似的例子，如延安富县石佛堂六号窟中的窟释迦牟尼启棺为母说法图浮雕、以及富县庙沟罗汉堂石窟中的涅槃图，叶片巨大如蘑菇，呆板无灵动气，这是严重程式化的结果。宋以后绝少再见到扇形阔叶菩提树了。

综述：南北朝造像中的菩提树造型演变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外来图样在最初传入的过程中就已深受本土文化影响，从而衍生出许多特色树形，其中最为流行的扇形阔叶菩提树属于本土独创，叶片与枝干的形态最具超然纯粹之风，尤其在石雕造像中得以完全体现，其出现的场合也非常多样，且与各地域文化相互关联，呈现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