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人时代到体系时代

2024-01-14 07:17刘畅
中国文化遗产 2023年6期
关键词:遗产伦理学科

第一次听到祁英涛先生的名字还是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是从楼庆西、郭黛姮和徐伯安先生的口中得知这位文物保护事业一代大匠的名字;而聆听祁先生的故事,则是一直等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之后,故事讲述人是赵仲华、王仲杰两位前辈——他们都曾经跟随祁先生深度参与了山西永乐宫搬迁的重大工程;至于通过自己阅读和思考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更要感谢当年赵仲华老师的馈赠——他把自己收藏的一本《祁英涛古建论文集》慷慨地送给了1996年3月18日的“小刘畅”(图1)。今天的启发便要归因于当年的经历。

一、時代必需的多面手

从故宫的赵、王两位先生的口中,从专业文献阅读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最为强烈的印象便是祁英涛先生学术涉猎之广、工程经验之丰、决策实践之深。他的广博、丰厚和深入切实地回应了时代的需求,甚至达到我等后辈专门化的从业人员们难以综合拓展超越、甚至难以企及的水平。

祁英涛先生所在的时代是遗产保护事业刚刚起步的时代。那是一个需要大师站出来的时代。梁思成先生描绘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大旗,祁英涛先生便是扛着大旗冲在一线的先锋。

那个时代也是借鉴西方立足中国的思考的时代,西方的探索也会出现在当年的视野中。作为参照系,不妨引用一段美国艺术品保护专业泰斗回顾20世纪20年代行业成型之初的描述:

There was no luxury of specialization during the early days …… at the Fogg. Everyone worked on everything; the conservators and scientists brainstormed, took notes, documented, collected pigments, and painted out samples of paints on the walls. [13]

如同普适的规律,行业成长的早期阶段需要“everyone worked on everything”。我国建筑遗产保护领域也不例外,最为缺少这样的多面手—— 简单地讲就是“行业帅才”——换言之便是能够把各个相关行业、门类的知识、技能整合在一起,让原本各自为政的专家得以耐心地、踏实地坐下来一同解决问题。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祁英涛先生作为先锋, 不仅担负了多面手、协调人的角色,更是在分角色扮演中令原本的高手尊敬,为众多专业领域的发展都树立起了里程碑。工程领导力之外,仅就专业研究而言,祁英涛先生的成果坚实而深入。一段段故人的追思更是恍若昨天:为当年王仲杰先生津津乐道的是祁先生的《中国建筑彩画概论》《永乐宫壁画的迁移保护》《明陵的琉璃砖刻彩画》;赵仲华老师最为推崇的则是《北京明代殿式木结构建筑的形制初探》和《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保养与维修》;而我的导师郭黛姮先生当年布置的必读材料中《中国古代建筑各时代特征概论》赫然在列。甚至当年在故宫的忘年交“架木高人”王友师傅都知道祁英涛老师事必躬亲探讨脚手架传统工艺和现代做法的往事。

感慨那个如火如荼的时代,感慨那些心怀使命的大匠。机会、勤奋、视野合力在一起,才能炼成先生一般的身板。

二、学科现状

正是因为文物保护一线有了祁英涛先生为代表的一代领军人物的开创性工作,才造就了这个行业在学术专门化的分舞台,以及各个古建筑实践门类的分舞台,并引领了各个舞台上的一代新“角”。在我接触过的“角”当中,故宫的王仲杰、朴学林、赵崇茂、赵仲华,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张之平、杨新、沈阳,以及我在清华的老师们都是我自己真切的养分源头。这也促使我期望能静静审视祁英涛先生那一代人之后学科如何走到今天, 又造就了如何的学科现状。

借助什么样的学科框架,区别于传统建筑学中创意和设计引领,才能真正实现遗产价值的持续认知与评估、保持与修复呢?学科框架中需要涵盖哪些相关领域,以区别于传统文化学范畴,才能更好地关注在已知突出普遍价值之外的“非显著价值认知”及其意义?

我们不妨再次借鉴西方的他山之石,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哈佛艺术品保护专业的佛格艺术馆的乔治 斯陶特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被后世简称为三条腿凳子三条腿分别是:艺术技能(studio art)、艺术史(art history)和科学(the sciences)[14]。在此六十多年之后,美国特拉华州温特图尔博物馆的格里高利 兰德雷为凳子加了一个“座面文物保护准则和伦理(图2),并在“故宫—清华—WMF家具与内檐装修保护培训班”(Conservation Resources for Architectural Interiors and Furniture Training Center, 简称CRAFT)等场合带到了中国①。这个座面的意义有着长久的基础,更确实凸显了学科存在的必要性,并能够确实保证上游学科和有效交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形成了多份行业准则文件——如欧洲的《欧洲保护/修复组织联盟职业准则》(包括绪论与定义、职业伦理、教育

和培训三个主要内容)②和美国的《美国历史与艺术品保护学会伦理与实践导则》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之类的从业行为约束文件虽然得到了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推荐,所憾并未得到所有施工、设计、管理等层面建筑遗产工作者的共同认可和严格遵守。近年以来, 出于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和自身实践的反思,笔者与故宫博物院赵鹏主任提出借鉴东方传统文化中更加优雅的比喻——以三足鼎取代凳子的比拟(图3),从而构成建筑遗产保护学科的总体框架的描述——鼎身就是基础理论、准则与职业伦理,三个鼎足分别是传统与科学保护工艺学科、建筑遗产社会人文学科和建筑遗产科学。

长期以来,“凳子”理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西方艺术品保护领域的普遍认可;而“三足鼎”的比喻则结合清华— 故宫文化遗产联合研究中心的人才培养实践与反思也得到了一些反响和支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照着这三个鼎足和一座鼎身,回顾祁英涛先生毕生的思考与实践,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其中,鼎身的代表作品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原则和实例》;人文之足的代表是《中国古代建筑各时代特征概论》; 实践之足的代表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保养与维修》;科学之足则体现在《应县木塔几项碳十四年代测定》。

顾盼今天遗产行业涉及的学科门类,一下子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任务的艰巨。不用说羡慕祁英涛先生曾经有机会深入调查过的古建筑,不用说仰望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认识到课题的复杂及其社会责任的重大,简直学通学科的诸般武艺已是奢望。

三、面向未来的祁英涛先生

面向未来,时常困扰自己的问题是:自己要努力成为祁英涛先生一样的“全才”?还是坚守某个学术方向,成为不可替代的专家?站在未来的角度,考虑知识分化、信息爆炸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们似乎理应期待数以万计的专门化人才,并且他们能够聚拢在一起,分工协作、各专所长。然而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聚拢方式呢?在塑造健康的遗产行业过程中,我们的行业建构及其背后的学科建构应当如何撑起行业运行模式及其生存生长的模式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待自己似乎越来越清晰,甚至看待人的事业和职业生涯,也能够愈来愈有些说服力了。借助纪念祁英涛先生百年诞辰的机会,也恰恰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思考的起点是建筑遗产保护学科是极其综合性的学科,与学科分支和功能相比,学科灵魂则不可须臾或缺。朱光亚先生在《建筑遗产保护学》“建筑遗产保护的基础性研究层次”一节中择要说明了社会人类学、法律与法规、经济学与旅游学、考古学/历史学与建筑史学、结构科学、材料科学、传统工艺等七根基础研究拐杖[15];如同三足鼎鼎身一样不可缺少和长期演化的,则是专业伦理和学科方法论。与当年梁思成先生等学者创立的中国建筑学的情况相同,核心的建筑学之理论构架、伦理规范是引领土木结构、电力电器、建筑声光热等领域的“龙头”。

祁英涛先生奋斗终生的工作固然是专业技术,奋斗终生的场合必须是遗产地现场,奋斗终生的方向一定是融会贯通。但是如若描述祁英涛先生的时代作用,则是要站在整体专业发展、学科构建的角度之上的。从这个角度理解,祁英涛先生毕生所学之综合力量则是在推动整体学科框架、行业伦理的建设——与建筑学在建筑业的地位相同,遗产保护学的“鼎身”基础理论、准则和伦理便是遗产保护行业的“龙头”。

回到三足鼎的比喻,也拿来建筑业的类比。祁英涛先生曾经借助很多机会表达了对行业大场景的关注。这些工作具体体现在《古建筑的“保”和“用”》《浅谈古建筑复原工程的科学依据》《对仿古建筑的看法》《古建筑工程预算》等论述中。

我们无法设想祁英涛先生帮助我们回答今天面临的问题,就如我们无法全面深入地把握祁英涛先生深厚的学养一样。先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还是启发。对于笔者个人来说,正是因为先生广泛的涉猎和不避艰辛的一线工作,給了我更加多样的视角和体验,也给予我更多的专业启发。

谨以此短文纪念祁英涛先生,并对接过先生接力棒的那一辈正在逝去的学术传人和践行者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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