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仁德,利济乾坤”
——覃氏瑶医第十四代传承人覃建峰

2024-01-15 11:47覃建峰口述李卓玲赵毓馨延子惠王明昱孙菁悦沈彤彤整理
传记文学 2023年12期
关键词:大庆祖父医院

覃建峰/口述 李卓玲 赵毓馨 延子惠 王明昱 孙菁悦 沈彤彤/整理

医家传承:取舍之间的学医道路

我生于1985 年,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出生,两岁左右随家人到黑龙江,从小在大庆成长。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目前就在北京扎根。尽管我是广西人,但我的口音、性格和生活习惯,基本是东北人的模样。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学医的。尽管从小我就受到悬壶济世的家风熏陶,但一开始并没有从医的想法。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运动员或者体育老师。在大庆念书的时候,我一直参加跑步训练,能在大庆市排名前两位。我喜欢运动的氛围,当时和我的体育老师相处得很融洽,未来就想像他一样,带一批学生,能像自己的朋友、兄弟一样。后来上大学参加运动会,去跟省里的大学生比了一次,才知道自己和高水平运动员差距有多大,才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从此就打消了从事体育的想法。

我的家庭是相对传统的,高考之后听从父母的意见,按照他们规划的道路报考了医学院。我对瑶族医学的理解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培养和明晰起来的。从小只听家人说瑶医养生,生病或者身体有恙都是吃中药治理,但未曾明白其中要义。最初对瑶医的浅显认识是在我十几岁长青春痘的时候,母亲给我开了“最灵”的药去解决内分泌失调问题,吃了药很快就好了。也正是因为长期喝瑶药、泡药浴,大学的时候就算熬夜通宵,我的精气神一直很好。我从小脸上都没擦过护肤品一类,但是皮肤很好,这也要归功于从小内服外用瑶药的调理。

家传对我行医的经历影响深远,从小耳濡目染祖父、父亲治病救人的事迹,发自内心敬佩如他们这样无私的医者。虽然家人都深谙瑶医,从十几岁就教我辨认药材、传授用药知识、培养针灸技法等,但是由于当时瑶医并未建立系统化的教育体系,我对医药的认知仍然相对分散和片面。后来,我进入大学医学院学习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以后,才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练习和实践。直到自己开始亲身行医治病,经历难处,我方才明白家里长辈早年从广西到黑龙江跋山涉水救人一命的赤诚之心,打心眼儿里敬佩他们。

覃氏瑶医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十四代了,之前每一代在历史长河中都留下了相应的治疗疾病的经方。比如我们现在治疗红斑狼疮的方子,就是第三代的覃文才、覃文昌兄弟俩留下来的。我们治疗新冠的方子是第五代留下的,此外留下来的还包括治疗肿瘤的方子。现在我们在治疗上,虽然方子已经改变很多,但是基本原理还是没有变。

瑶医发展:从西南到东北的行医岁月

当时在老家的时候,我祖父算是乡村医生。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职业医生一说。后来为什么到了东北的大庆,是因为他治好了大庆油田一名总工程师的重症,两人由此结了缘,这就是一种医缘。这位总工程师想邀请祖父去大庆开医院,承诺会给祖父起执照,所有的经营和运营这块都会来帮助。

当时大家对北方的共同认知就是北大荒,觉得第一是冷,第二是物资匮乏、人烟稀少。所以去之前,很多人就劝祖父,那个地方就别去了,又冷又不习惯,零下40 度左右的环境,人怎么能待得住?然而那个总工程师前后三次提出诚挚邀请,祖父这才最终决定过去。

20 世纪80 年代还没有移动电话,全都用的是固定电话,而且通信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山里,在乡下农村,很难沟通。在去大庆之前大家就约好时间,祖父、祖母和我父亲三人准备好之后,就按照约定的时间直接到了当地,按照人家给的地址找到了总工程师的家。结果到了人家家里才知道,总工程师半个月前出车祸去世了,而且他家里人也联系不上,那时候真的就是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

由于祖父他们从广西出发时背着一些药,就想着先把药卖掉,然后就买返程票回去。为此就去摆地摊。结果当天,药就被直接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有工商局,由派出所履行工商局的职责。人家说祖父没有营业执照,属于非法经营。这一没收以后,祖父本身带来的钱不够,整个食宿等就很紧张,要回去又很困难,祖父急得病倒了,最难的时候兜里只剩下5 块钱。最后,他们是被大庆市火车站旁边一个旅店的老板给救了。

当地老百姓非常仗义,你要是真有困难了,都愿意帮助你。而且那个年代大家都很朴实,人家就说,你们就先在这住着,等有钱了再给,祖父他们后来才慢慢安置下来,才有机会得到派出所的帮助,拿到营业执照,把药要回来并继续摆摊。

此后,祖父在晚上出摊卖药。第一天看病的时候就来了三个患者,是三位大娘,她们的年龄都偏大些。因为是在市场边上摆摊,现在讲就是“江湖游医”,人家是很难相信的,每个人都只拿了一服药,人家要先看一下疗效。祖父当时本来也是生病刚好,一看生意很难做,得不到患者和当地人的信任,就想着第二天不出门了,去不去摆摊意义也不大。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发现有人来找他们,后来才知道是祖父前一天晚上给他们开的那些药,他们吃完以后效果非常好,此后一传十,十传百,当地人发现有一个瑶医非常会治病,就慢慢传开了,人也越来越多。祖父带去的药本来也不多,此时他医者的心态就出现了,有些患者刚刚见效,有些人刚刚开始认同你,在那个状态下祖父就让我父亲回老家再取点药。那时还没有什么现在说的物流,完全是靠人运的。

父亲一年大概要往返五六趟取药。他一个人能运九包药,都是那种麻袋。为了能多带一些,他用的全是大号的麻袋,里面装两个人都没问题。当年坐火车上下车都是人挤人,据他自己说是把药包绑在担子上,最后有一包是用拖的,到车站的时候再让别人帮忙拿上去。但是那个药包大到跟人的身高是差不多的,还要前后各四包捆在一起……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扛着九包麻袋往返的。

父亲上车之前带好烟,先给人递烟,把最好的烟给出行的拿很少东西的人,然后开始讲他的故事,争取得到他人的帮助。那个时候的火车还没有卧铺,都是坐票,座位下面是空的。父亲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药都放在洗漱间。因为从桂林开到大庆的火车要三天半差不多四天的时间,火车上是有洗漱间的。人就躺到座凳下面,钻进去,反正外面怎么踩就不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上这青一块那紫一块的。他真的是那个年代苦出来的人,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很佩服他。

后来,父亲对火车都形成了一种恐惧感。当年的火车在出发之前都会鸣笛,现在的高铁已经听不到鸣笛声了。我们住在大庆正好靠近火车站附近,经常会听到汽笛声,他跟我母亲晚上休息的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拉鸣笛声,就会条件反射般马上起床,穿上衣服就开始往外跑。

对于他们来讲,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拼出来的。后来他们渐渐从摆摊,开始在门诊坐诊,又由门诊部转成了医院。经过努力,条件也开始稍微好转了一点,至少能付得起房租,在大庆能固定地住下来了。祖父所办的是大庆第一家民营医院,所起的执照是“庆卫0001”。当时大庆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周边配套设施与医疗资源也不足,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做很多事是有多么地难。

后来,覃德坤医院在大庆基本上算是家喻户晓了。那个时候打往大庆咨询的电话多到已经影响到电话的转接了。电信公司为了方便我们使用,免费给医院装了4 部电话,当时一部电话的安装费可需要8000块钱。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当时我们向外地发药,因为邮寄出去的东西太多、药量太大,邮局就单独在我们医院旁边开了一个邮政点。业务量大的时候,医院把周边的酒店、餐饮行业全给带动起来了。患者们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开始排队看病。我们还带动了住宿,医院周围的饭店有很多看病问诊的人。再后来我们就向全国各地发展,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石家庄、沈阳,慢慢创建这些地方的分院。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有些医院不得不关了。到目前为止,还有北京、上海和沈阳三家。

成为医生:习医路上的生死感悟

真正对行医产生深刻体悟是在2009 年左右,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人事无常、生命脆弱,可以说是经历了蜕变。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进修实习。短短半年时间,经我手就送走了七名患者。在学校我有满腔热血,而且在长辈的教育和影响之下,立志要尽我所能治病救人。直到在一线临床,面对那些疑难顽疾而手足无措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能够施展的力量太过有限。尤其在肿瘤科,很多患者都是走投无路,在全国最有名的大医院被下了绝症的“判决”,这才找到中医院治病。可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临终关怀。

覃建峰医生用瑶医目诊诊法为患者诊断疾病

我记得我经历的第一个去世的患者是一个19 岁的小伙子,当时和我差不多年纪。他是肺癌,肿瘤堵塞气管,氧气进不去,心肺复苏之类的抢救手段已经无效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参加心肺复苏的情形。那天我值夜班,患者八十多岁,肺癌骨转移,老太太都瘦成皮包骨了,且之前就出现大腿骨病理性骨折,只能躺着一动不动。我接到抢救呼叫时,她基本只有呼气没有进气。三线医生让我配合心肺复苏。我极其紧张,尽管早已在学校学习过,观摩过别人,看似简单,但真正自己上手的感觉和书本知识完全不一样。当时我甚至没有用全力,一按就“咔嚓”骨折了,继续按压,她的胸腔就开始冒血,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每一个送走的患者我都有印象,记起他们心里只有无助和悲哀。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有转变了,即便俗话说医生是和生死打交道,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可能做到看淡生死呢?医者仁心,我们只有尽力医治,努力通过瑶医中医填补西医所不及的地方,至少能给肿瘤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我到现在已经从医十多年了,另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医生治病很大程度依靠经验,诊断与医疗方案上有时会产生偏差,医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积累的业务知识作出相应判断,这个过程即是对医患关系的一场考验。先前我带过一批辅修瑶医专业的学生,他们来医院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个四五十岁的患者来看病。我第一眼见她的面色状态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问她所有的症状,比如是否焦虑、是否经常出汗,等等,她都否认。到后来没人的时候她又承认了确有各种状况。等后来我再给实习生分析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患者的一个基本情况,我说的所有事情她都处于一种否定状态,但实际上她的那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有时候目诊和检查的结果有出入,就需要医生进一步判断。例如有一名患者通过瑶医的目诊结果,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倾向的气滞状态,但是早期医学检查没有表现出来,患者不相信。实际上是气滞久治不散才成为结节,身体早已有生病的信号。由于当下人们已经根植了西医的知识观念,瑶族医学在医患关系方面,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调适过程,我们目前的医治仍旧需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

民族医药价值:时代考验中的社会担当

在新冠疫情之前,许多人对于中医都持不大认同,甚至是完全不认同的消极态度,对中医行业工作者,也没有那么多的尊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流行“劝人学医,天打雷劈”的说法了,更别说学中医了。也是这几年中医及中医药的独特价值重新被发现和强调,人们对于中医及民族医药行业医务工作者的态度才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变。

可能大家会觉得所有的医院在疫情期间患者人数都非常多,会很忙碌。其实不然,除了三甲医院或者是国家相应的定点治疗新冠的这些医院以外,其他医院能接待的患者数量实际上都非常有限,我们的许多独特的治疗技术与理念缺乏用武的空间。不仅是新冠,其他疾病的救治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拿我们主导救治方向之一的肿瘤来说。西医的治疗手段无外乎手术、放疗、化疗这几种方案,这些治疗手段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并伴随有一些身体上的创伤。面对各项机能下降的情况,又让患者大剂量地去营养跟进,从而增加免疫力,提高生存质量。而中医现在治疗癌症的主要思路就是“扶正”抗癌,就是把患者的正气扶起来,有了正气就不会生病,所以中医也常会用一些补益的药材与食物来帮助提升免疫力,从而提高生存质量,这与西医的治疗路径是有契合之处的。但现实情况是,中医的这种理论体系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西医的治疗体系之下的,长此以往,中医慢慢也就把自身定位为一种“辅助”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无奈:为什么大家说中医现在的声音越来越弱,都是西医为主导?就是因为中医被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一种辅助,且没有底气去依靠自身治疗这些疾病。我们医院现在做的很多努力就是为了增强自身底气、增强中医的底气。在我们的诊疗体系里,可以不用手术、放疗、化疗等方法,患者到我们这来,我们也同样有独特的方式解决问题。

社会的发展催促着所有的经济体和所有的行业都在进行改变和妥协,医药行业也是如此。在西医占据绝对主导权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不信任传统医药,认为传统医药见效慢、疗效不好,但其实并非如此。许多老中医依据他们的辨证论治而开具的治疗方案是有效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解决患者问题的,但药却似乎越来越不好使了。这个不是说明老中医不行,也不是说中医不行。而是因为:其一,我们所学的经方,包括我们现在学的古书里面的这些成方,虽然都是非常好用的,但它(医书)的剂量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剂量相差很多。为了保护百姓的用药安全,国家推出了相应的使用规范,过去古书中的许多成方在今天看来都是超出剂量的。像我们讲的桂枝汤或者麻黄汤,过去医书中记载的用药剂量是麻黄取半斤,放到现在是不敢这么用量的,但当人真正面对胃寒的症状时,用上一服这个药马上就解决问题了。中医同样可以很快见效,只是出于综合患者情况的考虑,一般不会下这么猛的剂量;其二,不是传统医药治疗效果不好,而是因为人们致病的原因出现了改变,也就是疾病谱发生了改变。以前的中国人大多在和饥饿做斗争,得病也是因营养不良造成的,因此扶正用补药的医学模式自然管用。而当前,人们普遍营养过剩,致病因素也是因为体内毒素垃圾太多不能清除而形成的;其三,就是现在中药的药效和我们原来野生的天然的药效差别很大。这三点导致了中医现在治疗疾病的窘境。

瑶医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减法生态医学模式,很多临床例子也在向人们印证这种模式良好的治疗效果,但因其相对传统、慢性、长期的医药治疗手段,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逐渐式微。此外,当下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存在的包括专业分科过细、治疗费用攀升、过度医疗、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以及传统医学在处于西医的管理体制下的受限性等,都是影响中医和民族医学发展的掣肘,其振兴任重而道远。

当然,每种医学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理论作为依据和指导,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我父亲花了15 年的时间,深入瑶乡,走村串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瑶医药资料,并加以整理、提高,主编出版了《中国瑶医学》这部著作,才由此结束了瑶医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使瑶医药理论及经验更加成体系,科学实用。现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也有瑶医的辅修专业,学校里可以选修瑶医课程,包括瑶医史、基础理论、重大疾病、治疗诊疗,等等。我也是大学的特聘讲师,讲授的课程就是《瑶医治疗重大疾病概论》,里面详细阐述了瑶医在治疗多种肿瘤、红斑狼疮等疾病方面的理论和技术。来到瑶医医院的医生,都会进行临床的教学,在上临床之前会学习案例了解治疗体系等。作为覃氏瑶医的传承人,现在我们所有的诊疗体系,从我父亲这一代开始就打破了原来的壁垒,我们最早的医学祖训是传男不传女,传儿媳妇不传姑娘。因为姑娘是要嫁出去的,儿媳妇要嫁进来。但是我们后来开设了辅修专业,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些诊疗方法传播出去,打破这种壁垒。

覃建峰医生(左)率领北京瑶医援沪医疗队赴上海抗疫,用瑶医药治疗方舱患者

不得不承认,就全国中西医学发展情况而言,少数民族医药还是一支比较薄弱的队伍,我们医院一直以来也是依靠多年的口碑来维持经营,其间还遭受了许多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时代冲击,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但无论再怎么困难,现在看来都坚持下来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自身的担当。无论是2003 年的“非典”疫情、2008 年的汶川地震,还是新冠疫情,瑶医医院都是主动请缨支援,第一时间带着医护人员和物资到达现场。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我们医院组建了21 名医疗队员赶赴武汉,经过近50 天的奋战,用瑶医的方法治愈患者152 名,启用远程会诊治愈患者228 名,共治愈380 名患者。除了这些大的行动,我们还经常会去各地方做义诊。我认为这些责任与担当是医者不能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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