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丝绸民族工商业者张际中

2024-01-15 11:38刘凯旋陈祥平
四川蚕业 2023年4期
关键词:阆中

刘凯旋 陈祥平

(四川省丝绸协会,四川 成都 610031)

张际中,字启远,1907 年12 月出生于阆中市保宁镇左营街30 号,丝绸工商世家。解放前他曾7 次创办丝厂,其中6 次被迫停业。事业屡屡受挫后,为寻求真理,他于1938 年2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川东北最大的党组织——中共南方局阆中中心县委机关就设于张际中家里,并开办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阆中分所(以下简称“战时书店”),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张际中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9 年9 月与党组织恢复联系,参与了阆中的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办联营丝厂、公私合营、参政议政及地方志编撰等工作,为阆中的革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事业奉献出毕生的精力。

1 书香门第,丝绸世家

清乾隆年间,张际中先祖张恒建携家人,由陕西三原县来阆中定居,迄今已繁衍至10 代。张家初为典当商,后主营茧丝业务,但历代均重读向学。第2 代至第6 代,均有秀才及第,其中第6代张绍言曾考中举人,并与其胞弟张绍轼先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出生的张际中为第7 代传人,仍在国学专修馆就读,后代也有多人跨入高等学府。张氏家族世代经商,第3 代到第7 代在阆中主营茧丝业,卓有成效,其后也有多人在茧丝绸产业从业。张氏家族九代读书,七代从业茧丝绸,全川少有。

张氏第2 代至第4 代,均考取秀才后弃儒经商。第2 代张山昆(字玉田)曾在江苏宜兴开红白花行,毁于火后不得已,回阆经营“履丰豫”商号。第3 代张必达(字道五)于清咸丰年间被“万顺发”商号延聘为经理,在阆中经营丝布和盐业。太平天国时出庄湖北、江浙一带,途经数年返回阆中,为东家交账,无差分文,被传为佳话。民国十五年(1926 年)《阆中县志》曾载有“张必达……其子孙列胶庠,登贤书者,代有其人,人以为忠义之报云[1]”。第4 代张修之(字颂延),经营“履丰豫”成衣铺及茧丝,于清朝后期购得位于前营盘街的川北镇总兵官邸(现阆中市左营街30 号张家大院,见图1)。

图1 左营街30 号张家大院大门

第5 代张为霖(字商雨或商逸),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创办“新纪”丝厂,生产“红鸡牌”过盆水丝20 余担(1000 余kg)经上海销往海外。“红鸡牌”过盆水丝丝质匀净腻滑,商标别具特色,在丝绸市场大放异彩,享誉甚高,不少车房纷纷要求使用“红鸡牌”号。该厂遂与丝商议定,凡用‘红鸡牌’商标者,每担丝由丝栈代收商牌费五元[2]”。光绪年间新纪丝厂运丝100 余箱赴申,在湖北境内的青滩、滩,接连2 船失事,损失百担之银,张家一夜债台高筑,负债4 万余两白银,“履丰豫” 号倒闭,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清宣统元年(1909 年)他在兼任学田局首事期间,曾在阆中东岩寺创办山蚕传习所,培养当地蚕桑技能人才。1905 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最早的商标法规《商标注册试行法规》,位于合川太和镇的四川第一经纬丝厂以“英雄牌”为商标的复缫丝摇经丝运至上海出口[3]。而“红鸡牌”商标使用比清政府颁布的商标法还早13 年,开全省丝绸类商标之先河,这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而办厂缫丝和创办蚕丝学堂的时间均为全省较早者。

第6 代张绍中(字新吾),初佐其父经营“履丰豫”商号,曾出庄到上海售丝,在湖北沙市买布。后于合川创立惠工摇经丝厂[4],任厂长数年,固有收获,陆续偿还部分旧债,还抽出6000 元交其父张为霖在莲池庵街(今古莲池街)创办“阆中永和摇经丝厂”。1916 年终返家时,适值县上变卖紧邻张家大院的左营游击署和官菜园2 处。张绍中购得后,将官菜园办“四有蚕桑社”,种桑养蚕,并将游击署营房改建为缫丝工坊,后与其子张际中创立“新记”丝厂,生产“鹿鹤牌”生丝。

2 延续祖业,屡办丝厂

张际中幼年曾入学国学专修馆,15 岁遵父命罢读经商,到南江大黑滩贩银耳运往上海,开始涉足商道,后学习买茧、制丝技术及管理,曾往返于四川南江、合川、芜湖、上海一带运销生丝、棉纱、棉布、银耳等。

1921 年前后,日本因火山爆发生丝产量锐减,引发丝价陡涨,国际市场每担(50kg)丝价由600 多银圆上涨至1500 多银圆,丝厂越办越多[5]。1925 年,18 岁的张际中辅佐其父招收女工,创办“新记”丝厂,年产“鹿鹤牌”生丝60 担(3 000 kg)左右,销往上海,颇有信誉。他曾轮任工务、出纳、会计等职,得以历练。据《阆中县志稿》(民国时期)载:1932 年,红四方面军到通、南、巴时,军阀田颂尧采用“前三榜后三榜”的锁连榜捐方式筹措军饷,每次摊派1280 元,几个月内便缴派捐七八千元,如迟缴、拒缴和无力措缴的,便施以牢狱、锁链、笞杖等酷刑,主要对象多是缫丝业主。军阀罗琼所办通汇钱庄,以3%月利率内扣息金的高利贷,贷与一些工商户,致不能负担而破产[6]。军阀横征暴敛、诛求无已,新记丝厂原有资金上万元,也被军阀掠夺殆尽,股东纷纷撤移,工厂被迫关门。

1933 年,张际中以多年积蓄和杨姓姑父家的借款各2000 余元,办小规模丝厂,勉强购茧缫丝,但因时局动荡,风声鹤唳,工厂职员纷纷外出逃避,工厂再次歇业。其后以技术和管理入股方式,与人合作经营丝厂,仅维系了2 年。1936 年,他重组保丰丝厂,后又逢卢沟桥事变,时局动荡,丝价跌幅过半,加之官僚资本与重庆大丝厂勾结,以“私买蚕茧即是汉奸”的口号垄断阆中蚕茧,禁止私营丝厂收茧,并雇用大批缉私人员,遍布各地蚕茧区,拿获蚕农卖茧者与买茧同法办。丝厂无茧可收,保丰丝厂又告亏折停歇。

1942 年,张际中买下10 张蚕种和部分桑叶养蚕,得茧100 余kg。进而以蚕茧和部分房产作抵押,再次与人合伙组建丝厂,以实现他多年重振丝业的愿望。是年生产顺利,粗略估计可获利以丝计十余担(500 余kg),高兴之余正谋划来年扩大再生产。不料,国民党特务强拉他去重庆五云山集中受训,即所谓的“洗脑”,实为集中处刑。当时工厂正在生产,老母又卧病在床,家人再三恳请留人,国民党特工人员不由分说,强制带人离厂。他被关押1 年多返阆后得知,上年的盈利仅分得2.5 担(125 kg)生丝,其余皆被合伙者侵吞,除去20 余人大家庭一年多生活开销外,仅剩1.5 担(75 kg)生丝。当时正值币制急剧贬值、朝不保夕,勉为其难地存放实物,拟待来年买茧时出售。为此家中纷争不断,大家庭被迫分炊,工厂再次停办。之后,中共阆南县委发动和组织的缫丝失业工人反对蚕茧出境斗争取得胜利,四川丝业公司放弃在阆中的蚕茧垄断。他再次买纸养蚕、开锅煮茧,直到1949 年阆中解放。

3 寻求真理,秘密入党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我国丝业,茧丝价格暴跌,丝市萎缩,丝厂倒闭,缫丝行业受到沉重打击,呈现一片萧瑟景象,时称中国的“丝业危机”[7]。1931 年,美帝国主义搞经济侵略,使银币与美元的比值由1∶2 倒挂为2∶1,加之日本生丝在华倾销,丝价猛跌。“川北每担生丝价由1100两银降至270 两银,……惨称一两生丝与豆芽同价[5]”。“而丝厂出售产品又受到丝栈和洋买办的双重剥削,其手续费高达3%~10%,还压级压价,低价宰割厂商、高价出售洋行,新丝生产季节是高价格,货到沪时又压低价格,凡此种种多层挤榨,所剩寥寥无几[6]”。1937 年10 月,四川省政府颁布《管理蚕丝业大纲》,规定制种、收茧、缫丝、运输等项均由四川丝业公司独家垄断经营。张际中虽身具缫丝及管理技能,却无用武之地,在走投无路之际曾改行贩茶叶,因无利而止,不得已只好远遁成都求一司书之职,以维系全家人生计免于冻馁。事业的屡屡受挫,使他深陷沉思。1988年,张际中在《行年八十我的自述并告子侄》的家书中这样写道:“我并非无能或懒惰者,为什么有这样困苦的环境?凡此种种都是封建军阀与官僚资本的勾结,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加上大家庭的积习……如欲彻底改变,非革命不可”。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他于1938 年2 月考入“四川省战时民众组织训练指导员讲习会”接受培训。经表弟刘传(时任中共川北工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8])介绍于同年5 月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被党组织派回阆中,任阆中中心县委地下党通讯联络员。1938 年12 月张际中受组织委派,以经理身份到武庙街“福德堂”药号左侧的“重庆战时书报供应所阆中分所”(现武庙街39~41 号)工作,并兼文化支部书记。“战时书店”作为中共阆中中心县委的交通站,用于与延安和上级来的同志秘密接头。

鉴于当时阆中、苍溪等地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中共川西特委安排胡景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货运局局长[9])到阆中组建川东北最大的党组织——中共南方局阆中中心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1938 年12 月,阆中中心县委在阆中县城建立,机关设在张家大院后院,隶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辖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剑阁、通江、南江、巴中9 个党组织工作和个别联系的党员[9]。上级派来的同志都以张家丝厂职员和工人身份为掩护,在阆中及周边县开展活动。张际中告诫家人:“这些同志都是亲人,在外不要对别人说,做好生活和接待工作[10]”。时任中共阆中中心县委委员张光昭和宣传部长朱光壁都曾先后在张家丝厂住过。后厂房出租后,中心县委机关另行迁移(见图2)。

图2 中共南方局阆中中心县委(前期)旧址铭牌

1938 年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战时书店销售出一批又一批“拥护抗战,反对投降”的大众读物,如《抗战手册》《大家唱》《抗日讲演资料》《新华日报》《群众》等多种进步书刊。其间,战时书店还销售过《经济学讲话》《列宁选集》《大众哲学》等著作,同时还专为读者设置了《新华日报》等报刊阅览处。当时《新华日报》是夹于《国民公报》中,由重庆邮寄至阆中东街“长生泰”商号转张光昭(注: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收,轮流由张际中、王维全两人到该商号领取[11]。战时书店开办仅8 个月,就销售马列著作和各类进步书刊7000 余册,满足了阆中、苍溪、南部、剑阁等地进步读者的阅读需求,对于川东北地区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战时书店引起了国民党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和国民党县党部注意,他们曾3 次稽查该书店并没收进步书籍,1939年8 月战时书店被查封,大量进步书刊被没收、销毁。张际中受命以《抗战建国纲领》为据向县政府书面抗议,受到绥靖公署的嫉视,“张老板”的真实身份引起怀疑。党组织动员他去陕北暂避,但当时张际中对《抗战建国纲领》的脆弱和国民党反动派缺乏足够的认识,且政治身份尚未完全暴露,心存侥幸之念,加之家事累赘,未能成行。1940 年寒食节下午阆中全城戒严,他和郑鹏九被绥靖公署政治部逮捕。

据时任中共阆中中心县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妇女》杂志社副总编的杨蕴回忆:“张际中等入狱后,地下党组织曾指派她设法向狱中的同志联系,她曾作《愿我们像钢铁般坚强》小诗一首,让其母(注:张际中的六姑妈)借送饭之机带入狱中,传达党组织“坚持下去、不要暴露身份,等组织想法营救”的指示。被关押的两位同志终于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暴露同志[12]。关押月余,终因“罪证”不足被保释出狱。但却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1942 年,又被国民党特务强迫带离工厂,押送到重庆五云山“战时青年训导团”受训,名为“训导团”,实为集中营,将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悉数关押其中,关押一年零一月后释放。此后他与表弟刘传有所联系,并拟通过《新华日报》寻找党组织,1949 年9 月得到阆中地下党负责人徐是辉通知,恢复组织关系。

“1949 年12 月24 日,阆中地下党负责人徐是辉邀请部分知名人士肖毅安、张际中、马金生、阎习昭等,于张际中院内开会,决定建立“阆中县解放委员会筹备小组”。会后,积极开展筹备工作[13]”。12 月29 日“阆中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同时宣告阆中和平解放。肖毅安、徐是辉分别担任“县解委会”正、副主任,张际中则与鲁兴佑、李尊贤、李瑞臣等5 人筹组“阆中县城厢镇解放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为巩固新政权和剿匪斗争筹备物资,维护县城秩序稳定,使人民财产、粮食及档案得到保护,他竭尽全力、废寝忘食、忘我工作,为阆中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4 响应号召,重组丝厂

阆中解放时百废待兴。在解放初的10 个月中,张际中担任阆中县城厢镇解放委员会主席、川北区人民代表、工商联主委等职务,工作异常繁忙,但他心情愉悦,毫无倦意。当时川北区人民政府将私营缫丝厂的生产经营活动置于计划管理之下,争取和团结缫丝界的民族工商业者尽快恢复生产。1950 年春,阆中5 家私营丝厂由于资金及原料短缺,开工不久又造成停产,800 余名工人失业。5 家工厂劳资双方均派出代表到南充,请求行署帮助解决问题,恢复生产。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亲自出面,指示由人民银行贷款解决生产资金,并与四川丝业公司南充办事处经理马先根联系,建议丝业公司帮助解决蚕茧5万kg。7 月2 日,胡耀邦主任又与副主任秦仲方、刘聚奎联名写信(见图3),由私营丝厂代表张际中面转丝业公司阆中办事处经理盛润生、监理员王兴树,要求尽力帮助解决蚕茧,早日复工[14]。此后川北行署鼓励私营缫丝厂实行联合生产经营,张际中率先带头响应,1950 年10 月他与德新、人和、达康、徐家丝厂组建“阆中利群联营丝厂”,把张家丝厂所属的厂房、资金、厂具全部投入,被大家公推为经理。为全身心地投入阆中丝业的恢复和发展,身为经理的他毅然辞去阆中县城厢镇解放委员会主席一职。他与一般管理人员同薪酬,发展生产、奉公守法,缴纳税费,带头为抗美援朝捐款筹资。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该厂被列为“守法户”。

图3 胡耀邦主任等托张际中代交给四川丝业公司阆中办事处的信函

1956 年3 月,张际中带头响应党的公私合营号召,将阆中利群联营丝厂整体并入西南蚕丝公司第四制丝厂(后更名为阆中缫丝厂),并出任副厂长。在“文革”中,张际中被扣以“叛徒”“资本家”帽子,下放到丝厂屑物车间“劳动改造”。年过花甲之身,其辛劳非同一般,厂里一些曾在原张家丝厂工作过的老工人为此打抱不平,但他从无怨言,始终相信党和政府会实事求是地对他给予公正评定。1985 年3 月8 日中共南充地委组织部批复[南委组审字〔85〕23 号:“经研究,同意恢复张际中同志的党籍,其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均从一九四九年九月算起。”张际中终于被落实政策,恢复中断了40 多年的党籍。他把落实政策所补发的工资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以表达一位老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

5 参政议政,编撰县志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阆中县第一至六届政协副主席、第一至六届县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县工商联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第五届常务委员、川北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务,并出席过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离休后在县政协和工商联工作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收集情况,反映民意,为地方建设献计献策,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各级政协和工商联“先进工作者”。

他积极参与阆中古城的恢复建设,凭借博闻多识的诗文功底,为园林景点撰写楹联,给阆中古城增辉添彩。锦屏山景区杜少陵祠堂门口的楹联:“此地是蜀道名州,看玉台积翠,伞盖凌云,岭秀蟠龙,亭幽夺锦,佳日共登临,倚剑停琴抒远志;屡朝有嘉陵贤士,忆范目定秦,长公改历,玄称博学,宪著精忠,高山同仰止,扬帆鼓枻继雄风”和东山园林景区大佛寺大殿柱联“佛来自梵印,碑刻自元和,三丈金身,千余年踞虎溪象岭,与带水屏山,增辉阆苑;寺毁于文革,像新于盛世,四方旅游,十几里穿松径竹围,过南岩白塔,读画嘉陵”均为张际中所撰。他撰写的楹联修辞精巧、平仄和谐、结构对称、言约旨远,道出了古城阆中的钟灵毓秀,也赞颂了今日之盛世,吸引游客驻足凝目,遐思绵绵。

他先后参与了1966 年《重修阆中县志》、1982 年《阆中县志·帝制时期》、1984 年《阆中县志稿·民国时期》和1993 年《阆中县志》等志书的编撰工作。在1981 年9 月至1984 年5 月期间曾担任《阆中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县志编纂工作。1993 年,历经10 余年编撰,在张际中寿终是年付梓,《阆中县志》集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为一体,是具资政、教化和存史之功能为一体的地方百科全书。该志书曾先后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三等奖,南充市政府荣誉奖等。1993 年版《阆中县志》获诸多殊荣,也算是对将一生之余力奉献给阆中文化建设的张际中老先生之告慰。

特别鸣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共阆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李宏(三级调研员),张际中先生外孙女张婉女士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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