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认知语言学视域下日美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话语策略对比研究

2024-01-15 11:06姚艳玲郭宇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组群菅义伟语言学

姚艳玲 郭宇佳

引言

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研究范式,是从认知视角对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以往,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通常仅在社会层面对话语进行阐释,而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弥补了这一不足。其中,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语境分析提供了社会认知视角。通过关注话语、认知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对话语生成机制的理解更为全面,对语义理解的诠释也更为透彻。同时,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在话语策略研究方面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其中,识解(construal)是“人们以不同方式感知和描述同一场景的能力”(Langacker,2008:19),作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核心之一,可以充当解构话语策略的有效工具,通过解析话语表征与认知之间的关系,把握话语的深层意义。在这样的理论融合与发展中,特别是“对话语策略识解操作的认知解读为深入了解语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权力等提供了更清晰明了的路径”(张辉、张天伟,2022:70),因此,批评认知语言学逐渐被运用到对政治语篇的分析和研究中。

本文拟在批评认知语言学视域下,以日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语篇为语料,对跨语言政治演讲语篇进行分析。通过探讨语篇建构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话语策略以及话语策略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语篇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以此来解析政治语篇的话语策略及建构方式,进而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前人研究与本文立场

批评话语分析旨在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揭示语篇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为之服务的(辛斌、高小丽,2013:1)。然而,大部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都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从社会层面对话语进行描述分析,往往忽略了认知层面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研究都在探讨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发展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可能性。其中,van Dijk(2008)在对语境展开讨论时,将社会认知引入批评话语研究,创建了语境模型。该模型包括“背景”“交际者”和“事件”3 个基本范畴,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以“我方”为中心的关联结构。Hart(2010)指出,进化心理学可以为研究话语策略提供解释框架,而认知语言学为文本识解操作的解读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可以将二者融入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并尝试用这种融合的方法对移民语篇的话语策略进行分析。田海龙(2013)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和语境两个层面,提出认知取向的批评话语分析有两种路径——认知话语分析和认知语境分析,并重点介绍了这两种路径的特征。张天伟、郭彬彬(2016)指出,认知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并通过对话语策略的识解解读,进一步验证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国内外许多其他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推进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科学的融合(如Chilton,2004;锅岛弘治朗,2005;张辉、江龙,2008;van Dijk,2009;辛斌,2012 等)。

批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学界通常认为批评认知语言学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研究主要采用以van Dijk 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模式,微观研究则推崇以Hart 为代表的研究范式。汪徽、张辉(2014)最早将批评认知语言学引进国内,并从隐喻、范畴化、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转喻等视角介绍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径。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从理论溯源、认知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方面对批评认知语言学进行了系统性的引介(如张辉、杨艳琴,2019;张辉、张艳敏,2020;张辉、张天伟,2022)。张辉(2022/2023)进一步提出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再语境化”概念和主体间性的研究取向,推动了国内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此外,许多研究将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到对政治话语和公共话语的分析中,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尝试(如张辉、罗一丽,2017;郭彬彬,2017;张辉、颜冰,2019;颜冰、张辉,2020/2023 等)。

综上所述,批评认知语言学为政治语篇话语策略分析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本文将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政治语篇话语策略解构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框架,进而尝试在跨语言的对比分析中揭示不同国家的语篇制造者通过话语策略所传达的政治交际意图,并验证批评认知语言学范式在跨语言对比分析应用中的可行性及其解释力。

二、语料选取与分析框架

作为政治语篇的一种,政治演讲语篇尤其是一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语篇可以反映该国的外交政策、发展战略及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共同见证了公共卫生危机如何迅速演变为全球性危机,国际舆论又是如何逐渐泛政治化的。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日美两国领导人在2020 年第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①日语语篇来自日本外务省官网https://www.mofa.go.jp/mofaj/fp/unp_a/page4_005200.html;英语语篇来自美国白宫官网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 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5th-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作为对比研究语料,语料字符数分别为3033 和4910。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的演讲内容主要包括:①日本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行动;②日本为保护全民健康和促进世界发展所作出的几点思考;③日本面临的关乎其自身利益且亟需解决的世界性问题。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演讲内容则主要包括:①美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行动;②对中国和联合国的无端指责;③美国的外交成就以及美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和已取得的“成效”。整体而言,两篇演讲语篇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因此具有开展对比分析研究的可行性。对这两篇政治演讲语篇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日美两国领导人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实现话语策略以操纵受众的认知心理,从而在政治交际中争夺话语权。为此,本文尝试从认知话语和认知语境两个层面构建政治演讲语篇话语策略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并将该框架运用到跨语言政治语篇的对比分析中。

图1 本文的认知话语/认知语境分析框架

首先,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识解操作理论对语篇的话语策略进行认知机制的解读。“通过对话语策略的认知解读可以更好地解析话语策略的表达方式以及隐含的话语功能、话语意图和意识形态。”(张天伟、郭彬彬,2016:18)在话语策略的分类上,本文主要借鉴Hart(2010)提出的4 种微观话语策略,即指称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述谓策略(predication strategies)、接近策略(proximisation strategies)和合法化策略(legitimizing strategies)。其次,由于语言的使用并不是任意的,因此,在研究语言本身的同时,我们还要关注语境对语言所建构的意义的影响(孙吉胜,2009b:43)。本文参照van Dijk(2008)的语境模型,在该模型中,语境既包含话语所处的情景(即微观语境),如交际者以及交际者的目标、意图和信念等,也包含社会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表征(即宏观语境),如交际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政治与历史环境等(van Dijk,2001:21-23)。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对比分析日美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中的话语策略是如何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或改变整个社会语境的。

三、日美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话语策略的认知话语分析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话语可以运用各种策略进行理念建构(尤泽顺、卓丽,2020:38)。因此,本节将在Hart(2010)的基础上,从词汇和句法层面对日美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语篇进行认知话语分析,以此来揭示语篇中的话语策略是如何体现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又是如何实现对受众的强制和操纵的目的的。

1.指称策略

指称策略是指对组群内和组群外加以区分,以开发人类对同盟组群进行范畴化的能力(Hart,2010:49),通常以明确的、表指示的名词、名词词组、代词的形式存在(Hart,2010:56-59),并且需要依据所处的语境对组群加以区分,其背后所反映的认知机制可以被认为是范畴化。语篇制造者通过范畴化这一识解操作进行分类,从而实现区分组群的目的。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利用文本挖掘软件KH Coder 3.0①KH Coder 3.0 为文本数据挖掘工具,可对多语言文本进行词频、共现和相关性等方面的分析。对日语和英语语料中包含的有指称作用的名词、名词词组、代词等进行高频词检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文本语境,对指称策略进行分析(如表1 所示)②Hart(2010)从国别化、解空间化、异化和集体化4个维度对移民语篇中的指称策略进行了分析。但在本文中,政治演讲语篇与Hart(2010)所分析的移民语篇不同,并未发现任何使用异化指称策略的例子。。

国别化指称策略是指通过国别性的词汇转喻指代一类人,从而达到区分组群内外的目的。在菅义伟的演讲中,“日本”的出现频次很高(13 次),且均以组群内明确的国别化名词形式存在;“发展中国家”“各国”则是以表指示的名词性词组的形式存在。日本领导人通过国别化指称策略达到了区分组群的效果,体现的认知机制是范畴化,通过对“日本”“发展中国家”“各国”进行分类、比较和概念化,在基于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受众理解疫情是无国界的,而抗疫需要各国合作。而特朗普在演讲中也通过范畴化将“美国”以及“墨西哥”“塞尔维亚”等国家划分为组群内部成员,并选取范畴中的典型要素,暗示美国在国际社会发展了许多“盟友”。同时,特朗普多次将中国明确划分为组群外成员,从而更加凸显国别性。尤其是以the Chinese government 转喻指代中国,通过国别化指称策略暗示位于组群外的中国是世界各国所谓的“敌人”,意在强制受众在情感上树立与中国“敌对”的意识。

解空间化指称策略是指通过地理性或隐喻性的空间来区分组群,本质上是通过专门性词汇对描述对象进行区分。菅义伟通过空间指称“非洲”“亚洲”“东盟”等将所指区域划为组群内成员,试图表达想要与亚洲、非洲各国进行合作以及为其提供帮助的意愿,但并未明确合作和援助的具体国家。而特朗普则在演讲中首先将NATO 指代的北约盟国划为组群内成员,意在突出彼此间的合作关系;随后,将“中东”各国划为组群内成员,试图操纵受众认知,说服受众相信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是完全“善意”的,是在提供援助,意在将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行为“积极化”;此外,他将ISIS 指代的恐怖组织等视为组群外的威胁。

集体化指称策略是指通过集体性质的词汇或带有区别性意味的代词来指代并区分组群内和组群外。菅义伟使用“大家”之类的集体化指称,意在拉近与受众间的情感距离,进而建立积极的国家与个人形象。而在特朗普的演讲中,使用频次较高的集体化指称是“我们”(45 次),这是距离指称中心最近的第一人称代词,且多用于指称美国或美国人民,显露出特朗普不加掩饰的“美国中心主义”。此外,特朗普也较多地使用了诸如“你”(8 次)、“他们”(15 次)等距离指称中心较远或最远的人称代词,用以指代中国以及一些与美国对立的国家,将之排除在组群之外,从而试图增强受众对描述对象的敌对情感。

2.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是指通过语言手段将某种质性、数量、时间、空间等属性赋予人、物体和事件的基本过程和结果(Reisigl & Wodak,2001:46),且具有情感强制性(Hart,2010:62)。实现述谓策略的方式有很多,政治语篇制造者通常会使用较多的隐喻表达式来实现述谓策略,加强受众对所描述事件或事件主体正面或负面特征的认知理解,从而激发情感效应,实现对受众情感上的操纵。因此,我们可以从隐喻入手,对述谓策略进行认知机制的识解。

研究发现,日美两国领导人在描述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都使用了隐喻表达式。在例1—2 中,菅义伟通过“疫情是危机”的危机隐喻赋予疫情负面特征,表达疫情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而克服这场危机也是困难重重。特朗普则通过“疫情是敌人”(例3)、“抗疫是战争”(例4)的战争隐喻,同样赋予疫情负面特征,意在表达疫情是人类的敌人。

例1 XVの感染症の拡大tt、……危機でffり(xi)XIII。(疫情的蔓延……是一种危机。)

例2 今回の危機も協力PH深(X)tf契機としftffk、……(希望这次危机能成为加深合作的契机……)

例3 We have waged a f iercebattleagainst the invisibleenemy.

例4 We willdefeatthe virus.

同时,日美两国领导人在演讲中都通过大量的拟人隐喻将国家作为行为主体,通过人的行为来建构国家形象。例如,在例5—6 中,菅义伟通过“日本主导”“日本与他国合作”“日本尽全力”等积极的拟人隐喻,赋予日本正面特征,展现了日本成为国际事务“主导者”的愿望,且这类隐喻在语篇中的使用频次多达13 次。而在特朗普的演讲中,他一方面多次使用诸如“美国是领导者”(例7)、“美国是和平创造者”(例8)等积极拟人隐喻,赋予美国正面特征,意在强调美国是所谓“人权的领导者”,也是所谓掌握世界各国命运的“和平创造者”;另一方面,他通过所谓“中国封锁”“中国错误地宣称”(例9)等消极拟人隐喻,频繁赋予组群外的中国以负面特征,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例5 日本として……各国とも協調しtífu(x)、……主導してXIVffi(xi)XIII。(作为日本……将与各国合作的同时,主导……。)

例6 XVの決意PH胸に、日本tt非核三原則PH堅持しxiiixiii、……力PH尽ffkし(xi)XIII。(日本……将下定决心,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同时,尽全力……。)

例7America willalways be aleaderin human rights.

例8Americais fulf illing our destiny aspeacemaker.

例9China locked down….China condemned…, even as theycancelleddomestic f lights andlockedcitizens in their homes.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lsely declaredthat…

3.接近策略

接近策略是一种认知的社会心理概念,与视角这一认知识解过程密切相关,依靠空间、时间指示识解操作(陈鹤三,2011:27),因此,它既涉及空间维度,也涉及时间维度。在建构政治语篇时,可以通过“时体”类表达实现接近策略,即从“指示中心”的视角出发,表达语篇制造者价值观的认知心理过程,或告知语篇消费者“指示中心”之外的威胁即将发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受众情感的强制。基于此,我们可以运用视角这一识解操作对接近策略进行解读。

菅义伟在演讲中运用了较多的「~てffktf」「~てXIVffk」表达。日语中的「~てffktf」「~てXIVffk」是表示位移的指示动词「来tf」「行ffk」的语法化形式(大堀寿夫,2002:189;菅井三实,2013:331)。「~てffktf」表示某种变化或动作从过去到现在的趋近过程,例10 使用的是过去时,表示相关发展过程从“指示中心”的视角出发,以“现在”为时间截点,从过去向现在趋近且到此为止,即“到现在为止曾经……”,意在向受众传递多边合作发展进程等在当下停滞不前这一信息。「~てXIVffk」则表示以“现在”为基准,动作或变化从现在向未来发展的进程。在菅义伟的演讲中,「~てXIVffk」的使用频次多达13 次,所描述动作的行为体基本上都是“日本”,且搭配的动词皆为积极性行为动词,如在例11 中,菅义伟便使用了这样的接近策略,试图向世界传达日本从今以后将持续推进国际和平、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信息。

例10 過去75 年間、多国間主義tt、……進化してffi(xi)しft。(在过去的75 年间,多边主义……曾不断发展。)

例11 日本tt積極的平和主義の下、……平和の持続に貢献してXIVffi(xi)XIII。(日本将在积极和平主义下,……为持续和平作出贡献。)

在特朗普的演讲中,完成式的使用频次多达13 次,其次是过去式,旨在从语篇制造者当前的视角出发,强调动作或变化已经发生,或对当下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例12 意在凸显美国在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取得了“无比卓越”的结果,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试图夸大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所谓“贡献”。又如前文例9 所示,拟人隐喻中消极动词词组过去式的使用意在向受众传达“指示中心”之外的所谓“中国威胁”已经产生并对现实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刻意歪曲中国的形象。

例12 … wehave achieveddi§ erent outcomes — far superior outcomes.

4.合法化策略

合法化策略是指通过语言表达使话语充满证据、权威和常理等(Hart,2011)。其中,认知情态是政治语篇制造者实现合法化策略的重要方式。语篇制造者可以通过认知情态表达自己对真实事物的认知,并基于语篇制造者本身的合法性认知,促使语篇消费者也对该事物持有同样的认知。

特朗普在政治演讲中运用了will、can 等认知情态表达。徐中意(2017:28-29)指出,will 是高值认知情态词,既可以作为认知情态词,表示很大的可能性;也可以作为意志情态词,表达意愿或目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由于will 代表最短的认知距离,因而能够用以表明这个事态很可能成为现实或离现实非常近;而can 作为认识情态词,表示中等程度的可能性,同时它又有作为动力情态的内在含义,表示“能力”。高值认知情态词will 在特朗普的演讲语篇中使用频次最多,为7 次。例如,上文中例7 通过will 引导受众相信美国将会一直是所谓“人权的领导者”,强调这不仅是美国的意愿,更是一种现实的“可能”;例13 则通过will 的否定表达will not,极力告知听众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忍受任何“敌人”惩治美国。此外,例14 通过can 这一情态词,让受众在认知上接受美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可能被立即运输到世界各地这一信息,且美国有能力确保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通过大量使用认知情态表达,特朗普不遗余力地强制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与此相比,菅义伟在此次政治演讲中并没有使用有标记的认知情态来使自己的观点合法化,纵观其演讲全篇,他对所述内容始终持断定、断言的态度。①日语和英语关于认知情态的界定有所不同,日语中的认知情态亦包括无标形式,而英语中的认知情态只涉及诸如情态助动词和情态副词的有标形式。此外,日语中的认知情态不仅含有同英语相同的表示对事态“可能性判断”的态度意义,也包含表示对事态“断定判断”的态度立场(汤本久美子,2004:12-13)。本文所讨论的用于话语合法化的认知情态主要为有标形式的认知情态。

例13 They only want to punish America, and Iwill notstand for it.

例14 We are mass-producing them in advance so theycanbe delivered immediately upon arrival.

四、日美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话语策略的认知语境分析

本节将尝试从国际社会(宏观语境)和国家领导者个人(微观语境)两个层面对日美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的话语策略展开认知语境分析,探究两国领导人在建构语篇时如何认知所处的语境,以及这种社会认知对话语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产生了何种影响,而话语策略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建构和改变社会语境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揭示语篇制造者如何在语境中通过话语策略实现操控受众认知心理和情感的意图。

例15、例16 分别为日美领导人此次政治演讲语篇的开篇段落。一般而言,开篇在语篇整体结构和内容上应起到统领全文、奠定基调的作用。在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在开篇都运用了述谓策略,分别通过危机隐喻和战争隐喻赋予新冠肺炎疫情负面特征,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灾难。但与此同时,日美领导人在政治演讲语篇中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菅义伟在执政初期便意识到,仅凭其本国力量根本无法解决涉及自身利益的地区问题。因此,菅义伟在开篇便从当前语境出发,运用接近策略,暗指近年来多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停滞不前,试图引起各国受众对该问题的关注。同时,运用集体化指称策略强调组群内的成员关系,企图拉近日本与世界各国间的关系,为疫情时期本国的发展寻求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与之相比,“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并延缓自身衰落,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安全威胁’”(杨洁勉,2023:1)。不仅如此,从特朗普个人层面来看,在他执政之后,美国国内矛盾的不断加剧使他逐渐失去了美国民众的支持,而2020 年正是美国的大选之年,面临竞选连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疫情等多方面的压力,特朗普选择大肆运用危机话语,不惜忽视甚至扭曲客观事实以实现其连任目标(王磊、王文文,2021:92)。因此,特朗普在开篇运用国别性指称策略和接近策略,将中国视为组群之外的所谓“威胁”,强制受众在认知心理上形成对中国的“消极”印象,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把中国作为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对象,进而利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所谓“中国话语”来挽救自己的形象。

例15 新型コロナウイFIス感染症によtf未曾有の危機tt、ともXIIIxv(ⅶ)分断と隔絶に傾ffifuちtí国際社会PH、連携へと引ffi戻し(xi)しft。過去75 年間、多国間主義tt、課題に直面XIIItf度、強ffktíり、進化してffi(xi)しft。今回の危機も協力PH深(X)tf契機としftffk、皆様に連帯PH呼shfkけftXIVと思XIV(xi)XIII。(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使动辄倾向于分裂和隔绝的国际社会回到了合作的状态。在过去的75 年里,多边主义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变得更加强大和完善。我希望这次危机也能成为加深合作的契机,呼吁大家团结合作。)

例16 Seventy-f ive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are once again engaged in a great global struggle.We have waged a f ierce battle against the invisible enemy — the China virus — which has claimed countless lives in 188 countries.

例17、例18 分别为日美两国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的中间陈述段落。日本在外交战略上一如既往地“秉承‘追随美国’的固有模式,将中国视为‘最现实的威胁’”(马玉安,2022:12)。同时,日本将亚洲和非洲纳入自身外交战略的视野,通过区域内的合作和援助,力争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努力提高在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妄图制衡中国。然而,菅义伟在政治演讲中却规避现实语境,通过话语策略极力建构所谓“倡导合作”“积极作为”的国家形象。这具体体现在:运用解空间化指称策略将亚洲和非洲区域内的国家划为组群内成员,但范畴界限较模糊,没有明确到具体国家;运用拟人隐喻实现述谓策略,试图塑造日本良好的国家形象;通过接近策略试图让世界各国相信日本将“积极”投身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的决心等。可以看出,菅义伟在政治交际中的语言表征与现实语境相悖。语言不仅可以表象,还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建构意义,而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意义(孙吉胜,2009a:30)。由此可见,菅义伟在政治交际中通过多种语言策略建构话语中的“合作”意义,塑造日本所谓“积极”的国家形象,其目的不外乎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谋求更大的利益。

而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实施“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制度建设与维护上选择性收缩,屡屡毁约退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逐渐减弱,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若从前亲密。然而,在演讲中,特朗普首先通过述谓策略努力塑造所谓“美国是和平守护者”“美国的繁荣是世界自由和安全的基石”的大国形象,试图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其次,运用国别化和解空间化指称策略明确将中国称为敌人,同时又极力强调美国作为世界大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所谓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了同盟国家的发展,试图建构美国所谓“大国外交”的形象。此外,特朗普还运用认知情态使命题合法化,引导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极力推行美国的话语霸权。

例17 今回の危機のft(X)に、国際の平和と安全fu損tí(ⅰ)xvてtttí(x)tíXIVと確信し(xi)XIII。PKO や平和構築におけtf国連の取組tt、引ffi続ffi不可欠でXIII。日本tt積極的平和主義の下、XVxv(xi)での経験PH活fkし、……、平和の持続に貢献してXIVffi(xi)XIII。アSSリカやアジアの諸国と協力して、PKO 要員の能力向上も続けてXIVffi(xi)XIII。(我坚信,国际和平与安全绝不能因此次危机而受损。联合国在维和行动和建设和平方面的努力仍然不可或缺。日本将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基础上,汲取迄今为止已有的经验,……为持续和平作出贡献。日本还将与非洲和亚洲各国合作,持续提高维和人员的能力。)

例18 America will always be a leader in human rights.… We also know that American prosperity is the bedrock of freedom and security all over the world.… We stood up to decades of China’s trade abuses.We revitalized the NATO Alliance.…We forged historic partnerships with Mexico, Guatemala, Honduras, and El Salvador to stop human smuggling.We are standing with the people of Cuba, Nicaragua, and Venezuela in their righteous struggle for freedom.

综上所述,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在演讲中试图通过话语策略建构日本所谓“团结合作”“积极参与”的国家形象。然而,在现实语境中,日本并没有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地区积极推进国家间合作,反而通过多种话语策略争夺话语权,企图实现其所谓“大国政治”的外交意图。与此同时,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演讲中则试图通过话语策略改变受众原有认知中美国的负面形象,并恶意破坏中国国家形象,意在美化其自身的国家形象,操纵受众的认知心理,强制其接受美国是所谓世界“领导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尝试影响和改变社会语境,以便在舆论博弈中争夺话语权。

结语

本文从认知话语和认知语境两个层面对日美两国领导人政治演讲语篇中的话语策略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日美两国领导人在政治演讲中都使用了多种话语策略,以实现对受众的强制和操纵,进而实现其政治交际意图。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在批评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将认知话语分析和认知语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批评认知语言学对于分析和阐释跨语言文本或话语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因此,本文为政治语篇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未来将尝试在其他领域的语篇分析研究中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视角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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