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
——基于甘肃省2001-2020年14个市州的面板数据分析

史安玲，朱万里

（兰州工商学院，甘肃兰州 730101）

1 引言

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9年聚焦“三农”问题，2022年的一号文件更是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离不了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金融领域的支持。甘肃省作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有效落实的现实困境较为突出，如何提升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支持效应是关键所在。

农村金融体系方面，郑向阳、门超（2021）[1]首先运用动态DEA模型对河北省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进行了水平测度，然后分析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最后提出了提升农村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李娜（2021）[2]从中国农村金融内部结构以及体系构建的发展平台为切入点，认为平台资源整合和农村金融科技体系的构建是提高农村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李麦收、司小飞（2021）[3]从土地改革开始，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总结，为新时代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李停（2021）[4]认为农村金融和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自洽，从制度、技术等多维度研究了农村金融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庞金波、杨梦（2021）[5]以农业科技创新为中介变量，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是农业科技创新不仅对农村金融发展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具备显著的中介效应；王小茵（2020）[6]研究了经济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困顿，并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内生动力挖掘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近年来，乡村振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之一。陈传波、高辉等（2021）[7]以四川涉藏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倍差法，分析了科技帮扶与地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数量关系，研究表明，科技帮扶是助推该地区收入增加，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颜培霞（2021）[8]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色村的发展历程和创新路径方面，研究了特色村对目前乡村振兴的重要启示；黄承伟（2021）[9]以历史、理论和实践为视角，从衔接技术、战略和党的领导的三个维度研究了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曲甜、黄蔓雯（2021）[10]以B市P区“互联网+大桃”项目为样本，研究了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兴旺的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效果显著。

纵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对农村金融发展、乡村振兴以及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但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理论分析居多，实证研究较少；二是得出的实证结论不一致甚至矛盾；三是对欠发达省份的研究少有涉及，而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欠发达省份是关键一环。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14个市州200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梳理农村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然后，测度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最后，实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以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

2 甘肃农村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探析

农村金融发展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更是制约甘肃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通常认为农村金融可以从传统金融和普惠金融两个维度解释。很多学者认为，由于普惠金融使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大大降低农民融资的交易成本，在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和担保方面，也具备积极的作用[16-18]。但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甘肃14个市州，据笔者的实地调研，普惠金融在甘肃范围内的普及程度还比较低，因此，文章聚焦传统的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分析传统农村金融发展可知，农村金融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现象严重。国内外学者从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两个视角就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做了有益的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不同程度的助推了乡村振兴[19-20]。具体来看，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民可获取的农业贷款额就会增加，这将有利于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村生态化以及宜居度的提升更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目前，受疫情影响和国际局部冲突的影响，我国出现了需求收缩的迹象，为了避免这种趋势的蔓延，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必须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村收入，这和农村金融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乡村振兴水平，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下文的实证结果将证明该假说的真实性。

3 甘肃省各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测度

3.1 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1—2020年作为样本区间，指标数据主要取于2002—2021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甘肃省各市州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甘肃省统计局网站等。

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使用离差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避免0值出现，仿照学者们通常的处理方式，在原有标准化公式的基础上加0.000 01，全部为正向指标，故将标准化处理方式定为公式（1）。

其中，i 表示市州，j 表示评价指标（i = 1，2，…，m；j = 1，2，…，n），m为评价对象个数，n为指标个数。Xij和Yij分别为原始和处理后的指标数据，Mij和 mij分别为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计算各指标Yij的熵值Ej：

如前所述，谜语具有其地方特色，有些谜语须用方言表达、理解。而普通话的大力普及，弱势方言构成要素的濒危(汪化云2013)，使这类谜语显得极为费解：

第三，给指标Yij赋权重，求出权重Wj：

第四，建立加权矩阵 R，R =（rij）n×m，其中：rij= Wj× Yij

第五，通过第四步中建立的加权矩阵R来确定理想解Zj+和反理想解Zj-：

第六，计算各测度方案到理想解Zj+和反理想解Zj-的距离di+和di-：

第七，计算理想解的贴进度Ci：

3.2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可以发现，乡村振兴“五位一体”的目标任务是一个有机整体，需要用系统性的思维统筹考虑。本文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的五个维度出发，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和全面性原则，选取14个三级指标，构建甘肃省14个市州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万君等（2022）[21]的研究基础上，本文的指标选取如下：产业兴旺分别从乡村生产效益（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生态宜居从自然生态状况（森林覆盖率）、医疗情况（每千人村卫生室人员）、卫生情况（农村卫生厕所改造率）、养老情况（每千人养老服务机构数量）来衡量；乡风文明从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文化娱乐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来衡量；治理有效从三个维度衡量：分别是社会保障情况（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以及城乡消费差距（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比）；生活富裕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农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之和占总收入比重）和农民生活质量（人均合格住房面积）三个方面来衡量** 括号里为对应的选取指标。。

3.3 甘肃省各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文建立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选取的综合评价方法，测算出 2001—2020年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如表 1 所示**** 限于篇幅，具体的测算结果从略，若需，备索。。

从表1和图1的结果可知，绝大多数市州的乡村振兴水平是逐年上升的，这得益于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重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惠农制度的必然结果。但甘肃省14个市州的乡村振兴水平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异质性。具体来看，兰州、嘉峪关、陇南的乡村振兴居于领先水平，临夏和甘南乡村振兴水平最低。究其原因，兰州是甘肃的省会城市，在财政、金融、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嘉峪关的城镇化率较高，容易形成城镇反哺农村的有效机制，进而显著拉动了其乡村振兴；陇南市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上有“领先一步”的先行优势，尤其是其电子商务在农村普及率较高；而临夏和甘南作为甘肃省的两个自治州，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较大、农民收入结构单一等不利因素限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

表1 甘肃省14个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

图1 甘肃省14个市州乡村振兴水平折线图

4 农村金融支持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4.1 模型设计与数据描述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乡村振兴水平，用上文测度的乡村振兴指数RURit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INAit），用甘肃省14个市州人均农村金融存贷款余额表示。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增长水平（PGDPit）用甘肃省14个市州人均GDP表示；交通便利程度（TRAFit）用甘肃省14个市州农村公里里程次表示；财政支农（FISAit）以甘肃省14个市州用于农业领域的财政支出与总的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网络发展水平（INTEit）用甘肃省14个市州互联网普及率来衡量。

以上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各市州统计网站、《甘肃发展年鉴》、各市州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4.2 系统GMM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乡村振兴20字总方针，并保证所得实证结论的稳健性。首先将乡村振兴指数（RUR）作为被解释变量，然后分别把产业兴旺（INS）、生态宜居（EVI）、乡风文明（RUC）、治理有效（EFG）、生活富裕（LIW）当作被解释变量，验证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6个回归模型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结果（AR（2）的概率）均证实了回归方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Sargan的检验结果也证实了系统GMM方法的合理性。表3报告了系统GMM的回归结果。

表3 系统GMM回归结果

表3 中结果表示，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模型（1）的估计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金融发展指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乡村振兴指数提高0.014%，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甘肃省各市州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其作用机理可以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维度来解释。从模型（2）（3）（4）（5）（6）的估计结果中进一步证实，核心解释变量农村金融发展促使了产业兴旺，提升了生态环境的宜居度，乡风文明进一步得到体现，治理效能逐年提高，但农村金融发展并不是甘肃省生活富裕的显著性因素。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经济增长水平、交通的便利程度、财政支农都不同程度的提升了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但网络发展水平不是甘肃省乡村振兴的显著影响因素。这是由于经济增长越快，倒逼甘肃省各市州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了产业兴旺度；交通便利，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基层政府的治理越有效；财政支农的力度越大，农民的收入水平越高，生活富裕程度得到有效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甘肃省14个市州2001-2020年的数据研究了甘肃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为：（1）甘肃省各市州乡村振兴水平参差不齐，兰州、嘉峪关和陇南居于领先位置，临夏和甘南乡村振兴水平最低；（2）农村金融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显著影响因素，农村金融发展有效提升了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3）农村金融发展程度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存在着正向关系，但不是生活富裕显著的影响因素；（4）人均经济增长水平、交通的便利程度、财政支农都不同程度的提升了甘肃省乡村振兴水平，但网络发展水平不是甘肃省乡村振兴的显著影响因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甘肃省农村网络普及率较低，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应有限。

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甘肃各市州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补短板，固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的乡村振兴水平；第二，为农村金融的发展牵线搭桥，提供平台，多措并举的吸引资金下乡，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改革农村融资机制，不断完善丰富农村金融体系；第三，继续强化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正向效应，以农村金融重点支持产业兴旺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扩大农村金融对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辐射和拉动效应；第四，加大对农村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的财政投入力度，打牢夯实甘肃乡村振兴的设施保障和物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