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信息生态机制分析
——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察

黄鸿业

(南宁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网络社群已经成为群体情感动员与文化传承的极重要平台。(1)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以微信群、微博、视频平台、主题论坛、游戏社区、音乐社区、各类自媒体平台等为代表的网络社群早已融入少数民族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充分关注少数民族网络社群舆情，针对各类网络社群生态特征，利用先进媒介技术有序引导舆情、疏解情绪，推动网络社群的共建共治共享，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与缅甸、老挝、越南陆地接壤的西南边境地区生活着逾30个少数民族，具有群体跨境流动、自然条件较差、相对贫困落后、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多样等特征。近年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空间在变化，风险也呈多极变化，筑牢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边境防线面临极大挑战。(2)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筑牢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边境防线》，(2020-05-08)[2022-10-25].http://www.cac.gov.cn/2020-05/08/c_1590485838243137.htm.从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与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国家战略来看，如何统筹合力，优化网络社群生态，使其成为铸牢少数民族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有效阵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索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信息生态机制，明晰其运行、交互和动员的规律，能够为进一步的对策研究奠定理论和实践的支撑。

网络社群是以网络技术和特定的平台为媒介，经由具有相似目标和群体意识，或具有相似诉求和兴趣爱好的人群使用统一的符号表达，从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群体，网络社群是由网民自愿结成的，可以视作网络中具有一定组织性的群体，体现为一定的群体归属感和集体行动能力。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尚缺乏真正以“信息生态”理论视角和方法去观照新闻传播现象的成果，绝大部分成果仅借用理论基础去解析传播现象。在管理学、情报学领域，以“信息生态”理论视角和方法去观照新闻传播现象的成果更能体现该理论的精髓。尤其在社交媒体研究方面，因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互动、人在群体内的话语行为表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情绪感染等，与信息生态理论的内涵高度契合，信息生态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能够推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深度。

课题组成员于2021年12月、2022年3月、2022年6月至7月分批次进入广西、云南部分边境县(村落)6个点调研：

广西百色市靖西市龙邦镇界邦村(访谈人序号以A标识)；广西百色市那坡县百都乡红坭村(访谈人序号以B标识)；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下冻镇扶伦村(访谈人序号以C标识)；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中镇(访谈人序号以D标识)；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东兴镇(访谈人序号以E标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新华镇(访谈人序号以F标识)因为相当一部分调研对象为在村落居住的老年人，难以有效阅读和理解复杂问卷的内容，问卷设计以简易、便捷填写为原则，并伴有课题组成员在旁解释。剔除无效问卷后，此次共收回有效问卷1062份。在调研期间对89位少数民族居民进行访谈，主要了解其参与网络社群的总体情况，以及从侧面初步了解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访谈时间在20分钟至80分钟不等。

一、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运行机制

网络社群的运行机制，即网络社群的议题设置与“线上—线下”互动模式，可以将其理解为网络社群正常运转起来时所遵循的一般动力。

(一)公共议题讨论

在对调研对象发放的问卷问题“当你在各类网络社群遇到关心或感兴趣的议题，是否会参与讨论”中，选择“较多参与讨论”(321人)和“积极参与讨论”(176人)的人数一共占到46.8%。可见，有意愿在网络社群中直接参与讨论的人数占比接近一半。选择“从来不参与”的大多是老年人，原因大致集中在“缺乏表达的欲望”“不会打字”。选择“视情况而定”的大多表示“得看当时自己的心情”“得看是不是与自己有关”。

在访谈中，课题组对勾选了“较多参与讨论”和“积极参与讨论”的497人进一步追问：“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你可能会参与网络社群讨论？”经过对访谈文本的整理和归纳，少数民族居民大概会在以下情形中参与讨论：

部分人会在自己的情感被激发的时候(83.70%)表达态度，会在看到与自身观点相悖的发言时站出来驳斥(60.56%)，为了解决自己的事务性难题，会在社群寻求其他人的帮助，如在村群发问、去问政平台留言、在媒体或政府部门的官方号(抖音、公众号)留言等(56.14%)，当他人的观点“深得我心”时，也会跟随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33.60%)。有部分少数民族居民(50.91%)表示在想凑热闹、开玩笑时会参与网络社群的讨论，这主要集中在强关系的社群，如家族群、同学群等，基于现实中的血缘关系或亲密关系，社群成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氛围会比较轻松；或一些节日主题的临时社群，“每年广西壮族‘三月三’期间，都会刷到好多去拜山的视频，看到熟悉的荒山、野草、鸡鸭、香火，我都会给这些视频点赞，还会在评论区留言”(B15，男，29岁，中专，打零工)；或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运营的自媒体平台，他们需要与网友打成一片。

在运用动态增量发现算法(Dynamic Algorithm Based on Permanence，DABP)对相应社群进行演化的计算后(重点对微信群、微博、抖音进行数据测算)，发现少数民族网络社群信息的爆发增长点集中于公共议题的传播。每年逢京族(我国唯一海洋民族)“哈节”是东兴最热闹的时段，E10在东兴市江平镇经营一家民宿，据她告知，在哈节期间，短视频社群“爆发式”传播吸引了诸多外地人对京族文化的关注，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哈节时很热闹，抖音上有很多游客拍我们这里视频的，像打渔、出海、独弦琴、迎哈(即迎哈神，哈节的一种仪式)我都见过，我还给留过言、点赞，外地人特别是年轻人就会来镇上和岛上(万尾、山心、巫头‘京族三岛’，京族居民的主要聚居地)‘打卡’，就是网红景点嘛。”(E10，女，45岁，初中，经营家庭旅馆)通过他者对本族传统节日文化的集中式、自发式传播，让本地少数民族群体更认同本族的民族文化，基于网络社群共同“在场”的参与式传播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得以跨越时空界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拓宽了路径。

值得警惕的是，网络社群区别于主流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话语的多元化与自由度，而西南边境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居民生活水平不高等问题，当涉及当地政治、经济生态的公共事件发生并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时，在网络社群容易衍生一系列抗争性的民间话语。2023年9月2日，当地媒体在官方抖音号发布关于“东兴籍居民城乡医保费用由政府全额代缴”的报道，却没有充分交代政策背景，部分不明真相跟帖网友表达了“受到区别对待”“广西还分亲生与抱养的吗”的不满，衍生的评论还包括对医保政策、边境支持政策落实的质疑。因为涉及公共政策宣传和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利益，基于公共议题讨论的网络社群极易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渗透的切入口，他们刻意曲解政策，煽动民族分裂、地域歧视，经由网络社群的情绪感染，少数民族群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受到潜在隐患的影响。

扶贫政策一直与西南边境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居民的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相关议题非常容易在网络社群引发共鸣和讨论。D11是宁明县城中镇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在自己的抖音号发布了“除了忙不完的教学工作，还要被学校安排了扶贫工作”主题的视频，引得众多网友跟评，有网友表示对作者观点的认同，如教师“不得不疏远亲情”“工资低”“扶贫工作繁重”，该条视频评论区有个别网友质疑国家的贫困户认定标准。由于西南边境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后进性，该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对公共事务的感知度、认知水平低于内地和沿海地区居民，往往表现为对风险反应过头且容易趋同。(3)黄子源：《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安全风险生成机理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诸如此类关涉少数民族群体利益的公共议题讨论在民间网络社群并不鲜见，其中不乏居心叵测的分裂势力以“职业水军”的身份在此间挑起对立情绪，这对于民族团结是巨大的伤害，显然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基于情感需求的“线上—线下”交互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遵循从低到高、依次渐进的发展规律，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当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高层次的情感需求。(4)[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扶伦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对于村民们而言，首先需要满足的是“更高质量生存”的需求。在脱贫攻坚中，扶伦村走产业兴村之路，实现了高质量脱贫，先后获得“广西民族特色村寨”“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自治区乡村振兴改革集成工作优秀试点村”等荣誉称号，村民的收入显著提升，此时他们更需要满足的是“情感愉悦”方面的需要。

唱山歌就是村民们满足情感需求的重要形式之一。近年村里流行的山歌对唱微信群以其形式新颖，吸引了众多村民的加入，爱好歌唱的村民甚至加了六、七个山歌对唱微信群。该村的山歌对唱微信群在2017年建立，成员几近全是壮族，年龄大多在40岁至70岁之间，女性较多，男性较少，成员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基本是小学学历或没有学历，有些成员甚至不识字，她们大多没有人们传统观念下的“正经职业”，大多是种植水果、做小生意、在景区打零工等，因此闲暇时间充裕。此类山歌微信群以对唱的形式进行，通常无伴奏，曲调灵活自由，具有即兴创作的特点。

中老年人是山歌爱好者的主体，对歌微信群中成员之间产生的情感是群体凝聚力的重要表现。相通的民族语言、相近的生活习性、共同的兴趣爱好是连接群成员的重要纽带，由对唱这一行为方式联结的自我呈现则使群体认同感得到进一步加强，她们从对唱中收获自我满足，强化民族身份认同。C11提到：“以前不论男女，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唱几首歌，平时可能不会经常唱，但节日时高低得唱几句，现在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我们这些老的在群里对对歌，能打发时间，也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老祖宗的手艺。”(C11，女，61岁，无学历，从事种植)

C15是在外上学的大学生，在外婆的“教唆”(C15语)下加入了山歌对唱微信群。虽然开始不情愿，但随着个人参与度的增强，她逐渐融入对唱群的气氛中，即便是在学校，也能够发送语音参与对歌。“尤其是山歌对唱比赛，那天群里会特别热闹，我也好奇谁会参加，水平怎么样。我感觉山歌对唱不单是村里的文娱活动了，好像大家一下子感情就走近了。”(C15，女，19岁，本科在读，学生)

线下山歌对唱让对唱微信群的成员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传统民族节日如“壮族三月三”期间，通过举办包含男女对唱在内的系列民俗活动，吸引大批歌友聚集，有些隔着山头的歌友还是第一次见面，大家将线上交流的情境转移至现实中，快速建立交往关系。从山歌对唱衍生的“线上—线下”互动来看，显然对于巩固既有乡村人际关系、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该村山歌对唱微信群的成员还自发组织，齐心协力改编山歌用于宣传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政策，在线下无偿为村民“宣唱”医保政策、扶贫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权益保障政策等，推动了村民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信息交互机制

从信息生态来看，任何一个网络社群都不会是封闭的，必定与圈群外的社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信息交互。网络社群的信息交换机制，即社群如何与外界的实践产生深度关联，可以将其理解为成员以网络社群为中介，参与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实践。

(一)基层治理信息交互

近年乡村社会劳动力人口流动加速，传统乡村公共空间日趋衰落，乡土联结出现困顿，村微信群为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提供了可能。(5)吴海琳，周重礼：《微信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以D村“行政外生型”网络空间为例》，载《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乡村治理和基层公共参与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治理逐渐融入农村社会。村群为村民提供了一个“虚拟在场”的空间，即便是外出打工的村民，也能够参与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交互从人与人的对话、在村广场的集会转移到在线社群，村民与村干部“共同在场”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这种信息交互方式成为少数民族网络社群运行的重要构成。

在基层，“政府—乡村”与“政府—村民”的共同体式治理模式长期以来非常缺乏实践的经验，乡村公共事务处理的效率较低。“互联网+数字治理”勾连了少数民族网络社群与外界信息生态的桥梁，在部分学者看来，村微信群为村民特别是外出打工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拓宽了路径，乡村治理打开了新的空间。但课题组在调研期间获得的直接经验是：媒介技术加强了信息生态群落之间的关联，但并不必然对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起正向影响，线上线下协同一致、村民话语权的平衡、政策信息是否准确解读，诸多因素均能够对村民的治理认同感产生直接的影响。

B01是红坭村干部，她表示结合自己和其他村的经验，当涉及公共事务的讨论，村微信群一般都会非常“热闹”，交流的话题可谓五花八门：“我们这是大石山区，没有地下水，打不了井，村民平时只能挑水吃，接的山泉水也有限，还经常枯水，饮水工程在群里说了好多次，我们(村干部)也被骂了很多次，上面一直不解决，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涉及村民矛盾问题：“群里的矛盾其实也不少，最突出的就是自建房问题，一会是建房影响了邻居的采光，一会又是宅基地乱搭乱建引发邻里纠纷”，如涉及个人补助问题：“很多申请五保户、大病医疗补助、残疾等级认定的村民，我(在群里)都得回答，钱少了，到账晚了，也来质疑，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能过问的。”(B01，女，40岁，高中学历，村干部)

图1 某村微信群信息热点的词云

课题组利用Python对DABP算法发现的某村群进行进行热点分析和话语文本抓取，将其导入Nvivo进行词频分析，生成的词云如图1所示(未作词性筛选处理，保留中性词)。可以看到，该村群的信息热点在于各种公共事务和村民的个人事务。热词包括宅基地、建房、五保户、耕地、土地流转、个人补助、残疾认定、扶贫、医保等。

在问卷问题“你所在的村群/社区群是否帮助群成员解决过公共事务问题”中，有60.83%(646人)的受访者选择“是”，该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村群或社区群寻求解决公共事务(如政策咨询、投诉建议、子女入学、养老医保、困难补助等)并得到过回应，或是看到他人的问题得到解决。C16只懂得简单的手机操作，他们家在村群的代表是在外务工的儿子，“前年村里搞度假村和农家乐，改造我们的房子(民宿)成干栏(一种有壮族文化元素的建筑)，原来我不愿意，因为要动土，怕改了风水，后来我崽说在群里看到村长(村民委员会主任)讲收成，他就在群里问清楚了，后面就让我也委托给旅游公司打理，每年能够分红差不多8000元。”(C16，男，62岁，小学学历，从事种植)有23.45%(249人)的受访者选择“否”，部分受访者表示“社区干部人是在群里，但只会发通知，群里有什么人提问，从来没见他浮过头”“我不清楚其他人怎么样，我们家低保的事一直没给解决”“提过路灯坏了多少年了，晚上都有小孩子扭过脚，有一年多了，还没见动静(装路灯)”。有15.72%(167人)的受访者选择“不清楚”，该部分受访者多表示“自己不常看群里的消息”“没有加入社区群”。

在访谈中，课题组发现即便是在网络社群基本普及的媒介环境下，基层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基层治理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村群的无障碍交流衍生了诸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让渡个人事务的隐私权(可以理解为“家丑外扬”在网络社群成为常态)，以及乡村治理引发的个人与村集体的矛盾时有迸发。B01介绍：“村微信群里经常有村民质疑村干部，像建档立卡名额分配，集体资金的去向，花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资金数额、明细怎样，五保户的认定，村民残废等级的认定和补贴，全都有村民在质疑，所以现在我们(村干部)也很难，有时干脆对村群的敏感信息就视而不见。”

西南边境相比其他地区，贫困人口集中连片，面临较多治理风险。治理风险通过网络社群等路径放大，导致“雪球效应”，如“民族习俗污名化”和“政府治理风险”等；现实中当治理风险发生时，官方的避重就轻会让公众疑惑、不安以致提出抗议甚至借机泄愤，衍生出舆情风险。(6)黄子源：《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安全风险生成机理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与村民的信息交互效率，少数民族群体的网络社群基层治理参与程度与效能感的获得，均能够影响铸牢少数民族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作为社会信息交流载体的社群共同体

西南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有不少外出打工的人口，因为微信的普及，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微信群来建立联系，因为手机微信的普及，无论是打工输出地的乡村，还是输入地的城市，农民工群日常生活行为逻辑依旧受到乡村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的支配，经过重组的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在移动网络空间中构筑了一个勾连城市与乡村的“移动主体熟人社会”(7)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载《新闻大学》2018年第2期。。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认为，社会上的个体都是借助零碎的、从媒体信息流中获取的信息来构建个人身份，并积累成赖之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8)[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页。少数民族群体构成的社群是网络信息生态的一小部分，其必定与外界社会环境有特定的信息流通方式。

在调研问卷问题“你平时从哪个媒介获取外界信息(每人可说3个或以下最常用的)”中，有67.23%(714人)的少数民族居民选择了“抖音、快手、视频号、B站等视频平台”，有5.84%(62人)和6.97%(74人)的少数民族居民分别选择了“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和“广播”。单从信息获取的渠道来看，他们更看重方便、快捷、所见即所得，代表性观点是“刷视频的时候本身就能获知很多信息，包括新闻”(E13，女，23岁，硕士在读，学生)。边境少数民族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纸质媒体早就不是他们接受外界信息的优先选择，村广播依然保留，功能集中于召集村民开会、宣布村集体重要事项、预告活动等。

选择公众号(217人，20.43%)、微信群和QQ群(302人，28.43%)、今日头条和腾讯新闻等新闻客户端(366人，34.46%)、微博(389人，36.63%)的均有一定的少数民族居民。其中微信群、QQ群、微博的社交属性较强，不少村民并不关心时事新闻，他们通过微信群里他人发布的信息关注县、镇、村的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主动获取信息，对他人尤其是社群关键节点(意见领袖)存在一定的依赖性。部分少数民族居民通过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微博等依托算法推荐的新闻客户端关注外界信息。

61.86%(657人)的少数民族居民选择了“电视” ，一方面所见即所得、视觉感受是很多居民选择信息渠道的优先原则，另一方面“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开电视，看不看另说，很多人其实在刷视频”(C17，男，43岁，初中学历，从事商品零售)。选择“小红书、知乎、豆瓣等分享社群”(54人，5.08%)和新闻网站(43人，4.05%)的人数较少，小红书的用户72%为90后，超过50%来自一、二线城市，女性用户比例占70%，(9)央广网：《小红书举办2022商业生态大会 发布全新商业化愿景》，(2021-12-24)[2023-12-25].http://tech.cnr.cn/techph/20211224/t20211224_525696764.shtml.知乎、豆瓣是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价值的社群，用户多集中在具有较高学历和职业水平的年轻群体；因移动互联技术和智能手机迭代速度快，主要依托台式电脑的新闻网站用户日渐减少。因此以上结果可以预见。

网络社群是外出务工群体的经验交流载体，对于返乡创业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同样如此。在此轮调研中，课题组接触了几位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的“网络红人”，他们是近年回到家乡创业或就业的青年，大多运营了抖音账号，或为自己线下业务引流(如农产品销售，民宿运营)，或通过直播为职业增值(如旅游直播)，或直接靠流量赚钱(如中视频计划)，他们的账号形成了或大或小的社群，成为社会信息交流的载体。A12本科毕业后到长沙工作，在一家旅行社做网络策划营销，他于2021年回到老家靖西界邦村，开始创业和自媒体运营。A12主要从事植物农产品(糯米、百香果、猕猴桃等)销售，同时在抖音运营引流，“有些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可以让我知道其他地方的收果价格还有人力费用，还有人给了我很多建议。邻近几个村也有返乡的，包括周边县的，都有做短视频的，我们有一个群，是专门做行业交流的。”(A12，男，32岁，本科学历，从事自媒体)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网络社群在社会信息交流中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边境地区近年渐有返乡创业的青年，他们或是通过自媒体平台创业、引流，或是投入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但均遇到了各种困难，根源大多指向基层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如对返乡创业人员支持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不到位、创业培训敷衍、帮能不帮弱等。“在同行群里我们也交流过，各地的政府如何不作为，很多时候想咨询一些政策，看能不能争取到创业优惠，也不知道找哪里，有人申请了创业补贴，要开一堆证明，办了大半年都办不下来，最后不了了之。村里有人去看过县里办的创业园，根本就不适合我们。”(A12)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村落，近年大量具备较高文化素质和创业热情的少数民族青年返乡后在短视频平台创业，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他们对乡土具有何种程度的认同，事关返乡青年的心理建设以及他们能否留下来、留得住、发展得好。如果当地没有特殊的针对性政策支持，没有建立起“政府—返乡青年”之间畅通的信息交流通道，返乡青年可能因发展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再度离乡，对返乡青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负面影响，乡村将遭遇“二次空心化”的危机。

三、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动员机制

从信息生态来看，根据活跃度和相关性，网络社群内部会有中心节点、次中心节点、边缘节点等，在社群中的体现就是对话题的引导、发言的多寡和重要性、他人对其发言的尾随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群中的活跃分子。网络社群的动员机制，即群体意见领袖对社群话语表达的引领。

(一)基于锚定效应的强集聚效应

随着算法迭代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平台通过用户画像进行信息的推送，在算法中“热度”具有极高的权重，如某条信息的点击量、点赞数、转发量、收藏量、评论数、观看停留时长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条信息的后续传播力。在很多自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B站等，往往热评(点赞量最多的几条评论)就引领了某条信息的舆论走向。

在问卷问题“你平时赞同点赞数最多的评论的观点吗”中，选择“完全赞同”和“大部分情况赞同”的一共占到74.2%，说明大部分少数民族居民在参与网络社群的信息传播时，对其他网友的集中性意见和情感还是认可的。尽管这可以归入“沉默的螺旋”“群体压力”效应，但由于点赞、评论的行为是匿名的，用户所受心理压力可以认为并没有那么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意见、观点和情感表达等还是比较符合绝大部分主体的感知。

这符合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的机制。在心理学领域，Tversky和Kahneman提出锚定效应，指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会受到初始锚影响，致使其随后的数值估计偏向该锚的一种判断偏差现象，具体的影响要素如能力变量、情绪因素、个体差异性、知识技能、时间压力、动机变量、认知因素及内部信念等。(10)Tversky，A &Kahneman，D：Judgment under uncertainl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974(185).通俗来说，个体接触到某事物的第一信息就像是沉入海底的锚，把其思想固定在某处，第一印象一旦生成，人在认知上的惰性便会起主导作用，人们会以最初看到的标准为参照物，在后续对事物的判断中会有意无意地以最初标准为“锚”作出决策，从客观上看，这制约了个体的认知，从而导致最终的偏见和误判。

按常规发布程序，自媒体的发言和评论以倒序排列，先发的评论会被后发的挤下从而“沉底”；由于算法推荐，很多自媒体平台会把具有“热门”潜质的发言置于评论区的顶部，即便是稍后看到该条信息或视频的用户，也能够优先看到发布较早、点赞数较多的评论。由于锚定效应的作用，这些评论往往决定了该条信息或视频的舆论走向。

西南边境某村驻村第一书记同时是一位抖音博主，他长期在自己的抖音直播间助农带货，日常发布的视频内容也是为该村的事务到处奔波，为该村的特色产业发展鼓与呼。在他发布的一条助农销售释迦果的视频评论区，网友们对该书记表达的“这样才是基层最需要的父母官”“一个村能遇到负责的书记真的很好”“好书记大家都愿意支持的”等积极情感占据了评论区的主流。在锚定效应作用下，少数民族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国家扶贫政策的利好和公职人员的努力，能看到身边产业振兴的希望和自身所能享受的福祉，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得到提升，从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锚定效应的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觑。如西南边境某县级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发布关于该地“公共租赁住房腾退房源分配”的新闻，当地网民以反讽和抗争性的话语直接表达对官方媒体不回应民众诉求、公租房资格条件的质疑和不满，对抗的情绪在网络社群蔓延，带动了后来者的愤懑情绪。

西南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网络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对西南边境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新挑战：受到境外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只关心“一带一路”对个人利益有没有好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少数领导干部对“一带一路”的有关政策落实不力。(11)钟国云，陈欢：《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构建——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载《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涉及发布政策宣传、政策落实等内容的官方网络社群会被别有用心的势力侵入，民族分裂势力的网络水军在边境网络社群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显然这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利的。

(二)信息中心节点的聚合效应显著，但不稳定性客观存在

对于网络社群的研究，意见领袖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切入点。1940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利用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范式对选民投票进行研究，发现选民的态度和行为会更多地受到亲戚、朋友等身边人的影响，而不是大众媒介，这些人经常在小圈子中为他人提供信息、发表意见、评论时事，比大众媒体更能扮演意见传达者的角色，因此将之命名为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12)[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黑兹尔·高德特：《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唐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43页。乡村数字化治理有赖于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以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3)丁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在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中，往往会有某个(或某些)成员在引导社群主题讨论、表达意见、共享经验、达成诉求共识等方面起到显著的助推作用，即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公共事务是基层政府各类工作的核心，衔接政府与村民，使之成为一个尽可能信息通畅的治理共同体，是村干部在村群发挥的重要职责。因此，村干部、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协理员天然就是村群的意见领袖，在信息传递、政策解释、上传下达、意见提供等方面扮演信息输出者的角色。乡村振兴带头人通过产业发展、致富增收，在网络社群中也是常见的乡村传播体系“领袖”，他们引领村民主动表达利益诉求，推动乡村公共事务根据村民的参与和评价进行工作机制调适。(14)李彬：《农村社区共同体构建中的文化治理与群众认同——以吉林省少数民族村屯为例》，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还有部分在乡村发展中先富起来的个体，如创办规模企业，经营农家乐、民宿，率先进入电商领域的先行者等，他们对于如何实现村民的经济诉求有较多经验，在村群集体讨论时能够提供专业化的见解。总体来看，在边境少数民族乡村，课题组能够感受到，政治权力在手或在经济状况方面能“光宗耀祖”的一批人格外受到其他人的尊敬，在村群的发言也更有说服力，村民对“钱”和“权”的崇敬可见一斑。

在问卷问题“你所在微信群有没有发言的积极分子”中，较常使用微信群的815个受访者有555人选择了“是”，占68.10%，87人选择了“无”，占10.67%，173人选择了“说不清”，占21.23%。在问卷问题“网络社群哪些人(机构)对你的日常想法、行为有影响或有帮助”(无固定选项，受访者自由作答，课题组后期整理)中，提及“微信群、QQ群积极分子”的有505人，占到47.55%。部分受访者提到：“我妈妈是山歌群的群主，组织活动，迎接领导视察的节目表演，都靠她组织”(C15，女，19岁，本科在读，学生)，“我就是村群的活跃分子，每天需要花不少精力和时间在群的维护上，因为会有很多村民问东问西，你回答不及时，有些人能理解，有些人就会觉得他问的事有猫腻，没法说清。”(C01，女，40岁，本科，村干部)提及“媒体、政府官方号”的有231人，只占21.75%，课题组在访谈时有意识地询问受访者，对媒体和政府社群平台(如抖音号、微博、公众号)公信力的看法，部分少数民族居民表示：“媒体只会歌功颂德，好的事就播，不好的事也不见他说”(C09，男，47岁，小学学历，从事种植、手工艺品销售)，“媒体都是关注大事，与我们老百姓无关”(D13，男，46岁，初中，从事药材销售)，“去政府还有媒体的抖音号留言，从来不见回的，有一次看到我们县的融媒体中心发了一个回乡创业申请补贴的视频新闻，我留言去向哪个部门咨询，后来也有网友问，他们一个都没回”(F03，女，24岁，硕士在读，学生)。少数民族居民对官方社群平台的诟病主要在于“内容与己关联不大”和“无交互和反馈”，可见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官方网络社群，有较大的潜力尚待挖掘。

有259人提及“微博、小红书博主”，占24.39%；有331人提及“抖音、快手、B站等视频平台博主”，占29.28%。从数据上看，可以发现这些交互性强的自媒体不比官方社群平台的影响力低，甚至更能影响边境少数民族群体的认知和行为。如D11提到：“我很喜欢小红书上一个博主对花山的介绍，她讲得真好，我从小长在宁明，花山有些典故都没有她清楚，我还在课堂上讲这些故事给班上的小孩子们听。”(D11，女，24岁，大专学历，小学教师)D01谈及第一书记做短视频运营：“我关注了一位在驮卢镇屯村村做第一书记的干部，他做短视频很厉害，帮了很多果农，现在很多人农产品滞销的，都去找他，我周围很多人也听说过他。”(D01，男，27岁，本科，公务员)但部分自媒体博主为了博取流量，在创作内容上刻意歪曲 ，带来的影响就是负面的：“有些人(自媒体博主)可能为了标新立异，很多时候讲了一些错误的观念，我看到过有人说边境很多女人是从越南买来的，还有农村酒席女人不得上桌，只吃剩饭剩菜；我承认是存在这些现象，但(博主)讲得也太夸张了，让别人以为边境农村就跟封建社会一样。”(E01，女，31岁，初中学历，导游)

可以看到，对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体而言，自媒体博主自主创设网络社群的影响力不见得比官方媒体社群平台要低。一方面，他们本身接触官方社群平台的概率就低，较少人关注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另一方面，官方社群平台的内容生产确实难以吸引当地居民持续关注，交互性基本没有，爆款作品也少。从调研的现有情况来看，尽管绝大部分官方社群平台设置了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栏目，但只是常规报道的归类，而且从点击量、转发率、评论数等数据来看，传播效果并不明显。

课题组在调研时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实这些乡村的“数字公共领域”并不稳定。由于信息环境和社群成员素养等因素的干扰，部分网络社群的意见领袖甚至社群创建者不愿意再去维持社群，信息中心节点的不稳定性导致网络社群随时都有崩塌解散的隐患。这对于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社群路径不利。

B01在维持村群正常运转的过程了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村干每天都要下田间地头，与村民打交道，了解社情民意、宣传政策法规，还要调解邻里纠纷，调解过程中还不时会有被村民辱骂的情况，有些事细微到排查安全隐患、卫生环境检查，都得过问。在群里有些人骂得更难听，之前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把群给解散了，后来上面让我再建起来，工作还是得开展，但我也不会再那么积极了。”D15在花山岩画景区附近经营一家民宿和本地定制游，同时自己也在运营抖音账号，日常会通过直播为线下的经营引流：“有些不怀好意的网友，会在直播间飘一些擦边的言论，还到私信那里说龌龊的话，发一些色情图片，那些人仗着匿名，就一直做这些下流的事，我都拉黑了。有时真想不做抖音算了，但民宿需要引流，不做引流，我哪来这么多广告费？”(D15，女，36岁，本科，经营民宿和自媒体)

四、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网络社群发展的思考

(一)打造良性、活跃的网络社群“线上—线下”交互

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认为群体是改变个人心理状态的关键变量，群体运转中各种潜在的心理动力、群体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群体成员间的心理交互关系等，均对群体气氛、群体目标、群体内聚力有关键影响。(15)Kurt Lewin：Experiments in Social Space，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39(0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认同，(16)李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结构的心理学分析》，载《民族研究》2021年第5期。可以通过优化群体交互来实现健康心理的内化。官方网络社群(如抖音号、微博微信官方号等)应大胆创新，以“不破不立”的勇气敢于与用户群体对话，不畏惧民族分裂势力和网络水军的攻击，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线下有群众接访日，线上也能够通过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社群，引导少数民族群体积极建言献策、分享发展智慧，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方面，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打造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就是非常好的借鉴，在每篇推送文章的网友评论区，“浙江宣传”都敢于直面热点、解剖难点、解决问题，不回避问题、不避重就轻，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往往能够第一时间发出理性声音，与老百姓产生情感共鸣。

地方政府可以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引导少数民族村寨与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结合起来，通过各类网络社群平台创新和推广“短视频、直播+乡村振兴”的模式，在既有的成熟模式中融入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如融入民族特色的主题民宿、特色文体活动(村晚、村BA等)衍生的旅游项目等，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同频共振。对于少数民族居民自建的网络社群，线下交往可以促进族群关系的进一步融洽，如将“对歌”这一少数民族特色元素广泛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中，那坡县就将“黑衣壮”山歌融入各类文艺演出，邀请当地“山歌王”到乡进村入屯传唱山歌；把山歌录制成视频，利用圩日、重大节庆日等在乡(镇)街道村屯、卫生院、村卫生室播放，以及在各个微信群、本地电视台等转播。显然这对于巩固既有乡村人际关系、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大有裨益的。

(二)打造网络社群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因为网络社群的存在，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被动性适应转向建构型适应，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乡土与城市的杂糅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西南边境地区的产业经济尚在恢复期，少数民族居民的负面情绪不时在诸多网络社群显现。少数民族在网络社群的政治参与效能感极有可能与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较强关联，特别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与社群成员的信息交互，既是网络社群得以正常运行的保证，同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与其被动地在冗余信息杂糅的网络社群中精准识别民族分裂势力、网络水军的对抗性话语，不如从铸牢少数民族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入手，帮助他们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收获成就感、认同感、归属感，学会自觉摒弃恶意信息的输入。网络社群的存在和良好运行是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基础，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可以将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理念迁移至网络社群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将少数民族居民视作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主体，而不是“被管理者”，明确共建共治共享体系的总体建设思路：网络社群治理的价值共创。结合西南边疆实际，探索打造政府部门政策导向、主流媒体(尤其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内容引领、媒体平台先进技术规范、“线上+线下”社会治理共同体支撑、网络社群自主协调“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体系。

(三)为少数民族网络社群意见领袖做好针对性服务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养行动，提高培训实效”。意见领袖(包括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社群创建者)对于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稳定运行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涉及群体认同的形成，而群体认同的基础之一是相近或相似的观念，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其中的关键构成。从网络社群生态来看，信息中心节点对单个社群的良性运行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村群里的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致富带头人等。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落后、人才奇缺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对于各领域的“带头人”是极度渴求的，这部分人对于边疆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少数民族网络社群有可能会因为各种外界因素而导致信息中心节点的不稳定，从而面临解散的风险。这些负面因素对于群体认同的形成显然是不利的，如村民和村干部对峙的情绪加剧、返乡创业青年心灰意冷再次离乡等，这无论是对基层政府工作的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是铸牢少数民族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针对大量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社群平台创业的需求，政府部门应做好技术扶持，邀请真正懂得农产品线上营销、有比较丰富的实操经验和成功案例、能够针对不同乡村情况提出差异化发展思路的互联网平台“大V”进行集中授课和实际操作评估，切实提升技术培训的效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专项资金，设立“数字农人”孵化项目，鼓励和吸引产销对口的企业与返乡青年“搭对子”，双方既是帮扶也是合作，为返乡青年牵线搭桥，帮助他们找准乡土元素背后的盈利点，围绕本地的乡土文化和特色产业做文章，让他们“靠乡吃乡”，打造返乡创业的网络社群品牌，通过辐射作用带动铸牢少数民族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