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内涵、特征与政策方向

左和平 李秉强 左 璇,2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 330038;2.江西财经大学,南昌 3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明确提出要“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1],这对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要求与挑战。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职业本专科和普通本科的招生规模分别为546.60万、467.94万。[2]虽然职业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然而,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就业所需脱钩明显,造成了技能人才的显性短缺,预计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率将达48%[3],这也是我国实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的2035“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和《“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在“十四五新增技能人才4000以上”等目标的重要阻碍。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发挥职业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势在必行,而提高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是其重要路径。职业教育需要加强与经济社会的对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习近平总书记对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均彰显了这一点。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纽带是技能人才培养[4],需要通过促成供需平衡以达到技能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有效匹配,进而传授知识和技能实践协同推进应成为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层面[5]。此外,增强与经济社会的契合度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6]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境[7-8],需要以创新发展模式来助推[9]。而职业教育适应性,体现在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有效构建的表现形式方面,需要实现主体、客体、路径等方面的协同推进。[10]

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适应性,学者从多重视角进行了考察。如,刘克勇和郝天聪[11]认为适应性需注重与区域实践相结合;陈鹏和庞学光[12]认为大职教观的形成要重点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赵晶晶、张智和盛玉雪[13]指出适应性会影响区域的高职教育布局和人力资本的空间结构与质量;潘海生和林晓雯[14]将适应性分为被动适应、主动适应、适应引领等三个阶段,且李政[15]也认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适应性经历了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的转变;刘晓和陆宇正[16]认为增强适应性应该凸显与经济社会的协同。以上研究,皆认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的重要举措。此外,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实证,如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适应[17]、职业教育与劳动力需求匹配[18]、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与生产力[19]、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20]、专业设置与产业人才需求[21]、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耦合[22],研究结果均显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和技能劳动者培养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学界通常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关联,对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研究应该要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状态明显。[23]职业教育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自然也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多重状态重叠,进而有必要对其适应性进行甄别,但暂时没有检索到该方面的相关文献。诚然,上述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关联性及适应性的文献,为本研究的顺利展开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为此,拟主要采取教育学与经济学融合的分析范式,在界定职业教育适应性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参与主体和适应性状态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性解析影响因素并指出适应性不同状态的特征,且以经济适应为例进行剖析,最后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政策方向。

二、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内涵与影响因素

综观现有文献,对于职业教育适应性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如适应对象、适应程度、适应内容等,没有明确的规定与提法。从适应性本身来看,应该是各重参与主体受不同要素或因素影响的组合,且在适应的过程中会存在相应的差异性。为此,有必要在剖析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参与主体视角解析影响因素。

(一)基本内涵

职业教育适应性,应该是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实现适度的融合发展,而这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直接相关,进而有必要从该视角对适应性的内涵进行剖析。从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看,总体上存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适应性四种提法。工学结合可追源到《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中提及的半工半读,校企合作可回溯到《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1986),产教融合的提法则源自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适应性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后逐渐成为各级部门关注的热点,要求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4]。

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侧重于微观层面,即更多的是从工作或企业视角实现学习者技能提升;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强调的是产业与教学(教育)的相互促进与融通;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凸显的是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无论是哪种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着力点均为人,尤其是高技能的人。而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只有契合经济社会的相应需求,才可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匹配。为此,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人的适应三方面诠释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内涵。

经济发展需要技能人才支撑,而职业教育作为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侧,也需要与经济实现深度契合。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近年发展的主旋律,而技能人才培养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关联[25],进而获得足够的技能人才供给是经济实现有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但技能人才的普遍短缺成为了重要钳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有待加强。我国“十四五 ”规划提出的“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这必然会带给各类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因而职业教育适应性应该要考虑到与经济的适应。

我国2021年提出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和技能型社会建设,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嵌入到了社会层面,这在确立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定位的同时,也要求其实现职业教育体系现代化,以助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如,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提出要实现“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目标,这需要职业教育的深度参与。因而职业教育适应性应该要考虑到与社会的适应。

职业教育贯穿于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技能培训、技能提升等,这契合了职业教育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属性[26],同时与《“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的职业教育应该侧重于与人的技能提升目标相吻合。不仅如此,现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新经济导致的机器换人、电商换市等,会对劳动者的工作要求乃至就业状态形成显性倒逼,要求对其所掌握的技能进行动态升级,这也需要强化在就业各阶段的职业技能植入。由此,促进与人的发展适应,应是职业教育有效提升人的精神、物质需求的重要目标追求。因而职业教育适应性应该要考虑到与人的适应。

为此,可将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基本内涵界定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人的发展的适度融合,且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适应性等人才培养模式是适应性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影响因素

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会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职业教育或技能人才培养能在社会中产生较强的正外溢性[27],此时各级政府作为职业教育的“守夜人”,应通过相应的利益补偿以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供需平衡。与此同时,随着职业教育与相关主体的联系逐渐加深,各类中介机构也会加快融入。为此,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看,总体可将之分为供给方、需求方、调控方、润滑方。其中,供给方指的是为社会提供技能的主体,包括院校、培训机构等;需求方指的是技能的需求者,主要包括经营性机构(如企业)或非经营性机构;调控方指的是矫正技能供需失衡的非市场力量,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制度和各级政府等;润滑方指的是除上述三方面外,影响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其他因素,如职业教育中介、产业发展中介等。

就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参与主体而言,上述四方面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其内在关联性可用图1表示,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内循环系统。但是,当市场机制无法对经济、社会、人的实际需求作出有效反应时,作为规则制定者即各级政府就会通过法律法规制度约束以及直接管理,调控着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服务提供者(如各类相关中介)就会逐渐出现,以服务于职业教育供需匹配的需要。然而,从总体上看,调控方和润滑方会影响着适应性的进程,但不应该成为关键要素,即核心影响因素应该是职业教育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图1 影响职业教育融合的因素

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性,也会导致核心影响因素出现相应的差别,其主要体现在融合层级上,若市场机制没有出现失灵,则职业教育市场的供需匹配能够实现有效融合和自我均衡,进而供给方和需求方是融合需要重点考虑的两类因素,政府也应积极介入以实现相对公平。由此,需要重点考虑供给方、需求方、调控方的因素,同时润滑方的因素也不应该被忽视。

三、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甄别与特征

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是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涉及职业教育与多重参与主体的互动影响,且在不同视域、不同条件下,职业教育适应性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因而需要对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状态进行剖析,分析不同状态下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特征。

(一)状态划分

前文分析已述及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可分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三个维度的适应,其演化和推进有着相应的阶段性,即适应性可能会随着职业教育和适应对象的水平与质量以及其所处状态的变化而呈现出相应的差异。

从经济学视角看,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终极目标是供需实现完全契合。为便于分析,以供给作为主要切入点展开:(1)当供需双方没有相互需求或相互代表性需求很小时,此时双方均处于孱弱状态,适应性没有存在的土壤,即两者相对割裂,可将该状态称为混沌状态;(2)随着相关行为主体由孱弱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职业教育的需求会被激发并产生相应的供给,但该状态下的供给以被动适应需求为表征,可把该状态称为被动适应状态;(3)在利益驱动下,需求会引发供给的过激反应,这会致使供给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在适者生存的竞争压力下,职业教育供给方会选择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可把该状态称为主动适应状态;(4)被动适应状态和主动适应状态均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而由此终极演化形成的是帕累托最优,即供给方和需求方实现了完全有效的匹配,进而可把该状态称为和谐共生状态。为此,基于融合程度高低,把适应性状态分为混沌、被动适应、主动适应、和谐共生四种,详见图2。随后,对不同状态的特征分别进行阐述。

图2 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状态

(二)状态特征

职业教育适应性应该表征为供需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匹配,但在不同的发展状态下,受职业教育与相关主体发展的内在联系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特征。

1.混沌状态:供需联系强度弱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或阶段,职业教育的需求或供给水平均明显偏低。在该阶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或人的全面发展,其需要的专业技能均偏低。此外,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两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都明显偏高,由于地理、空间、传输媒介等相对阻断而造成的“冰山效应”,致使两者无法有效建立联系,此时调控方和润滑方也无法对职业教育供需匹配产生影响。但是,在同一个区域(高发展水平的区域)内,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在该状态,两大子系统的联系强度很弱,且处于显性的体内循环,即两者之间基本没有建立联系。

2.被动适应状态:需求倒逼供给

该状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倒逼职业教育发展以适应需求的过程,即三重适应主体(经济、社会、人)均会对职业技能的供给产生需求,由此可能导致技能短缺或不足:一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造血能力不足,致使数量或质量都无法满足各重主体所需;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职业教育内卷化[28]、培养技能与现实需求差异[29]、与区域经济联系较弱等导致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但是,鉴于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路径固化即路径锁定,由混沌状态向被动适应状态转变会存在时滞效应,且润滑方会明显滞后于调控方,即在各类职业教育政策的管理者和执行者中,调控方有着更大的利益动机以促进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发展。

由于在该状态出现了由0(混沌状态)到1(相对适应状态)的转变,供给方和润滑方可能都会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而需求方又存在较为明显的技能短缺,进而调控方的角色可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该状态下,供给方需要为自身产品或顾客即毕业生[30]提供出路,调控方会通过种种举措促进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推进。但是,在相对较长的信息搜索或匹配过程中,如果经济、社会或人对技能的迫切需求没得到有效的满足,则可能会由该状态滑落到混沌状态。进而,会造成在该状态下的供给方和调控方热而需求方冷的发展格局。

3.主动适应状态:供给方主动向需求方耦合,供需联系强度较高

被动适应状态可视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阵痛期。一旦条件恶化,供给方和润滑方可能放弃向上发展的可能,此时调控方的各项举措难以有效,同时需求方对技能的需求也会逐步转向体内循环即自我培育或提升为主。为此,在被动适应的过程中,职业教育需要积极主动提升技能培养(或技能形成)的契合性[31]和满足各行为主体派生出的技能需求,即进入主动适应状态才可能提升供给方的生存空间。

在该状态,需求方对供给方产生的倒逼效应会逐渐发挥功效,且供给方在逐渐适应这种释压的同时,变被动为主动。为此,供给方可能在逐渐升级发展的过程中,能同时承接需求方既有的(可视为势能,即确定的需要满足的数量与质量)和潜在的(可视为动能,即随着经济、社会、人的发展而需要做出的前瞻性满足)职业教育需求。与被动状态相比,由于供给方、需求方、调控方均在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致使适应性的活性明显增强,此时润滑方在利益驱动下也会加快参与职业教育的步伐。总体上,该状态下的供给方应该会主动向需求方耦合,且供需的联系强度相对较高。

4.和谐共生状态:各主体参与适应性建设的主动性高,供需耦合共生

无论是被动适应还是主动适应,均主要从供给方视角应答如何增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或人的发展所需的适应性。当经济社会或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供给方能开发出各类技能以满足各类需求,进而既有需求和派生需求均能找到有效的承包方(即供给方)来对接。对于调控主体而言,由参与和引导并存这一角色向引导角色转变,即各级职能部门成为了事实上的规则的执行者,这在较大程度上应该可减少市场失灵。与此同时,衍生出的相关中介组织和机构,在利益驱动与指引下,也在加快推进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融合与匹配。进而,职业教育与各类参与主体实现了有效的和谐共生。在该状态下,各主体参与适应性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均较高,同时供给和需求子系统呈现出耦合共生状态,且两者的联系强度很高。关于四种状态的特征,可用表1进行简要归纳。

表1 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状态特征

四、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剖析

职业教育适应性涉及与经济、社会和人的三重融合,且在现实中可能部分层面难以用详实的素材来表征。从我国实际看,如何与经济发展相契合是职业教育关注的最重要层面,即职业教育促成的技能人才培养需要有效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拟以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为例,来剖析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一)相对松散阶段(1949—1992年)

我国职业教育以1977年12月恢复高考为临界值,即在1977年之前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之后则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1949—1978年,我国经历了苏联援助重建、三年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等时期,致使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技工学校)培养学生的规模也呈现出较大变化。如,在1949、1957、1965、1971、1977年的中职学校数量分别为3、144、400、39、1333所,在校生规模分别为0.27万、6.66万、16.88万、0.85万、24.30万。改革开放后,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均呈现出快速发展势态,且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催生了对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通常认为,1993年前后我国职业教育逐渐发力或起势[32],且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加强。此外,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开启的政策松绑,催生了我国经济的稳健增长,这必然会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步伐以适应经济建设所需。为此,可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适应性在1992年后基本迈过了混沌状态。即,1992年之前无论是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均总体偏低,进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适应性四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相对较少。

(二)相对紧密阶段(1992年至今)

1992年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稳健提升,要求更多的技能人才来支撑,进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相应要求,由此四种模式均会在现实中得到显性的体现。鉴于在该阶段基本迈过了混沌状态,随后从被动适应、主动适应、和谐共生方面进行剖析。

从总体上看,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确立、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助推也要求职业教育提供大量技能人才。然而,我国技能供需不匹配矛盾相当显著,主要表现为学生所学技能的实用性不强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求缺口明显。事实上,相对本科及以上层次教育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如治理结构困境[33]、产教融合困境[34]、二元困境[35]、招生困境[36],导致与经济特别是产业发展存在显性脱钩,而这应该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事实上,甘肃、山东、江西三省实施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计划,可视为我国职业教育创新改革以省为单位稳健推进的重要信号,同时教育部在2023年4月启动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旨在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相契合,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强化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企业发展所需的技能人才,进而助推职业教育与经济实现协同发展。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目前总体处于被动适应状态。

我国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职业教育展现出适应性的差异。当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会为职业教育提供强劲的驱动,且产业特别是高新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将促使职业教育供给方成为承包方。我国职业院校与企业实施订单式的联合培养(如与特定企业),可视为这种衍生需求的具体体现。如从代表性需求视角看,由于我国产业呈现出低水平技术和技能的路径锁定属性[37],致使技术、技能的专有属性与人才难以实现有效匹配。在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下,企业所需的专属性技能人才岗位与当前普适性职业教育无法契合,这会倒逼企业与职业院校寻求合作。当代表性需求逐渐细分市场时,企业会积极与职业院校展开合作,即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进而技能、工艺的专有属性使得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呈现出显性差异。由此,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三种人才培养方式在该状态下普遍存在,且传统的通识性职业教育已无法满足生产经营活动的需求。从该视角出发,技能人才市场的饱和程度出现了明显的供需切换,这会倒逼企业或行业积极参与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中,如江西南康的家具产业链的形成。为日益满足家具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促使家具产业人才本地化,2019年五所院校机构在南康家具特色小镇同时成立,分别为中国家具学院、江西环境工程学院南康分院、中国鲁班大学、淘宝大学南康商学院、南康家具学院,旨在打造以家具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该状态中,基本形成了供给方相对主动的职业教育生命共同体雏形。

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驻马店共识”将探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作为核心主题,即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同化了的职业教育。换句话说,职业教育和同化的职业教育,将成为我国后初中教育和后高中教育的重要方式。但是,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和谐共生,目前应该没有合适的范例,这是由我国还没有迈入到该阶段所决定的。此外,如把企业人才需求视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而各类提供方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要素,则要求实现技术、技能人才供需的和谐共生。为此,无论是从和谐论视角看,还是从我国发展实际考察,与经济实现和谐共生,应该是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而《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及的多维融通目标的实现[38],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诠释了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和谐共生状态。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的适应性已脱离了混沌状态,目前总体以被动适应为主、主动适应为辅,且和谐共生状态是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适应性发展的目标所在。主动适应状态要求在特定区域形成大规模的技能人才需求,进而与职业教育协同推进,这种方式在我国部分区域存在,但远没达到有效反哺职业教育发展的阶段。

五、增强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政策方向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应以适应性所处的状态为基础,结合适应性实际,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势态,以强化被动适应张力、凸显主动适应拉力、挖掘和谐共生潜力等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着力方向。

(一)强化被动适应张力

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处于被动适应为主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其状态可能升至主动适应状态或降到混沌状态。而我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需要提升职业教育的适应力以强化人力资本支撑。为此,在被动适应阶段实现成功突围,无论是对我国职业教育还是各(类)参与主体而言,都显得相当重要。

从政策方向看,我国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的人才或其技能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这就要求加大其发展推进力度,以提升职业教育的供给能力。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提升职业院校的硬件和软件水平,为区域发展所需的技能提供基础条件支撑;二是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为指引,结合区域经济社会特色与实际,积极调整专业目录,强化区域特色专业与专业群建设;三是以高水平、高质量师资契合现代产业工人培养需要为导向,提高职业院校“双师型”师资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四是以现有主导产业、新兴产业为主要切入点,加快实施产教深度融合。

(二)凸显主动适应拉力

主动适应状态彰显了经济、社会、人的发展会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反哺,进而导致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在短期满足不了现实需求。在该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基本步入了较为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而下探到低级别状态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以时间节点看,如我国能在全域呈现出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的状态,可能与我国203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基本契合,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从政策方向看,主动适应的隐含条件为职业教育供给能满足各种维度的需求,可能出现供给过剩或完全契合两种情况,但总体应该显示为有效供给过剩,进而除满足既有需求外还有相对较多的额外供给能力,为此应该以拓展职业技能需求为主。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以“外引内培”为主抓手,通过培养、培训不断强化既有行为主体的职业技能水平,通过招募技能人才产生的鲶鱼效应不断提升行为主体的综合技能水平;二是形成技能兴企、技能兴社、技能兴人的氛围,为技能提升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在获取政策红利的同时服务于企业技能人才的培育;四是职业院校加快与行业订单、企业订单的技能人才培养,促成职业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切实有效地服务于产业发展需要;五是以更大力度推进和宣扬终身教育,加大个人技能培训、培养,不断挖掘人的全面发展所派生出的各类技能需求。

(三)挖掘和谐共生潜力

和谐共生凸显了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完美契合,具体表现为供给端依据需求端而定,且各类要素能实现无障碍流动与切换,同时供给内在的资产专用性和沉淀成本也趋零,整个职业教育适应性系统实现了最优的匹配。但是,和谐共生状态的条件苛刻,要求经济、社会、人的发展能实现充分发挥,整个国家或区域进入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阶段。以时间节点看,按照我国战略发展目标,2050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可把2050年作为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现和谐共生状态的起点。

从政策方向看,和谐共生状态显示职业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实现了有效匹配,为此应该以挖掘深度融合驱动作为着力点。进而,在建立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同时,强化经济、社会、人的三重需求驱动,多措并举实现融合共生的联合驱动。具体而言,可从如下方面入手:一是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尊重技能人才、弘扬“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形成有利于技能人才发挥潜能的良好环境;二是引导、助推完善包括职业高中、中职教育、高职教育、职业培训、职教中介媒质的技职教育体系,促成《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提及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标的实现,从供给层面保障适应性的推进;三是采取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等方式积极促成各类需求主体以更大力度参与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发展,促成职业教育的各类供需主体实现协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