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器皿背后的文化探微

赵娜

摘要：商承祚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成就卓著的考古学家和鉴藏家，其藏品中有不少珍贵的古代器皿。本文以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和中山大学主办的“商声振金石——商承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展”中的饪食器和酒器为例，立足于语文学科背景，综合运用观察法、比较法、探究法等，从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探究古代器皿背后的文化意蕴，观照古人的社会生活，探究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古代器皿 商承祚 商声振金石 文化探微

商承祚（1902～1991年），字锡永，号契斋，广东番禺人，他博学多才，卓尔不群，是我国近现代成就卓著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与鉴藏家[1]。商承祚先生生活成长于晚清政治文化大变革时期，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内部政权动荡，外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商先生始终胸怀一颗爱国之心，将金石学术、保护国家文物和振兴中华文化相结合。其所藏文物中，古代器皿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古代器皿，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古人的社会文化生活面貌。器皿容纳的不仅是古人的酒水食物，更蕴藏着古人的无穷智慧与生活追求。在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马承源先生将古代青铜饪食器分为包括鼎、鬲、簋等15类，将古代青铜酒器分为爵、樽、觥等23类。[2]而在2023年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商声振金石——纪念商承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展”所展出的藏品中，则展出了包括青铜、陶瓷、木制等材质制成的多件饪食器和酒器，以及《两罍轩彝器图释》《浑源彝器图》两部图释著作。

观照古代器皿，也有其语文学科背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版）》中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3]，就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充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传统文化之甘泉浇灌青年之花，激发青年奋进潜力，增强青年文化自信，同时引导学生立足当下现实，融通古今资源，面向未来创新。同时，新高考模式下也强调必须加强教考衔接，关联教材，在落实“双减”政策的同时也提升学生的思维素养。基于此课程背景，笔者分析解读古代器皿背后的文化内涵时，并非完全从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出发，而是落实到语文学科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本质，加强与历史、地理等其他学科的融合，并联系课本，拓宽眼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基于以上背景，笔者以“商声振金石”中所展出的饪食器和酒器为例，探究古代器皿背后的文化意蕴，观照古人的社会生活。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借助古代器皿，探究古代人民生活习俗、古代语言文字、古代绘画纹饰、古代礼法秩序的发展变迁。

一、古代器皿：古人生活习俗的“记录员”

古代器皿，如一位“记录员”，忠实地记录着古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借助古代器皿，后人得以窥见古人的饮食习惯、丧葬婚俗、教育发展、家族传承，以及社会变迁和历史更迭等……这是鲜活的资料，也是忠实可靠的记录。

1.丧葬婚配习俗

古代器皿“记录”了古人的丧葬婚配习俗，器皿本身被赋予了美好的期待与祝福，或是深沉的思念与期盼。笔者注意到本次展览中有不少藏品是古人的陪葬品，例如汉朝的滑石器：双铺首石方瓶，双铺首石扁平，双铺首石方壶，此三者均出自于湖南地区的汉墓，由石头打制而成，反映了时人“事死如生”的丧葬习俗。在婚配方面，最常见的便是“合卺”习俗，“合卺”即结婚的代称。古时人们将一个瓠分为两个瓢叫卺，举行结婚仪式时，新人各执一瓢而饮，便叫做合卺。瓢这一简单的容器，取材于大自然，却寄寓了人们对新人心心相印、永结同心的期待。在本次展览中，青铜铸就的闵翁主铜鍪格外吸人眼球，翁主是西汉诸侯王之女，因此此器应是某王嫁女的媵器，这一陪嫁品让后人对西汉的婚配习俗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2.生活交际情状

在古人的生活交际中，器皿成为了媒介，通过器皿这座桥梁，后人得以窥见古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交际情状。器皿往往能映照出古人的生活水平。汉代贾谊的《过秦论》中写道：“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用破翁做窗户、用线绳做门轴，可见陈涉生活困顿，身份低微。而在东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作者用“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十二字道出了自己入仕为官的原因，瓶中无储粮，也反映出当时作者生活之困顿。器皿中的酒器最能体现古人的交际情状，展现古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酒器类型多样，在“商声振金石”展览中，出现了妇觯（饮酒器）、双龙络纹缶霝（盛酒器）两种青铜酒器，以及彩绘狩猎纹漆樽这种木制酒器。而当我们将眼光投向古代诗文时，则有更多收获。一是尊，有时又写作“樽”，古人举尊畅饮，或与三五好友相聚，或一人独酌。例如“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李白《行路难》）、“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杜甫《客至》）、“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二是觥。觥是古代用兽角做的饮酒器皿，例如“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借“觥”欢饮，场面热闹非凡。三是杯、盏、壶。一般来说，杯、盏、壶是比较日常的酒器，例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苏轼《赤壁赋》）、“举杯断绝歌路难”（鲍照《拟行路难》）、“引壶觞以自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将进酒，杯莫停”（李白《将进酒》）、“隔籬呼取尽余杯”（杜甫《客至》）、“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登高》）、“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推杯换盏、聚樽畅饮之间，更是融情于酒之时，酒入口中，更入心中。

3.家族社会变迁

器皿，承载了家族中的温情与期待，也“记录”了社会的变迁。在“商声振金石”展览中，有多件藏品值得关注。一是清朝黄士凌所绘《周季良父盉全器图轴》。在王国维《说盉》云：“盉之未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或以为盉有三足或四足，兼温酒之用”[4]。因此，盉就是一种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皿。季良父盉为西周晚期的盛酒器，在口沿内侧下方有一圈十八字阴刻铭文，图轴上有一行释文：“季良父盉，季良父作敔始宝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由此可见，这件盉为传家之物。二是西周时期的昶中鬲。鬲为烹煮之器，用途与鼎相似。青铜鬲呈大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5]昶中鬲颈内壁铸铭文15字：“昶中（仲）无龙作宝鬲，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与季良父盉相似，这件鬲同样寄予了先人对后人的期待。三是多件石湾陶器皿，即潮州白釉双兽耳刻人物扁方瓶、青釉瓷钵、石湾窑白釉秋叶洗、石湾窑素胎三足炉、石湾窑花釉梅瓶。展示了佛山石湾区高潮的制陶技术，以及当地的制陶风格，同时，从青铜器发展到工艺精美、人人可用的陶器，也让人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隅：器皿的使用价值提升，越来越接“地气”。其实，通过研究古代器皿，后人还能了解古人的教育习俗，当时的生产活动等信息。器皿不是冰冷的，而是具有活泼的生命力。

二、古代器皿：古代语言文字的“传承者”

古人常在器皿上刻上文字，最典型的便是青铜器。青铜器上的文字被称为青铜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青铜铭文一般字数较少，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例如爵、斝的鋬阴，尊、觚的外底，鼎、甗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骤视不能见的隐蔽之处。[6]青铜铭文内容涉及古代君王事迹、宴飨狩猎、封赏册命、祭祀训诰等，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的重要资料。在文化方面，青铜铭文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以青铜铭文为例，可以窥见：古代器皿，就是古代语言文字的“传承者”

1.彰显中国书法发展水平

器皿上的文字，是古人精心撰写镌刻的，蕴藏着古人的智慧，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的书法发展水平。商代的青铜铭文，“文字体略呈长方，笔道雄勁遒美，行气疏密有致，结体严谨，情势凝重，各篇都有自己的风韵”[7]。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则显得清秀隽美。由此可见，青铜铭文的变化发展，也显示了中国书法水平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文字的美感，越来越强调文字的艺术之美。“商声振金石”展览中，不少青铜器身上都有古人镌刻的铭文。一是西周时期的昶中鬲，颈内壁铸铭文15字：昶中（仲）无龙作宝鬲，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二是春秋时期的宗妇簋，器盖同铭，铭文大意为王子烈公之宗妇作放置于宗庙的礼器，祈求上天赐福，永保昔国。三是战国时期的铸客豆和铸客缶，二者的器口沿均刻划铭文9字：“铸客为王后六室为之”。四是战国时期的楚王酓肯簠，其器口及器外底刻铭文13字，铭文大意为“楚王酓朏铸此金簠，以供每年岁尝祭之用”。五是西汉时期的闵翁主铜鍪，此器肩部刻铭文“闵翁主铜鍪容斗”。通过细致分析，从各个时代的青铜铭文出发，得以窥见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微妙信息。而最具代表性的应是商承祚先生所作的《赵简子壶铭轴》，商先生认为，篆书与金文之法度极为谨严，易露出拘谨之笔，因而显得刻板，于是他力避流弊，让整个赵简子壶铭文显得流畅自然且游刃有余。由此可见，铭文的发展变化，也是中国书法发展变化的一部分。

2.记录中国古代字体流变

人们在器皿身上镌刻汉字，也记录下了中国汉字的流变历程。以青铜铭文为例，商代的青铜铭文，笔力雄劲有力，带着一种气度和野性。到了西周早期的铭文书体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其结构严谨精列，行款章法自如”。[8]与商代相比，更多了一份清秀朴实，同时也不失庄重谨持。西周中期青铜铭文则向着书写便捷的方向发展，相比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铭文，笔道更加柔和，笔划也更加浑圆。到了西周晚期，青铜铭文的字体趋于规范，当时最为人们著称的毛公鼎铭文字迹非常优美，笔道圆润，文字结构和谐，书写方便。[9]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变得更加精美，既圆润秀美，又端庄严谨，既继承了前朝的优点，也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点。不同地域的铭文也有各自的特点。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都较大，这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器皿就是最好的记录员。细细观察，在本次展览中，西周的昶中鬲、春秋时期的宗妇簋、战国时期的铸客豆、铸客缶、楚王酓肯簠和西汉时期的闵翁主铜鍪上的铭文，都体现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特色，展示出了中国古代字体的流变与发展。

三、古代器皿：古代绘画纹饰的“收藏家”

古人在器皿上铭刻或描绘纹饰，既可起到装饰作用，也可记录生活，因此说，古代器皿是古代绘画纹饰的“收藏家”。

1.记录丰富多彩的古代纹饰

古代器皿身上的纹饰丰富多彩，以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为例，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中将其划分为兽面纹类、龙纹类、凤鸟纹类、各种动物纹类、火纹类、各种兽体变形纹类、几何纹类和人物画像八类[10]。在本次“商声振金石”展览中，出现了龙纹、凤鸟纹、动物纹、几何纹等，细细考究展出的青铜器皿，让我们得以发现丰富多彩的古代纹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龙纹。在本次展览中，第一件是春秋时期的镶嵌卷龙纹鼎，其盖面和腹部装饰有红铜镶嵌的卷龙纹，龙的身体呈卷曲状，龙目还镶嵌了绿松石，纹饰非常精美，显示出了古代高超的铸造技术。第二件是春秋时期的四虎蟠龙纹豆，该豆的腹部外壁分置了四头作攀爬状的猛虎，形象十分生动。盖面和腹部装饰有蟠龙纹，龙体内又填充了几何纹，也非常精美。第三件是春秋时的双龙络纹缶霝，这是一件盛酒器，该器身上装饰了双龙纹。古人对龙有着原始崇拜，因此偏爱以龙纹装饰器皿。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动物纹中的蟠虺纹。马承源先生认为，蟠虺纹就是盘曲的小蛇的纹饰，因此又被称为“蛇纹”，与龙纹相似。展品中的楚王酓肯簠是战国时期用来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其腹部装有蟠虺纹；蟠虺纹鼎则是春秋时期的一件青铜器，整器装饰有细密的蟠虺纹。最后也关注作为装饰的几何纹饰。“几何纹是由几何形的图案组成的有规律的纹饰，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11]。在兽面纹和龙纹占主角的器皿上，几何纹饰一般作为陪衬存在。在“商声振金石”展览中，镶嵌卷龙纹鼎身上饰以云纹、双龙络纹缶霝身上饰以络带纹和小圆点组成的地纹、四虎蟠龙纹豆身上饰以几何纹。古人用纹饰来装饰器皿，显示了古人的审美水平，也成为了古代绘画艺术的一部分，更体现出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2.展现丰富多彩的古人生活

从器皿身上的纹饰入手，也能观照古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在纹饰中，有一类人物画像，这是一种用写实手法描绘出的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各色场面，包括贵族和普通平民，这种纹饰不再严格讲求对称化，而是用流畅的线条，结合绘画和雕刻技法，甚至配上鲜艳的色彩，描绘出各种生动的生活场景。在“商声振金石”展出的藏品中，《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是长沙出土楚地漆器的重要著作，图录中的漆器图案主要有三种：模仿铜器玉器怪兽形象而加以变化；云雷等自然现象；对日常生活的写实描绘。通过这些漆器图案，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古人的生活情状。最值得关注的是战国时期的彩绘狩猎纹漆樽，这是一件盛酒器，为一件木制樽，此樽在褐漆地上朱绘三道变形凤鸟纹，将纹饰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为猎人打猎的场景，与野牛勇敢斗争，氛围紧张，惊心动魄；下部分场景更加丰富，有老人牵狗的场景，有猎犬逐鹿的场景，有凤鸟飞奔的场景，场景活泼，富有生活气息。彩绘狩猎纹漆樽身上的狩猎纹主要存在北方，南方非常罕见，但当时在楚地出现，也传递出了文化交流融合的气息。欣赏古代器皿身上绘就的纹饰，探究纹饰背后的文化意义，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触古人，走近古人生活。

四、古代器皿：社会礼法秩序的“代言人”

如果说，记录古人生活习俗、语言文字和绘画习俗只是古代器皿表层的文化内涵，那么展现古代社会礼法秩序就是人们从古代器皿身上观照的深层文化内涵。古代中国礼法森严，等级秩序鲜明，具体到古代器皿上，不同阶层等级的人使用的器皿有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也有差别。

1.彰显古代礼法制度

古代常说“六礼”，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相见礼。在举行各种礼会仪式时，必然要使用各色器具，尤其是饪食器和酒器，且有严格的规定和讲究。簋是食器，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商声振金石”展览中的囗父乙簋和宗父簋均是重要的礼器，分别彰显了商朝和春秋时期的礼法制度，其中，宗妇簋的盖子上刻有铭文，铭文大意为“王子烈公之宗妇作放置于宗庙的礼器，祈求上天赐福，永保昔国。”鬲是一种作为烹煮的炊器和重要的礼器。春秋战国之际，鬲多以偶数组合与列鼎同墓随葬，起着陪鼎的作用。[12]“商声振金石”展览中的季右父鬲就是西周时期的一件礼器，是研究当时社会礼仪文化的重要参考。豆是专备盛放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诗·生民》中说，“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可见豆也是礼器的一种，它常以偶数组合使用，故有“鼎俎奇而樽豆偶”的说法。[13]商展中出现的铸客豆是一件陪葬品，属于祭礼所用器具。簠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饭食的器具。[14]商展中的楚王酓肯簠就是一件用于祭礼的器具。除了以上的饪食器，酒器也不容忽视。例如缶，一种盛酒的器物。商展中的铸客缶出土于战国时期的楚幽王之墓，与铸客豆相同，也属于祭礼所用器具。不同器物用于不同的场合，彰显了古代的礼法制度。

2.显示古代等级秩序

周人结合政治秩序、宗法伦理、道德规范和祭祀仪式等，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礼法制度，影响深远。遵从礼法制度的古人重视社会等级秩序，这也表现在古人使用的器皿上。商周时期，青铜铸造的饪食器、酒器和乐器都属于礼器，青铜器数量多寡也体现了贵族等级的高低。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具有“明尊卑，别上下”的作用，体现出古代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标志。列鼎制度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定祭祀用品数量的多少来体现社会等级的高低，等级越高，使用鼎数就越多，享受的肉食品就越丰富。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不少成语也借鼎来体现地位身份的尊崇豪富，例如一代鼎臣、钟鸣鼎食、列鼎而食、五鼎万钟，或事物重大深远的影响，例如扛鼎之作、一言九鼎、鼎力相助。在“商声振金石”展览中，蟠虺纹鼎出土于晋国侯马铸铜遗址，可见这件器皿也属于贵族阶层。与鼎相似，簋、鬲、豆等器皿均为礼器，是古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囗父乙簋、宗妇簋均为宗庙礼器，季右父鬲、铸客豆、铸客缶、楚王酓肯簠等器皿均为王室贵族所用礼器。

从古人所用器皿出发，得以窥见古人之身份尊卑，进而深入探究古代的等级秩序，此乃“窥一斑而见全貌”。走进博物馆，遍览“商声振金石”中的器皿展品，实现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和文学等学科之间的深度交融，拓展眼界的同时，也培养参观者和研究者的深度广度与深度。同时，以“商声振金石”展览中的饪食器和酒器为例去研究古代器皿，这是时代赋予的任务，也是时代给予的契机。当我们走上一座座连接古人与今人的文化“桥梁”，去深入探讨器皿背后潜藏的文化意义，我们对古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便有了更加明确和深刻的认知。

参考文献：

[1]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山大学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

[2][4][5][6][7][8][9][10][11][12][13][14]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50，106，359，380，

381，384，325，340，106，150，14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2-3.

[本文系广东省中小学“铸魂工程”专项课题“新高考背景下馆校合作，開发语文学科研究性学习课程的研究”（课题编号：GDJY-2021-A-b072）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