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青年生育观念的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互动仪式链的理论视角

王春凯 刘璟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凌 712100）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多年逐渐下降，从2010年的11.9‰下降到2022年的6.77‰，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中国人口更是61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1］，当下生育率已处于极低水平。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的生育率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中国的人口将持续逐渐减少。我国结婚率也屡创新低，青年群体晚婚、不婚现象开始增多，影响着未来人口结构的演化。中国人口出生量和结婚人群数量逐年走低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担忧。青年群体作为未来十年内婚育行为的核心主体，其生育观念直接影响中国生育率。当前的青年群体是互联网原住民的一代，互联网对其成长的影响可能已经超过家庭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人具有信息获取能力强、社交能力强、消费观念独特、生活方式多样化等特征［2］。在观念形成层面，前互联网时代个人的生育观念更多地受到家庭、社区、学校等初级社会化场所的影响；而在当今社会，网络对青年的生育影响逐渐增大。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对子女的生育意愿影响，但是青年越来越独立于家庭，并逐渐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受网络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成为相对独立于现实的虚拟空间，在这样的场所互动中逐步形塑青年生育观念。

因此，在研究当代青年生育观念时，要同时考虑兼顾作为工具、场所和影响因素的互联网传媒对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影响。当前对网络如何影响青年的生育观念的内在机制仍缺乏研究，本文从互动仪式链的角度出发，研究网络媒体在影响和作用青年群体婚育意愿路径的二重性，即网络媒体一方面作为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作为互动的场所整合其他的影响因素。分析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青年群体生育观念转变的内在机制，以及网络媒体是如何影响青年群体及其背后的路径机制和底层逻辑。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他们是发生婚育行为的主要群体，也是进行人口再生产的主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年轻人年龄在15-24岁之间，从代际变化的角度来看，本文中的“青年”一词可以被“Z世代”一词同义取代，Z世代，亦即（Generation Z）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年轻人。Z世代因为其成长过程中独一无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与其他世代显著不同的特征，被定义为在民用互联网大规模普及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因此也被称作“数字原住民”［3］。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互联网与青年观念重塑

作为成长于互联网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一代，当代青年群体的特征与网络媒体和大众传播密切相关。互联网自诞生之日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人类世界，网络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社会系统中的每一个人［4］。社交媒体是移动互联网的核心要素，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是当代最重要的技术革命，且已嵌入到社会行动的各个环节，当代集体行动的动员、组织、逻辑、行动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已经刻上了鲜明的互联网烙印［5］。林青（2018）从网络社会的原初结构、作为现实社会的补偿领域、网络社会的横向激进性以及网络社会的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身份与伦理规范缺失四个方面分析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6］。网络社会正在“现实化”，这种“现实化”最终导致网络社会日益成为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特别是针对现实空间不能实现和完成的领域。通过这种补偿，网络社会打破了传统社会中权力和结构的隔阂，个体实现了直接与社会对接的横向性，完成了对社会关系的横向压缩［7］。这种横向性借助匿名性这一网络社会结构中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实现了对各类社会资本跨越时空的集合；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信息茧房”、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化思潮。网络媒体传播最终形成了以要素层级关系、空间层级关系和交往过程层级关系构成的网络社会关系［8］。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自然会形成与其父辈祖辈不同的婚育观念。罗天莹（2008）回顾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生育观念的变迁。他指出，青年生育观是青年生育文化的内核，它建立在青年个体对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9］。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群体生育意愿逐年下降，这一转变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由“诱导性转变”到“自发性转变”的过程［10］。反映在生育观念上则呈现出内在化、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特点，且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这种多元的生育观念将影响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大学生群体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青年生育观念，整体上呈现“晚生、少生、优生”的倾向［11］，在未来人生规划中有生育倾向的大学生中，多数大学生选择生育一胎，计划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占少数。因此有些学者就认为，我国同西方社会一样，已步入第二次人口转型［12］。与西方不同，以我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使得东亚地区在全球性“第二次人口转型”的进程中，生育观念呈现出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特点［13］。在性关系亲密关系形成方面，对同居和非婚性行为的包容度明显提升，但非传统的生育行为并未明显增多。在婚姻缔结方面，人们行为的变化比观念的变化更加明显，“早婚”与“普遍婚”期望依然存在；在生育方面，民众观念的变化更为明显，不生育倾向明显增加［14］。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对当前青年群体的婚育观念也具有巨大的影响。西方社会学和人口学学者已经展开广泛的研究。一方面，从婚姻等亲密关系建立的角度，Bellou指出互联网通过让个人更快地识别出更多的符合他们偏好的备选项来减少搜索成本。他通过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婚姻市场发现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21-30岁人群的结婚率［15］。另一方面，在生育决策上，互联网使用会对不同年龄段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Guldi和Herbst（2017）指出互联网使用导致青少年群体生育率下降13%，并且通过信息链接和信息获取的方式影响青少年群体的生育决策［16］。Brinton和Lee（2016）则通过分析德国24-45岁的育龄女性群体，发现互联网能够通过平衡家庭和工作来提高生育率，并将其原因归结于互联网使用可以增加个体在家工作和兼职的概率［17］。国内学者也在此方面开展广泛的研究，陈为民等（2022）就互联网使用这一变量展开其对生育意愿影响的路径研究。他发现以学习、工作、社交为目的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以娱乐和购物消费为目的的上网会显著降低个人生育意愿，并指出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不同，以手机定制推送为代表的新媒体会显著影响个人的生育意愿［18］。李飚等（2021）则对比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等要素，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19］。他指出互联网使用对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具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对于高学历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结果上看，作为平均学历较高且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当代青年群体，已经显然深受网络媒体影响［20］。

（二）互动仪式链：网络形塑青年观念的内在机制

本文在访谈中将互联网对个人的影响路径拆分为社交媒体的网络舆论、网络圈群、网络文化三部分。网络媒体全方面重构了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并基于其全面性、全天性、全动态、全感官等特征，延伸出网络舆论、网络圈群、社区和网络文化的内涵，并借此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缺场的、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及与其适配的权力话语体系。依托现代媒体技术，网民群体可以在以社交平台为代表的缺场网络空间形成各具特色的网络社群以及用趣缘为导向的共同体。

随着21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种虚拟的社群和共同体逐渐成为行动者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特别是Z世代这一被称为“互联网时代原住民”的群体。在阐释和分析网络媒体如何作用于青年群体观念及行动机制之前，需要整合宏观的社会系统与微观的个体互动，结合这二者共同进行分析。其中，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后文简称为IR）理论［21］111-113是整合微观和宏观社会理论在当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本研究将从互动仪式链的角度出发，去解释网络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传播的微观层面是如何在受众群体中形成仪式性质的参与和互动，并通过情感能量（EE）的积累作用于个体观念和行动，最终反映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外在表象上。

仪式的研究，即关于共同的行动和实践研究，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关于宗教生活的研究。他强调仪式的社会功用，借助仪式的“神圣—世俗”的二元对立关系分析，使个体得以社会化的同时也通过集体发挥整合作用构成与维护社会秩序。符号互动论的代表学者戈夫曼进一步深化了涂尔干的仪式研究，他将宗教的仪式推广到日常的生活互动中，并指出不仅宗教活动会产生情感能量，社会活动中的表演仪式同样具有类似的功能。柯林斯完善了仪式的构成要素和运转机制，在IR理论中，他将社会互动在微观层面上拆解为四个要素：一是，作为过去互动积淀和下一次互动中能动者的个体；二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并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三是，当两个及以上的个体位于同一可感知对方的空间（即“在场”）；四是，并形成一定的边界和身份认同。所有仪式参与者在针对某一关注对象分享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时，便形成了一场互动仪式的过程。这样的互动仪式最终会导向四个结果:群体团结、个体情感能量、道德与行为准则（道德感和罪恶感）和社会关系符号（神圣物）。互动中的情感能量和集体兴奋又促使行动者再一次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文化资本投入到情感市场中，并促进互动仪式的再循环。

网络带来的传播媒介革新创造出了新的互动方式，传统意义上仅限于互动双方身体在场的活动场景得到了延展。不同于过去的世代，Z世代在形成生育观念及面对这类问题的抉择时多了通过网络寻找解决方法的途经。一方面，现代网络媒体和大众传媒为这类问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验资料和话题讨论，生育人口话题经常冲上微博、抖音等平台的热搜；另一方面以贴吧、NGA、小红书为代表的论坛式网络媒体平台也为个体求助和提问提供了机会。在获取信息并输出表达的互动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与传统互动类似的市场，人们将自己持有的时间、能量、文化资本等资源投入互动仪式中，并最终获得道德与行为准则，也就是本题所研究的观念及由观念所指导的行动。

三、研究方法与现状

本研究的材料来源于对Z世代群体所进行的半结构访谈，受访者来自全国各地的11个省市。研究样本除了作者日常接触到的七位受访者之外，还有八位受访者通过某些以青年群体为主要活跃用户的交友APP、网络群组、开放式社交媒体等，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得。

表1展示了所有受访人基本信息。15位受访者，年龄分别在19-30岁，均为传统意义上的Z世代群体。学历层次从职高到硕士研究生。婚姻状况有一人已婚，一人离异。生育状况为有两人生育。工作状况包括大学就读、国家公职人员、私企职工、个体经营者和灵活就业者。受访者类型在涵盖我国当代Z世代大多数青年群体之外，也包括同性恋等少数群体。

表1 受访人基本信息

所有访谈由本文作者在2022年9月—2023年5月完成，时长2～3.5小时不等。日常接触到的受访者主要内容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在写作过程中亦通过电话或微信补充了部分信息；网络接触的受访者主要通过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全部访谈经受访者同意全程录音并做转录，用于本文分析。访谈提纲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及受访者基本观念、网络文化媒体和婚育观念。

就本文所选取的受访者而言，除B4之外，没有人表现出强烈的不婚不育倾向，但大多数受访者都对是否要结婚、生育持模糊的态度。许多受访者表示，就自己个人的意愿来说当前并不想结婚或者生育，但是在长期的人生规划中，还是会选择结婚和生育的。而当谈论到网络对个人生育观念的影响时，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或主动或被动地接收到了网络上关于婚育观念的讨论并或多或少受到了其影响。

其中，年龄可以作为互联网媒体对受访者影响程度的一般参照。在过去的20年里，移动互联网媒体发展迅猛，不同年龄段的Z世代所受互联网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千禧年前出生的青年群体在社会化阶段中，网络媒体尚未完全从传统的电视媒体中脱离，而当移动互联网媒体成为舆论主流时，其基本生育观念已经形成，因此其生育观念所受到的影响较直接受互联网媒体作用的“00后”群体要小。此外，现代图文视频等流媒体又带来新的互动形式，也会同时对已经形成生育观念和观念正在形成的群体产生不同程度影响。本文以此为基础，以当前婚育观念与过去传统婚育观念的差异为指标，分析网络对个人婚育观念的影响。

四、互联网对青年生育观念影响的形塑机制

笔者从网络空间互动情况和个人婚恋观念两大模块设计访谈提纲，以网络热点事件为切入点展开深度访谈。在涉及网络互动情况的交流中，重点去探究网络媒体对受访者信息来源的影响，以及受访者在后续网络空间互动的形式、强度和影响。在对观念展开研究特别是涉及婚育观念的问题中，一方面去探究受访者个人在当前时空下所具有的婚育观念，另一方面将以受访者父母及学校等社会组织的初级社会化场所的价值观为原点，去分析受访者在其社会化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媒体的作用下，其观念与原初观念乃至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偏离程度。最后将网络互动和观念转变聚焦在可知可感的具体生活中，总结受访者在婚育的行动逻辑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一致性。

（一）网络媒体对传统生育观念的解构与重塑

网络媒体每天创作出海量的信息，其全面性、全天性、全动态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当代网络媒体的严重内卷化。一方面，自媒体工具的运用和用户下沉，给每个个体提供了从网络舆论“参与者”到“发起者”的角色互换，这不仅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拥有了以自己视角的发声能力和机会，同时通过网络媒体再造了观点与话语。因此，网络赋予了个体的角色互换不仅仅重构了话语体系，也为不同观念碰撞的社会互动提供了机遇，引导行动者对很多司空见惯的社会事实进行再发现和再思考。另一方面，互联网新闻创作者为提高其竞争力也乐意将其受众群体引向类似的“再发现”式的思考，甚至不惜挑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以换取更高的流量和关注度。

不仅如此，网络多元化的传播媒介带来新的互动方式，同时互联网的“脱域”使得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个体参与到互动当中，进而使社会中的信息、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互动意识链作为在网络场域中共同的行动和实践基本形式之一，通过观念、社会关系符号等一系列互动的产物，逐步实现个体观念的解构与重塑。众多过去生活世界中被人们视作理所当然、心照不宣的社会事实，被重新翻出讨论和评价。而婚育观念作为人口再生产中的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类似的社会事实。

例如，在访谈中提及的“生育后遗症”等问题，因为在过去传统的伦理中，生育属于既定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很少会有人去考虑其后果和影响。如在某些地区，这种观念与生俱来，在初级社会化的过程中即被直接灌输到个体的思想观念之中。“在我们那边，没什么人讨论生小孩之后的后遗症问题。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大部分不会遇到，另一部分就算有人确实有这种后遗症了恐怕也不好意思说，总之就基本没听说过。”（B2）“我之前根本没想过啊，家里感觉也没提到过，只是正常的读书上学，其实没怎么关注过这种事情。”（A1）其他的受访者大多也是类似的态度。

而网络媒体所带来的多元化思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既定的秩序和规范。个人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借助现代网络媒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人的独立性、独特性、主体性日益得到显示和表达。反映在婚育问题上具体表现在解放、祛魅和控制三个维度的重新思考。“讲真的，在网上看到这么多负面的家暴什么的信息，（结婚生育）对我来说确实感觉挺恐怖的……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的担忧，虽然我现在还没考虑好将来会不会生孩子，但我现在确实不再把结婚这种事当成必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了。”（B1）传统意义上的青年群体被天然的赋予了这样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的责任，在他们初级社会化的过程中一直以来将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灌输到他们观念中。这种潜在的观念在成长中本身就不断被质疑，特别是当年龄到切实需要考虑安排下一步人生规划的阶段。此时一旦当由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发起具有一定权威属性的讨论和再思考，这类议题往往能引发同一年龄段具有相似困惑的个体的共鸣。“我就是不太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说实在的，现在能获得乐子的途径太多了……网上现实中都多得很，何苦自讨苦吃去费劲结婚生孩子啥的，自己一个人想玩啥玩啥。”（A6）“可能家里面强调传统的东西也少吧，可能也与我这些年天天在网上冲浪有关，传统的观念对我都十分稀薄了。”（B4）网络媒体或主动或无意识地促成了此类问题的讨论乃至冲突，也促成了所有参与到这一互动意识中的个体对自身生活世界的社会事实进行再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冲击了过去初级社会化阶段中形成的观念，导致其再社会化的发生甚至推动了个体化的进程，传统的秩序在网络社会中被打破，从而造成传统崩塌，网络进一步推动了观念的现代化。

（二）网络空间个体互动中生育观念的固化

当人们参与到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中时，在不同的网络媒体中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互动形式。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被接收的信息需要得到理解和思考，并通过交流讨论等输出形式的互动将思维转化为观念。不过，笔者在访谈时也发现，并不是每一位受访者都会经常参与这种在虚拟空间和社区中“输入—输出”式的互动。只是社交媒体的网络舆论、网络圈群、网络文化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由这一部分群体所塑造，他们仅仅扮演的是所谓参与者的形象。这种差异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用户群体中，也发生在不同类型的社交平台。在发生的网络媒体互动当中（包括评论、弹幕、打赏、点赞、转发等），弱化的时空概念在拉近和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为虚拟在场创造了条件，其即时性也使互动仪式链的发生成为可能。IR带来的群体兴奋和情感能量成为了后续观念固化的基础，同时算法通过对用户“画像”进行刻画，进一步限制了信息流，导致了“信息茧房”和“网络回音室”的出现，最终促成了观念的固化。

当人们参与到由网络媒体发起的从“输入”到“输出”的互动仪式中时，接收和浏览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发进行的。人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且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观念尽听尽信，而“输出”则是将不自发的“输入”在个体主观能动性思考和判断下，转化为自身观念和想法的一部分，并通过网络参与到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当中去。“确实很多时候，刷视频啊刷知乎什么的，看到热议的中国人口问题什么的，很多时候都只是看看不说话，不太喜欢评论这个样子的……很多价值的评价只是发生在自己心里。”（A6）“看的多了就敢说了，我一开始还不太敢评论呢，现在就觉得说就说了，说错了被喷也不要紧，反正一般我也不会改（笑）。”（B1）“看到很多生育话题的下面也会评论些‘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这种抖机灵的话。”（B4）参照“互动仪式链”的模型，这种评论与交流的组成要素或起始条件是相似的，从仪式结果来看，参与者也会获取社会关系符号所代表的“神圣物”以及或积极或消极的情感能量。

通过将互动仪式链理论引入“网络婚育观念”的生成逻辑可以发现，在网络媒体与网络社区中仍存在着IR构成的四大要素。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动者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包括虚拟在场。在网络上就某一婚育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和传播中，同一浏览到该问题的用户，即便没有刻意关注对方，也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因而相信自己的行为包括浏览、评论等互动，是可以被其他在此社区的用户所察觉到的，也是可以激发其他群体的互动的；二是，存在一个无形的身份边界。原本的互联网用户之间无法形成无形的身份边界，但是随着智能算法和推荐技术的进步，网络媒体的文化产品将用户逐渐阶层化、差异化、可塑化，最终形成特定的网络社区及其中的文化；三是，参与者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对象，并知道彼此在关注同一个事物或活动；四是，参与者分享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据此，网络媒体通过特定的文化产品，激发个体的参与和互动，并最终产生作为互动仪式结果的情感能量、群体意识、神圣物、行动和道德准则。

当讨论到生育的话题时，相似的用户以趣缘为纽带形成虚拟的社群，就关注的话题向内形成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和观念符号（如梗等等）并在交流中获得强化的情感能量。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当人们从这一社群中脱离出来，参与到社会其他的互动仪式中时，如在现实生活中真实进行婚育行为的决策和选择，其情感能量伴随着网络空间互动所获得的符号参与到运用的决策，进而实现其第二层循环，最终将其内化于个人的思维和意识中完成完整的IR的三次循环。有着较强不育意愿的受访者A7在谈到不愿生育的原因时表示：“养儿确实不能防老，就像网上有个梗，能不能防老我就是当儿子的我能不知道嘛。”另一方面，被驯化的算法将用户情感能量（如喜爱、偏好等）进一步聚焦，异化的技术加剧了个人的、小的社群中观念的极化，如一个不希望结婚和生育的人就会被推送更多“恐婚恐育”的文化产品，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我其实也蛮喜欢看这种话题的，一开始我在贴吧、知乎上也就只刷了几次，就源源不断地给我推送类似的生育啊结婚这种话题，后来也就会去主动关注这类新闻了……其实感觉这些很多东西同质性蛮强的。”（A3）不仅在信息获取端的信息流，个人的思想亦受制于亦有的互动仪式链，最终一步一步形成观念的固化乃至恶性循环。因此，由于网络中数据算法和同质性的信息的不断互动与交流，个体偶然的观念与想法被逐渐的强化，在国家与家庭缺位的情况下，网络形塑了青年群体的生育观念。

（三）现实片面生育观念在网络中失真与再造

当个体参与到上述的互动仪式中时，作为结果的观念等社会关系符号，通过大众传媒、同辈等社会化场所，实现进一步的传播与再生产。在传播的过程中，夹带着大量个人情感色彩的媒体信息，在缺乏传播媒介“把关人”的条件下，其信息难免与社会真实有所偏差。而对社会现象的真实感知，除了在生活世界中真实的体验之外，另一个方式则是伯格和卢克曼所说的“内化”，也即“社会化”［22］。因此，当网络在社会化的场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这样的偏差便会进一步放大，成为个体所感知和认识的“社会真实”，并最终成为其观念的一部分。特别是本案例的婚育问题，青年群体通常在婚育行动之前，并不能直接感知到此类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因而其他人的经验变成了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想象。“这种信息（生育）除了从身边亲戚朋友来看，更多的就是从网上看吧……毕竟可能年龄还差一些，身边的信息不如网络上丰富的。”（A1）“目前看，我还不打算在老家那边定居啥的，想去大城市的话身边案例经验有限……确实得从网上什么去了解。”（A3）尽管这种想象只是根据媒体信息所建构的虚假的“社会真实”，但这种被人们想象着的、并被人们所坚信的“真实”，却往往能超越存在的真实并发挥出更大的影响。“都知道这个信息肯定有真有假……不过我觉得假的其实至少也是有一些现实依据的，或者说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都说假话传的广就成真话了嘛。”（B4）鲍德里亚将其称为“超真实”（hyperréalité），他借用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媒体信息构造出了一个向内萎缩的真实世界，即个体所接受的信息越多，真实被消灭的反而越严重。

更进一步，从信息的来源端来看，大众传媒带来的信息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片面和扭曲的，甚至本身就是虚假的。因此，以其作为经验材料的想象建构的“社会真实”，在根基上讲就是错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的匿名性，网络所代表的虚拟空间为每一个个体都提供了有别于现实社会的另一个社会角色和身份，使得人们可以脱离现实的社会结构进行互动，特别是现实社会中所不能进行的互动。例如，网络媒体成为了很多人宣泄秘密的树洞，这种宣泄难免携带着大量的负面情绪。“我的那个soul账号就基本上算是一个树洞吧，与社交或者性也无关，因为我绝对不会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就纯自己深夜emo的时候倒垃圾用的。”（B5）“我在那个小红书账号也是经常会讲一些生孩子的负能量，反正昵称也是‘momo’（注：系统自动默认的用户昵称和头像），都是纯匿名的，说啥别人应该也找不出来我。”（B7）当个人携带着此类情绪参与到虚拟社区的互动中时，其他的个体也难免同时受到此类情绪渲染，进而作为互动仪式的结果和产物及情感能量也难免充斥着负面的情绪，这就意味着本来可能潜存的生育不满和恐惧会凭借这样的互动仪式的传播机制，在广泛传播的加持下，实现其生育负面观念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特别是自媒体在虚拟空间的互动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质，这意味着一种作为表演形式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通常具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例如，某博主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微博中，列举出了生育之后可能引发的60余种后遗症。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生育过程中这些症状确实可能会出现，“但是该博主的表达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所有生孩子的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且从评论区其他网友的反映来看，她确实也做到了，引起了将个例普遍化的恐慌。”（B1）更有甚者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其信息本身就是虚假和捏造的，很多观点纯粹是子虚乌有，是当事人为博人眼球所创作的小说性质的网络文学作品。

此外，互动仪式中个体在分享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时，也会作出“言不由衷”的发言。个体在某一情境下，可能出于礼貌、不打破舆论氛围、宣泄情绪等原因选择说出并不符合自己真实观点和价值的言论。如，受访者B8就在网络上发表过一系列极端的言论，她在网络上曾偏激地攻击全部男性群体，并坚定地说绝不会生育等。但在征得她同意并展开访谈时，她却呈现出与网络上毫无理性的形象截然不同的形象，并且表示自己最近正在相亲等。她在网络上的言论和她真实的观念和想法完全不同。但这些不符实、甚至是错误和反智的言论作为符号参与到同其他个体的互动中，依然会对其他的个体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互动仪式结果之一的观念，通过信息的想象建构，在社区进一步传播和固化乃至极端化，最终实现其再生产。

五、传统与现代：网络时代的生育观念演变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几乎覆盖了以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因而在当代青少年成长、社会化的过程中，网络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化主体角色，改变甚至重塑初级社会化的成果。生育观念就是被重塑和改造的观念中的重要一环。在传统的乃至前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中，在婚育方面对个人的期望都是保守的、传统的，即对个人成家立业的强调和对家族血脉传续的重视。反映在具体生活中就体现为青少年群体在学校家庭等初级社会化场所被要求的一方面在人生规划上要努力学习和认真工作，另一方面在品德修养上要“先人后己”，集体优先。当这种弱化个人感受，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与“部落化”“原子化”的网络社区和大众传媒碰撞时，难免会对传统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解构与重塑。鉴于网络虚拟化、匿名化的属性，这种解构和重塑在一开始并不会改变行动者的婚育观念，但当互联网世界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后，已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互联网社区，沉淀出鱼龙混杂的网络文化。此时若个体长时间、高强度地参与到网络社区的互动仪式中，就会逐渐接纳其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并最终造成了生育观念的改变。

当代青年群体婚育观念的转变首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将经济社会转变影响到观念的过程，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社会青年人在思考婚育行为时，一方面要考虑到的就是高昂的房价、物价带来的结婚成本，与养育子女带来的生活成本，以及婚后育后“中年危机”和就业困难；另一方面是严重“内卷化”，社会环境和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使得青年群体要承受更加巨大的压力和负担。正如黎娟娟等（2022）所描绘的，当下青年群体不得不面临三个困境，即宏观层面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带来的生存困境，在中观层面家庭结构和高校教育带来的社会化困境，微观层面个人人生经历带来的成长困境［23］。因此，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才更契合个人发展和生存的需求。当青年群体在审视和面对这三个困境时，网络成为了打通信息渠道、获取信息量的途径，也成了制造恐慌和放大焦虑的镜子。在网络媒体的催化下，个别的社会问题被渲染得广泛存在，极端的婚育案例被描述得普遍化。人不断地嵌入到网络的结构中，在人塑造网络文化的同时，网络也在塑造当代青年群体。

与此同时，在网络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加剧的时候，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却在逐渐式微和缺席。这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家庭和家族文化的瓦解直接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中国家庭的现代化是循序渐进的过程，Z世代的家长普遍要比他们自身（Y世代）的父辈要开明和现代得多。当代的家长虽然在个人生育观念的形成中仍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社会中“一言堂”的封建大家长形象，相较他们的父辈，他们会更多地接纳和尊重子女的观点和选择。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社会中的成年人也很难再像传统小农经济或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除了有“留守儿童”经历的当代青年群体之外，其他的中国青年里有很大比例的人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其家庭的角色都是缺位或者表现不足的。更重要的是，随着家庭逐渐与生产资料解绑，个人逐步取代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逐渐从传统的社会网络中脱嵌，家庭的权威性和功能性也不复从前。不仅家庭，其他制约个人行动的影响因素如宗教、传统等也如家庭一样影响力大幅削弱。随之而来的便是个体主义的盛行和对传统观念的解构，性别平权等话题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因此，当与家庭密不可分的传统婚育文化逐渐失去了其所依附的载体时，我国也同其他欧洲和东亚国家一样，步入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展阶段。

但是同西欧等国家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不同，我国并没有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甚至反传统倾向，而是具有传统和现代并存的特征。在本案例A组线下访谈的受访者中，包括A4这样的男同性恋群体在内，没有人表现出强烈的“不婚不育”或者强烈的婚育意愿，而是呈现出不明确、模棱两可的动摇态度。多数受访者不仅或多或少地认同网络上流行的、与传统观念相悖的生育观念，还大都在意传统评价体系对个人的约束作用。这种现象一方面证实了网络媒体对个人婚育观念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传统的文化价值对个人的限制。当代青年群体并非不希望或者大部分人都不排斥像过去的父辈那样成家生育，但是现代互联网社会及其产生的新的价值观和文化，使得遵从传统的行为模式不再容易，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行为的合理性。此时，网络媒体所起到的便不仅仅是“再发现、再思考”的角色，还成为极端思想的“回音室”，趋同化信息的“茧房”。网络充斥着各种生育极端案例，导致圈层文化出现，生育观念发生变化。因此，在网络时代此消彼长的环境下，未来的青年群体的婚育观，受网络媒体等因素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网络媒体的互动会对个人生育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互联网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网络媒体已经融入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互动的个体一方面受网络媒体及其文化工业产品的影响，形成了对生活世界“发现—再思考”的逻辑链条，这在激发人们对既定的社会秩序的发现和思考的同时，也让网络和社交媒体中极端和负面的言论和信息富集，造成了“信息茧房”和“网络极化”；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互动也造成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整合，网络媒体成为工具进一步作用到青年群体中，并成为青年群体从传统社会结构中脱嵌以及再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青年生育观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引导和管理。因此，需要从网络形塑青少年生育观念的影响因素入手，提出加强网络规范管理、发挥网络正向引导和加强生殖保障宣传等建议，以更好地促进青少年正确的生育观念的形成。

（一）网络规范管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一些不良信息。政府应该加强对网络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加强对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监管，防止不良信息的传播和影响。

（二）发挥网络正向引导。网络不仅是青少年接触不良信息的渠道，也是正向引导的重要途径。加强社会宣传，通过各种社会渠道，如广告、微博、微信等，宣传正确的生育观念，帮助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网络正向引导的力度，鼓励和支持一些有益的网络活动和社交平台，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其中，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三）加强生殖保障宣传，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生育保障和服务。要解决网络媒体舆论的负面影响，避免年轻人对生育产生生理性恐慌除了在传播过程中的管控之外，更需要在源头解决社会上生育面临的客观问题。通过落实劳动保障、提高生育津贴、扩大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福利政策，推动青年人树立正确的生育观。

总之，青少年生育政策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规范管理、正向引导和综合引导等措施，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念，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