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杂剧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
——元杂剧繁荣原因诸说评析

2024-01-19 16:38任崇岳

西部蒙古论坛 2023年4期

任崇岳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郑州 450002）

［内容提要］元杂剧因何繁荣，学者们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一是元朝长期停废科举，儒士仕进无门，遂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二是九儒十丐说。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遭受歧视，不被重用，不得已，只能在杂剧里讨生活。由于从业者人数众多，元杂剧才得以蓬勃发展；三是畸形繁荣说。元朝城市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定，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四是元朝统治者喜欢说。由于元朝统治者喜欢杂剧，才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不能使人信服。元杂剧繁荣的真正原因，一是元朝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带动了杂剧的繁荣；二是元朝统治者不懂汉文，没有文字狱，客观上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杂剧才得以繁荣发展。

一、停废科举导致元杂剧繁荣之说不尽可信

停废科举导致元杂剧繁荣之说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他说：“至蒙古灭金，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页。王国维既是我国新史学的开山，也是新文学的开山，他于1912年出版的《宋元戏曲史》，乃新文学的嚆矢之作，也是奠基之作，虽然篇幅不长，还不到12万字，却如黄钟大吕，影响深远，被学者奉为圭臬。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说：“元代考试已停，科举不开，文人学士们才学无所展施，遂捉住了当代流行的杂剧而一试身手。他们既不能求得蒙古民族的居上位者的赏识，遂不得不转而至民众之中求知己。”①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38页。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中说：“科举之废止，也是助长杂剧发展原因之一。停废科举使得当日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没有出路，既不能从事生产，又很难得到富贵功名，适此时杂剧兴起，既便于反映现实生活，描写故事，又可作为文娱的实用艺术，也可解决生活，于是以往日作诗赋古文之精力从事于此，这是有利于杂剧的发展和戏剧艺术的提高的。”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33页。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说：元代“汉族一般读书士子，在没有科举时固然无法自见，就是有了科考，也不能不遭到歧视，因而只有把自己的才情和学问，寄托在抒情或写景的文章上去。恰当这一时期最流行的文学体制为曲，于是曲的撰作，便由散曲、套曲，应用到表演故事的杂剧方面而成为光耀一代元代戏曲——杂剧。”③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5页。王季思甚至说：“如果蒙古族在侵入中原后即继续开科取士，关汉卿、王实甫等人都考取了状元、进士，做了官，元代前期就不可能出现戏曲创作繁荣的现象。”④王季思：《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光明日报》1985年4月9日。郑振铎、刘大杰、周贻白、王季思等都是文坛大家，如此评论，赞同者自然不少。如许金榜在《元杂剧概论》序言中就说：“元初几十年间又停止了科举，知识分子仕进无途，而又别无他能，因而生活极为穷苦。”⑤许金榜：《元杂剧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第3页。元史专家李治安也说：“唐宋以来儒士赖以登龙的科举迟迟未开，大多数儒士学而优则仕的门径被堵死。”⑥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7页。持这种意见者还有不少学者。

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者。史学家翦伯赞就是一例，他在《读郑振铎〈关汉卿戏剧集•序言〉》中说：“把元代戏剧的发展归结于停止科举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历史记载，在蒙古王朝统治时期，并没有废除科举制度，只是在这个王朝的初期停止了一个时期，到元仁宗皇庆二年就下诏恢复了。”“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要肯去参加蒙古贵族的考试，是可以从蒙古贵族那里取得文学的桂冠，从而找到晋身之阶。即便在停止科举期间，知识分子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只要有人‘举荐’或愿意接受蒙古王朝的‘延聘’，还是可以取得一官半职”，“晋身的阶梯是没有抽掉的。”⑦转引自张大新：《二十世纪元代戏剧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翦伯赞的意见无疑是对的，只是他未展开论述，因而赞同者寥寥。

明人胡侍在《真珠船》卷4《元曲》中就说，元代儒士“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屈在书簿，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⑧〔明〕胡侍：《真珠船》卷4《元曲》，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于是便去编杂剧，“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⑨〔明〕胡侍：《真珠船》卷4《元曲》，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王国维等人的评论，不过是胡侍说法的延伸而已。开科取士，拔擢人才是科举制度兴起后每个朝代的头等大事，蒙古统治者居然停废了七十余年科举，似乎不近情理，其实蒙古统治者一度停废科举，并非有意压抑儒士，乃是外部环境使然。首先，元太祖成吉思汗长期生活在漠北，未涉足中原，自然不知科举为何物。元太宗窝阔台戎马一生，1234年灭金之后，又牧马南下，攻打南宋，羽檄交驰，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中，太宗九年（1237年）八月，“命术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35页。诸路考试，均于第二年即戊戌年（1238年）举行，故称戊戌选士。至元世祖忽必烈中统、至元年间，又值国家多事之秋，“渡鄂渚、平内乱、讨贼璮、取江南、破襄汉、驾洋海、下台城、定高丽、问罪交州，扫清辽甸。”②〔元〕王恽：《秋涧集》卷34《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四库全书版。每一件事元朝都得狮子搏兔，用尽全力，其他不急之务，则不遑他顾，停废科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其次，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之前，蒙古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已长达半世纪之久，允许向他们纳款输诚的汉人世侯世袭，“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初州县多世袭》，中国书店，1987年，第434页。这些世侯又自行除授了大批官员。迨至忽必烈欲更官制时，“先帝朝廷旧人，圣上潜邸至龙飞以来凡沾一命之人，随路州府乡历任司县无大过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举人”④〔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2《论选举法上执政书》，四库全书版。，都是官员的既定人选。因此，元朝初年开科取士的客观需要不像其他王朝那样紧迫，因此才停废了科举。

正如翦伯赞教授所说，元朝虽然一度停废了科举，但儒士并非没有出仕之路，他们可以通过征辟、荐举、察举等途径走入仕途，即使在科举进行之时，征辟、荐举、察举也未辍止。如柳贯在成宗大德年间，被察举（选拔）为江山教谕，后官至翰林待制；虞集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谕；邓文原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欧阳玄延祐年间以乡贡首荐登进士第；陈孚于至元年间以布衣上赋，江浙行省闻于朝，朝廷以礼部郎中出使安南；王义山原是南宋官员，入元、行中书省聘教授路学，掌江西学事；戴表元南宋咸淳年间进士，官临安教授，入元为信州（今江西上饶）教授；吴澄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被征召至京师，因母老辞归，后又出仕；陈俨至元间召用，官至翰林直学士；胡助，举茂才，官至太常博士，《元史》《元诗纪事》记载此类事例甚多。由是可知，所谓元朝停废科举，儒士便毫无出路之说不足凭信。

《真珠船》卷4《元曲》一书说，元朝儒士“沉抑下僚，志不获展”⑤〔明〕胡侍：《真珠船》卷4《元曲》，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还有人说汉族儒士即使出仕，也只能当“佐贰之官”⑥参见庄俞编：《中国近现代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5》第71册《高中本国史》（上册），海豚出版社，2017年，第178页。。出任书院山长、教授、某路考试官等下级官职的儒士不在少数，他们的确是“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所有的儒士都是这种遭遇，跻身高位的儒士也大有人在。史天泽在世祖忽必烈时任右丞相，后又任左丞相；贺惟一在顺帝时任左丞相，这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正一品官员。叶仙鼐在世祖、成宗时任云南、江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官阶为从一品；赵孟頫、欧阳玄、王思廉、王磐、张翥等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官阶为正三品；王恽、李冶为翰林学士，也是正三品；许衡在世祖时官至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正三品；崔斌于世祖时官至江淮行省左丞、正二品；许有壬进士出身，历仕仁宗至顺帝七朝，官至中书左丞，正二品；张养浩于仁宗时任礼部尚书，正三品；贾鲁于顺帝时任中书添设左丞，正二品；吕思诚、张起岩于顺帝时任御史中丞，正二品；宋子贞于世祖时任中书平章政事，从一品；许衡、许师敬父子分别在世祖、泰定帝时任中书左丞，正二品；宋本于世祖时任国子祭酒，从三品；干文传，延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正三品；刘宣于世祖时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正三品，此类例子甚多。这些只是随手拈来的例子，能说他们是“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吗？能说这些人都是不入流的佐贰之官吗？

为网罗人才，元朝从世祖时起就下诏搜求隐逸之士，擢茂异以待非常之人。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复诏求隐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闻。”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4页。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诏求山林间有德行文学、识治道者。”②〔清〕魏源：《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11年，第2116页。他派人征召隐士萧㪺（jū），萧㪺犹豫不至，成宗说：“或不乐于仕，可试一来，与朕语而遣归。”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4页。说明成宗不强人所难。萧规曹随，武宗、仁宗也步世祖、成宗后尘，征召隐逸之士。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下诏说：“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材，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报本道廉访司，覆奏察闻，以备录用。”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5页。又屡下求言之诏，让儒士进言，“其他著书立言，裨益教化，启迪后人者，亦斟酌录用，著为常式。”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5页。如此大规模地搜求隐逸之士，与其他朝代相比，毫不逊色。即使累试不第之人，元朝也网开一面，酌情录用。仁宗延祐年间准许“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中华书局，1976年，第1245页。。泰定帝年间又规定，“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先有资品出身者，更优加之。不愿仕者，令备国子员。”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中华书局，1976年，第2027页。汉人、南人年50岁以上，且两次科举不中铩羽而归者，还聘为教授；才能不如这些人的，则录用为学正、山长，以后诸朝，相沿不替。看看这些史书记载，还能说元朝的儒士仕进无门，只能去写杂剧吗？

邾经在为元末人夏庭芝所撰《青楼集》的序言中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⑧〔唐〕崔令钦等著：《教坊记•北里志•青楼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6页。这段话被学者们反复引用，但是往往忽略了“不屑仕进”4字，不是他们仕进无门，而是不愿仕进。《艺苑卮言》一书也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⑨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1页。此书成于明初，故称元朝为胜国。在朝代鼎革之际，一些汉族儒士不愿归依蒙古统治者，于是栖隐林泉，与烟波钓徒为伍，亦是情理中事，与是否停废科举了无关涉。即使停废了科举，儒士也并非无路可走，不像郑振铎先生所说，“文人学士们才学无所展施”，更不像有些学者所说，“郁积在他们心中的是以儒业立身的仕进之路被阻断之后的悲愤、怅惘、失落和彷徨。”⑩张大新：《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张大新卷》，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115页。儒士们不少人以文会友，诗词唱酬；有人载花莳竹，临流垂钓；还有人徜徉山水，啸傲烟霞。如曾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的杨维桢，元末徙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他说：“予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苕溪郯九成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沉胸次，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⑪〔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4页。又据《元诗纪事》卷七引《湖南通志》一书云：“元九老题名诗石，在平江道（今江苏苏州）葆真观。宋遗民鲁仕能年七十三，吴釿（jin）、鲁仕行、邓希恕年七十七，方采、李应春年六十九，张万金年六十七，罗太岊年六十二，罗太亨年六十，皆平江人。于至元间择山水胜处更迭主会，凡历十二年，各题姓名及诗刻于石。”⑫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7《罗太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麟原集》一书说：“昔元盛际，专假科举抑南士，南士多伏处，用诗文自写。”他们“甘寂淡，乐幽僻，托耕凿以栖迹于运去物改之余，依麯蘗以逃名于头童齿豁之际，无求于今，有期于古。”①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18《王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0页。你看这些未参加科举的儒士们悠然陶然，气定神闲，正如元朝剧作家乔吉所说：“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②宁宗一、陶慕华主编：《元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何曾有怅惘、失落、彷徨！

宋元鼎革之际，一些汉儒士在元朝居官，本无可厚非，却被有些学者指责为“其效犬马之劳而受到特殊恩宠”③李春祥：《试论元剧的繁荣》，《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第51页。，是咄咄怪事！封建社会的儒士谁人不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④〔宋〕汪洙：《神童诗》，摘选自王宗康主编《古诗五百首历代格律诗萃选》，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324页。又有哪个不是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⑤〔唐〕杜甫：《奉赠韦佐丞丈二十二韵》，见清乾隆御定《唐宋诗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64页。的抱负走入仕途的？正是有了许衡、姚枢、窦默、王鹗、李冶、魏璠、郭守敬等儒士辅佐，加上世祖、成宗的知人善任，才有了元朝初年的繁荣兴盛局面。《元史》说：“世祖度量弘广，知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远矣。”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7《世祖本纪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373页。元人柳贯说：“至元、大德间儒生学士蒐讲艺文，绍隆制作礼乐之事，盖彬彬乎太平极盛之观矣。”⑦〔元〕柳贯：《柳待制文集》卷11《夷门老人杜君行简墓碣铭并序》，四库全书版。这两段话容或有溢美夸大之处，但大致可信。儒士们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岂能以“其效犬马之劳”6字全盘否定？

王季思说，如果关汉卿、王实甫中举做了官，就无暇写杂剧、元杂剧繁荣的局面不可能出现。这是说元朝一度停废科举成就了关汉卿、王实甫，似乎停废科举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种推断不能令人苟同。历史不能假设。照这种逻辑推论，李后主当了宋朝的阶下囚，才在汴京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悲怆哀婉、荡气回肠的千古绝唱，如果不是阶下囚，就写不出那样的诗篇？苏东坡不是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就写不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样铿锵豪放的诗篇？你能说李后主应多当几次阶下囚，苏东坡应多遭几次贬谪吗？

二、“九儒十丐”是子虚乌有之说

不少学者认为，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在十等人中名列第九，只比乞丐稍强。他们被逼无奈，只得从事戏剧创作，才促成了元杂剧的繁荣。剧作家阿英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4年就说：元朝“在舆论上降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所谓九儒十丐”，“儒人颠倒不如人。”⑧阿英：《元人杂剧史》，《剧本》1954年4-10月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1961年为《关汉卿》英译本写的序言中说：“元朝统治者看不起文艺工作者，有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划分。读书人被列入第九等，搞戏曲的当然地位更低。”⑨田汉：《〈关汉卿〉英译本序》，转引自方继孝著《旧墨四记•文学家卷》（上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戏剧评论家周贻白说：“在元代，一般人民分为十个等级，就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儒就是当时一班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攻习孔、孟之书的道学家。”⑩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3页。写过《潘金莲》《中国公主图兰朵》《夕照祁山》等戏剧作品并担任过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魏明伦说，元朝“把儒家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打入底层，所谓八丐、九儒、十娼，知识分子被列入下九流，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⑪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18《王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0页。由丁炎选注的《历代曲精品百首》是本薄薄的小册子，两次提到了“九儒十丐”，说“元代知识分子地位极为低下，在十等人中排第九，仅列乞丐之前，而居妓女之后（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民八娼九儒十丐）。”①丁炎：《历代曲精品百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第27页、第79页。许金榜在《元杂剧概论》一书中说：“在元代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十个等级中，儒士处于与乞丐为伍的地位。在元杂剧中不少秀才靠卖诗或求斋为生，就是这种状态的反映。”②许金榜：《元杂剧概论•序言》，齐鲁书社出版社，1986年，第3页。持此等言论的学者还有，恕不一一罗列。

以上诸说言之凿凿，都说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与乞丐为伍。其实元朝并无“九儒十丐”的规定，无论是《元史》或是《元典章》《通制条格》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当然，空穴来风，必有所自。元朝的确有“九儒十丐”之说，但这不见于元朝的官方记载，只见于宋人郑所南、谢枋得（字叠山）两人的文集中。郑所南《心史•鞑法》条说：“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③〔宋〕郑所南：《心史》（下）《大义略叙•鞑法》，崇祯十二年刊本。；谢枋得《叠山集》说：“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④〔宋〕谢枋得：《叠山集》卷1《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四库全书版。《心史》一书又名《铁函心史》，作者署名郑思肖。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年）发现于苏州承天寺枯井中，用铁函封锢，外题“大宋铁函经”，并署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的文字。据作者自序说，该书定稿于壬午年（1282年），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于次年即至元二十年沉于井中。但书中却记载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宰相安东（即安童）由漠北归来之事，殊不合情理，因此有人怀疑此书乃伪托之书，未尽可据。谢枋得所谓“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云云，分明是说有些好事之徒拿儒士开玩笑的戏谑之语，并非真有其事。况且郑所南说十等人中“七猎、八民”，谢枋得则说“七匠、八娼”，元朝果真有此规定，记载当不会如此歧异。元朝的确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四个等级，学者们便浮想联翩，不察究竟，以为有四等人制，必有十等人的划分，使得博洽多闻的田汉、魏明伦也信以为真了。

再考察一下郑所南、谢枋得的身世，便可知“九儒十丐”之说乃是愤世嫉俗之语，不能当真。郑所南原是南宋末年的太学生，宋朝覆亡后寓居吴下（今江苏苏州）报国寺，改名思肖，寓意怀念赵姓皇帝。他坐卧头从不朝北，表示不承认元朝是正统。他善画兰花，但从不画根，有人问他，他说土地已被番人夺去，根扎何处？当地官员索要他画的兰花，靳而不与。县宰说如以画幅相赠，可免差役赋税，郑所南大怒说：“头可斫，兰不可得！”⑤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31《郑思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5页。他有诗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⑥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31《郑思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5页。；“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⑦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31《郑思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5页。他视元朝统治者如寇仇，当在情理之中。谢枋得原是南宋官员，宋朝灭亡后，变换姓名隐居建宁（今福建建瓯）山中，以卖卜为生。元世祖忽必烈派人至江南访求人才，有人荐宋遗士35人，谢枋得也在其中。他拒不赴召，被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押至燕京（今北京），他义不食周粟，绝食5天后壮烈殉国。这种拒作贰臣的气节自是可圈可点，但他所提出的“九儒十丐”之说却不可凭信。宋朝灭亡后，一批知识分子有感于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之痛，不愿俯首事元，或抗节不仕，慷慨就义；或黄冠草履，彷徨徙倚于残山剩水之间；或庵居蔬食，悲鸣长号于笔墨文字之中，表现了亡国遗民的高风亮节，郑所南、胡三省、汪元量便是其中的闻名者。郑所南、谢枋得哀宋朝之覆亡，发思古之幽情，故造“九儒十丐”之说以发泄胸中不平之气，仅此而已。

王国维把元杂剧分为三个时期：元太宗窝阔台取中原至忽必烈统一金国为蒙古时代；自至元后至顺后至元，即从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到元顺帝前期为一统时代；顺帝至正以后为至正时代。“以第一期之作者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中。”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这一分期为大多数学者认可。谢枋得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郑所南死于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都在王国维所说的第一期。郑所南活了将近80岁，得以善终；谢枋得并非因穷困潦倒而死，而是因拒绝出仕元朝绝食而死。郑、谢两人是“九儒十丐”说的始作俑者，能说他们两人的命运只是比乞丐稍好一点的儒士吗？

杂剧之所以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作者最盛，著作存者亦多，原因甚多，但绝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直到元代，文人儒士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厕身戏曲舞台。”②杨波：《元曲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直到元代，才有文人儒士在不得已的景况之中下顾戏曲，从而产生了戏曲这一文学样式最终成熟的契机。”③么书仪：《中国戏曲》，转引自《书摘》2021年第2期，第67页。更非剧作家魏明伦所说：“在元朝的历史条件下，大文化人也只能够沦落到民间……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社会压迫，硬把这批人逼到梨园来了。”④魏明伦：《戏曲文学漫谈》，《国家图书馆经典讲座•文津演讲录之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愤怒可以出诗人，但硬逼却出不了大戏剧家。事实上，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尊重、优待儒士，才使那些怀瑾握瑜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心无旁骛地写作，这才有了元杂剧的繁荣。

蒙古人原是逐水草而居，娴于畜牧，疏于农业，攻城略地是行家里手，如何治理夺取来的偌大一片土地，却全无经验。起初蒙古人认为，“汉人无补于国”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8页。，曾打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8页。。除了工匠，包括儒士在内的其他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为奴。因为缺乏文治，不会管理，致使占领的土地旋得旋失。没有文字，便谈不上从以往的典籍中汲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因此只有借重汉人儒士一途。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儒士的作用了，他的主要谋士耶律楚材就是一名儒士。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因得到一个治弓匠而沾沾自喜，以为治理国家方用武而儒者无用，耶律楚材进谏说：“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⑦〔元〕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页。所谓治天下匠，指的就是儒士。成吉思汗虽然赞许耶律楚材的建议，但他一生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在拔擢儒士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太宗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再次建议：“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61页。耶律楚材不时向元太宗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上深以为然。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⑨〔元〕宋子贞撰：《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湛然居士文集•附录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26页。元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⑩〔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32页。元太宗第三子阔出率师伐宋，派中书令杨惟中随军南下，“得名士数十人，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立周（周敦颐）子祀，建太极书院，俾师儒赵复等讲授。”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元太宗又命姚枢会同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⑫〔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8《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1页。。太宗九年（1237年）又开科举，拔擢儒士，这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真正大规模任用儒士，是在世祖忽必烈时期。“世祖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凑，争进所闻。迨中统、至元之间，布列台阁，分任岳牧，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纪。”①〔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左丞张忠宣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7页。中统二年（1261年），即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四月，他下“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五月份派人于西川（今四川成都）“采访医、儒、僧、道”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96年，第69～70页。。中统三年（1262年）正月，“修宣圣庙成”，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81页、第96页。之后，又于至元三年、四年、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频频下诏即军中搜求儒士，并蠲免徭役，又数遣使召遗老于四方，于是儒士窦默、李俊民、魏璠、元好问、刘秉忠等联翩而至，因此出现了中统、至元文化发达的局面。除了诏令外，忽必烈还下令在各地立碑刻石，重申优待儒士之条文。清人阮元所辑《两浙金石志》一书收录了一篇饶有兴味的碑文：

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

皇帝圣旨：据尚书省奏，江淮等处秀才乞免差役事：准奏。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地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存恤。仍禁约使臣人等，毋得于庙学安下，非礼骚扰。准此。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日④〔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14《元世祖免秀才杂泛差役谕旨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

此类碑文，所在多有⑤〔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14《元世祖免秀才杂泛差役谕旨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又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6册），古籍书店，民国二十六年，第114页。，迨至清代，大多颓圮不存，唯立于绍兴府学的上述碑文完好无损。因此，阮元认为：“世传元季待士最薄，至有九儒十丐之目，读碑知其不然。”⑥〔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14《元世祖免秀才杂泛差役谕旨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流风所及，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武宗海山也下诏对孔子立碑封赠。1983年在云南大理城内一处旧房基下发现一通碑石，碑文云：

皇帝圣旨里，云南诸路行尚书省准尚书省咨该：至大二年五月十九日，太保三保奴丞相奏：在先孔夫子汉儿帝王虽是封赠了，不曾立起碑石来。如今各处行与文字封赠了，于赡学地土粒钱内教立碑石呵，今后学本事的人，肯用心也者。奏呵，奉圣旨：是有。那般者。钦此。照得先据御史台呈，亦为此事，已经遍行去讫，都省咨请照验，钦依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钦依施行。经议札付者。

至大二年（1309年）五月十九日⑦杨益清：《大理发现元初同刻一石的加封孔子圣旨及立碑文告》，《文物》1987年第11期，第96页。

这篇碑文是云南行省转述尚书省命全国各地立碑颁行封赠孔子圣诏的咨文。碑文中所说的“汉儿帝王”即汉人皇帝，汉代以后历代帝王虽对孔子都有追谥或封赠，但不曾立碑刻石，元武宗下诏将这些追谥和封赠镌刻在各地石碑上，为的是让“今后学本事的人”，也即那些习读经书的儒士们对孔子顶礼膜拜。这是一通弥足珍贵的碑文，把历代对孔子的追谥和封赠立碑刻石，此乃元朝的创举。如此尊孔，自然不会轻慢儒士。而武宗下此诏时元朝还未开科举考试。读以上两通碑文，你还会相信“九儒十丐”之说吗？元朝摧残知识分子是在仁宗以后，元世祖时并不如是。所谓“九儒十丐”之说，可用八个字概括：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三、元朝城市畸形繁荣说不全面

不少学者认为，因为元朝城市经济繁荣，才促成了杂剧的繁荣。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提出：“元杂剧是元代都城畸形发展的产物，是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当时都市经济发展下必然的产物。”①杨季生：《元剧的社会价值》第二章《元剧的产生及其发展》，交通书局，1948年，第10页。此论一出，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说：“元杂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②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九章《元代的文化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页。史学家尚钺称：“唐宋以来戏曲本身发展已趋成熟，加以工商业的发展，又为元曲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因而使元代戏曲达到了辉煌的成就。”③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73页。余冠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城市经济的繁荣安定，给予杂剧兴盛安排下来一个有利的条件。”④余冠英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15页。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元杂剧的兴起，与宋金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⑤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0页。这些见解不无道理，没有城市的经济繁荣，元杂剧的繁荣就无从谈起。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如果没有元朝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城市经济的繁荣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畸形繁荣不可能持久。事实上，元杂剧正是在经济社会全面繁荣的局面下发展起来的。

蒙古人刚从幕天席地的漠北草原来到以稼穑为主的农业区域，还不能骤然适应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而战争又需要粮秣给养，因而把新占领地区交给已经归依的汉族地主武装，乃是明智之举。果然，只消几年时间，这些曾经遍地兵燹的地区，竟成了世外桃源，农业生产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如张柔在保定“铲荆榛，立市井，通商贩，招流亡，不数月，官府第舍，焕然一新……楼观相望，陂池映带，若图画然，遂为燕南一大都会”⑥〔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万户张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第95～96页。。史天泽在真定“招流散，拊疮痍，披荆榛，掇瓦砾，数年间，官府民聚，以次完治”⑦〔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第115页。。董文炳在藁城（今属河北）招抚流亡，令贫民耕种县之闲田，“数年间，民食以饶。”⑧〔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4《左丞董忠献公》，中华书局，1996年，第271页。与干戈扰攘的黄河以南地区相比，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是蒙古族统治者的可靠后方。蒙金战争结束后，“蒙古兵力转向西域与南宋，[山西、河北]地区的统治制度尚未完全确立，降蒙军阀据地自守，思想统治是薄弱的。”⑨蔡美彪：《南戏〈错立身〉之时代与北曲之南传》，载《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第518页。正是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里，儒士们没有“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⑩秦言：《中国历代诗词名典》，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第51页。的烦恼，既无兵燹之扰，也无衣食之忧，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正如元朝人柳贯所说：“至元、大德间儒生学士，搜讲艺文，绍隆制作礼乐之事，盖彬彬乎太平极盛之观矣。”⑪杨季生：《元剧的社会价值》第二章《元剧的产生及其发展》，交通书局，1948年，第10页。并非如有学者所说，儒士写杂剧，“是生计断绝后无可奈何的艰难抉择。”⑫张大新：《金元文士之沉沦与元杂剧的兴盛》，《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第60页。

多年前我就认为，“元代的城市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的。”①任崇岳：《关于元杂剧繁荣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82年第1期，第57页。大量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忽必烈即位后，宋蒙战争正酣之际，他就给汉人参知政事高达说：“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166页。表明了忽必烈对农业的重视。为此，他设立了司农司，专掌农田水利。司农司编有《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指导传播农业技术。尔后，元仁宗时王桢编写《农书》、元文宗时鲁明善又编写《农桑衣食撮要》。正是在这3部农书的指导下，元朝农业有了飞速发展。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元朝自世祖混一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③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47页。元世祖时，来中国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记述了他在各地的见闻。如宝应县（今属江苏）“凡生活必需之物皆甚丰饶”④〔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高邮（今属江苏）“凡生活必需之物悉皆丰饶”⑤〔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南京城（今属江苏）“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⑥〔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瓜州（即瓜步洲，在江苏扬州市南）“此城屯聚有谷稻甚多，预备运往汗八里城以作大汗朝廷之用”⑦〔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福州“经行美丽城村，其间食粮及带毛带羽之野味甚饶”⑧〔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刺桐（今福建泉州）“此处一切生活必需之食粮皆甚丰饶”⑨〔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这些记载表明，只有农业的繁荣，其他行业才能繁荣，农业凋敝，其他行业不可能繁荣。元朝人也有相应的记载，在元顺帝时任过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国子祭酒的苏天爵说：“当至元、大德年间，民庶宴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⑩〔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4《张文季墓碣铭》，四库全书版。又说：“我国家至元、大德时，方内悉平，年谷屡登，法制简易，公卿大夫往往多乐外官，良有以也。”⑪任崇岳：《关于元杂剧繁荣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82年第1期，第57页。元初著名曲家杜仁杰在套数中借一个农夫之口说：“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⑫宁宗一、陶慕宁主编：《元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如果说以上几则记载有溢美之嫌，云南省昆明市筇竹寺正殿壁中庋藏有一通蒙古文的《云南王藏经碑》，是云南耆宿百姓为云南王阿鲁立的德政碑，也肯定了农业的繁荣：

藉苍天之庇佑，皇帝之福音，我阿鲁来此任云南王迄今，虽未建树任何业绩，却蒙本地之耆硕百姓立碑记颂。本地之耆宿百姓云：自伯忽、阿禾、秃坚辈反，庶民涂炭，死者甚夥，偶有幸存，亦多迫于饥馑，四处逃荒。而今，死者宛若重生，逃荒者亦咸返家园。大师之莅也，五谷丰登，市肆复兴。耆硕百姓立碑之因盖出于斯。然此实非我之勋劳，宜归功于札牙笃皇帝之福荫、父母之德行……

至元六年龙儿年正月二十五日书于观音阁⑬包祥：《一三四○年昆明蒙文碑铭再释读》，《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第43页。道布在《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的《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一文与此文内容相同，只行文稍有差别。

碑文中的太师是对云南王阿鲁的尊称，札牙笃皇帝是指元文宗，是他平定了伯忽、秃坚的叛乱，至元六年龙儿年是指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年）。远在边陲的云南百姓自发为云南王阿鲁立碑，特别指出“五谷丰登，市肆复兴”，可见即使到了元朝后期，云南耆宿的农业仍然繁荣，百姓生活依旧安定。倘若五谷不登，釜甑蒙尘，炊烟不举，箪瓢屡空，儒士们还有写杂剧的雅兴吗？

四、元朝统治者喜欢杂剧是想当然之说

有学者认为，元朝统治者喜欢、爱好杂剧，杂剧才得到了长足发展。余冠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统治阶级对歌舞、戏剧的爱好。”①余冠英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16页。阿英在《元人杂剧史》中说，元杂剧繁荣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支持”②阿英：《元人杂剧史》，《剧本》1954年4-10月号。。周良霄在《元代史》一书中把元杂剧繁荣的原因列为三条，其中的一条“是统治者的提倡”③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8页。。还有学者说：“元代统治阶级（主要指元廷）对于戏剧艺术的倡导和重视，是元杂剧繁荣与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④熊澄宇：《试论元代杂剧繁荣的原因》，《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3年第11期，第145～150页。持此说者多是根据赵珙《蒙鞑备录》中的这段话：“国元统治者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弹大官乐等曲，拍手为节甚低，其舞甚异。”⑤〔宋〕赵珙：《蒙鞑备录》载《全宋笔记》（第7编），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12页。元统治者出师虽带女乐，但用的是十四弦弹大官乐，与杂剧无涉。

元宫廷乐舞用的是雅乐和燕乐，雅乐即古乐，燕乐即俗乐，祭祀天地、祖宗时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燕乐中的《白翎雀》是蒙古乐曲：“白翎雀者，国朝教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缓，终则急躁繁促，殊无有余不尽之意。”⑥〔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0《白翎雀》，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页。此乐表现的是白翎雀在草原中翱翔的神态，据说是元世祖忽必烈命伶人制作的。蒙古人的乐曲、舞蹈与中原地区的雅乐不同，“达达乐器，如筝、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⑦〔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乐曲》，中华书局，1959年，第349页。刚从幕天席地的漠北草原初来乍到中原地区的元朝统治者，不可能喜爱杂剧。在元人诗篇中不乏元朝统治者喜爱歌舞的记载，但未见哪位帝王喜爱杂剧。元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云：“又是宫车入御天，丽姝歌舞太平年。侍臣称贺天颜喜，寿酒诸王次第传。”下有小注说：“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⑧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20《杨允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4页。又一首诗说：“仪凤伶官乐既成，仙风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独喜箫韶奏太平。”下有小注云：“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⑨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20《杨允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4页。箫韶乐相传乃舜时乐曲名称，可知元朝宫廷中吸收了汉人音乐中的箫韶乐，但未见涉及杂剧的记载。元朝宫廷中还有“十六天魔舞”，供天子及戚畹贵族欣赏。元人张昱有诗云：“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手昙花满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常在月宫听。”⑩转引自陈衍：《元诗纪事》卷25《张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6页。此舞常在皇帝生日及各种庆典中演出，乃是由西夏故地传入元朝宫廷的。“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67《礼乐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664页。既然元朝宫廷中的歌舞多从本俗，就更与杂剧毫无关涉了。

历史上确实有痴迷于戏剧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勗都对戏剧情有独钟。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玄宗精通乐曲，常常亲临宫廷梨园现场指导，被人称为“皇帝梨园弟子”②〔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22，中华书局，1975年，第476页。。他谱了新曲，常交给梨园演奏。李存勗更是降尊纡贵，装扮成俳优，在戏剧中饰演一个角色。而元朝皇帝却对戏曲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的禁令。《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禁令》载：“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乱治词曲，为讥议者，流。”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禁令》，中华书局，1976年，第2685页。《通制条格》卷3《乐人婚姻》载：“至大四年（1311年）八月十八日，中书省李平章特奉圣旨：辛哈思的为娶了乐人做媳妇的上头，他的性命落后了也。今后乐人只娶乐人者。咱每根底近行的人每，并官人每，其余人每，若娶乐人做媳妇呵，要了罪过，听离了者。”④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卷3《乐人婚姻》，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4页。一个叫辛哈思的官员，只因娶了乐人做妻子，竟白白丢掉了性命。平民百姓与官员士绅若娶乐人为，必须离异。倡优之人服装、乘车也有禁令：“倡家出入，止服皂背，不许乘坐马车。”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5《刑法志四•禁令》，中华书局，1976年，第2681页。他们平日只能穿黑色衣服，出入不得乘坐车马。《元典章》规定：“承应乐人呵，一般骨头休成亲，乐人匹配者。”⑥《元典章》卷18《户部四》，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寻常人家不得与乐人缔姻，乐人只能互相匹配。又规定：“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作禁约，是为长便。”⑦《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杂禁》，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元朝的这些歧视性禁令十分严苛，令人咋舌！这些记载，唾手可得，怎能会得出元朝统治者提倡、重视、支持杂剧的结论呢？元朝的教坊司是掌管乐人的机构，但官阶只是从五品，级别如此之低，能说明元朝统治者重视杂剧吗？

五、元朝经济全面繁荣，没有文字狱，是元杂剧繁荣的根本原因

元杂剧繁荣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如果农业经济凋敝，城市经济不可能一枝独秀，畸形繁荣不能带来元杂剧的繁荣。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述及，这里不再饶舌。

元杂剧繁荣的第二个原因是元朝没有文字狱，儒士们无论是吟咏诗词，或是撰写戏剧，都可直抒胸臆，不会因文字贾祸，从而带来无妄之灾。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说，元朝统治者对杂剧的“这种爱好绝不是促使北杂剧在大都得到兴盛的原因，恰恰相反，他们是杂剧艺术的摧残者。”⑧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第99页。徐扶明在《元代杂剧艺术》一书中说，元朝统治者“到底是摧残元杂剧呢？还是助成元杂剧的兴盛呢？结论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⑨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1页。周华斌说，元朝统治者“对杂剧的总的态度是禁止和排斥。”⑩周华斌：《杂剧为什么在元代勃兴》，《大学文科园地》1985年第3期，第8～13页。这些见解何所据而云然，不得而知，但有关记载，并无摧残、禁止杂剧之事。元末夏庭芝的《青楼集》说：“小春宴，姓张氏，自武昌来浙西，勾栏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择需索。”①〔元〕夏伯和：《青楼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2页。如果元朝统治者禁演杂剧，张春宜敢把上演剧目的海报贴到勾栏的墙壁上吗？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说的是东平府的一支散乐队到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一带演出，因得罪了官府而被驱逐，不得不“冲州撞府，求衣觅食”②王大元、胡明明著：《大元征音王大元曲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0页。。能够“冲州撞府”，可见这个剧团并未被禁演。元末人撰写、明初印行的高丽人汉语学习教本《朴通事谚解》一书中说：“着张三去，叫教坊司十数个乐工和做院本诸般杂技的来。”③〔韩〕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朴通事谚解》（上），1943年奎章阁丛书本。能够随便叫教坊司的乐工和演院本的人，可知杂剧演员能够随时随地演出，官府并未干预。最能说明元朝统治者没有摧残杂剧的是元人胡祗遹的一段话：

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所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不得其情，不穷其态。④〔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8《赠宋氏序》，四库全书版。

杂剧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上自朝廷君臣政治得失，下至闾里百姓、引车卖浆者流的人情世故、喜怒哀乐，均可一一再现于舞台上，而不必有所顾忌，何来元朝统治者摧残、禁止杂剧之说？

说元朝统治者没有摧残、禁止杂剧，并不意味着就支持、提倡杂剧。他们既未摧残杂剧，也未扶植杂剧，只是听任杂剧自生自灭而已。学者隗芾说：“事实证明，只要不是直接咒骂蒙古族统治者和直接鼓吹反抗的节目，都没有受到禁止。”⑤隗芾：《试谈元代社会与杂剧繁盛的关系》，《光明日报》1985年3月26日。邓绍基说，元朝统治者“查禁、打压的是戏曲的内容，而不是戏曲的本身。”⑥邓绍基：《元杂剧的形成及繁荣的原因》，《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第95页。李春祥说：“他们禁止的是妖魔神鬼戏，而不是禁演一切戏，只要不是直接或正面‘为讥议’或‘犯上恶言’，还是允许其存在的。”⑦李春祥：《试论元剧的繁荣》，《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52页。袁宏轩、窦楷认为，元朝统治者只查禁那些“妄说大言语做反勾当的词曲，而杂剧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⑧袁宏轩、窦楷：《元杂剧和宫廷关系初探——论元杂剧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4页。其实元朝统治者对所有的诗词、戏曲都持缄默态度，即使是攻击、诋毁元廷的，也未见有人遭杀头或牢狱之灾。谓予不信，请看下列记载：“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⑨叶子奇：《草木子》卷4《谈薮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原来元朝廉访司官员巡察州县时，地方上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两声鼓一声锣。押解杀人强盗时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因此，百姓有“官人与贼不争多”之说。老百姓把政府的衮衮大员与强盗相提并论，措辞不可谓不尖刻。又有民谣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⑩叶子奇：《草木子》卷4《谈薮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宋元以来称戚畹贵族子弟为舍人，也称公子。此民谣抨击元朝政府腐败，堂堂丞相竟造假钞，他们的子弟公然打家劫舍，身为工部尚书的贾鲁疏浚黄河，弄得人心不安。又有人撰《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⑪〔元〕夏伯和：《青楼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2页。大声疾呼元朝是“奸佞专权”，直接咒骂“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抨击得如此激烈，元朝统治者竟充耳不闻，未见惩办一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攻击元朝统治者的散曲、剧曲更是随处可见。如无名氏的《志感》：“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①宋安群：《元曲鉴赏》（第2版），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第563页。；《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他、他、他，嫌官小不为，嫌马瘦不骑，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②宋安群：《元曲鉴赏》（第2版），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年，第594页。；《感天动地窦娥冤》中“为善的受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③于心含、王佳泉编著：《宋词、元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9页。；《萧何月下追韩信》中“干功名千难万难，求身仕两次三番”④刘新文：《元曲精粹赏析》，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262页。，如此等等。写出这些文字的人都安然无恙，得以终老于户牖之下，没有一人罹难。单看元朝的禁令，自然是文网森严，足以使人箝口结舌，噤若寒蝉，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禁者自禁，演者自演，那些禁令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这就是元朝特有的奇怪现象。

封建社会中的任何朝代都不允许诋毁、咒骂、挑战统治者权威的言论、文字存在，明清两朝的文字狱便是例证，但元朝是个例外。这并非是元朝统治者深仁厚泽，雍容大度，而是因为他们不懂汉文，无法查禁这些言论和文字。元朝兴起于漠北草原，有语言没文字，成吉思汗时借用维吾尔文字发布文告，世祖忽必烈用西藏僧人八思巴创造蒙古文，所用的汉文典籍，都是由蒙古文转译的，“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⑤〔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431页。”朝廷中的大臣多是蒙古勋旧，也罕有留意儒学者。因此，“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⑥〔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431页。正如元末人叶子奇所说：“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立怯里马赤，盖译史也，以通华夷言语文字。”⑦叶子奇：《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82～83页。连“七”字钩从左拐还是右拐都弄不清楚的官员会从文绉绉的杂剧中深文周纳，制造文字狱吗？徐扶明在《元代杂剧艺术》一书中引用了一个老汉买瓜的故事：老汉嫌瓜贵买不起，指着南瓜说“买黄的吧”，卖瓜者说“黄的亦要钱”。因“黄的”与皇帝谐音，被人告发讥讽皇帝，结果被敲掉了两颗牙齿。徐先生以此证明元朝文网森严，稍有触犯，便会有灭顶之灾。其实，这只是一则荒诞不经的故事，不能当作信史。喊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的人尚未受到追究，说“黄的亦要钱”岂能被敲落两颗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