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方言词汇的翻译美学探究
--以葛浩文译作《红高粱》为例

于艳青

(济宁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273155)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山东方言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山东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被视为“最好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方式之一”[1]49。然而,方言研究尤其是方言翻译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Lee[2]347-362和Martinez[3]167-182认为,研究者偏重于研究 “权威语言”而非地方语言。在“方言即粗俗”的刻板印象影响下,更是忽略了方言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4]52-87。“中国文学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阅读、理解与接受,翻译是不可逾越的必然途径”[5]7。因此,打破主流语言与方言之间研究的不平衡,积极传播山东本土方言文化,深度挖掘山东方言词汇内在的审美价值和特定文化内涵,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标和主要内容。

《红高粱》作为山东地方特色文学作品,为读者呈现了大量山东方言词汇和地方文化风俗,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战略大背景下,如何将山东优秀民俗文化传播出去,有效翻译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因此,翻译策略的有效运用成为联结中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传统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是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作为参照,没有将原文的审美价值在译文中的再现作为翻译对等的考量标准之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传播介质,语言层面的对等不能全面有效传递原文的深层内涵,忠实原文是翻译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但译文在体现“信”和“达”的同时,还要考虑“雅”,即原文审美价值的传递和译者的审美共情。《红高粱》作为山东方言的典型代表,其翻译研究对山东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鉴于此,本研究以葛浩文的《红高粱》译本为载体,通过分析译文中所采用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重新审视及评价其译本是否能够再现原文的文化特色和美学价值;同时,将翻译审美调节策略融入到传统翻译策略中,使译文最大程度上还原和再现原文的审美价值,有利于拓展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以达到翻译效果最大化。

一、《红高粱》山东方言翻译研究综述

莫言作品《红高粱》作为山东本土方言的重要载体,是方言研究的重要语料来源。近年来,《红高粱》山东方言研究注重从多维度、多角度展开,研究范围也多涉及语言和本土文化研究。不同学者立足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从翻译策略选择、译者行为批评和译者主体性等方面对《红高粱》山东方言词汇翻译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山东方言词汇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何丽、王筱依(2015年)[6]106-109运用霍恩比“综合法”理论对《红高粱》的山东高密方言从语言和文化两个维度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翻译的文化缺失现象。沈菲、顿祖纯(2016年)[7]73-77运用改写理论探讨译者如何再现《红高粱》原作的乡土文化。曾芳园(2017年)[8]以生态翻译理论为指导,从译者主体适应性选择方面对《红高粱》方言翻译进行了探讨。樊悦(2021年)[9]33-34运用语境维度论,从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维度对《红高粱》方言词汇翻译进行了分析探讨。以上学者的山东方言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特定理论指导下社会文化对方言翻译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山东方言词汇翻译策略研究。Gibello &Lesch(2017年)[10]67-109对《红高粱》方言翻译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同时结合大量具体实例探讨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规范的创立,指出社会语境是翻译策略选择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许亚男(2018年)[11]15-16结合具体翻译实例,从目的论的视角分析了《红高粱》方言词汇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陈璐(2022年)[12]359-365结合概念整合理论分析了主题隐喻的动态建构机制,揭示了《红高粱》方言翻译的四种隐喻策略。王筱(2023年)[13]154-156从认知翻译的角度对《红高粱》山东方言词汇多重互动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以上研究表明,山东词汇翻译策略研究多依托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比不同的翻译策略对翻译效果达成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山东方言词汇的译者行为批评和译者主体性研究。译者作为方言翻译的主要参与者和文化传递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在跨文化翻译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学者从译者及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角度对《红高粱》山东方言进行了深入研究。佘月月(2022年)[14]76-83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红高粱》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度进行了对比分析。罗娟、刘洁(2023年)[15]8-11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分析对比原作和译作,探讨翻译策略的选择及其对翻译效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红高粱》山东方言翻译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视角,但从美学翻译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知网仅有两篇相关文献。李光明(2017年)[16]虽从美学翻译角度对《红高粱》译本进行了审美再现研究,但其研究涉及词汇、语篇和文化三个层面,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并且没有进行方言词汇美学翻译研究。池新洁(2019年)[17]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对《红高粱》翻译策略进行了探讨,其观点主要体现为翻译策略的选择应以读者的接受力为核心,并没有体现出审美翻译策略及翻译主客体的互动关系。总之,从现有研究来看,方言美学翻译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受到“方言即粗俗”等刻板印象的影响,对方言词汇的翻译美学研究,尤其是对莫言[18]及葛浩文[19]的《红高粱》译作的翻译美学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借助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方言之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翻译美学理论及其核心概念

翻译美学是翻译学和美学的跨学科研究。康德(Kant)[20]于1790年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CritiqueofJudgment)中,建立了一套复杂而系统的美学理论,提出了美的定义、审美判断和审美经验。Shirley Chew 和Alistair Stead[21]探讨了翻译美学的概念及其对不同文化的影响。21世纪以来,翻译美学受到广泛关注,毛荣贵[22]、傅仲选[23]和刘宓庆[24]等分别在其翻译美学作品中阐述了审美观念、审美经验、审美价值对翻译的影响,同时探讨了翻译过程中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动。傅仲选[23]在我国首部翻译美学专著《实用翻译美学》中解释了翻译的审美主客体及审美再现等问题,为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刘宓庆[24]在其翻译专著《翻译美学导论》中构建了科学系统的翻译美学理论框架,探讨了审美主客体的概念及审美调节策略,呈现了翻译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运作机制,为翻译实践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方梦之在《译学辞典》中将翻译美学表述为“用美学的观点指导翻译,在翻译中揭示美,创造美”“翻译美学研究的是如何把美学理论应用到翻译活动中,从美学角度解决语际转换的问题”[25]296。刘宓庆认为,“翻译美学是用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应具备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审美经验和审美再现手段等,才能将原文的美翻译出来”[24]17。

(一)翻译美学审美主客体及其概念

1. 翻译美学之审美主体

翻译美学中的审美主体是指“对审美客体进行审美活动的人,翻译的审美主体就是翻译者,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涉及翻译观问题而其任务必须是双重的:对原文的理解和鉴赏以及对原文的审美信息的再现或创造”[24]168。同时,刘宓庆还提出了审美主体的多重制约性:“审美主体受制于原文的可译性限度、双语的文化差异、艺术鉴赏的时空差以及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24]169-173。同理,在山东方言翻译过程中,作者莫言和译者葛浩文同属于审美主体,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在美学翻译过程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山东本土语言的可译性、山东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山东与西方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故事发生的年代与翻译时间之间的差异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是否与作者莫言及读者具有审美共情,即共通的审美情感、审美经验以及审美感受力,这关系到能否更加准确地将审美价值及文化特色传递给译文读者,提高译文读者的接受度。

2.翻译美学之审美客体

翻译美学中的审美客体(Aesthetic Object)是指“译者所要翻译加工的原文具有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因而能满足人的某种审美需要的审美客体,而翻译是以双语作为客体的审美行为”[24]88。《红高粱》中的方言翻译是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呈现的,因此,《红高粱》中山东方言的翻译美学属于文学翻译美学的范畴,涉及源语文本(Source Text) 和目标语文本(Target Text) 两个审美客体。首先,源语文本应该具有审美价值,能够引起审美主体的审美共情,目标语文本作为重要的审美客体之一,起到了传递源语文本审美价值和文化特色的重要作用。其次,作为目标语文本的审美客体具有“依附于源语文本的审美构成,对应于源语文本的审美效果,容许审美主体感应的灵活性以及容许历史发展对其审美价值产生可变性”[24]89等审美属性,由此得出,审美主客体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缺少任何一方,翻译过程都不能顺利进行,审美价值也不能实现。总而言之,审美主客体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之间的有序互动使得翻译过程及其审美价值在目标语文本中得以顺利再现。

(二)翻译美学审美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

上文对翻译美学中的审美主体和客体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属性探讨,得出审美主客体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互动的关系。根据屠国元和张孝红[26]97-101对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翻译主体审美关系论的阐释(如图1所示),将审美主客体分为两层:第一层为审美主体层,包括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等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变化性的审美主体;第二层为审美客体层,包括原文、译文和客观世界等依附于审美主体的审美客体。这清晰呈现了翻译过程中主客体的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刘宓庆关于翻译美学主客体的研究。

图1 翻译美学审美主客体关系

三、《红高粱》中山东方言词汇的翻译审美调节策略应用

作为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红高粱》故事发生在1920年至1930年间,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整部作品体现了作者莫言对生活在高密东北乡以余占鳌和九儿为代表的这一特殊农民群体所具有的不折不挠、追求自由的抗争精神的赞美[18]。为表现和凸显不同的人物性格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莫言使用了大量山东方言词汇,极大程度上还原了山东独有的地方文化特色和美学元素。如何在翻译文本中再现源文本的本土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如何最大程度提升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共情,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葛浩文是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曾经翻译了大量以莫言作品和萧红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虽然其译作被目标语受众所广泛接受,但也因译作中存在“创造性”翻译尤其是大量删减处理受到诟病。本研究以葛浩文的《红高粱》译本[19]为对象,通过分析其所采用的异化归化翻译策略及翻译审美调节策略,重新审视其译本是否能够再现源文本的审美风格和美学价值,并就其中不能够重现源文本作者审美意图的翻译给与重新考量和评判,从而提出较为恰当的翻译建议,为《红高粱》译本的翻译美学研究提供有效改进建议,为进一步优化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一)翻译审美调节策略在《红高粱》山东方言词汇归化翻译中的应用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Venuti[27]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首次提出的两个翻译领域的概念。根据Venuti[27]20的解释,归化翻译策略指的是“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就是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读者友好型”翻译,追求的是以读者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因此,处于审美主体层的译者更趋向于以译文读者的审美文化和习惯为依据进行翻译。本文选取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的翻译具体实例,结合刘宓庆[24]的审美调节策略,分析评价翻译审美调节策略在《红高粱》山东方言词汇归化翻译中的应用。

原文:“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我挂彩啦。”[18]10

译文:“Commander,I’mwounded! I’m wounded!”[19]11

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中对表达“伤害”“灾难”“死亡”等一系列有关损失的名词比较避讳,通常采取委婉语等方式表达此类词汇的意思。原文中“挂彩”的使用既符合委婉语对表示伤害词汇的规避,同时也符合审美趋向。“挂彩”本意是“披挂彩绸”,后又指“在战场上光荣负伤”,此处运用转喻修辞手法,将彩绸的红色转而指代血液的红色,完美规避了当地村民对流血的恐惧,反而成为一种光荣的象征,从而传递了村民们积极乐观、朴实无华、奋力抗争和不怕牺牲的美好精神。译文中使用“wounded”一词来表达“挂彩”,虽然意义上实现了对等,但从审美层面来看,略显普通和平淡,没有将原作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通过审美移情等手段传递给目标语读者。此处译者采取的是归化翻译策略,完全按照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习惯将其直译为“受伤”,使目标语读者比较易于接受其含义,但是,从审美层面来看,译者的翻译并没有通过修辞手段的运用和视觉呈现、审美移情等审美调节策略将原文词汇的审美价值投射到译文中,没有实现对原文的审美再现。

原文:后来,他脸上又漾出笑容,说:“任副官,当众打他五十马鞭,给玲子家二十块大洋,怎么样?”[18]58

译文:Finally,he smiled and said,“Adjutant Ren,what do you say we give him fifty lashes in front of the men and compensate Lingzi’s family withtwenty silver dollars?”[19]58

“大洋”是“银元”的地方方言和俗称,来源于以“银本位制”为主要货币形式的欧洲,后成为中国清朝尤其是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和现在人民币或美元等概念所指并不相同。此处将其翻译为“silver dollar”,采取的是归化翻译策略,符合目标语读者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然而,此处翻译并没有将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呈现在译文中,也没有将地方风俗文化独有的审美特色加以再现,体现的仅仅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与作为审美客体的译文之间的互动,忽视了作为另一审美主体的原文作者的审美经验,使得民国“银元”和“美元”的区别不能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因此导致翻译偏差,造成方言审美文化的缺失。

(二)翻译审美调节策略在《红高粱》山东方言词汇异化翻译中的应用

异化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27],译本中应尽量保留源文本中的文化特征和地方特色,以便能更好地帮助目标语读者了解源文本当中的风俗文化等[27]。异化翻译策略是翻译中最为常见的翻译策略,基于方言拥有极为浓厚的地域本土文化特色,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本土方言特色及审美价值成为翻译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重要内容。Venuti[27]20指出,“在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并把归化翻译法作为标准的文化社会(例如英美社会)中,应提倡异化翻译法”。以下为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的异化翻译具体实例分析:

原文:马店镇属胶县西北乡,与高密东北乡接壤,离胶高大队的营盘有三十里路。[18]344

译文:Ma Family Hamlet was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Jiao County,bordering onNortheast Gaomi Township,aboutthirty lifrom the Jiao-Gao regiment headquarters.[19]359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作品中的地名,文中出现多达82处,体现了作者对家乡深沉的眷恋。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10版)的释义,“township”对应的汉语意为“镇区(县以下一级的地方政府)”,大体相当于我国行政区域划分中的“乡镇”。此处的译文“Northeast Gaomi Township”采取了异化策略中的直译法(Literal Translation),保留了原文的乡土本色和审美风格。与此同时,“三十里路”采取了音译法 (Transliteration),直接译为“thirty li”。译者葛浩文此处没有将“里”简单等同于“mile”,原因在于这两个距离测量单位在中西文化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在西方文化中,“mile”指的是“英里”(等于1609米);而在中国文化里,中国古代由于没有丈量工具,所以用“脚步”来丈量距离,约三百步为一里,一直沿用至今,体现出古人善用自身解决日常问题的智慧和独具中国特色的乡土文化,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和理念。

原文:“我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妻子挑着一担绿豆汤,轻松地望见了墨水河中凄惨的大石桥。”[18]68

译文:Grandma with her baskets offistcakesand Wang Wenyi’s wife with her pails of mungbean soup gazed at the miserable stone bridge across the Black Water River,feeling very much at ease.[19]67

“拤饼”作为山东高密本地特色美食,指的是把面糊摊在鏊子上烙制而成的薄煎饼,大体相当于英语当中的“pancake”。葛浩文将其译为“fistcake”,是根据“拤饼”的形状创造了新词,属于异化翻译里面的创译(recreation)。此处若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其直译为“pancake”,则略显平淡,体现不出当地本土文化及其审美特色。高密当地“拤”字来源于吃饼时的动作,由于薄饼过于酥脆,需要用手拤住才能吃到嘴里,故称“拤饼”,这也成为译文“fist”的由来。因此,译文使得高密本地美食文化及淳朴的风俗民情得以体现,提升了目标语读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共情。

(三)审美主客体在《红高粱》山东方言词汇翻译中的互动及审美再现

根据屠国元和张孝红[26]97-101对葛浩文《红高粱》译本中翻译主客体审美关系论的阐释,包括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在内的审美主体层和包括客观世界、原文、译文在内的审美客体层存在多元互动关系。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一个复杂和创造性的过程,同时受到审美主体层和审美客体层的影响。在《红高粱》的翻译过程中,处于审美客体层的客观世界对词汇翻译的对等性产生影响,其中客观世界包括审美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社会风俗、政治制度、民俗文化等,全方位影响包括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在内的审美主体层的理解和审美价值传递。

原文:“别急,心急喝不了热黏粥。”[18]5

译文:“Take it easy,greedy eaters never get the hotgruel. ”[19]8

“黏粥”一词是典型的山东方言,是山东特有的一种食物,山东人称类似于“拤饼”的食物为“吃头儿”,称类似于“黏粥”的食物为“喝头儿”,源自于独特的山东饮食习惯,体现了山东村民们朴实无华的生活日常。“黏粥”是一种用玉米面或高粱面熬制成的粥,因食物本身粘稠的特性,被称之为“黏粥”,而译文中的“gruel”,根据《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第434页的英文释义为“ a liquid food of oatmeal etc. boiled in milk or water”(其后的中文释义为“稀粥,以燕麦等和水或牛奶煮成”)。“gruel”这个词源自于中世纪英语,显然,原文中的“黏粥”和译文中的“gruel”并不是指的同一种食物。这里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虽比较迎合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但同时势必造成目标语读者误解原文中的“黏粥”的真正含义,不利于原文中作者审美经验和审美价值的传递,也不能准确传递作者莫言对高密东北乡乡村生活的怀念和思乡之情,无法在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产生审美共情和审美再现。

由此可见,葛浩文在方言翻译过程中多考虑的是语言文字层面的对等,采取的策略也多从归化异化的角度出发,而往往忽视了原作中所呈现的“道德美”和“人格美”的再现。此外,作为审美客体的客观世界起到关键作用,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政治环境、社会规约等,这些审美主体所处的人文环境也可以称之为“地方文化”。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以特定的人文社会环境为背景创造出来的,呈现一定的历史和地方特征,同一文化背景但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有时也会出现理解偏差。把文学作品置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这种理解偏差将会被放大。因此,译者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文化传播的作用。如何向目标语读者更好地展现山东地方文化、尽量降低理解偏差、提高翻译质量、准确传递原文作者的审美价值,对传统的“译者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而审美主体层和客体层的有效多元互动的翻译美学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结语

传统翻译视域下,译文在风格和文化等方面受限于原文的框架,而翻译美学拓展了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使得原文美学信息通过特定的审美调节策略得以再现,体现了翻译艺术的变通性,也使得两种不同的语言跨文化转换成为可能,体现了翻译美学独特的理论和文学艺术价值。《红高粱》译文中的词汇作为承载审美信息的重要基本语义单位,是审美信息传递的关键,超越了对字面的感官审美理解。译文应体现对原文总体风格和精神风貌的再现,抑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再现,译者也应通过审美移情提升对原文的感受力,再现原文的美学信息。

方言翻译美学涉及包括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原文、译文和客观世界在内的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多元互动以及审美主体的审美价值在译文中的再现,通过相应的归化异化策略,实现中西跨文化沟通及美学信息的有效传递。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之一,翻译美学从诗歌翻译领域逐渐拓展到文学翻译领域,是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翻译作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翻译的重要内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作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作者审美经验和审美价值观的塑造,同时也要考虑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以期能更加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审美价值,实现中西文化互融共通,更好地传播方言文化和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