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嵌入与关系网络：互市场域中的边商行动
——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实地研究

刘雪菊，王海菲

（1.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文理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2.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边境”是被赋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意义的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包含了人们各种实践（行为）［1］的互动场域。在民族国家框架下，边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线，边境是国家的防御之地。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中国在政策上实行的“贸易兴边”使跨越边界的流动日益频繁，边境成为“连接”国家之间的重要通道。西北、西南、东北等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互市贸易的“连接”，对中国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边民生产生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基于边境承载的“防御”和“连接”的社会功能，关于边境研究的相关议题主要集中在边境安全与边疆治理、边境贸易与跨境合作、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三个方面。

首先，边境安全与边疆治理。边境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区域，也是遭遇外来影响的前沿区域，各种威胁特别是非法移民、走私贩毒、跨国流动等因素在边境地区交织并且产生影响。边境治理是以边界线为标志的区域化空间治理［2］，既需要“跨境”治理与“地方”治理［3］合力发挥作用，也需要确立主体分层的精细治理［4］，调动边民意识［5］，创造边境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跨国互动机制［6］，从而实现固边与睦边、边境地区合作与双赢的目标。

其次，边境贸易与跨境合作既是推动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也是沿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边境治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机遇。学界对地缘经济［7］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8］的研究相对成熟，对个体微观层面的边民互市贸易关注不足。

再次，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包含对边境民族、跨国务工、跨国婚姻、边民互市等议题的关注，这些跨界实践塑造了具有复杂关系网络、相互依赖的边境社会的生活图景。

上述研究既体现了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边境研究关注主题的多元化，也体现了边境研究从物理的国界划分到边界的社会文化建构［9］的研究转向。边境研究日益深入到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特别是西北、西南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

朱凌飞和马巍从边界的“中断”和通道的“连接”视角出发，对中国磨憨和老挝磨丁人群的经济和文化互动进行深描［10］；赵萱和刘玺鸿基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田野资料，呈现了“无交流的交通”的日常跨界流动［11］；唐雪琼、杨茜好、钱俊希对云南河口县X村草根群体的调查，展现了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中国和越南边境人群跨界流动的日常空间实践［12］，以上研究都是边境人群日常生活实践的生动案例。边境人群跨界互动的实现，无不受到民间交往、边民互市、通婚的传统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中国和越南、中国和缅甸、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的互市和互惠现状，多是静态经验描述，缺少理论视角的分析和动态分析。

与学者在西北、西南边境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东北边境人群日常生活实践相关的研究成果影响力较弱。互市贸易区作为经济载体［13］，是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动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的边民跨境流动受历史、人口、资源、制度、流动网络的影响［14］。边民基于政治机会认知和经商成本评估［15］而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形成了“倒商”“坐商”“网商”的经商模式［16］。已有研究指出，边境人群的社会互动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意义重大，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社会互动的具体情景及其贡献在学界的研究中比较模糊。

基于边境研究对社会文化建构的关注，本文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互市场域中的边民经商活动进行深度考察和研究，以进一步剖析边民互动的内在逻辑，弥补学界对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日常生活实践关注不足的缺憾。

二、理论视角与田野概况

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教授迈克尔·格伦菲尔（Michael Grenfell）所编的《布迪厄：关键概念》（PierreBourdieu：KeyConcepts）一书中指出，在理解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往来或者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时，不要仅仅关注人们说了什么或者事情本身，而要对这些互动、事件发生的社会空间进行考察［17］。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之中，在某种位置上利用某种资源展开实践活动，资源在实践中的具体形式就是各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行动者的资本量存在差异，场域中具有特定资本的行动者通常有能力运用他们的资本优势获得更多的积累，改变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把其他行动者抛在身后。因此，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影响着行动者在场域中的行动选择和所处位置。

互市是一个边商与边商、边商与消费者双向互动的场域，是边境地区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者指定的集市上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这个场域也是人与物跨界流动的社会空间。作为场域中的互动主体，边商和消费者分别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本和惯习而采取不同的行动，通过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博弈来维持或者改善他们在边民互市场域中的位置。本研究建构了这样一个研究框架：边商文化嵌入和关系网络的生存策略，是边商在互市场域中基于不同的资本和惯习而采取的行动；边商通过与场域中其他主体的不断互动和博弈，实现商品交换和经济利益的可持续发展；俄罗斯顾客在实现购物消费的同时，推动了俄语在中国边境城市的传播，呈现了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

本研究的对象是黑龙江省黑河市大黑河岛上的中国边商。大黑河岛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方一侧，是中国和苏联边民的互市贸易点、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贸易区、黑河口岸所在地。大黑河岛上建有国际商贸城，是俄罗斯消费者到黑河市购物的主要场所。边商是指在边境城市经商的人，文中特指向俄罗斯消费者销售中国商品的生意人，他们的生意大都是伴随中国和苏联/俄罗斯边境贸易的恢复和中国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16年以来，笔者多次赴大黑河岛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生意人YB 经商二十多年，对大黑河岛和边民互市情况都比较了解，笔者通过与YB的长时间非正式访谈，逐步确定了几位了解情况并且自身经商的关键人物和典型人物。与此同时，笔者经常在国际商贸城观察边商的市场经营情况，寻找恰当时机，对经商人员和消费者进行非正式访谈，以发现和发展正式访谈对象，每次正式访谈时间一般在1小时左右。笔者和受访者一起参与市场经营，随时与受访者互动交流。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访谈资料、观察笔记、地方文献等田野资料。

三、历史上的边民互市与现代版的交易空间

历史上的黑河有“安巴萨哈连”（满语）之称，“安巴”是“大”的意思，“萨哈连”是“黑”的意思，所以黑河又被称为“大黑河屯”。天然的地理优势使黑河与俄罗斯边境城市的民间贸易由来已久。1858年以前，中俄双方的军人和村民常常在黑龙江上游两岸设有卡、所的地方进行贸易活动。俄国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并且强行占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后，开始兴建远东地区城市。黑河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Blagoveshchensk）于1858年进行城市建设。建设中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人口数量激增，瑷珲城里的商铺陆续在黑河设立分号，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民众进行商品交易，商品的互通有无带动了黑河的商业兴旺。1917年前后，俄国国内战争、阿穆尔州（Amurskaya Oblast）采金业兴起，阿穆尔州和俄罗斯远东地区（The Russian Far East）其他城市的粮食、肉食、蔬菜、日用品等货物奇缺，俄方只能依赖黑河口岸大量进口中国的粮食、肉类、蔬菜、茶叶、烧酒、衣料等以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供给，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因此成为黑河生活消费品的商品市场。

20世纪初，黑河出现了中俄民间的自由市场——八杂市，它是当时居民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18］。1919年以后，黑河出现了采金热，流动人口数量增加，八杂市更加繁荣，单一的销售服务发展为综合性服务，由设店“坐商”扩展为多种形式经营，对俄国人的吸引力更大。中俄边民互市的主要贸易形式是两国边民各自携带商品进行物物交换，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和苏联毗邻地区两国的货币通行之后，交换手段变得比较灵活，有以物换物的形式，也有以货币换物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国和苏联边境贸易由国家掌握，边民个体失去了参与边境贸易的机会。1987年，中国黑河重新与苏联建立商贸活动的联系，中国和苏联民间贸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黑河不仅在素有“北方沙头角”之称的大黑河岛开通了边民互市贸易（1991年）、设立了边民互市贸易区（1997年），而且兴建了当时中国和俄罗斯边境线上最大的互市贸易载体——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为两国所涉边境城市的边民互市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既是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的重要载体，也是边商重要的生存空间。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建成伊始，内设324个批发配货营业厅，1000个摊位，主要为国内外厂家、批发商和从事边民互市贸易的人员开展中俄边民互市贸易、沿江贸易，以及为各类商展、批发、零售等提供场所和综合服务项目。随着发展的需要，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的内部结构也不断变化：除了设有标准展位，还曾经设有休闲厅、多功能厅、冷饮厅、餐厅、娱乐厅等休闲娱乐设施，以及金融、工商、税务、通信等服务部门，为国内外边民互市贸易的参与者提供多样化服务。2014年以来，受卢布贬值和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的互市情景并不乐观，多个摊位无人承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的外观与内部结构设计和国内众多批发商场类似，销售的商品都是寻常的床上用品、厨房用具、鞋袜服装、儿童玩具、汽车轮胎等轻工业制品，价格相对低廉，没有展现中国文化符号。俄罗斯消费者以购买日常必需品为目的进入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希望购买便宜且实用的商品。2016年，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开设俄品多超市，主营俄罗斯商品，也销售世界各国的优质商品，以满足旅游旺季时的中国游客对异域商品的需求，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经历了从满足他者需求的单一功能到满足他者与自我需求的多功能转变。

四、资本积累与文化嵌入

语言既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中国和俄罗斯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和十余年的政治隔绝，使中国和苏联边民互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时，亟待解决两国边民难以顺畅交流的现实问题。在最初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两国边民的交流主要依靠比划手势，计算器是辅助边商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持续的市场经营过程中，中国边商逐渐向俄罗斯消费者学会了如何用俄语打招呼、表达数字和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与边商学习新语言不同的是，消费者始终使用俄语，不用学习汉语就能购买需要的商品。这是互市场域中边商和消费者差异化的资源占有和文化嵌入非均衡性的表现。

实现边民互市的一个前提是边界两侧的国家存在资源或者产业结构上的互补。从大宗商品交易情况看，中国购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天然气、电，成为俄罗斯能源最大进口国；从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情况看，俄罗斯远东地区相对落后的轻工业水平使一般民众对中国轻工业制成品有强烈需求。这种大宗商品交易和日常生活用品消费之间，或者说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别，构成了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互补的重要根源。在微观经济领域，俄罗斯远东地区民众对中国轻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使边民互市贸易中的俄罗斯消费者始终是掌握经济资本的买方，决定了中国边商必须学习俄罗斯消费者使用的俄语，以便自己的生意在边民互市场域的竞争中得到持续性发展并且获得不错的经济资本积累。

就中国边商而言，获得经济资本的前提是文化资本的积累，即学习并且顺畅使用俄语。仅仅向顾客学习俄语，对中国边商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远远不够，毕竟边商每次和顾客交流的时间是短暂的，而且一部分顾客的俄语表达带有地方口音。伴随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贸易的蓬勃发展，俄语培训班在黑河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生意异常火爆，报名学习俄语的中国边商络绎不绝。他们白天做生意，晚上在俄语培训班学习，通过培训班的专业训练来拓展自身对俄罗斯文化的理解，学习商贸方面的专业词汇。除了在培训班学习俄语，也有中国边商通过俄语小册子自学俄语。小册子里用汉字或者汉语拼音标注俄语读音，人们只要把汉字或者汉语拼音读出来就基本掌握了俄语的读音（但是发音不十分标准）。边商将这种蹩脚的俄语称为“市场俄语”，是一种仅在边民互市场域中使用而无法拓展到其他日常生活空间的语言表达。

最初在摊位经商时，我不会俄语。别人告诉我用俄语怎么说数字，我就在墙上贴一张纸，用汉语把数字的俄语读音写出来，然后反复练习。我报过两个俄语速成班，都是晚上上课，学了不到三个月。培训老师从俄语字母讲起，然后是数字、日常用语、专业词汇。学俄语关键是口语，我会说卖货方面常用的俄语，但是用俄语日常聊天的能力较弱。遇到不会的情况，我请旁边商户的人帮忙翻译。（YB，女，百货店老板）

我来大黑河岛经营时，雇了会说俄语的服务员。我的俄语说得特别蹩脚，不好意思开口。我没报过俄语速成班，自己看俄语学习的书。我有个记录本，忘记一些词怎么说的时候可以看记录本。后来生意不太好，我没有继续雇服务员，自己说俄语次数多了，就能掌握常用词。（LJ，女，服装店老板）

文化资本的积累离不开个人必要劳动时间的投入，还要注意克制劳动者在其他生活方面的需求，以便集中精力使文化资本具体化，从而获得文化知识、文化技能、文化修养。中国边商通过长时间的俄语学习和在互市场域中的日常实践，不断提升自身的俄语水平和说俄语的胆量，获得了经商必备的文化资本。一般来说，人们谈论文化资本时主要强调它是人在思想意识中的知识储备和能力蕴含；皮埃尔·布迪厄强调文化资本的实存性，即文化资本存于人们的身体之中，能够通过身体的活动表现出来［19］。皮埃尔·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CultureCapitalandSocialAlchemy）一书中指出：“这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转化成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外部财富，是转换成习性的外部财富，它（不像钱、财产权、甚至贵族头衔）无法通过礼物或馈赠，购买或交换来即时性地传递。”［20］

边民在互市场域中的活动，将俄语表达出来，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很难被剥夺，而且会在个体的不断实践中得以延续和积累，甚至能够在其他场域得到传播。这种文化资本的表达提高了边商在互市场域中的竞争力，促成了边商与俄罗斯消费者的交易，实现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达成了边商市场经营的目标。

2014年年底，乌克兰危机引发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卢布汇率急剧下跌，从2014年年初1 元人民币约兑5.5 卢布到当年年底的1 元人民币约兑8.5 卢布。俄罗斯消费者感觉中国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前往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的俄罗斯消费者数量明显减少，中国边商生意惨淡，文化嵌入很难继续在边民互市场域中发挥竞争优势。

五、关系网络构建与社会资本运用

关系网络是商人群体重要的社会资本，这一点在对海外华商和对国内商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关系网络在商人市场经营的不同发展阶段或者不同地域空间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边境贸易恢复之后，大量中国人赴俄罗斯淘金，依靠的是亲属、老乡、同学、朋友等熟人的引领和帮助［21］；对于在黑龙江抚远市的对俄贸易群体来说，以家族主义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是这一群体进入边贸行业的基础，但是这种关系网络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经商发展的阻碍［22］；“巴黎温州人”亲戚关系的能力没有北京“浙江村”温州人那么强［23］，居于不同地域空间的温州人表现出不同的构建关系网络的行动。市场经营中的关系网络既有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自然联系，也有在地缘和业缘基础上的社会建构。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想要得到长久存续，特定策略的维系不可避免，所以关系网络或者社会资本既是边商策略性行动的结果，又是互市场域中边商的竞争手段。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只有当边商调动或者利用关系网络时，它才能发挥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否则它就会成为等待某个合适的时机被调动和利用的潜在的社会资本。中国和俄罗斯边商关系网络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商与同在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经营的商户，主要是销售非同类商品的商户成为朋友，通过互帮互助（例如兑换货币、帮助照看店铺、帮助翻译沟通等方式）保持邻里之间的良好互动；二是边商与俄罗斯消费者成为朋友，边商通过价格优惠和额外赠送礼物的方式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每一位处在社会资本的这种网络资源中的边商和消费者都可以从中受益，受益的程度因每个人实践能力的大小而有区别，持久性的收益是边商和消费者进一步维护和拓展他们占有的网络资源或者社会资本的前提。

在边商与非同行邻居的关系中，二者的受益程度基本相当。就兑换货币而言，无论是人民币兑换卢布还是卢布兑换人民币，都根据当日汇率等价交换。就帮助照看店铺而言，当某店主突然有事需要短暂离店时，邻居主要帮忙照看店铺，避免丢失物品，通常不会帮助卖货：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店主只会用俄语售卖自己店里的商品，通常无法用俄语完整表述其他店铺的商品；另一方面是因为店主通常不了解其他店铺商品的进货价格和销售价格，担心让原店主遭遇经济损失。就帮助翻译沟通而言，边商之间掌握的俄语词汇数量和熟练程度有差异，帮助翻译沟通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因此，边商与非同行的邻居之间的社会互动是简单的、容易完成的、不涉及竞争和利益冲突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络持久、稳固，能够得到利益双方的共同维护。

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和摄取出现不平等或者不公平情况时，容易导致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威胁关系网络的存续。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特别是顾客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生冲突、将顾客变成朋友从而牢牢锁住消费者的购物需求，是边商需要思考的问题。互市场域中，中国边商通常采取价格优惠和额外赠送礼物的方式期待与俄罗斯消费者成为朋友，维持经济互动的长久存续。生意人YB向笔者谈到她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经常到店里买东西，偶尔将俄罗斯巧克力、饼干、紫皮糖等零食送给店主；店主通常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将商品出售给朋友，朋友临走时店主还会抓一把中国糖果送给对方，期待这位朋友下次光临。当顾客发现其他商家同类商品的价格更优惠，或者其他店主用更流利、更生动的语言吸引顾客时，这种看似稳固的朋友关系就会被打破，甚至威胁已有关系网络的存续。

生意不忙的时候，我会到楼梯口附近转转，看看上楼的顾客走进哪家店，我大概能知道他们要买什么商品。有两个女顾客每年都来我店里买睡衣和袜子。我昨天看到她们，每个人都提着一个包，里面装了很多东西。经过我店门口时，我跟她们打招呼，问她们都买了哪些商品、价格是多少。我店里也有她们已经从别处购买的商品，她们说其他店铺的价格比较便宜。面对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如果也把商品价格定得那么低，利润就太少了。（MXH，女，服装店老板）

中国边商如何维持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涉及如何运用多种资源或者策略展开同行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中国边商与非同行的邻居、中国边商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对俄罗斯消费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俄罗斯消费者如何通过拥有的经济资本从中国边商那里购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边商与消费者的关系并非基于血缘、亲情、同乡、业缘等乡土资源而形成，只是基于销售和购买的需要建立的经济互动，这就决定了二者关系的脆弱性。

六、结论与讨论

人们在场域中的互动，充满了斗争和博弈。在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场域中，中国边商通过积累俄语这一文化资本实现了自身与消费者的良好沟通，改变了自身在互市场域中的位置；边商通过与非同行邻居和消费者的关系网络构建，在社会资本的积累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边民互市场域能够明显体现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继而共同推动边商群体经济资本扩张的情况，经济资本又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和发展的根源。本研究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边民的经商行动和生存策略，为构筑中国和俄罗斯民心相通之路和开创兴边富民之路提供了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现实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现实意义。

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边民互市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场域中边商和消费者的资源和惯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边商销售的中国商品不再稀缺，因此与俄罗斯消费者交朋友变得十分重要；俄罗斯消费者选择商品的空间不再狭小，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网络购物逐渐成为一种购物渠道。中国边商从不懂俄语到可以用俄语进行简单交流并且销售商品，文化资本虽然增多，但是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关系网络虽然存在，但是无法解决经济互动中关系网络脆弱性的问题。俄罗斯消费者的心理从购买便宜的商品变为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都需要边商深度嵌入俄罗斯文化之中，运用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探索文化资本新的发展空间。

十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语言嵌入到边民互市场域，中国文化并未得到很好的展现，每日往来的俄罗斯消费者无法透过商品看到中国文化，出现了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现象。俄罗斯消费者认为，大黑河岛国际商贸城是一座日常生活用品大超市，与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美国籍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笔下“低端全球化”［24］概念描述的场景有些相似。互市场域中的商品很少具有文化属性，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边民互市贸易中的文化嵌入因而是非均衡的，与“边民互动有助于跨界双方交流文化、传播文化”的传统观念存在差异，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促进边民之间的文化理解和文化互嵌。

西北和西南边界线两侧的民众在民族、文化、语言等方面多有相通之处，通过创造性地利用跨界的族缘、姻缘、亲缘关系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边界的阻隔；东北边境地区两国边民之间社会互动的基础相对薄弱，造成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场域中关系网络的脆弱性。东北边境与西北、西南边境的社会情况差异导致东北边境地区相邻两国边民的社会互动方式以商贸活动为主。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交往，考察两国边民跨界流动的微观日常生活也是理解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正如加强“五通”建设、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模式一样，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也需要多途径展开、多元素融合。多种模式微观考察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兴边富民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