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夏“花儿”曲令的推想

马剑龙

“花儿”的“令”是长期以来人们口耳相传逐步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花儿”曲调，既丰富多彩又意趣生动。“花儿”共同区范围很大，覆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多省（区），地方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相异，则“花儿”的令名各有所取不尽相同，产生出了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令”的世界。根据专家学者的统计，仅“花儿海洋”青海一省就有约150 种“花儿”令名。有了“令”的支持，“花儿”在提升文学气质、表达主旨情绪、淬炼音乐形象、增加艺术情趣的同时做到了分门别类，利于掌握和传唱。

“令”是个会意字，本意是发布命令。《说文解字》：“令，发号也。”“其身正，不令而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古语，“令”同本义。上下数千年，遍而观之，汉语言对“令”的使用既久且宽，有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副词、量词等词性；本意、同本意、引申义、再引申义、扩大义、比喻义等意向，算得上是个万能词了。而作为词调曲调只是“令”的诸多意向中的一个，此种功能多见于唐宋词及元曲，如《调笑令》（唐/韦应物）、《十六字令》（宋人广泛使用的一种小令）及《人月圆》《山坡羊》等元曲令名。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花儿”以中国民间文学音乐一员之身份，能和“令”结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为幸事。

然则俯视“花儿”在西北乃至更大范围记录、流布、传唱的全部过程和经验，我们承认宁夏以外广大“花儿”色彩区的“花儿”都是有“令”的，唯独宁夏“花儿”无“令”，算得上是独树一帜了。宁夏“花儿”学家刘同生先生（延河）对宁夏“花儿”无“令”的描述是这样的：“除原有固定衬词衬腔的小调化、曲牌化的‘花儿’有调名以外，其他民间俗称为‘干花儿’或‘阿哥的肉调’，习惯以主句及关键句做歌名，没有以地名或族属等做歌名的习惯。”如“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我解了心头的急躁；急躁地胡唱呢，你当我高兴着唱呢”就是择其首句“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为名的，无令名。

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样式，有没有曲令对“花儿”文化本体并无太大妨碍，但于传承传唱，分门别类，方便与否，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因为，从分类学的角度视之，曲令是记录和传唱“花儿”的好方法，泾渭分明，方便合理。据此而言，宁夏“花儿”无“令”是历史事实和传统，算不上特点和优势——此一词只能唱此一曲，此一曲只能唱此一词，固定性太强，太过专一，无可互换，不符合“花儿”一词多调和一调多词的传唱特点，在记忆、区别和传承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且客观上更是否定了宁夏令调式“花儿”的存在。笔者想说，假如宁夏六盘山“花儿”也用上了“令”，则天下一统！因此，我们应该在宁夏推广和宣传“令”，而不是否定和拒绝“令”，它不仅适用于河湟“花儿”，同样适用于“山花儿”，它的现实存在的价值不止一面。

一分为二地说，宁夏“山花儿”无“令”是成立的，它是宁夏原生的具有某种“花儿”特征的区域性山歌，没有谁对它作过“令”的规定。而宁夏河湟“花儿”无“令”是不成立的，因为河湟“花儿”源于有“令”的甘、青河湟地区，主要源于被宁夏人习惯称作“河州”的甘肃临夏地区，它应当是和它的令名一同流入宁夏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宁夏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移民历史，这关系到河湟“花儿”在宁夏地区传承传唱的最初形式。换言之，只要承认宁夏有河湟“花儿”的存在，就得承认“令”在宁夏的存在。

“令”行天下，必有缘故。

第一，甘青学界的普遍性认定。甘青学界的认定是以宁夏“花儿”是从甘青地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流传和衍生而来为前提的，甘青“花儿”是源，宁夏“花儿”是流，既然源“花儿”讲究“令”，则流“花儿”就没有不讲究“令”的道理。“花儿”学家王沛先生主编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是这种认定的理论结晶。书中，和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广大有“令”的省（区）一样，王沛先生按传唱地将宁夏“花儿”作了令名归集处置，如固原令、西吉令、同心令、海原令等。而如同心的令调比较多，则在“同心令”后加上一、二、三等序号加以区分，有人称之为“子母令”。除此之外，该书将卜锡文先生在同心县下马关和纪家两地采集的两首“花儿”分别叫“下马关令”和“纪家令”，已经具体到大地名下的小地名了。张连葵教授论文中相关引述可以佐证上述观点：“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和青海卷中来看，在宁夏地区流行的‘花儿’有四十几个令六十多个调子，占‘花儿’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宁夏“花儿”组合马兰花演唱《宁夏夯歌》

第二，宁夏民间的集体实践。“花儿”及其连带的全部表达形式手段均源自民间。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不管他们情愿与否，认可与否，“花儿”的原生土壤民间已经身体力行，先行先试，将宁夏六盘山“花儿”统一称作“六盘令”了。这种情形的发生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有关，当宁夏民间在互联网视域下受到大西北“花儿”风的不断冲击，宁夏“花儿”的无“令”使民间明显感觉到了缺失的不适。“六盘令”应运而生，其和互联网在本地的使用差不多是同步的。

宁夏“花儿”歌手马衍、杨雪演唱《獐子吃草滚石崖》

第三，学者的接受及其责任。在引进、创制和使用“令”的过程中，学者，特别是宁夏学者绝无可能置身事外。因为，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一是宁夏“花儿”对曲令的主客观需要，学界（宁夏以外）和民间（宁夏以内）已经走在了前面。当然像目前我们看到的仅以地名为令名的方法显然是单调的，缺乏统揽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曲令的滥用。在民间，只要是宁夏的，哪怕它有数十种、上百种调类唱法，只通通一个“六盘令”了事，这是何等草率和不负责任呢？我们既然有了使用“令”的准备，那就得系统和科学，至少也应该是一类曲调一个曲令，包括这个曲调的多个派生调、变异调在内。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引进、创制和使用曲令的重大任务完全交由民间。宁夏“花儿”学界应该有所认识和行动，认真研究，做足田野，以期对宁夏“花儿”曲令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和规范，既完成引进，又避免滥用，一举两得。

必须提醒的是，鉴于“山花儿”与生俱来的天性禀赋，甚至河湟“花儿”在宁夏入乡随俗的环境化生成，宁夏“花儿”生态既是自然的，也是多维的和复杂的，强以令名干预是否必要和可行是关系宁夏“花儿”的重要学术问题，不可不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