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赛博格的彼得·斯科特·摩根的生命价值追问
——从控制论到真实性哲学的视角

涂明君,宋龙宇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一、引言:赛博格、控制论、真实性哲学

在人类发展史上,突破自身局限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追求,这一奋斗方向将我们慢慢带入了后人类主义思潮,赛博格(1)赛博格,原意为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ctic organism),赛博格一般被简单地理解为人与机器结合而成的“人机结合体”。李国栋对医学实践、科技观念以及科幻作品中的赛博格形象进行归纳,概括出赛博格四种实体类型,其中,“器置型”赛博格将较为复杂的机械体与人体结合,使功能复杂的人造物与身体形成复杂的控制论回路,以此替代或拓展自然器官的功能。具体参见:李国栋,“赛博格”概念考辨[J].文艺理论研究.2021,41(05):131-139.被广泛认为是后人类实现的一种形式,代表着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目前学界对赛博格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学者计海庆将其称之为“赛博格分叉”[1]112-194:科学技术领域的身体改造和社会哲学领域的思想批判。身体改造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逐步实现渐渐突破了人们对身体的传统认知,形成了赛博格身体观。赛博格身体观建立在“技术能否取代人体”的不同认知之上,导向了“离身性”和“具身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范式,并认为“‘只有复归具身性’才能解决离身性赛博格身体范式存在的诸多困境”。[2]赛博格在社会哲学领域所受批判主要表现为其暗含对主客二元论的挑战,即技术对主体的重构会导致人类对身体存在价值的怀疑。赛博格的出现意味着人们既有的完整统一的主体身份被打破,最后形成对人类主体存在价值的多重反思。无论是“复归具身性”还是“重新呼唤主体价值”,这些对赛博格的争论和批判本质上都与维纳《控制论》中叙述的信息论生命观和金观涛等对主体真实性的追问有关。

诺伯特·维纳(2)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在2005年出版的《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寻找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中,维纳被称为“信息时代之父”。《纽约时报》评论:“维纳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头脑之一”。(Norbert Wiener)从动物、人到机器这些如此不同的复杂对象中抽取共同的概念,并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这样一来,原本属于不同学科的问题,在控制论的名义下统一了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控制论研究的是从人、自然、社会等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复杂系统。为了研究这些完全不同的系统的共同特征,维纳提出控制论(cybernetics)的四个原则:普遍性原则、智能性原则、非决定性原则和黑箱方法。维纳指出“任何自治系统都存在相类似的控制模式,这就是普遍的机械化及自动化观点。”[3]17-18我们可以认识到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其他生物群体乃至无生命物体世界中,仍存在有信息和通信。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来说,不管其组成如何,都可以通过“黑箱方法”,即定义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强调目的概念的重要性,从不完全的秩序中产出目的论和自由。维纳不满足于仅用物理和化学的概念来阐释生命现象,而是选择用信息和反馈的概念来力求回答整体问题,揭示有机体的模式。对于生命体或有机体,维纳打了一个比方:“有机体是消息,有机体与混乱、瓦解和死亡相对立,正如消息同噪声相对立一样。”[3]201953年“DNA的双螺旋结构”被揭示,明确由亲代传递给子女的是信息,维纳的观点被证实,生命的本质也重新被定义。维纳把两类截然不同的对象——机器和有机体——放在同一概念体系下来考虑,这是思想史上的重要变革。依照维纳的观点,对于机器和有机体而言,研究方法可以是类似的甚至是相同的,但对于它们是否应该永远相同,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代表着独一无二的特征出现在这一类而不是那一类之中。维纳从行为主义的分析中找不到区别,控制论也因此成为“赛博格模糊人机二分边界并引发人之主体性反思的根源”。[4]

“赛博格力求‘身心合一’,二者之间的模糊分野也使我们明确,意识的存在是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5]而如何在科技洪流中恢复人的主体意识?金观涛(3)金观涛在2022年以及2023年出版的《消失的真实》《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中均提出要通过科学前沿的哲学分析锤炼出一种真实性研究方法,主张将科学精神引入中国人熟悉的辩证思维里,以重建现代真实的心灵。认为,当今正处于后真相时代,面临着真实性的困境,其原因在于人对现代科学自主性的丧失。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体现在哲学上则具体表现为道德的沉思。一百多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失去了自身的和谐。中国人在探索救国和自强的现代化道路时,一方面在艰难地消化注入的新事物,一方面期待本土的道德哲学能够经受住现代科学的考验并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机。然而,经过后现代的思想冲击,我们对“何为真实”的判断依旧暧昧晦暗。现代社会庞大的信息网络和层出不穷的科技成果,除了像迷魂阵一般令人难辨真假,更多的是对“何之为人?物之为何”的价值性怀疑。当科技和人的生活乃至生命本身无限融合接近时,我们缺乏可以与之相抵的思想武器。我们一方面无限肯定地认为是科技决定了人类社会现在乃至未来的命运,一方面却陷入科技发展带来的无限生活焦虑和主体价值恐惧之中。真实性哲学的探索就来自于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反思。金观涛认为重建人的主体价值,最根本的是要破除科学和人文割裂导致的现代人对科学发展的迷信和幻想。真实性哲学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对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进展的反思,最后通过“借鉴‘科学真实’,直面‘社会真实’和‘个人真实’。”[6]424-516

“我们可能正面临着自然界的种种限制之一,即高度专门化的器官到了效能衰退的阶段,并最终导致物种灭绝”。[1]145维纳关于整个人类未来命运预言式的反思,现实地降落在彼得·斯科特·摩根(Peter Scott Morgan)身上。2017年,彼得被医生诊断出患有“渐冻症”,这是一种表现为运动、进食、呼吸等器官功能不断减弱的运动神经元疾病。这种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可以被通俗理解为“绝症”。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因为这种病而被长久困于轮椅之上。彼得也因此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绝症患者”。以完整的人的方式死去?还是以赛博格的方式活着?当彼得面临这样两种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开始了他自我改造的计划。在发觉体内器官可能产生病变后,彼得毅然决定彻底放弃自己作为人的部分肉体功能,改用智能部件来代替维生结构所需要的信息传输。在器官病变之前,他通过医生,做了胃造口、膀胱造口、结肠造口“三重造口术”,接入人造管用于进食和排泄。他还成功做了全喉咙切除手术,彻底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生理声音,最后,彼得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赛博格”。彼得以赛博格的方式试图延续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无疑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人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一般看法。赛博格作为“后人类”的身份在社会中存在,在冲击人固有的生理品质之后,又能在何种意义上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保持一致?彼得以半机械人状态下祈求获得生命价值延续的行为,站在个人、社会的意义上该如何考量?基于此,本文致力于从控制论到真实性哲学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

二、信息和反馈视角:彼得获得生命价值延续的科学基础

“基于控制论异质通信的人机融合”[7],通过身体改造技术,打破了人与非人的界限,将“技术嵌套于身体中,寻求与身体的耦合”,[8]使人进入后人类主义的赛博格阶段,彼得因此成为现实意义上的“赛博格”。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彼得以赛博格的方式获得生命价值延续,分别建立在获得人自然属性价值延续和社会属性价值延续的基础之上。

(一)彼得获得自然属性价值的延续

在动物与无生命的机械世界中,都存在着同样的信息、通信、控制和反馈机制。任何有机体能够联结在一起,是由于拥有了获得、使用、保留和传递信息的方法。人的身体是由一个个通信系统联结起来的动力系统。人作为有机体,是消息的有机体。而消息的概念,在维纳那里,可以与信息含义等观。人体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着身体的稳态,就是病理学意义上的健康状态,但这种健康状态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只是一个局部区域,我们总是要与熵增,即有损我们健康状态的趋势进行对抗,比如彼得的器官由于患病逐渐衰竭。而可以与这种趋势对抗的机制,我们称之为负反馈机制。有机体越成为真正的有机体,它的组织水平越不断增加,因此它就越成为熵不断增加、混乱不断增加、差别不断消失这个总潮流的过程,称之为稳态。所有生命都是层层组织起来的负反馈控制系统,而“生物体的各种过程差不多都是为了达到稳态的调节与控制过程。”[3]21此外,维纳的研究表明,人类机体不变的只有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模式。作为人,一个活的有机体,吃的食物、喝的水,通过身体机制,即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变成我们的血和肉,但血肉中的其他暂时性因素则通过排泄渠道流出体外,最后支撑我们身体的,只是维生的基本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通过负反馈机制中信息传输来保持。在真实性哲学中,金观涛将其阐释为“仪器和自然规律同构。”(4)如何理解自然规律和仪器同构?举个例子,根据理想气体定律,PV=nRT,当我们控制压力P和气体量n为确定值(稳态)时,气体体积和温度成正比。只要温度升高,体积一定膨胀,我们可以说制造了一架测量温度的仪器。温度升高,体积一定膨胀。当我们控制某些条件时,这种联系立即显现出来,如上面使压力P和气体量n为确定值。这个过程被称为制造仪器。参见:金观涛.消失的真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340-342.即人可以制造仪器与自然规律的存在是同一回事。[9]这里所谓自然规律,是指可控制变量和可观察变量之间的联系或约束,也就是负反馈过程中受控组织之呈现。主体用科学实验来研究自身,揭示实现各种控制过程的生物学和化学机制。根据进化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也是自然规律的产物。当自然规律和仪器同构时,人的身体也就相应地因为仪器而得到延伸。因此,人类的机体结构,对人类来说,只是最适合的维生结构,却不再是唯一的维生结构。当彼得通过手术放弃作为人的部分肉体功能后,他身体的基本维生结构由于智能元件的补充并没有完全失衡,依旧处于稳定状态之下,保持着身体所需的必要运转,这就使得彼得获得人类自然属性价值(5)任何生命体的自然属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生存。人体的自然属性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获得或保障赖以生存的各种条件。这里彼得获得自然属性价值的延续,实际上指的是彼得利用智能原件弥补了由于患病导致的“体内循环失衡”,使机体内环境的理化性质重新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参见:南水居士.论人[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第31页.的延续。

(二)彼得获得社会属性价值的延续

彼得社会属性价值延续的获得建立在自然属性价值延续获得的基础之上。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彼得社会属性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他与外界打交道的方式,也就是:语言。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celo)指出,“人类的沟通以语言为最精密的成品,而语言的源头,是从最初期的共享意图发展而来。”[10]共享意图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有了共享意图,就有了合作活动。而以手指物、比划示意等沟通手势,可以促进人的合作,使合作变得更容易。肢体上的动作提供了口说语言演化的平台,后慢慢演变成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复杂的语言句型。可见,语言不是什么先天的器官所产生,而是一种涌现的复杂适应系统。在维纳看来,“语言不是生命体独具的属性,而是生命体和人造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有的东西”。[11]57语言一般是人与人之间通讯的手段,而理论上,“一切通讯系统都以机器为终端。”[11]60简单来讲,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手段,这手段的本质,就是传递信息。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都存在通讯,所不同的是,人类社会通讯依靠语言,动物通讯大都依靠信号传递,而综合两种通讯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信息。二者的通讯,其实都可以通过信息编码来完成。就真实性哲学来说,虽然语言存在的前提是用符号指涉对象,任何符号和被指涉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约定性的,语言只能用符号系统的结构来描述经验世界的法则。但符号的真实性却并不局限于经验世界,而可以是由符合“受控过程”的符号结构的自我迭代产生的。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符号系统层面的符号包含关系和符号的等价来形成新的语言。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就像彼得在接受线上采访时所说:“我的大脑疯狂的想与外界交流,但事实上我只能移动我的眼睛。这种感觉就像在我的私人宇宙里只能点击摩斯电码给你们和其他人。”和霍金同款的眼动追踪设备加上更先进的AI软件,通过信息编码(符号系统)保存及传递,帮助彼得顺畅地表达想法,借助文字语音转换技术,他的文字想法会快速转为语音,同一时间,再次借助影像显像功能,彼得的虚拟化身彼得2.0会根据语音内容,做出唇形变化、节奏停顿和摇头晃脑等动作。同理,其他人的语言最终也会变成信息编码反馈给技术设备再传送给彼得。彼得靠此和世界保持联系。由此,彼得的社会属性价值得以延续。

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很多事例中,某种形式的反馈不仅在生理现象中随处可见,而且对生命的延续也是绝对必要的。”[3]107高级动物的生命,特别是健康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我们体内的组织必须包括一个由恒温器、氢离子浓度自动控制器、调速器等构成的集合,它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化工厂,这些就是动态平衡机制。维纳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负反馈动态平衡机制理论,即关于建立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理论,现实的成为了彼得的“救命稻草”。彼得以技术方式获得他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价值的生命延续已经成为现实,这在彼得手术后5年依然活跃在人类世界得以证明。但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例如认为彼得这种以半机械人状态获得生命价值的延续,其实已经丧失了作为人本真的意义。那么,彼得在以科学手段获得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生命价值延续后,是否在人类行为意义上表现为“活着”的状态?问题的答案,还是需要回到人这个主体来寻找。

二、主体和行为视角:探求彼得技术具身化的价值实现

谈及人类生存意义问题,很容易走入虚无的空空之地,因为这是一个太远太广太深的命题,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可以给出完满的答案。但人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同世界发生关系是意义产生的根本途径。因此,没有无行为的意义,也没有无意义的行为。这也是“我做故我在”“我行故我在”的义旨所在。也就是说,要鉴定彼得以技术手段获得生命价值延续的方式是否在人类主体意义同样可以得以证明,就要鉴定建立在人机接口等智能技术基础上人的主体角色是否仍旧和主体行为保持心灵上的一致。要探求人类主体的自我感和自主感在人机关系中的实现程度,维纳等控制论研究者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他们通过研究控制对象与环境的关系来判断行为有效。他们将“对象与环境之间的输入与输出而使环境作用于对象而使对象发生变化的现象我们称之为行为。”[3]18换言之,维纳等人是把人与世界的联系转化为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即人作为实践主体利用工具改变世界最后作用于人的过程,其实和人作为控制主体通过环境测试对象行为而后对象通过行为改变环境最终影响控制主体改变的意涵是一致的。究其内在的理论基础,就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讲,鉴定彼得“主体”的状态是否为真,就需要通过利用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来了解令彼得获得生命延续的技术会不会影响彼得作为人类主体的自我感和自主感的获得。

(一)人类主体自我感的获得

生命,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是自治的个体。尽管它们可能是更复杂有机体、种群或物种的一部分,并且常常受环境影响。人类主体自我感的获得自然也与环境有莫大联系。而什么是自我感?“自我感是人能够区分出自己独立于环境的基本觉知力。”[12]换言之,一个人拥有自我感,是能够感觉自己是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存在,自己拥有觉知“环境中不属于自己的存在”的能力。自己虽身处环境之中,但自我始终是独立于环境存在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多的使用工具。但一般程度上,“工具是人作为使用者在使用。使用者可以将他们的工具并入大脑所产生的身体意象之中。每个使用者的大脑都会将新使用的工具纳入他们的身体图式中,并实时调整他们的自我感以及相关的感受视野。”[13]人的自我感的范围也可以随着这个过程不断扩大。但在智能技术尚未完全成熟的今天,我们还未把智能工具的使用完全并入人的身体图式, 对于彼得来说,智能身体元件的使用使得他极度的依赖环境。一般来说,我们作为工具的使用者是可以随意使用和丢弃工具的,工具只是人身体的延伸。但彼得的生命要靠“工具”来维持,因此很难说是彼得作为使用者在完全地使用工具。这种情况下,彼得自我感无疑是有缺失的。举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我们某天也许突然想要体会“暂失自我感”,以完全独立于环境的外在来反观自己,我们只要做到抛弃车子、自行车等技术工具,来完全实现自我行动。但彼得和像他一样的依靠智能工具延续生命的人来说,这样的体验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二)人类主体自主感的获得

人类自我感是要通过自主感来确证的。行为要体现主体意志,“就是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目的和计划来决定行动的感受。”[12]正常来讲,人们行为与主体意志之间是有距离的,但这种距离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抛去环境因素,人是行为的直接给出者。但彼得不同。当人和智能元件是共生关系时,人与行动之间隔着的是一套智能系统。当智能系统技术能很好的成为人自我感获得的部分时,我们说它可以使人实现自主感,因为是人在使用工具。但就现有技术来说,在“用户意图和机器系统实际轨迹之间存在差异”[12]的前提下,很难说人的自主感不受到智能设备的影响。例如,彼得为了更好地与人交流,在失去生物声音之前,他录制了超过20 000个单词来帮助训练彼得2.0,并通过他的脸支架使头像能够真实反映他的形象。彼得说“我们需要使用AI将Beta2.03设置为世界,就像凤凰从灰烬中升起一样,愿景是让AI能够识别我在说谁,通过分析我们以前的对话,记住这个人的观点或爱好,了解当前的上下文并建议一个句子让我开始。”可见,彼得与系统的融合,不仅建立在彼得对系统的控制上,更依赖系统本身的运算和承载能力。彼得在交流的同时,系统在通过大量的计算给出他合适的答案。这个给出的答案,可能由于系统加载和更新超出了彼得现有的情感认知,也有可能因系统失灵而违背了彼得情感本意的表达,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会影响彼得自主感的获得。

而从真实性哲学出发也能得出与上面接近一致的结论:主体被嵌入智能之中,混淆了主体与主体拥有的感知、控制能力。真实性哲学通过繁复的论证得出一个结论:“科学知识无论如何增长,它都不可能揭示什么是主体”。[6]49例如,在露天场所要进行一场图灵测试,测试的内容是讨论各种主题。但测试的时候突然变了天。这时当问被测试者的句子为“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时,机器却在做关于给定主题的各式各样聪明的回答,但几乎不会出现“这天看着要下雨了,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吧”。即便出现了,只要再发生一到两次类似的意外情况,机器还是会很快露出马脚。这是因为机器不具备从具体测试中跳出来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人具备主体性的特质。人可以自己选择关注什么。人具备的这种跳跃能力和对应该进入什么问题的思考,并不是机器获得科学知识并根据知识做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可以达到的。

海德格尔(Heidegger)曾强调“在手性”和“上手性”两个概念。“在手性”指的是工具在手上,但不能被得心应手的使用,还不能与使用者达到物我交融的状态,此时的工具对人主体性存在产生阻碍。“上手性”指的是工具在使用的过程中与人的精神融为一体,这是一种人与工具高度融合的状态。虽然人仍在使用工具,但工具实际上已经并入人的身体图式。当我们从主体和行为的控制论视角来审视作为赛博格的彼得的自我感和自主感时,很容易发现,由于技术的限制,彼得在自主感和自我感的获得上存在着与常人的差距。但这种差距会不会由于技术的逐步完善而缩小,并慢慢趋向于无,最后“达成人与技术的共同进化”[14]?最后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在工具非常顺手的时候,工具的概念就消失了,它会与我们的意识融为一体。笔者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意识最后能够达到与工具的完全融合也未可知。那时,赛博格也许更接近“活着”的状态,也就是赛博格技术具身的价值真正得到实现。但不管如何,从真实性哲学视角来看,“至今人类根据自己所获得的科学知识设计的机器是不可能具有主体性的”。[6]491

尽管如此,彼得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尝试,他试图依靠技术的方式使自己摆脱“残疾人”的身份来继续积极参与社会,给无数希望走向正常生活却丧失自主能力的人展现了新的可能性。而这种新的可能性,是否符合现代价值从而获得现代人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可以从支配现代社会的价值要素来窥见一二。

三、目的和价值视角:评价彼得生命价值延续的现代意义

“在技术与身体的历史关系中,身体与技术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存在的,两者都是单独存在的主体。赛博格通过将技术植入身体,实现了新主体的存在,然而这一结合了技术与人的双重主体会使得身体成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争论的战场”。[15]何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何来?金观涛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界定“现代”和“传统”的差别。他认为,“现代性,意味着工具理性与个人权利观念在人类社会中涌现。”[16]6工具理性指的是“对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精密计算”[16]6,它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工具理性和人的目标息息相关。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可以相当稳定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对道德和信仰造成颠覆,技术也因此有了可以令其疯狂滋生的土壤。而个人权利“主张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从而使个人求利动机正当化”[16]26,使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高于其他人际关系。这两种价值的功能可以归结为“为理性化和市场经济无限扩张提供了价值动力和道德论证”。[16]26工具理性被马克思·韦伯称为“目的合理性”,是科技无限制运用于人类的理论基础,而个人权利则为科技服务人类提供道德动力。

(一)工具理性为技术扩张提供价值动力

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可以视为工具理性为科学无限制的发展提供前提最有力的证明。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工业革命爆发意味着在1780年代的某一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禁锢,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此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的发展。”[17]这都依赖于工具理性的发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某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人们的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时,其充分展开就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低下以外,经济不能获得超增长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以至于当传统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在16世纪前中国的技术水平高于西方,现代社会最早也没有在中国起源的原因之一。因为虽然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看作在各方面大量应用科技的社会,但并不能以科技水平和科技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界。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和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作为现代性的价值系统要素之一,工具理性强调可计算性,以计算的量化形式来预测和控制对象,为的是突出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效率和功用。一旦接受了工具理性价值作为现代性价值的要素,信仰对理性就不再是限制,而是呈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人的终极关怀和理性思考互不干扰,理性贯彻到一切社会行动中,科学技术不受妨碍的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得到无限制应用。虽然工具理性为彼得获得生命价值延续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价值动力,但技术扩张还需要个人权利为其提供道德上的正当性依据。

(二)个人权利为技术扩张提供道德论证

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出版的《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和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一书探讨了关于老年人死亡和养老的问题,令人深思。死亡和衰老的不可抗拒让我们一度产生对变老和将死的畏惧,这种感觉在进入现代社会更甚。葛文德认为有必要从年老和死亡的不可抗拒来分析目前医疗系统是否合理以及养老院制度的弊病。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是个人自主,葛文德花费大量篇幅去分析老年人之所以不愿意住进养老院,是因为那里缺少现代人最根本的东西——个人自主性。当现代社会个人权利主张的个人自主性正当成为我们生活的依据时,由于年老丧失这种自主性就越发变得不可接受。葛文德因此提出:“一个有尊严的老年人直至临死时,都应该保持自主性”。[18]彼得也是如此。当被告知患有“渐冻症”时,彼得就已经面临自主性丧失这一不可抗拒的事实,他无法接受自己可能被社会抛弃成为所谓的“二等公民”,他还有满腔的热情想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未来的发展。以控制论的角度看,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目的制约。因为这个目的,即为了继续捍卫个人自主性,彼得选择和智能系统共存。彼得的目的是否可以在现代社会得到实现?答案是肯定的,这有赖于工具理性的扩张。工具理性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是因为工具理性观念的产生将技术逐渐从制度和管理的笼子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生产的第一动力。科技与人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种结合不仅是在生存面(生产生活层面),也渐渐深入人的生命本身。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疯癫与文明》中曾讲述文明怎么确立:通过划分出一个边界,然后把一部分人给划到圈外,分出我们和他们,即通过划分出疯人的办法来证明我们是一个理性文明。福柯假设: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以对整个现实的排斥、禁令、拒绝 、抛除为代价的,是以某种残忍为代价的。福柯的思想重点是对身份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从福柯的思想中感受到福柯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彼得也是这特殊群体的一员,但与他人不同的是,他以技术的方式跳出了可能被现代价值抛弃的命运,他以与技术共生的方式获得了重生。彼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重塑了残疾的定义,扩大了世界的包容性,力求没有人被抛在后面。

四、结语

彼得2017年被确诊患有渐冻症,后成为世界上首个“赛博格”,与“渐冻症”战斗五年之后,于2022年离世。彼得借助机械装置、虚拟现实、电子化设备来维持生命运转,与AI融为一体,他以生命为试验,迈出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步。维纳希望能借助控制论思想做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情,彼得实现了维纳的期望。彼得使维纳在控制论中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预言式思考变为了现实可能。首先,彼得通过维纳创设的信息负反馈调节机制来重新定义身体机制智能化的可能,改变了身体结构是人类唯一维生结构的可能性,为人类生命价值延续找到了新的生机。其次,彼得通过维纳、申农等人的信息论原则来重新定义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的语言功能,给语言的传递以新的内涵,借此来保持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惜的是,由于技术的种种限制,彼得可能暂时无法做到人类自主感和自我感的完全获得,仍处在“感受异质—适应异质—同化异质并重塑边界”的过程中,无法完全实现技术具身化的新主体价值,这也是“人机融合责任困境”[19]的由来。但彼得也借助科技手段维持了作为人一般的行为和主体角色。我们在评价彼得的行为时,不能忽视他的目的和其行为的价值。对于个人来讲,他想活着,继续参与社交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对于社会来讲,他赋予技术发展更宽的边界,为那些因为丧失自主性而没有希望继续履行社会性事务的人提供了一盏明灯;对于世界而言,进一步拓展了人和机器的关系,逐渐把人的身体纳入“控制”的范畴。世界不再是单一的自然世界,而是“与电子科技世界、网络世界等共同构成我们的生活世界。”[20]

维纳深知自己推动了一门新科学的发轫,其中蕴含着技术的发展,向善向恶都有着巨大的可能性,他只能把它交给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也就是充斥着现代价值观的世界。金观涛的真实性哲学指出:现代价值观中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个人权利,一方面通过技术扩张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也逐渐使人们面临真实心灵丧失的困境,这本质上是因为“资本主义工具理性”[21]和个人权利现代性要素暴露出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和道德性缺陷。当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大行其道时,人们很容易忽视价值理性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人们也会更加不容易面对失去自主性之后的结果,彼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般情况下,丧失自主性的人很容易被描写成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少数群体,人们认为他们不仅给医疗系统带来了过度的负担,而且满足他们的需求还将损害“正常人”的利益。种种类似认识,使得很多丧失自主性的人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值得留恋,无权存在于这个人人必须自主和充满竞争的世界。彼得此举虽然可以暂时获得人生命价值的延续,但丧失自主性这一结果不可避免。事实上,作为现代人,我们都知晓个人自主是人生最基本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并不是只要存在技术和社会的帮助就一定是“可欲”的。当丧失自主能力是不可抗拒时,与其想尽办法保持自己在今日意义上各种自主的能力,还不如去追问:为什么个人自主是现代性之本质?只有回到这一现代价值产生的原点,我们才能在个人自主能力消失时,仍能保持生命的意义和尊严。但究竟如何摒弃现代性要素扩张带来的弊端,从观念层面重新定义人被困在身体里的意义,这是值得深思的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