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2024-01-22 21:55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5期
关键词:李自成西柏坡话语

周 兵

(广东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1]

“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它原来指的是在科举考试时,考生到京城或者省城参加科举考试。毛泽东将其化用到党的建设,将赶考的主体从考生切换为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开始,党的领导人不断借用这一概念,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往的同类研究,主要是从党的作风建设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关于“赶考”的论述。回望党的百年历史,“赶考”为我们加深对党的理论建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

一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与毛泽东赶考话语的提出

毛泽东是在对历史人物李自成的思考中提出“赶考”的。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在和表兄弟分糖时,就借用过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均田均富的观点,来阐述平均分糖的道理[2]6。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开始注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认识李自成。1921年10月,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他介绍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并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毛泽东指出,这些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2]35。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从对李自成反思的角度,将党的领导转向了根据地建设。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存在流寇主义,没有巩固的根据地[2]40。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流寇思想是革命的阻碍因素,李自成式的流寇主义,已为当时革命形势所不许可,因此肃清流寇思想是军内思想斗争的重要目标[3]。到了陕北,毛泽东再次批评流寇主义。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取得胜利,那么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抗战时,要想建立根据地,就必须“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4]。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受以往历史学家“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军”思想的影响,对李自成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对李自成提出了新的思考。1944年3月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毛泽东的思考提供了材料。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不仅结合明朝末年政治经济形势对明朝灭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且重点阐述了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入北京建立新政权但最后陷入败退的历史成因。郭沫若反对历史学家对李自成“万年流寇”论的评价,一方面赞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结束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另一方面又称其为“大悲剧”,因为李自成由于自身的错误导致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5]176。郭沫若认为,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没有听从谏言,“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5]203。

郭沫若对李自成军队入京后军纪懈怠等分析,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毛泽东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列为延安整风的文件。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这个讲演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半年多以后,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7]

毛泽东对李自成败退北京的反思,也体现在同时段他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解答。1945年7月初,黄炎培访问延安。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朝代,发展过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案例不少,在这些案例中,要么“政怠宦成”,要么“人亡政息”,要么“求荣取辱”,总之是没能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8]115-116。对此,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116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一对话,一般被称为“窑洞对”。它为习近平所特别关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革命即将胜利、中共中央机关即将进入北京时,再一次讲起李自成,对全党进行了拒腐防变的警示教育。

首先,毛泽东对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夺取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但是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则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9]1438。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胜利还不是最终胜利,革命队伍不仅要建立新中国,还要把新中国建设好。由此,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论断——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9]1438-1439。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再次谈到了拒腐防变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流血的革命,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次,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可能和平解决,就不用流血了,但如果“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将来就还是有可能发生流血的革命[10]。毛泽东在这里,从反面论证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性。

其次,毛泽东提出要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的教训。毛泽东在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时,多次提到李自成。他亲自给警卫战士讲李自成的故事。对于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说,李自成好不容易才打进北京城,但进京后,李自成骄傲起来,认为大功已经告成,和官兵们一起吃喝玩乐。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准备不足,只好退出北京,兵败如山倒。讲完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问警卫员:我们要不要当李自成呢?警卫员回答“不当李自成”[11]。毛泽东对警卫排排长阎长林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12]356

最后,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论,要求全党“决不当李自成”,“考个好成绩”。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不能退回来,“决不当李自成”[12]360。

由此,毛泽东不仅提出“决不当李自成”,还将“赶考”话语的核心要义概括为“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带领全党是这么做的。其中非常典型的案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两人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入党,为党内高级干部,均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但革命胜利后腐化堕落,贪污盗窃总数达155亿元(旧币)。刘青山曾说,自己拼命打天下,革命胜利了,理应贪图享受[13]。二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此,薄一波曾有一个很细致的分析。薄一波认为,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案件中,毛泽东当时着重考虑的是如何确保党的事业长盛不衰,如何挽救更多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有效防止干部队伍贪污腐化,而“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做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14]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彻底揭露各类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教育改造中小贪污犯,才能消除干部队伍被腐蚀的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5]。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过。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在为解决党和政府中的贪污腐化问题不断进行探索甚至是斗争[16]。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结合新的历史形势,一直重视毛泽东所提出的“赶考”问题,重温和强调“两个务必”。邓小平亲自为西柏坡纪念馆题字,并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所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7]。江泽民1991年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要求大家读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指出,贪污腐化和行贿受贿不仅违背了党的宗旨,而且也为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打开缺口[18]。同年,江泽民视察了西柏坡,在讲话中重温了“两个务必”[19]。他为西柏坡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2002年,党的十六大刚结束,胡锦涛就来到了西柏坡。胡锦涛在西柏坡的讲话中全文引用了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胡锦涛在考察时说:“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党在这场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今天,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21]

二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与习近平党的自我革命论的提出

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离开西柏坡时提出的“进京赶考”,提出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和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就来过西柏坡。2008年7月,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第一次离京考察,就来到了西柏坡。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习近平在重温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后说:“再次听到毛主席倡导的‘两个务必’,可以说是温故而知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非常必要,我们要把无数革命先烈打下的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必须要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当年新中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毛主席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西柏坡‘进京赶考’。直到今天,‘两个务必’的教育还远未结束,继续‘赶考’的任务也远未结束。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都要不断地接受人民的‘考试’、执政的‘考试’,向人民和历史交出满意的答卷。”[22]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习近平在2013年7月11日再一次来到西柏坡,明确提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说,来到西柏坡,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深刻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用它指导现在党的建设,并结合新形势进行弘扬。习近平对西柏坡展馆内关于七届二中全会“六条规定”的展板尤为重视,还进行了一一检视对照。习近平在考察时再次谈起了“赶考”问题,他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3]

在这次西柏坡之行以后,习近平反复强调“赶考”没有结束,要牢记“两个务必”,向党和人民交出优异的答卷。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说:“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当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24]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25]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提出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赶考”还没有结束的警示,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在新形势下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存在“四大风险”——精神懈怠风险、能力不足风险、脱离群众风险、消极腐败风险[26]。就党的作风建设而言,党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为解决全党作风问题提供了抓手。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党内教育活动,持续整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作风问题,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定了党员理想信念,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制度性文件,推动作风建设抓常抓细抓长。对于人民群众极为痛恨的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截至2022年10月17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案数超过464.8万件,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和县处级干部分别超过2.5万人和18.2万人[27]。

在系统总结十年来管党治党的经验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对“赶考”话语的核心要义进行了新的概括,那就是“三个务必”。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三个务必”在习近平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已有雏形。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24]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三个务必”进行了完整的阐述——“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8]1-2。从“三个务必”的提出过程可以看出,“三个务必”不仅是在“赶考”话语背景下提出来的,而且与“两个务必”一脉相承。2023年4月以来,中共中央决定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其中一项学习要求就是牢记“三个务必”。

从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论述同样有着深刻的赶考话语背景。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9]这里关于四个“自我”的表述,其实就是习近平后来所讲的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要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28]14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让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将党的作风建设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同时从党的自我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毛泽东提出的赶考难题,这也是习近平在党的理论创新上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

三 在赶考话语生成中深化对“第二个结合”方式的认识

在党的理论建设历史上,我们党确实使用了诸如“阶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但不能忽略的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史中,非常注重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将一些中国本土的传统概念化用到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实践中。对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谈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重大理论创新。这个理论观点一般被简称为“两个结合”。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强调了“两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30]。“第一个结合”的有关论点被写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在理论界已有很深的阐发。

“第二结合”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阐释好“第二个结合”,是当下理论界重要而迫切的任务。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1]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反复强调的“赶考”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体现。就此而言,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坚持“第二个结合”,只不过区别在于“自为”与“自觉”。毛泽东和习近平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将“赶考”话语的核心要义分别概括为“两个务必”和“三个务必”。无论是“两个务必”还是“三个务必”,其精神实质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重视的居安思危和忧患意识。这是“第二个结合”的结果,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第二个结合”的方式。这在赶考话语中体现的就是“以史为鉴”。习近平在反思“两个务必”时就明确提出,毛泽东所提出的“两个务必”,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也包含着对党的历史的总结[23]。可以说,“赶考”话语是我们党以史为鉴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关于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非常简洁的表达。它来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老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因而更好地在大众中传播。

我们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深化对“赶考”话语认识的同时,也应该从赶考话语的生成中拓展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从赶考话语可以看出,以史为鉴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式。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形成了重视历史的传统。我国诸多史学家和政治家,对历史的重要性进行了非常多的经典的论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明确提出,以史为鉴,便“可以知兴替”。对此,习近平总结道:“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32]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以史为鉴”这一优良传统。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其发展法则、民族特点和宝贵遗产,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0]。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习近平十分珍重。习近平将历史视为“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清醒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史为鉴”一词被习近平使用高达10次。习近平提出,我们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要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和历史警示,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从中国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和历史警示中提炼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的概念话语和历史规律。如果这样做,就一定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无疑大有裨益。恰如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言:“‘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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