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的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启示
——基于中国知网630份文本的NVivo编码分析

周召婷,阎亚军

(1.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2.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一、问题提出

2001年“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确立后,县级政府在基础教育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承担更大的责任[1]。教育部在2015年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政府管理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要推进依法行政,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教育局长应主动开拓为学校、教师、学生服务的新途径[2]。教育局长作为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首席”,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索发现,关于教育局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局长角色、教育局长专业化、教育局长领导行为等方面。从春侠对122位县教育局长展开问卷调查,对“谁在当教育局长”“教育局长管什么”“教育局长如何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认为教育局长的角色主要是行政官员、教育领导者、上情下达的执行者[3]。储朝晖根据教育局长的任用制度指出,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必须选择具备现代教育专业素养的教育局长;亟须建立教育局长的专业化标准,完善地方教育局长的任用制度[4]。褚宏启认为只有通过教育行政人员的职责制度、资格制度、培训制度、考核评估制度等促进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化[5]。蒋和勇采用语义分析法描述了L局长的工作现状,分析其在教育战略规划、人力发展、决策、协调与教育科研指导方面的领导策略,展示了L局长在思想引领、用人、行政推进、领导艺术及专业发展这五方面的领导趋向[6]27-38。也有学者研究了教育局长的实践逻辑,即指向政策执行效率的提高、教育政策的矫正及发挥教育局长主观能动性,但这些研究同时也面临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存在断裂、工具性泛滥与角色转换困难的风险[7]29-39。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偏向于教育局长群体的系统性研究,少有教育局长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性研究。

为此,本研究拟收集1978-2022年中国知网关于教育局长的访谈、讲话、报道等资料,运用NVivo12软件分析教育局长关注到的基础教育领域的主题,以及1978-2022年间教育局长关注点的变化情况及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期探究教育局长关注主题的变化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义,为当前教育局长实践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将中国知网中关于教育局长访谈、讲话等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框中以“教育局长”为检索关键词,时间跨度设置为1978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本研究中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几个阶段。选择1978-2022年这一时间段有其合理性:一是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关键一年,拉开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帷幕;二是将1978-2022年按照基础教育领域重大政策颁布的时间节点以及参考多篇关于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相关文献,最终将其概括为4个时间段(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便于分阶段搜集访谈资料;三是选择历时40余年的时间段进行变化研究既可以整体探索这一时期的变化情况,也能从长时间段中获得教育局长实践行为的共性特征,更具有说服力和借鉴性。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文本的选择标准筛选:一是与关键词高度相关的访谈文本,即对某个教育局长的直接访谈录或间接记录某个教育局长的文本内容;二是与主题相关的教育局长个人讲话文本或教育局长主持的会议文本等。最终确定630份文本为本研究对象,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这些文本主要以教育局长访谈为主,占比81.27%,关于教育局长的报道、会议、讲话分别占比12.22%、3.97%、2.54%。访谈与报道文章主要由记者、主持人或期刊编辑进行提问,教育局长(或副局长)做出回答。教育局长的回答,主要阐述地方基础教育的现状、发展方向、特色及面临的挑战。本研究的教育局长涉及正副教育局长,其中正职教育局长占比88.30%,副职教育局长占比11.70%,也包含市教育局长与县教育局长,其中县教育局长占比居多,大约67%。因为主要探索的是教育局长这一角色的关注点和实践,因而未对具体教育局长类别进行细致区别。

表1 1978-2022年教育局长各类型文本数量分布情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即将文字或非定量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定量的数据,使质的内容变得可测量和可计算的一种研究方法[8]178。文本分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对文本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某些词汇词频的统计来反映文本的特点;二是对文本中的词汇进行定性分析;三是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9]。文章以NVivo12软件为分析工具,对630份关于教育局长的文本进行编码,在对文本打散、重组、归纳的过程中多角度分析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点内容。

(三)研究信效度

本研究通过以下方法来保证信效度:一是饱和度检验法,为了使文章中的核心概念与主要节点达到饱和,把在知网收集到的630份教育局长资料转换成TXT文本,用NVivo12软件对其关键词词频进行查询,发现高频词义务教育、教师队伍、教育质量、素质教育等都被涵盖在已有节点。二是评定者间信度法和内容效度法。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影响编码,我们将630份文本按照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脉络划分成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四个时间段来收集样本,并用NVivo12软件对其进行编码。为了保证分析结论的深入性,同时对24位教育局长进行问卷调查。访谈资料来源于阎亚军2022年4月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其中样本数24,本科学历占62.50%,研究生学历占37.50%,有教育系统工作经历的占63%。为了佐证研究结论,这24位教育局长是当前任职且不包含在630这一研究样本中的。最后由两位专业人员轮流对其进行验证,对有分歧的编码重新审核、编制,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可靠性、一致性。

三、研究发现

(1)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利用NVivo12软件把630份文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28个关键词词频进行整理(见表2)。可见,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教育局长普遍关注教师队伍建设、义务教育、素质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教育质量、教育评价、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等方面工作。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升教育质量、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完善管理体制、联动家校共育、优化资源配置、进行依法治校、实现教育公平等。

(二)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的变化情况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综合考察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其大致分为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4个阶段,并按照这四个时间段收集资料。提炼出教育局长的关注点为义务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教育方针、信息化赋能教育四大方面,但是每一方面的主题在四个不同阶段都有所变化。

1.发展重点:以义务教育为主,推动基础教育整体发展

义务教育是教育局长一直以来重点关注的主题,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分四步走,教育局长的工作重心始终没有脱离义务教育,但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明显变化。这一变化是对国家综合实力发展、教育发展需求、人民现实需要等方面的积极反应(见表3)。

表3 教育局长关注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描述

第一步,逐步推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确定在发达、中等发展和落后三类地区逐步推进义务教育。教育局长面对当时“房子、票子、师资”紧缺的情况,普遍关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中等教育改革方面的内容。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教育局长的关注点从“有教师”到“好教师”,即从教师数量到教师质量的转变。在中等教育改革方面,教育局长的关注点在中学结构改革与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两个方面,中考后向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是我国分支型学制的重要体现;不同的教育局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兼并、联办、建立示范学校、创新职业中学等举措。第二步,两基攻坚。对西部地区实施“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从参考点数来看,教育局长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上,并从民族教育、民生工程建设与教育帮扶三方面入手,通过多种途径保障受教育者权利,以期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第三步,免费普及。国家宣布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通过对2008-2022年教育局长文本资料的整理发现,教育局长主要采取以下举措实现免费普及义务教育:一是加大经费投入,落实政府责任;二是规范学校收费问题,端正行风建设;三是狠抓“控辍保学”工作,普及义务教育;四是深化学前教育改革,推动学前教育普及;五是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在义务教育普及的第三阶段教育局长已经关注到学前教育改革及普及的重要性,并强调义务教育发展中的质量问题。第四步,优质均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促进公平、提升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政策的主线”[10]。一些省份开始探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指标。2017年教育部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并于2019年10月正式启动全国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认定[11]。这促使教育局长开始从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步入“优质均衡”的探索,主要集中在:(1)高质量公平发展的基础教育理念;(2)利用辐射效应均衡发展义务教育;(3)统一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4)承认发展差异并鼓励优质特色发展四个方面。这也充分体现了第四阶段我国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的实践性跳跃,义务教育得到了大规模和快速化的普及、乡镇与县域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得到特色发展等。

2.发展动力:用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办学活力,促进教育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局长始终结合本区域办学活力不足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出谋划策;从办学方向、人才培养体制、评价机制、民办教育、课程结构、管理方式六方面来激活学校的办学活力(见表4)。

表4 教育局长关注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描述

总体来看,教育局长群体采取措施的强度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课程结构与管理方式的频次呈指数上升趋势。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举措涉及教师培养制度与校长培养制度两个方面,评价机制改革举措既涉及学生的评价与考核,也涉及教师群体的评价与考核。在民办教育方面,公办民办协同发展成为主要趋势。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民办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从第一阶段尚未得到重视,到第三、四阶段的高度重视;2003-2008年,全国范围内民办学校不断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公退民进”的态势[12]。教育部等八部门于2022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后,在第四阶段,管理方式也实现变革和发展,如学校主体管理、教育活动管理、学校内部管理等,开始形成治理共同体。在办学方向上,教育局长注重学校办学理念指导及学校办学自主权,呈现出多样化、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同时,课程结构也不断创新,频数从第一阶段的3次上升到第四阶段的222次,不仅反映“新课改”后课程的自主性得到加强,而且表明学校的办学主体责任从宏观设计到微观实施不断细化。

3.发展内涵:以教育方针为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教育方针不断变化,由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也经历了从“全面实施”到“全面推进”再到“全面发展”的过程。同时,我国先后开展了6次有针对性的“减负”工作,但是学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全面发展。虽然教育局长在不同时期关注这一主题下所践行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都指向学生的发展,且教育局长越来越重视多元主体的在教育发展中的合力作用(见表5)。

表5 教育局长关注落实教育方针的主要描述

从相关文本资料来看,一方面,随着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不断完善,教育局长关注五育发展的频次有所提升,并且对劳动教育、德孝教育、礼仪教育、艺术教育等的关注度不断增强,表明教育局长重视培养知识与道德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统一的人。另一方面,随着全社会对“素质教育”和“减负”的重视,尤其是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局长纷纷采取措施实施素质教育。从2000-2009年(第三阶段)期间教育局长关注“素质教育”的频次不断上升。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素质教育”后,教育局长在学校、家庭、社会等各场域呼吁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此外,教育局长在前3个阶段基本上关注学生的基础素养;在201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核心素养”一词后,教育局长开始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强调核心素养的重要性。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从2021年到2022年间教育局长对教师和学生的“减负”相关主题关注度大大提升,并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教育负担治理。

4.发展手段:以信息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引领教育现代化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信息化发展经历了起步、奠基、快速发展和大力推进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局长关注信息化如何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且从基础设施到顶层设计再到微观实践都在不断深化,逐渐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技术赋能等,以此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见表6)。

表6 教育局长关注信息化赋能教育的主要描述

1978年至今,教育信息化主要经历了信息技术教育阶段、教育信息化1.0阶段、教育信息化2.0阶段。从频数统计结果来看,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技术与教育的结合也从“互联网+教育”向“大数据与教育”“人工智能与教育”发展。教育局长主要从教育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以信息化发展创新教育等方面采取措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由于当时经济、科技发展现状,教育局长主要关注计算机教学实验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偏向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来看,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在21世纪初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第三阶段,随着信息化基本环境建设的成熟,教育局长集中力量发展信息化能力。在第四阶段,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以及2021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列入十大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3]近几年教育局长紧跟政策引领,智慧教育、智慧校园、新基建等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三)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变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Nvivo12软件对630份关于教育局长的文本资料进行逐句分析,找到与主题高度相关的表述,进行选择性编码(依据划分的四阶段对资料进行A1-A37、B1-B18、C1-C220、D1-D355排序,A1-A37、B1-B18、C1-C220、D1-D355分别对应4个时间段1978-1993年、1994-1999年、2000-2009年、2010-2022年的数据样本数,即第一阶段数据样本37、第二阶段数据样本18、第三阶段数据样本220、第四阶段数据样本355)。选择性编码是在所有主范畴概念类属基础上,经过系统的分析选择“核心类属”,把有关的部分集中到“核心类属”上。核心类属是子类属与编码参考点数数目偏多、影响力较强、占比较大的抽象范围[14]。本研究把“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两个类属作为核心类属,共包含了15个子类属,共涉及664个编码参考点(见表7)。

表7 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主题变化的影响因素

从编码情况来看,影响教育局长对基础教育领域关注点变化的原因来自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主观因素集中于人,即教育局长个人经历与教育场域他者影响。教育局长的求学与受教育经历直接影响其教育工作偏好、教育观与教育行动。既有教育专业知识和教育工作经历又有扎实行政管理经验的教育局长,能更好地看到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但是有多部门及多领域工作经历的教育局长,对基础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不是那么敏感,而倾向于看到其他管理或社会问题。就客观因素而言,教育局长面对政策文本呈现出忠实执行、相互适应执行与创造性执行三种取向,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路线与教育方针,如“落实、确保、围绕”政策、“认真学习政策精神”、编制“……发展计划”等。教育局长更加关注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主题,如爱国主义教育、思政教育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并实现财政投入逐年“只增不减”,这促使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中学校收费、教材价格、教职工待遇、学生助学、学校基础建设等问题。

我国教育地区发展的差异导致教育局长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局长更关注义务教育普及问题;发达地区的教育局长更关注优质教育和教育资源共享等问题。教育在优化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方面发挥着作用。相应地,教育局长也会关注农民工子女入学、学校班额、学区一体化、家校社协同教育等问题。现代科学技术赋能教育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塑知识结构,加速学习变革,推动教师发展,进而重构教育。这促使教育局长增加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视角,如“互联网+教育”、教育信息化、校园信息环境建设、智慧校园、线上教育等。

(四)研究总结

1.优秀的教育局长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质

本研究涉及的630份资料,有41%的文本宣传、教育局长个人事迹,这些文本中的教育局长存在以下共性:一是能清楚认识国家政策对本地区教育的适用性,把政策当成契机,实施创造性的举措。例如,第一阶段第3份文本中(A3)龚再恩局长贯彻“四化”方针,为当地学校的教学手段现代化出谋划策,并制定执行策略:成立县电化教学分队、制定电化课教案、印制幻灯片等。二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例如,第三阶段第155份文本中(C155)刘会理局长根据山区小学师资不佳的现状、教学质量呈滑坡趋势的地区现状,主打教师队伍建设,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教师质量,从而促进教学成效。关于教育局长的典范事迹对我们当前教育局长的专业性提升等方面仍具有借鉴意义。

2.教育局长对基础教育领域某个主题的关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其个人力量是有限的

本研究通过NVivo12软件对630份教育局长的文本资料进行选择性编码,主观因素的编码次数为223次,其中教育局长个人经历编码次数为100次,教育场域他者影响的编码次数为123次;客观因素的编码次数为452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政策因素编码次数为190次,经济因素的编码次数为117次,地区现状的编码次数为53次,科技因素的编码次数为92次。这充分解释了教育局长的个人素养不仅影响了其对基础教育中各问题的敏感性,也是其发挥教育智慧的关键。此外,教育场域中的“他者”的编码次数在整个主观因素中占比55.2%,佐证了教育局长虽然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领导者,但是具体的实施离不开校长、教师等系统内外、本区域内外多方主体。同时,编码结果还发现客观因素对教育局长关注点的影响很大,除了政策的驱动外,地区现状、经济情况、科技情况等都影响了教育局长的实践抉择。本研究对关注、重视和研究教育局长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阐明了教育局长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局长作用的限度。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事实性结论

一是教育局长关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题与国家的政策背景高度一致,政策环境的变化为其提供了外部条件。一方面,教育局长必须密切关注政策,并在本区域范围内落实,虽然有些地方的关注点会有一定的特色或创新,但都是在整体执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实践探索。另一方面,教育局长在理念上紧跟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但具体执行上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也是客观事实。即使教育局长积极有为,但从“关注”到“实施”,再到产生切实成效,仍有一定的实际距离。

二是教育局长的个人素养为其快速发现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一方面,专业素养高的教育局长能够深度理解国家政策和具备极强的问题敏锐性,可做出智慧性的决断。另一方面,各方面素养强的教育局长有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要体现在寻找与制订策略,努力将政策和策略相结合。他们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执行政策的基础上,寻找一些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利益的举措,促进当地教育发展。

2.探索性结论

就教育局长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角色而言,教育局长始终是引领者的角色,但是教育局长的关注点落地离不开校长与教师群体的实践;“教育改革的‘操作终端’并不在政府(教育局长),而在学校(校长)、教室(教师)”[15]。一方面,通过资料分析,可知不同教育局长的价值追求有差异,比如,有些关注人民立场,旨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些重视个人业绩,还一有些重视学生发展等。另一方面,教育局长的引领者角色并不是说其独断专行,而是与系统内外、本区域内外等多方主体达成共识后的合作。教育局长关注点的变化是其在教育实践场域内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合作中生成的。此外,教育局长角色的刚性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减弱”,由“介入”转变成“身入”,构成教育实践的积极参与力量。就教育局长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关注主题而言,教育局长关注点的表现样态与传达方式都存在差异。一方面,通过资料分析发现教育局长的关注点集中在义务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教育方针、信息化赋能教育四大方面,但是不同的教育局长关注点存在表现形式多种式样、程度深浅不一的偏差现象。比如,就全面均衡发展来说,教育局长群体的共识是达成高质量发展,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多样,有的重视经费投入,强化基础保障;有的重视信息化设备的应用,实现资源共享;还有的重视师资队伍与课程建设等。另一方面,教育局长关注的主题传达到学校层面大体表现为两种趋势:外部施压的方式与内部支持的方式。当然只有把这两种方式相结合,实施层面才能取得好的成效。

(二)启示

1.研究启示

教育局长是引领一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精英人物”,探索教育局长关注点的意义在于如何从重要事件、地方经验、学校案例等实践中提取一些有益的策略,助推教育局长更好地引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首先,主动提升自我专业素养。一方面,教育局长要始终保持对教育学的热爱与主动学习的心态。通过积极学习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强化自己的教育立场。另一方面,教育局长实践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要求其具备持续学习的动力。当前是研究基础教育最好的时代,也是基础教育经历史无前例变化的时代。比如,免费义务教育与学校生态的变化、乡村学校教师流失与城镇化发展、现代技术对基础教育的巨大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与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等,都提醒教育局长只有时刻保持求知的心态,才能及时解决新问题、克服新障碍,从而适应环境并回应诉求。

其次,教育是一个“慢”过程,如今基础教育领域面临着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及大众满意的教育实践方式是需要长期的摸索和实践的。教育局长只有抛开工具主义倾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获得期待的成效。教育局长要正确认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一是尊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本身的逻辑。认识到理论的价值,在教育实践中检验、反思理论。二是保持实践的品性。通过实践充分感受基础教育在时代潮流中的变化及显现的问题,主动做一个教育行动者与实践者。

再次,发挥行动合力。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仅凭教育局长一人之力,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完善对话交流机制建设,形成“共同愿景”。比如,利用线上会议、各种聊天群、邮箱等多种渠道进行沟通与互动,还可以组织学术论坛、座谈会等方式进行交流与协作,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建立各方信任。教育局长信任校长、校长信任教师、教师信任学生,在此基础上各主体也会信任教育局长。

2.研究不足与展望

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本研究所搜集到的资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者报道或者记者对教育局长的访谈报道,主要目的是宣传、表彰先进,因此当事人难免会夸大改革和发展的成绩,夸大自己在地区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和积极力量,而有意回避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教育局长的关注点可能是迫于当时政策法规的压力而说出来的,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可能不一定是这些,或者不完全是这些内容。此外,通过搜集中国知网数据来进行分析,仅限于对书面文字进行加工与处理,缺少面对面交流,无法获得教育局长群体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内容。未来研究将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补充与教育局长相关的理论研究;二是尽可能对教育局长进行深度访谈获得更充实的资料,探寻教育局长作为一个多角色主体内心的真实世界;三是教育局长个人事迹或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典型经验等方面的推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