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下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既没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市场革命的制度准备。如果说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过了180多年，可谓艰辛备尝、终成正果。从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来看，这180 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1840 鸦片战争爆发至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长达80 多年，中华民族因面临亡国灭种危机而开始探索学习西方，为了扫除现代化的障碍，经历了从旧式农民起义到地主阶级改良，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最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都失败了。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为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一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时代要求和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化扫除障碍、形成根本性的社会条件；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二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个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经验教训；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三个历史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规划、战略，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笔者在这里仅就1921—1949 年这个历史时期，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关系。

一、1921 年前中国各阶级和党派对现代化的求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然而，完善的农业文明体系，反而使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萌芽难以在这片土地生长。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兴起，中国日渐落后于发达国家。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的中国，发现自己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日益高涨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浪潮中，落后必然遭到欺凌与压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发愤图强，推动国家走上了曲折坎坷、艰苦备尝的现代化之路。

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的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世界形势，总结失败教训，寻求救亡图存与强国富民的道路。例如，晚清大臣林则徐曾组织翻译英国人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启蒙思想家魏源编写《海国图志》，主张学习外国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更有许多思想家，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技，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学说乃至借鉴其相关制度。在万马齐喑的封建时代，这些声音启迪了中国先进分子。

有组织、成规模的现代化实践，始于19 世纪60 年代至90 年代的洋务运动。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一批地主阶级改良派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开始引进和仿造外国的武器装备，建立新式海军，兴办近代企业，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中体西用”方针指导下，这场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自救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新企业、新技术、新思想、新人才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照亮了被封建制度笼罩千年之久的中华大地。然而，科技远远落后的中国，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模仿照搬而迎头赶上西方。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统治下，新式企业与军队也往往沦为封建势力集团的禁脔。旨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在封建势力的绞杀下只落得个“百日维新”；晚清政府推出的“仿行立宪”也只搞出个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资产阶级改良派最终失败。腐朽的封建制度下，中国始终无力与列强抗衡，在一次次反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晚清王朝也彻底沦为列强瓜分中国的代理人，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

1911 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晚清王朝土崩瓦解。但是，推翻一个清王朝，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晚清的北洋军队势力篡夺了革命果实，假“民主共和”之名，行“封建统治”之实，甚至闹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死后，各派系军阀从勾心斗角到明火执仗，为了壮大个人的军队和地盘，不惜对内残酷剥削、压榨人民，对外投靠列强、出卖国家。列强、军阀、买办和各级各类封建势力沆瀣一气，神州大地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几乎断绝。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满心期待着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主权。但是，主权被列强割让给了日本，中国再一次成为了“强权践踏公理”的牺牲品。这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不仅激起了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致使一批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转而寻求更合理的救国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增长了，发展了。”[1]

二、民主革命性质的转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同社会”的高度契合、社会主义制度在苏维埃俄国的成功实践，无不强烈感召着中国先进分子，激励他们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1921 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坚定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找准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碍，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面对强大的内外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与革命的各阶级联合，代表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联合起来，发动了推翻北洋政府统治的大革命。

但是，内外反动势力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采取了分化瓦解革命阵营的手段。1927 年，他们拉拢革命投机分子，扶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发动政变，建立起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无数先烈殒身杀场，白色恐怖笼罩大地。

1927 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背叛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反动政府。它的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客观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也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例如废止厘金、币制改革。这使得国民经济从1927 年到1937 年间经历了所谓“黄金十年”的最好发展期。然而，即使是这十年，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依然受到严重束缚。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的治国理政，它不仅无力完成清除现代化障碍的任务，而且建立起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共同形成了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不仅对外领土遭到侵略，1931 年东北沦丧，随后日本还不断蚕食华北，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经济上也毫无独立可言，根本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剥削。1929 年至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倾销市场。1934 年全国农产品出口较1928 年下降60.1%[2]30。其中，1933 年，中美签订“棉麦借款”协定，美国政府贷款5000 万美元给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以4000 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美元购买美国小麦及面粉，所购棉麦只能在中国销售。棉麦涌入中国市场，给国内农民和粮棉厂商造成致命冲击。借款消息一出，棉花花衣价格立即每担下跌了四五元；钜鹿县的百余家土布商，到1935 年只剩十余家，也都即将关门[2]33-35。福建漳浦产粮区输出路绝，“积谷有腐朽之虑，而农村的经济，亦足破产”[3]。中国不仅在国际贸易领域遭受严重冲击，在国际金融领域遭受的冲击更甚。1934 年，美国通过《白银法案》，高价购买白银，从而引发中国白银严重外流。当时仍采取银本位货币制的中国，立即陷入通货紧缩，物价水平暴跌，金融市场崩盘，民族工业衰退，大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和实际产量都没有恢复到1931 年的水平[4]。

在国内，南京国民政府也无法清除封建主义对现代化的干扰破坏。由于不能清除军阀、土豪劣绅等反动集团，且官僚资本日渐坐大，国家政权把持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这些反动势力千方百计阻挠对其不利的改革举措。例如，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推行带有改良性质的“二五减租”，意图将地租水平降低25%。改革遭到地主阶级和党内乡绅集团的强烈抵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暗杀土改专员、险些酿成叛乱的局面。肆无忌惮的封建势力，加紧了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高利盘剥，广大农民在封建土地制度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一位社会学家在20 世纪30 年代的农村调查中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5]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也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6]近代100 多年的历史，使得美国政府也怀疑中国共产党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能力。1949 年7 月，美国国务卿艾迪逊致在就《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7]

政府本应承担起调节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无力完成其基本职能，甚至成为民财耗竭、社会动乱的祸患之源，“政府之手”变成“掠夺之手”。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行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政策，即通过国家资本来主导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但是实质上却变成国民党政府垄断资源、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桎梏，甚至变成少数人牟利的官僚资本。加上国民党组织涣散、军阀割据，政府根本无法有效集中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用于建设。1931—1936 年，中国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和-2%，109.1%和-9.1%，101.8%和-1.8%，94%和6%[8]。中国的投资率6 年中有4 年为负数，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进现代化方面乏善可陈。

此外，国民党政治腐败、内部派系林立、贪污盛行，国家资本完全蜕变为官僚资本，成为少数官僚集团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借没收日伪财产之名，以低价兑换伪币的方式，残酷掠夺原沦陷区民族资本和人民的财富，“接收大员”变成“劫收大员”，严重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官僚资本更加膨胀，垄断了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和民族工商业则“百业凋敝”，以至出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由于国民经济萧条、财政拮据和军费大幅度增加，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恶性通胀洗劫城乡居民的财富，广大乡村甚至被迫退回到“实物交换”。最后，随着战场上的彻底失败和经济崩溃，彻底失去民心的国民党败退台湾，结束了在大陆22 年的反动统治。

据估算，1913 年至1950 年间，中国内地GDP年均增长率为-0.02%，而同期世界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1.85%[9]。如果不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进步，只看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沦陷区，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几近停滞甚至倒退。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中共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新中国70 多年来的执政党，则取决于其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了新中国并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座大山”的重压，激起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革命成为各个被统治阶级的普遍诉求。但是，国民党的背叛，使中国革命陷入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中。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以干云豪气描绘了1927 年9 月的秋收起义。这一年，从血泊中爬起身来的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枪声。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来扫除障碍，开辟现代化道路。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中国面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应当由本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把持，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不能也不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无力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于是中国革命的重担便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无产阶级的数量有限，无法单独完成这一使命。幸好，中国还有着广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上述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和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以及乡村地主的“土劣化”和压榨盘剥，使得近代广大农民难以生存，有着强烈的革命倾向，从而成为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和坚定的革命主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就独立领导民主革命并走进乡村，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建立革命根据地。从1927 年的秋收起义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地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探索出一条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于是，一场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根据时代变化和国情需要，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并且革命的目的已经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全新的民主革命，因而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由无产阶级领导，但革命的主张却顺应了各阶级的普遍利益诉求。在农村和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将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政策满足了农民获得土地和当家作主的要求，消灭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扭转了旧中国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趋势，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城镇则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特别是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方面，采取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国家只没收官僚资本为国家所有，保护和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些政策既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下财富占有严重不公的问题，又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天下归属。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其革命和建设主张却能够兼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并且代表了先进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宣传教育和实际行动，使广大农民摆脱迷信愚昧，唤醒当家作主意识和生产建设激情。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1940 年，南洋著名华侨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前后方抗战军民代表团回国。他对比了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气象，坚定地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在考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也说：“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特别是鼓舞着年青一代的希望和向往。”[1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迸发出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继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转变为解放战争，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彻底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反动统治。

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全国大部分地区己经解放，成立新中国的条件完全成熟。1949 年9 月，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为筹备成立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纲领性文件，在随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

首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政权机关以及各主要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关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机关，《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用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国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政治保障、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