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宣传教育研究
——以“除四害”运动为考察中心

郭荣浩，邓茜尹

（1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党和国家的卫生方针、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人民群众能否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以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中心的“除四害”运动也随着爱国卫生运动而展开。基于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健康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笔者尝试以新中国“除四害”运动为中心，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宣传教育的内容与成效，以期为我国在新时代构建起强大的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体系提供有益思考。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除四害”运动的肇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除四害”运动作为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爱国卫生运动成功开展和持续推进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开展与持续推进。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困局，也面临美国细菌战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爱国卫生运动因此应运而生。[1]“除四害”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开展与持续推进。一方面，据统计，20世纪上半叶，全国发生鼠疫累计115.6 万人次，病死率高达89%；天花更是长期流行，导致每年数万人病死；血吸虫病流行于12 个省，受威胁人口达1 亿以上，[2]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之初，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着巨大挑战，疾病发生率始终处于高位，医护人员的数量和相应的卫生医疗机构严重不足。这些公共卫生领域真实存在的问题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发起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并向我国东北和山东青岛等地投掷蚂蚁、臭虫、跳蚤、老鼠、烂鱼、树叶、棉花等用于传播疾病的媒介物。企图以这种方式在中国和朝鲜传播疾病，损害中朝两国军民的健康，从而削弱中朝两国的国力。为了除害灭病、保家卫国，粉碎美国细菌战的阴谋，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令，要求“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坚决同细菌战抗争到底。[3]截至1956 年，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初所订立的两个目标，即“粉碎美国细菌战阴谋”和“提高社会整体公共卫生水平”基本实现。爱国卫生运动进入到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为中心的阶段。也正是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开展与持续推进，才促成了“除四害”运动的开展。

2.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促进农业发展的需要。新中国“除四害”运动开展的另一重要背景就是贯彻《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对于农业发展的相关要求，除害灭病，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从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一方面，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迅速推进，制定一个全面且系统的农业发展规划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迈进至关重要。基于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合作化的进一步推进的新要求，1955 年11 月，毛泽东同志就农业发展的相关问题提出了17 条意见。其中第12、13 条的内容是：要在七年内，基本消灭如血吸虫病、鼠疫、猪瘟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产生活秩序的疾病，同时提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4]1956 年1 月，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7 条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15、27、28 条都与除害灭病、保证农业生产相关。[5]另一方面，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四害”等相关问题。《人民日报》在1956 年1 月12 日发表的《除四害》一文中指出：“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粮食的增产，消灭‘四害’是减少粮食损耗，保证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产量增加的一项根本措施。”1958 年2 月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除四害”是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工农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运动。[6]自此，新中国“除四害”运动的高潮正式到来。

由此可见，“四害”严重威胁到了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稳定有序又处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新中国“除四害”运动正是在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业发展以及进一步推进农业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背景下展开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除四害”运动卫生宣传教育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同志指出：“宣传任务之实现，就是要争取广大群众。”[7]新中国“除四害”运动自开展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宣传教育贯穿于运动之始终，为“除四害”运动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典型的塑造与带动。典型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除四害”运动卫生宣传教育的实践中，典型的塑造和带动主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和模范单位来实现。

第一，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鼓舞群众。湖北省武汉市朝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典型人物的塑造采用了培养标兵、树立榜样、以点带新、两头带中间等方法。居委会定期召开现场会议，组织居民现场学习标兵事迹，使居民受到真人真事的教育。[8]四川省剑阁县树立卫生“红旗标兵”，由一点带动多点，由多点带动全面。[9]四川省岳池县召开群众誓师大会和500 名青年积极分子榜样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向榜样学习。福建省泉州市组织获得过省级表彰的“除四害”积极分子向群众宣传卫生政策，普及卫生知识，成功塑造了“捕鼠大王”王贶生、“捕雀能手”林明南、“积极分子”陈好娘等典型人物，[10]在群众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第二，通过塑造典型事例来提高群众参与度。通过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除四害”运动的必要性。湖北省鄂城市社山乡召开大会，向群众算了几笔利害账。一方面，算蚊蝇滋扰致感染疾病的账、算因老鼠破坏导致衣物折损的账、算麻雀偷食致浪费粮食的账。另一方面，算消灭蚊蝇而节省药费的账、算消灭老鼠而保护衣物的账、算消灭麻雀而保护粮食的账。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以最直观的形式向群众展现“除四害”的好处。[11]湖北省武汉市还会组织检查评比，将反面典型进行通报，并贴上批评的大字报，周而复始，他们不得不接受意见，认真搞好卫生。[12]通过对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的宣传，加强了群众对于“除四害”运动的重视程度，进而增强了群众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第三，通过塑造模范单位来激发群众的热情。对典型的塑造和宣传不仅仅限于个人，单位和集体也在塑造和宣传的范围内。山东省青岛市台西粮食分局是全市机关中的“除四害”标兵单位，在半个月时间里，台西粮食分局就捕鼠500 余只。[13]台西粮食分局也是山东省和青岛市的讲卫生模范单位，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该局所属二十家粮店的全体职工热情高涨，大家都自觉地把消灭“四害”、保护粮食视为光荣的任务。各粮店除了在本单位进行大扫除外，还会帮助附近居民捕鼠，如：西藏路粮店的李希成一个人就捕到老鼠60 余只。据统计，13 天内台西粮食分局捕鼠的成绩是500只，这是全区单位捕鼠的最高纪录。[14]

通过对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和模范单位的宣传，不仅加深了群众对于“除四害”运动必要性的认识，而且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度。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卫生宣传教育到提升群众思想认识的飞跃。

2.群众宣传队的宣传与动员。群众宣传队是“除四害”运动卫生宣传教育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1956 年6 月1 日卫生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要实现“除四害”的目标就必须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升群众的参与度。[15]群众宣传队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在街道或村镇从事“除四害”宣传工作的队伍。群众宣传队的核心是：使“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深入人心，动员更多群众参与到“除四害”的队伍中来。

第一，群众宣传队组成人员和活动实践丰富多样。从人员结构上看，山东省青岛市的群众宣传队既有干部、学生、医务人员和街道居民，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大爷、老大娘。[16]从人员数量上看，1958年郑州市拥有3 000 支宣传队，总人数超过5 万人，还有5 000 人的卫生监督员监督并开展宣传工作。[17]从工作特点上看，群众宣传队不仅组成人员多样化，其活动范围也非常广，他们的足迹除本辖区外，还会到其他区进行宣传动员活动。[18]从宣传形式上看，有的采取街头表演的方式，例如，由青岛市文化局所属话剧团200 余人组成的文化大队在街头演出了节目《活捉鼠》。从宣传实践上看，山东省青岛市的群众宣传队配合各区文化馆展出“除四害”宣传海报，以广播的形式向过往行人及附近居民讲解“除四害”的意义。这样，通过形式多样与相对专业的宣传，既营造了“除四害”的浓厚氛围，也丰富了群众“除四害”的方法。

第二，群众宣传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宣传。在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宣传队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习惯，向群众宣传新的捕鼠方法。例如，伪装鼠夹法、碗扣法、石板压法、竹筒捕鼠法、滚玉米法、木箱翻滚法等。[19]这样，既能够让群众掌握“除四害”的技巧，又能以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熟知的形式展现出来，易于群众接受。在四川省阿坝州，群众宣传队是和民族卫生工作队协同工作的，宣传队负责张贴防疫标语、宣讲卫生知识，卫生工作队负责接诊治疗，解决群众实际困难。[20]这样，既有利于群众转变旧的卫生观念，也有利于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起到了更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第三，妇女和学生是群众宣传队的重要力量。福建省福州市爱国卫生模范郑书萃、大根区少先队员陈为标是群众宣传队的积极分子。他们充分利用一天的时间将“除四害”与生产、学习、家务相结合，保证运动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湖北省小学生钟明寿，仅仅两个月就制造捕鼠工具数十件，消灭老鼠390 多只，并带动同学共同参与“除四害”。[21]妇女和学生之所以能在群众宣传队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相对松散的组织里具有先天优势，这使得他们成为了群众宣传队的重要力量。

3.各级党报的报道与宣传。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报刊在宣传党的主张方面的重要作用。列宁曾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22]“除四害”运动自开展以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党报都对此进行了大范围的报道与宣传。

第一，从《人民日报》对“除四害”运动的报道来看。《人民日报》 报道的高峰在1958 年至1959 年期间。报道的范围从国家层面到省一级再到地级市，甚至部分县和村的“除四害”事迹都有报道。《人民日报》报道的中心思想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动员群众的情况进行报道。例如，1958 年1 月17 日对上海“除四害”运动的报道，指出上海市200 多万机关干部、职工、青少年和居民投入到“除四害”运动中来。二是对各地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报道。不仅要报道各地取得的成果，还要对各地通过积极开展“除四害”运动来改善卫生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为进行表扬。例如，1958年1 月16 日报道的《安徽歼灭四害战果大，许多村、镇、街道卫生经常化》。三是对“除四害”运动中国家机关的“除四害”情况进行报道。例如，在中央机关和军事系统动员大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要求，机关必须接受市、区卫生部门的领导，接受街道办事处对卫生工作的监督检查。《人民日报》关注“除四害”运动中机关党委的动向，既有利于国家机关做表率，激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除四害”运动中，也有利于在机关内反对特权思想和改正消极应付态度。《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承担起向人民群众展示新国家、新社会、新面貌的重要职责。《人民日报》对“除四害”运动的报道，既传播了科学卫生观念，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卫生意识，又加强了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国家意识形态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第二，从各级地方日报对“除四害”运动的报道来看。《青岛日报》设“除四害”专版进行科学普及。如：1958 年2 月2 日的《青岛日报》 第4版是“大众科学——‘除四害’讲卫生专页”。[23]该页以图片配合文字介绍的形式，科普了苍蝇、蚊子、麻雀等对生产生活的危害、它们的生活习性以及消灭它们的办法。《青岛日报》以新颖的形式普及卫生科学知识，不仅方便读者直观地理解和实践，而且有效地动员群众参与到“除四害”运动中来，达到了宣传与教育的双重效果。《广州日报》和《湖北日报》报道了“除四害”运动的突击活动。《广州日报》将广州市委关于“除四害”运动突击活动的最新部署传达给群众。[24]《湖北日报》聚焦于湖北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突击周，报道工作安排和取得的成绩。[25]相较于街道、村镇一级的通知，省、市级党报发出的突击活动通知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是基层宣传动员的有效补充。

由此可见，各级党报的报道与宣传发挥了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级党报宣传了科学的卫生思想，使人民群众意识到旧的观念与习俗需要改变，也为人民群众了解“四害”提供了新的渠道。另一方面，地方党报以其广泛性与《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发挥了地方党报在国家、省、市与基层之间上传下达“除四害”信息的重要作用，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除四害”运动宣传教育工作的强大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除四害”运动卫生宣传教育取得的显著成效

“除四害”运动自开展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强有力的卫生宣传教育，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着眼于改善卫生条件和人居环境，服务生产生活，取得了显著成效。

1.改善了卫生和人居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 年，全国就消灭老鼠19.3 亿只，清除垃圾301 亿吨，卫生积肥691 亿吨，疏通沟渠166 万公里，改良水井400 万眼，新建和改建厕所8 607 万个，铲除了大量的蚊蝇孳生地，“四害”密度显著下降。具体到各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全年扑灭麻雀2 945 只，消灭老鼠34 778 只，填平大小污水坑沟141 个。浙江省宁波市对12 077只粪缸实行了掩埋、加盖和集中管理，并发动群众13 万人次疏通阴沟210 条。[26]在湖北省，自“除四害”运动开展以来共消灭老鼠165 万余只，苍蝇32 万余斤，蚊子1 800 余斤，扑灭麻雀17 万余只，清除垃圾108 万余吨。其中，武汉市 口区的33个居民委员会已基本无鼠，江岸区大部分粮店鼠耗减少70%。“除四害”运动有效改善了社会整体卫生面貌，提升了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降低了社会疾病发生率，保证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2.促进了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除四害”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使运动直接为生产服务，并且要把“除四害、讲卫生”计划纳入到生产建设的计划之内。随着卫生环境的改善和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工农业生产出勤率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也逐步上升，这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山东省青岛市，由于卫生环境的改善，职工个人卫生意识的提高，职工病假率降幅明显，出勤率显著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工人积极性显著提升。四方机车制造厂1958 年1-6 月职工因病缺勤的人数比去年同期降低了31.7%。国棉五厂1957年1-7 月全厂职工因病缺勤的人数占职工总数的3.07%，而1958 年1-7 月份这一数据降低到1.33%。冀鲁针厂1958 年3-8 月职工患病率也比去年同期降低11.6%。[27]由此可见，“除四害”运动保护了职工健康，提高了职工的出勤率，让职工意识到健康的身体与国家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确保了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

3.推动了旧的卫生观念的转变。“除四害”运动的卫生宣传教育传播了科学新风尚，向人民群众普及了基本卫生知识，使群众陈旧的卫生观念得到转变。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贵州路16 号大院的56户居民，在参与街道组织的卫生突击活动“大搬家”时，发现了大批躲在屋里过冬的蚊蝇。这件事情使大家认识到，以前认为冬天没有苍蝇和蚊子是错误的。湖北省各市、县、社根据各地不同的“除四害”情况开展调查。各县和人民公社可以根据当地农业生产需要，科学提出防止传入的病虫名单。同样，对科学的认识和尊重还体现在对麻雀的“平反”上。对“除四害”运动是否应该消灭麻雀，不仅学界出现了很多不同意见，而且在社会上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对此仔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与建议，并在《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28]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关注“除四害、讲卫生”，而且也因时因势而变、及时纠错，体现出尊重科学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表述：“‘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除四害”运动的宣传教育对群众的卫生思想进行了重塑。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了群众对卫生的陈旧认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了解科学卫生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国民形象、民族形象得到重塑。“除四害”运动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伟大斗争的一次重要实践，还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重要行动。

4.加强了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要巩固一个新生的政权，最重要的是让国家权力从中央贯穿到地方，对于新中国来说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后，各地立即响应。湖北省不仅成立了由省委主要领导组成的“除四害”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省“除四害”工作，而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运动的规划、进程和存在的问题。山东省青岛市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青岛市1958 年“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规划草案，并提出本年度“除四害”运动具体的规划以及需要达到的目标。湖北省鄂城市社山乡党支部号召社员将“除四害”运动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紧密地围绕生产进行。上海市提出要加强“除四害”运动相应的组织建设，使“除四害”运动有专人负责领导。“除四害”运动开展后，各地对于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坚决贯彻深刻体现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国家的权力能够从中央贯穿到地方，这对于在后发国家建立的新政权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回顾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国家对基层的控制一直是一个难题，国家观念的缺失造成国家对于社会的整合力不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无法摆脱叛乱与征伐的怪圈。而在现代社会，在民众中构建起强大的国家意识至关重要。“除四害”运动及其卫生宣传教育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个人讲卫生的行为在国家的动员下就成为了对新政权认同的表达，在“除四害”的同时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国家意识与爱国热情。在实现消灭疾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同时，也弥补了生产力和医疗水平的落后的劣势，同时在思想上使民众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高度的认同感，使个人的卫生行为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强大的国家意识使得民众形成了对国家及其领导阶级的全面认同，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总之，“除四害”运动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优势弥补我国医疗卫生条件劣势的壮举，是公共卫生领域举国体制的成功实践。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代化道路，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来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一直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除四害”运动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促使广大群众对疾病及其传播渠道等卫生科学常识形成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促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讲卫生”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事关国家形象和集体荣誉的大事。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历史与现实都需要我们认真审视“除四害”运动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卫生宣传教育形态，构建起强大的现代公共卫生宣传教育体系，不断推进党在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动员体系和动员能力现代化，以中国式公共卫生现代化助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