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协同发展研究

2024-01-25 13:06廖丽春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可持续性财政耦合

铁 卫,廖丽春

(西安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一、引言

当前我国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峻,如何提升财政效能,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是“十四五”时期优化财政结构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国家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实施了包括全面“营改增”、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在内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致使财政税基缩减、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疫情的暴发也加剧了财政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负担,加重了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和恢复发展的压力。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财政面临着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刚性增加的窘境,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十四五”时期,如何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体制的重要命题。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以数据为要素,以互联网、大数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其高速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产生了巨大驱动力。在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逐渐过渡的历史趋势中,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手段。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不仅为财政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也进一步促进了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税收的征收效率。同时,数字经济催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了我国的财政治理模式,提升了财政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有利于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扩大税基,进而促进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掌握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手段,如何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关注的重点。新冠疫情不仅为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增加了财政的压力,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问题,一方面,可以从财政的角度出发,寻求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达到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财政承受能力,拓展财政的作用空间,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是“十四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握发展机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

二、文献述评

(一)数字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是当下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现有的文献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关于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例如,任保平等认为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主要是通过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实现的[1]。邓荣荣等运用耦合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指出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的耦合度受人均GDP、技术水平等多个因素的影响[2]。卫平等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研究得出数字经济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3]。

另一方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测算的研究。许宪春等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构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进行测度,测算发现我国近年来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数字经济核算体系[4]。陈梦根等基于投入产出与增长核算方法,测度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以及研究数字要素对我国经济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近年来实际增长率逐年提高,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5]。

(二)财政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地方财政的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6]。财政可持续性一直是国家财政体系发展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财政作为社会风险的“兜底者”,经受疫情的冲击后,研究如何增强我国财政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文献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发展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研究。吕冰洋等通过估算我国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疫情对财政赤字率的冲击程度,分析疫情冲击下的财政政策应如何应对,研究发现虽然疫情导致我国财政形势更加严峻,但目前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仍然较强[7]。杜彤伟等从多个维度考虑财政竞争、预算软约束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都不利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除转移支付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土地财政和城投债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提升路径提供了参考和依据[8]。二是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估与测度。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指标测算法,即构建系统的、有效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可持续性的发展水平。刘富华等通过熵值法构建了包含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方债务四方面的财政可持续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发现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发展不容乐观,减税降费与财政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发展产生了负向影响[9]。另一种是模型评估法,即通过模型设定推导验证财政可持续性的强与弱。谢承宏基于跨期预算约束检验和DSGE模拟预测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发展进行评价,发现我国财政可持续性弱,且预测表明未来公共债务水平将持续增长,指出为了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政府需要稳定保持占GDP1.2%的收支盈余,或者根据经济周期以及当年待偿债务余额灵活调整预算[10]。

(三)研究述评

关于将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性两个方向交互研究的文献还比较缺乏,主要是从三条思路展开。一是基于财政如何助力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樊轶侠等从供给和需求端入手,认为财政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四方面:消费、生产、市场建设、产业发展生态,进一步指出政策着力点应该基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市场建设、数字人才建设和数字平台建设四个方面[11]。二是基于数字经济对我国税制结构的影响研究视角。邢丽从税制要素、税收征管制度和税收收入分享体制三个方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我国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方面带来的影响,并基于此为不同税种的税制改革和数字财政建设提出相应举措[12]。三是研究数字经济对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空间效应研究。刘建民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相邻地区财政可持续的发展产生负向作用,并基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异,对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13]。王立平等从税收努力水平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税收努力水平的影响,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抑制了税收努力水平[14]。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和梳理,目前对于从耦合协调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两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探析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二者的相互影响作用,以期厘清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性二者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提供借鉴意义。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为:第一,从耦合协调角度出发,分析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厘清二者的相互作用机理。第二,本文在测度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研究其时空分异特征,对现有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拓展。第三,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为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提供借鉴意义。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财政可持续性发展

1.数字经济发展作用于税收并影响财政收入

数字经济作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能够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税收来源。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与数据相关的税费收入纳入地方财政的征税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宽我国的税收来源。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了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有机结合,推动了生产手段的颠覆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经济的产出效率,从而为税收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创造了新发展业态和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扩大税基,进而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税收的电子化征缴,提升了税收的征缴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数据的共享与监管,提升了财政数据的透明度。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构建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平台,促进税收征管的规范化和智能化,提升征税效率。总体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是税收增长的重要动力,能够对地区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

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财政治理模式的创新。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强财政部门与各部门之间信息的沟通与共享,提升财政运作效率,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我国财政支出电子化进一步完善,财政对于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支持力度在逐渐加大。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居民福利水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升了金融产品的普惠程度,推动了金融资源的均匀分布,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消费热点,转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加速了线上、线下消费模式的融合,提升了居民消费层级,挖掘消费潜力,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降低了个别职业的就业门槛,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可以有效缓解政府财政支出在扶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增长压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支出效率。另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财政支出的全动态化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持,为建设数字财政支出提供了基础。数字技术有效增强了财政支出数据的抓取能力、分析能力和监管能力,提高了预算管理的效率,为充分保障财政支出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提供依据,有利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二)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1.财政可持续发展刺激数字消费,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数字经济时代,以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迭代更新,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在空间、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创造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人们消费更加的智能化、多元化和个性化,新的消费模式方兴未艾,为传统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了无限可能。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等,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消费的支持,可以不断拓展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驱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例如,杭州政府通过发放数字消费券,点燃了线下实体消费,释放消费需求。随后各省也纷纷开始以小见大,撬动消费,大力发放数字消费券,助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进程。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政策的指引下,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向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产品的消费,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在需求端形成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2.财政可持续发展可以扩大新基建投资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进一步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空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时代财政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政策,进一步增强政策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赋能作用,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而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通过财政政策的助力和支撑,为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保障,推动新基建的合理布局、合理规划,以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依托,加快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财政可持续性发展加强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数字技术作为支撑,财政政策对于数字技术研发的支持,可以进一步加快构建数字技术应用平台,加快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数字技术融合到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同时,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发展的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空间。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企业提升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支持。财政对促进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加强财政政策对于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强化财政对于数字技术创新的保障作用。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生产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换,进而以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产业发展基础。因此,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对于数字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耦合关系,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作用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最终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整体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化特征,而这些因素会对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产生影响。因此,结合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系统与财政可持续系统之间具有耦合协调关系;

H2: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四、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

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参考赵涛等[15]的研究方法,构建数字经济子系统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主要从互联网的角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同时,对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测度,借鉴刘富华等的设计思想[9],构建了囊括经济发展、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方债务四个方面、八个二级指标的财政可持续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及指标说明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

2.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的测度

测度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需对相关指标进行赋权。对于指标的赋权主要有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在赋权过程中的一些主观性因素。综合现有学者的研究[16],本文采用熵值法对相关指标进行赋权,为了统一指标,使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运用熵值法之前对相关指标进行正规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1)

(2)

其中,公式中max(xj)为所选年份中指标的最大值,min(xj)为所选年份中的最小值,xij为无量纲化的结果。在对相关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本文借鉴王军等[17]所使用的熵值法的步骤,相关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计算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ωij以表示第i年第j项指标所占的比重:

(3)

定义指标信息熵为:

(4)

m为要评价的年数。定义信息熵冗余度为:

dj=1-ej

(5)

根据所定义的信息熵的冗余度计算指标的权重:

(6)

通过计算得到每个指标的权重,确定数字经济子系统和财政可持续性子系统的综合得分:

(7)

公式中Ui表示系统的综合得分,该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的概念源于物理学,耦合协调度是指在多个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进行协调和交互的过程。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之中,不同的子系统之间会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彼此作用相互影响[16]。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进一步分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探讨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另一方面是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耦合协调度模型融合了协调度和耦合度,可以进一步分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因此,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协同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在对系统进行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对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本文借鉴韩兆安等的研究[18],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8)

其中,C表示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其取值范围为[0,1],L表示子系统的个数,当L=2时,则:

(9)

公式中Cxy表示数字经济系统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间的耦合值。耦合协调度模型融合了耦合度和协调度两个方面,在计算耦合度的同时,需要计算系统之间的协调度:

Txy=αUx+βUy

(10)

式(10)中Txy为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其中Ux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Uy为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综合得分,α和β分别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的待定系数。所以,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Dxy=(Cxy×Txy)1/2

(11)

其中,Dxy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度值,其取值范围为[0,1]。不同耦合协调度对应不同发展阶段,借鉴赖一飞等的研究成果[19],具体阶段划分见表2。

表2 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协调发展阶段及特征

(三)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空间计量分析旨在探讨相关研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在进行空间计量检验之前,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现有研究中对于空间相关性的检验,较为常用的分析方法是Moran’s I指数。因此,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对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耦合度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年份的Moran’s I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本文所选取的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通过刻画莫兰散点图(见图1),更加直观地反映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化特征。

图1 2011年与2020年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莫兰散点图

在进行相关空间计量检验之前,需要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已有研究中对于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主要包含邻接矩阵、空间地理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等。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空间距离的影响,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结合本文的研究实际,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邻近地区产生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和梳理,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地区财政可持续性有着较强的空间关联性,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收支矛盾等,推动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将各研究变量的滞后项引入模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对于本文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参考邓荣荣等的研究,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Dit=α+ρW×Dit+β1Cit+β2W×Cit+ui+υt+εit

(12)

模型(12)中,t代表年份,i代表省份,Dit代表耦合协调度,Cit为一系列影响因素,u代表个体效应,υ代表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α和β为待估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四)解释变量选取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和梳理,在考虑数字经济发展(Digital)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Sustain)的影响因素下,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Pergdp)。某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决定了该地区的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经济发展作为支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财政支出结构较为均衡,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Open)。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决定了各区域之间发展的协作程度,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地区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开放程度越高,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外部影响越大。本文以城市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以反映某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产业结构(Ind)。数字经济发展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对于产业结构,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以反映某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程度。

城镇化率(Urban)。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财政的支持和保障。本文以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率,以反映某地区城镇化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Tech)。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信息技术作为支撑,财政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可以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同时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本文以科学技术支出占地区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以反映地区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财政分权(Dece)。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财政分权,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

政府干预度(Gov)。政府政策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以财政支出占地区名义GDP的比重来表示,以反映地区政府的干预程度。

财政自主度(Auto)。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采用(本级税收+非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衡量某地区财政自力更生的程度。

财政压力(Press)。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结构,为财政收入带来增长的动力,进一步缓解财政压力,推动财政可持续性发展。财政压力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市场化程度(Market)。市场化程度采用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分市场化指数,该数据只更新到2019年,2020年的数据使用移动平滑法进行推算。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对于数据的选取,本文选择全国30个省份(不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1—2020年。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各项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财政年鉴等,其中少量缺失数据已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

表3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协调发展阶段及特征

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财税体系不断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性发展可以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可以看出各省份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所处的耦合阶段(见表4)。

表4 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耦合协调阶段划分

根据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2011年中国有25个省份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都处在低耦合阶段,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调度较低,只有北京市处在高耦合阶段。2015年上海市进入高耦合阶段,同时有12个城市退出低耦合阶段,进入磨合阶段,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城市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调度在逐渐增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财政可持续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可持续性发展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2018—2019年所有省份均退出低耦合阶段,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进入高耦合阶段,其余城市均处在磨合阶段,且处在高耦合阶段的省份均处在东南沿海地区,具备先天发展优势。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推进了财税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可以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同时,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可以加大财政对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

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分析,一方面,从时间序列来看,2011—2020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都有所上升,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均值由2011年的0.07上升到2020年的0.50,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在逐渐提高。同时,从增长速度来看,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在2017年有所回落,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另一方面,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较高的四个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0.98、0.73、0.62、0.61,从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出了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趋势,东部地区相比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其经济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而东部地区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基础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三)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

财政可持续性是对地区财政存续能力的衡量,地区财政可持续性与地区经济可持续性相关联。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进而对地区财政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来看,2011—2020年个别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均值由2011年的0.29上升到2020年的0.34,表明地方财政的存续能力在逐渐增强,财政收支结构逐渐优化。

另一方面,从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数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数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020年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的是北京市,其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指数为0.80,其次是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省份。财政可持续性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紧密相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相对而言其财政可持续性要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其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财政可持续性要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指数的演变规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形成了“连点成线”的发展格局,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5个省份,其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指数要高于其他地区。

(四)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2011—2020年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上升趋势,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均值由2011年的0.36上升到2020年的0.63,且呈直线上升趋势,同时2011—2020年耦合协调度低值地区逐渐减少,高值地区有所增加。

从空间维度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集聚化特征,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可持续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西部地区,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表现出较高的耦合协调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弱化了空间距离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发展优势,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改善邻近地区基础设施、资源条件等,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东部地区凭借其良好的发展优势,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逐渐向协调发展状态推进,表现出较高的耦合协调度。

(五)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

通过Moran’s I指数的分析,各省份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在对Moran’s I指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为了能更好地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本文需要对相关模型进行检验,选取更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所选样本进行LM检验,通过LM检验结果分析,P值均显著,表示LM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存在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Wald检验、Hausman检验和LR检验,LR检验与Wald检验的实证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选用空间杜宾模型更优。同时,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可以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5,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政府干预度、财政自主度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表明这些因素都对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财政压力和市场化程度回归系数显著但为负值,表明财政压力和市场化程度会对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变量均不显著。从具体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日益提升,同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产业结构水平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促进数字经济系统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扶持,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的支出结构。政府干预度回归系数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以财政可持续性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财政自主度回归系数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财政自主度的提升可以加强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促进数字经济系统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的重要因素。财政压力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会阻碍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同发展,财政压力越大,表明财政缺口越大,财政收支不协调,入不敷出,从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威胁,无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导致二者的协同发展受限,处于失调状态。市场化程度的系数为负,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经济系统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耦合协调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市场化程度过高意味着政府的调控力量就相对较弱,宏观经济的有序运行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二者的相互配合,盲目追求高度的市场化,而忽视政府的调控作用,就无法凭借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引导数字经济发展,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政策的“风向标”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率、政府干预度均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表明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提升本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周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调发展,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产业结构、财政自主度、财政压力和市场化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财政自力更生能力的增强、财政压力的下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都对周边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耦合协调度具有消极影响,产生了虹吸效应,表明这些因素的增强,会为本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的工资,以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源(人力、资本等),从而不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弱化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同发展。

表5 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六)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的区域异质性,本文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驱动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度。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方面,要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具备一定的发展优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为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支撑,而东部地区凭借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下,促进了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东部地区在资源和技术优势的支撑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同时东部地区在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财政政策对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较大,促进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政府宏观调控的适度增强,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释放数字红利,推动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些驱动因素对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对其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在推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强政府调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引导数字产业的发展。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其主要的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度和市场化程度,表明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同发展要以经济发展建设、政府政策倾斜和加强市场建设为抓手。

表6 分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基于2011—2020年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综合得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本文对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耦合协调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地区差异,并分析了其驱动因素,为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综合前文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续性发展的时空差异的分析,一方面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来看:首先,在时间上2011—2020年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从空间布局上看,东部地区依托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数字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出了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指数2011—2020年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财政可持续发展指数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指数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自2011年开始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且耦合协调度低值地区逐渐减少。在空间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可持续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西部地区。

第三,通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性系统耦合协调驱动因素的分析,发现影响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政府干预度、财政自主度,而财政压力与市场开放程度对系统耦合协调度产生了负向影响。同时,进一步对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系统的耦合度的驱动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发现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二)建议

综合前文的研究分析,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调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赋能财政可持续性发展

经济形势的转变,为数字经济创造了发展空间,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应充分把握时代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打造新时代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第一,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创造新的数字产品,在保护税本的同时扩大税基,挖掘新的征税点,拓展税源,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增强财政收入能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代表现象,应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创新数字经济业态,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挖掘地区财政收入潜力。同时,应提升各地区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为各地区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第三,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潮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财税政策体系。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税激励政策,促进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时代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财税政策体系,加强现有财税制度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拓展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增强财政承担力,促进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

2.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

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是影响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进入新时代,要根据新的时代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需,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切实提升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要发挥财政的支持和保障作用,集中财力用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降低财政的运行成本,最大程度发挥财政资源的作用,实现财政资源的最优配置。数字经济时代,要坚持“以收定支”的原则,要根据地方财力来安排支出,最大程度地提升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出现过度保障的情况,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轻财政压力,推动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财政资源作为保障,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所创造的数字财政,为新时期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财力保障。要通过构建数字财政,提升税收征管效率,进一步完善财税制度,以数字财政建设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应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根据新的时代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所需,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切实提升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新高地。要提升东部地区财政自主度,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财政部门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东部地区要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对中西部地区提供一定技术、资源等的支持,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引进数字技术,加强与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交流,完善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中部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新业态。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切实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同时,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降低财政的运行成本,最大程度发挥财政资源的作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通过财政资源的保障作用,加强对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扶持,缩小各地区数字发展鸿沟。应通过降低税率等减税降费政策,为中西部地区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解决地区企业“不敢转、没钱转”的顾虑,推进地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4.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在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将数字技术应用到财政运行和管理的全过程,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运行效率,加强数字经济与财政可持续性的耦合协调。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财政资源作为保障,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的新业态,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为新时期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财力保障。第一,打造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特色优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应充分结合各地区发展实际,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各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发展数字经济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第二,加大数字人才引进力度,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人才资源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资源。应加大财政对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进等的财政补助力度,建立和完善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财税激励政策,激发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动力,引导人才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推进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第三,加强财政对于数字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财政自主度。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技术发展较为落后,造成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数字经济时代,应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持和保障作用,集中财力用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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