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民间化形态的个案研究
——以滇东汉族移民孤岛蚕丝文化为例

吴建勤 沈可欣 戴倩

(1. 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媒学院, 重庆 400074; 2.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重庆 402247)

有关蚕丝文化的研究多从栽桑养蚕、丝绸织造以及蚕丝科技、艺术和贸易等方面进行,鲜有涉及汉族移民孤岛蚕丝文化研究。蚕丝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明代汉族移植于滇东地区后,在周边异质文化的挤压下仍吸收和坚守了原籍地的某些特征,并积极地进行变通,极大地丰富了移民孤岛文化。

本文通过调查探讨云南滇东地区蚕丝文化的植入以及体现在汉族移民孤岛文化各个方面的特征和产生的原因,以期对西南汉族移民孤岛文化研究做些补充,同时通过了解蚕丝文化在滇东地区的传播运用,期望能为我们展示儒家文化如何世俗化、生活化的历史过程,提供有价值的案例。此外,滇东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但丝路旅游还停滞在传统发展模式阶段,存在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潜力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希冀本文对滇东蚕丝文化变迁的分析研究,能够为推动滇东蚕丝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 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滇东的曲靖市东邻富源,南邻马龙县,西接会泽,北邻宣威,素有“滇黔锁钥”“入滇咽喉”之称,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曲靖地区主要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舒适宜人,并且雨量充足,土壤熟化程度较高,适宜耕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曲靖成为滇东乃至云南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

滇东汉族祖辈大都来自于江南地区,这可在当地家谱中得到印证。沾益师氏族谱原文:“师毓秀(约公元14世纪),师氏入滇始祖,元末明初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师村人,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率军从征南大将军傅友德,副将蓝玉、沐英征云南……”(引自沾益白水《白水泉关师氏族普》卷首,系白水师玉娥所藏)。可渡邹氏族谱原文:“……奉命帅兵入滇击水西,功克得胜,获战功而归,后选居七星关,因为基业发达筑高楼,建跑马场,有四轮碑可证。”(引自可渡《邹氏族谱》卷1,系宣威可渡周文所所藏)。沾益炎方蒋氏蒋其元公墓志:“公讳其元母族氏乃万良祖公卢氏祖母之曾孙也。万良公籍系南京应天赋竹子巷柳树湾人士。明初随流将军征滇越及黔属咸宁兆门外蒋家院住坐……世袭千户,生子四……”(引自藏于曲靖档案馆的《蒋氏族谱》)。沾益张广祖公墓志:“墓主张广祖(1401-1455),官授云南曲靖卫正千户,武略将军。碑文还记录了其功绩及子孙情况,碑立于明景泰六年,对研究明代曲靖地方史有一定参考……”(引自藏于曲靖档案馆的《曲靖地方文献》)。

由于滇东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节日和信仰呈现多元化趋势,儒、释、道、巫均有。曲靖地区至今仍旧存留算命、看相、风水和求签等活动,此类情况,一方面呈现汉族传统思想的保留,另一个方面说明滇东地区民间信仰的多元化。考察滇东民众的信仰风俗发现,汉族宗祖观念极强,堂屋正壁一般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牌位和神榜,祭祀时间为年三十、初一、十五和其他节庆,尤以春祭和秋祭(清明和十月初十)为甚,届时放置刀头肉、香烛等祭祖、扫坟,后来演变成一种全家的郊游活动。宗教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当地妇女,譬如:正月初一的庙会、二月十九的观音会、三月初三的蟠桃会、农历三月十六的山王会、四月二十八的药王会、六月初六土地会等。此外,曲靖民俗活动以山歌、民间小调和花灯为主。此类活动为滇东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2 滇东地区汉族移民孤岛的蚕丝文化体现

蚕丝文化指人们在丝绸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历史遗址、诗歌文章、人物传记、工艺美术、织绣产品、雕刻绘画、宗教信仰、风俗礼仪等[1]。蚕丝文化在滇东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孤岛汉族的物质、精神和礼仪制度皆有体现,且对周围民族形成辐射。首先从物质层面上看,沾益区、陆良县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蚕桑生产提供了条件;其次从礼仪制度层面来看,汉族的生产活动由旧时的自给自足发展为规模化养殖;此外,在人们出生、婚礼和丧葬的仪式中均有蚕丝运用;再从精神层面来看,出生仪式中,蚕丝作为一种保护子孙绵绵的符号体现,投射出汉族的生育观念,在婚礼仪式、葬礼仪式也皆有体现。

2.1 蚕丝文化在物质层面的体现

滇东地区具有蚕丝生产所需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其一,近年来,由于当地的政府支持,滇东蚕丝业的发展且呈扩大趋势。中国是农耕社会,蚕丝由于生产周期短、收益快,成为乡村脱贫致富的项目之一。《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云南对蚕丝的运用可以追溯至西汉,大理祥云出土了西汉的锦衣,此材料说明大理当时已经掌握了丝绸纺织技术,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白人风俗》记载 “地乡桑拓,四时皆蚕”“风土多暖,至有八蚕”;明代田艺衡在《留青日札摘抄·四时蚕》载 “云南宣抚司有四时蚕。” 以上资料说明云南为中国古代的蚕区,栽桑养蚕的传统为云南后期蚕丝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10多年来由于国家“东桑西移”战略实施,滇东的蚕丝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2]。其二,滇东曲靖地区良好的自然条件为蚕丝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曲靖地区昼夜温差大、日照充分,适合桑树生长。此外,云南有着与越南、老挝等地接壤的开放地理区位,周边国家农业资源丰富,农业方面容易形成互补性,为滇东蚕丝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贸易环境。

2.2 蚕丝文化在礼仪制度层面的体现

在滇东,人们在出生、结婚、丧葬活动中对蚕丝的运用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礼仪风尚,具有鲜明的符号性特征。

滇东汉族从事蚕丝生产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其中蕴含了汉族对于生命认知信仰等一系列文化要素。滇东汉族在娃娃出生时,条件许可必选丝绸作为孩子的被子和裹肚(内存),结婚时选用丝绵被子是近年来最为流行的趋势。由于蚕丝优良的性能可以更好地保存骨骼等,吸引了明代沾益小后所村的彝族人也积极学习蚕丝生产技术。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汉族对丝绸的使用更胜一筹,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皆以使用蚕丝作为一种富贵的象征。当地彝族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积极对其服饰进行改革,选用丝绸作为寿服(大披风)的材料,这是以汉文化输出为主的服饰融合例证。作为物质形态的蚕丝,已经作为生命灵魂信仰的载体,融入到汉族的观念体系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形式[3]。

2.3 蚕丝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体现

从精神层面来看,在滇东汉族的观念里人与蚕一样,经历产卵、孵化、生长、死亡的过程,就如同生命的轮回,形成一种互渗关系。这种信仰能让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充满期待,从而演绎成一种集体意识和行为。蚕丝作为连接阴间和阳间的一种媒介、信物,被广泛应用于丧葬仪式中的寿服、褥子、垫子等物件。此外,葬礼仪式中很多联系生与死的转换符号到处可寻,譬如葬礼中通灵的“阴阳先生” “鸡” “祭品” “纸马”等象征符号,此类符号皆折射出汉族对死者的关照和怀恋[1]。其二,滇东汉族秉承灵魂和鬼魂观念的信仰,死亡意味着另一段生活的开始,蚕丝不仅是一种通灵的中介,而且是富有的一种标志,装老的衣服首选蚕丝,其次才会选棉布,希望先人能在另一个世界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庇护子孙,这体现了后人的孝道。此外,这一信仰也体现出汉族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当地民众对祖先墓地的照看极其用心,在田野中凡沾益曲靖市区周围的公共墓地极少见到荒凉破败的,相反大家积极地进行修缮,可视为滇东汉族对生命终极关怀的又一佐证。

3 滇东汉族孤岛蚕丝文化与儒学民间化形态的思考

明朝统治者意识到需要软实力(儒家教化整合性)化导人心,才能长久有效地控制边疆地区。蚕丝在滇东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运用,为我们了解儒家文化如何不断世俗化、生活化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儒家文化世俗化主要体现于以下4个方面。

3.1 汉族的集体性迁徙奠定了儒家文化传播的基础

首先,滇东汉族的集团性迁徙奠定了儒家文化传播的基础。据调查滇东移民主要来自于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例如:沾益区的杨氏祖先来自江南上元县;沾益炎方的蒋氏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据蒋其元公墓记载“公讳其元母族氏乃万良祖公卢氏祖母之曾孙也。万良公籍系南京应天赋竹子巷柳树湾人士。”此类例子还有很多。汉族移民祖先主要通过军屯和民屯移民于此,大批量汉族在这一区域内聚族而居,为儒家文化的保存、传承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其次,相对封闭的地缘性居住结构使原籍地文化容易在同一个宗族内传承。明初由于军事需求,要求屯军驻守交通要道、屯田戍守等原因,外加清后期经济利益、矿冶业发展、粮食运输等综合原因,滇东、滇中形成一个个汉族聚落区,较为集中的又形成一个又一个片区,此为江南原籍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地域基础。文化集中区的儒家文化得以整合,变得更为强大,对周围的民族文化渗透进一步加强。最后,移民集体规模化地迁移到此,容易对原籍文化保持着一个共同的态度和情感,儒家文化在此容易形成定势,故能使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得以相对完好地保持到至今近600年而不变[4]。

3.2 滇东蚕丝文化是儒学民间世俗的一种表现

滇东蚕丝的运用遍布于各地调查点,并且这种现象成日趋流行趋势,蚕丝文化在人生礼仪中均有体现。其一,滇东在孩子还没有出生和出生之后,会准备一个红色底板的绣花背带或内存(裹肚),绣花线及内存均为蚕丝,类似古代“催生礼”的延续。其二,在婚姻习俗中,蚕丝文化也深藏其中,聘礼和嫁妆均有蚕丝被的出现。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结婚当日须把所有的蚕丝被子叠成一列摆放在床上,此时丝绸演变为一种通灵的介体,一种财富的象征,作为礼物送给婚姻神的“金银”,从而保障婚姻的幸福生活,把这种美好寄托于神的庇护,达到心理的慰藉。其三,滇东丧葬仪式,同样具有蚕乡特色。蚕乡湖州有老年人一过60岁家人就要为其备装老衣服(寿衣)的风俗,寿衣面料多为上好的绸缎,滇东汉族民众的这一习俗与湖州一带的习俗惊人一致[1]。

此类文化事项、仪式不是孤立的,背后投射出儒家伦理体系和教化功能指向,集中表现为几个方面。(1)仪式能够揭示最深层次的价值所在,无论仪式表述的方式如何,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集体的意识或表象是社会成员信仰和情感的综合表现,是通过社会成员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个体受其控制[5]。滇东汉族无论在桑树种植、养蚕的生活图景再到生产、婚姻、丧葬仪式中对蚕丝的运用,均体现了滇东汉族对江南的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的传承,加之调查点汉族至今都保留了以渲染祖先显赫地位和来源显示自己特殊身份的说法。例如,东屯始祖称为武略将军,可渡程姓三世祖被称为“沾益守府都尉”等,均彰显其是皇家武士的后代,利用国家符号与国家意识的强化突出其特殊身份,来划分我群与他群的边界,增强了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获得一种优越感,获得自上而下的构建身份认同。(2)进行儒家道德教化,体现维稳性。滇东汉族通过将蚕丝文化秩序内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然人进入社会,需要接受相应的社会教化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属性。在各个民族中,每个成员都要学习本民族所需要的东西。譬如蚕丝作为孝道文化的实物形态,已经融入滇东汉族的日常观念,蚕丝在丧葬过程中的运用,让人置身一种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去体会和思考孝道文化,从而达到伦理教育的作用,并且这种教育更加世俗、普遍化,比简单刻板的说教更为有效。根据田野观察,滇东汉族婚礼的操办,都会请乡里乡亲来帮忙,通过婚礼为平日忙于生计的人们提供了交往时间和空间,有助于增强彼此的感情和诸多关系的整合,也增强了地缘认同感。婚礼中蚕丝的运用,已经突破宗族范围,与新娘与新郎相关的横向和纵向支系都喜欢赠送新人蚕丝被,其范围已经扩大化,上升到村落社区层面。

3.3 儒家学说的教化思想和价值理论在各个方面的渗透

儒家文化体系的植入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存在,滇东蚕丝文化的传承方式多样,与民众的生活融为一体,家庭参与的集会、仪式都是他们实施教育的主要场所。譬如笔者步行在南盘江两岸时仍旧可以看到大片的桑树,尤以松林、盘江一带田间地头可见桑园分布,儿时伙伴养蚕的情形凸显。滇东一带的小孩都有养蚕经历,养蚕过程在父辈的教导下,学会如何区别桑叶的种类,了解桑叶采集的季节和地点,蚕儿生长发育所需温度调适,什么时候给桑或除沙,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同伴分享蚕种、桑叶以及交流饲养经验等,从这些活动中学会了团体互助、分享交流以及爱护小动物等常识和规范。又如,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孝经》中提及孝道为“天之经,地之义。” 滇东地区的孝道文化凸显,生者尽力为死者准备好一切东西,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过上美好的生活,并把这个作为最后一份孝心,例如为死者准备丝绸寿衣、金山银山、纸马、纸鹤、童男童女纸人等让死者使用,力图把现实社会的一切复原到阴间,让逝者过上富有的生活。在葬礼中,滇东汉族大量选择丝绸制作寿衣、褥子等,丝绸既作为一种财富象征,又成为一种通灵的介体,正好体现了后代的孝道。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曲靖申请卫生城市不许当地居民七月半在城中烧纸,这让城里的百姓颇为苦恼,但绝对不会浇灭其对祖先烧包的热情,最后居民们商量决定几家出钱租车到农村烧包。平时在外工作和读书的人,在七月半这天也会打电话问候或转账、寄出自己的香火钱,以表达自己对祖先的关怀,此举在滇东成为一种常态,也将孝道凸显到了极致。滇东汉族通过这种“传、帮、带”的形式,以教育与生活、劳动相互结合的生动方式,把儒家文化传播到乡民底层个体。

3.4 兴办教育拓展了儒家学说世俗化的范围

明代进入滇东的汉族移民主要分布于交通沿线区域,也有农耕坝区的密集屯田,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片区,呈现出汉族移民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存的局面,这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奠定了空间基础。文化的传播主要有3种方式,分别为“公开倡导” “潜移黙化”和“规范系统的学习”,其中儒学的建立就是系统规范地学习的主要体现。滇东儒学建设情况记载有“曲靖府学,在府治东南,始建于永乐元年(1403)年。学田在府城北门外。靖阳书院,在府城西北山麓;沾益州儒学在州治南,嘉靖二十八年(1594年)建。陆凉(今陆良)州社学,在州治北;马隆(今马龙)州儒学,在州治南,建于嘉靖二十年(1542年)。社学,在州治北。”儒学的建立为滇东广大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进一步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范围。“登科入仕,光宗耀祖”的信念一直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在汉族聚居区的滇东地区民风为之一开,这在云南各个时期的方志记载中都有体现。清乾隆《沾益州志·风俗》记载:“自庄硚略地,伍侯南征,其时已通中国,明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傅友德、蓝玉、沐英进征,从军皆中籍,一应婚嫁丧葬无大异。”刘文征的《滇志·风俗》对曲靖府风俗做了以下描述:“山川夷旷,士风渐盛。科第渐盛,后先相望,虽勉耕织,兼时商贾,习尚简朴,颇信释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