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的教育经

2024-01-29 10:39叶永和毛予菲
读者 2024年3期
关键词:八仙桌严师叔叔

叶永和 毛予菲

爷爷叶圣陶到北京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第三年,我出生了。因为他太忙,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更不用说他对我有什么“耳提面命”的教育了。倒是小院里的那张八仙桌,像个临时课堂,给我留下了很多琐碎的记忆。

在八条胡同里,一大家子人每天都要围着八仙桌吃晚饭。首先,入席就是要讲规矩的。爷爷和奶奶先坐,小辈再依次坐下。后来孙辈越来越多,几个年纪小的就只能轮流上桌。

爷爷在八仙桌上教我识字。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北京烧炉子,屋内暖和些。爷爷一回家就换上棉袍,在八仙桌前坐定,掏出几张识字卡片——他将用过的台历裁成方纸,用红色的毛笔写上字,教我认。

爷爷建议,在饭堂的电话旁放一块小黑板,让我在接到电话后,用粉笔记录通话内容给其他人看。爷爷时刻关注着黑板上的各种小字,每遇“佳作”,就会在饭桌上表扬一句。爷爷的意思是,让我们在生活细节中,锻炼听说读写的能力。

当然,爷爷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急匆匆地扒拉了两口饭,放下碗筷蹦跶着离开,不小心“咣”的一声摔了门。爷爷“噌”地起了身,厉声叫住我,“重新关一次门”。结果他越严厉,我就跑得越快,躲进北屋,不肯出来。爷爷吃完饭,去北屋,揪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要求我,“把门再关一次”。我只能老老实实,轻手轻脚地,又关了一次门。这件事情,我记忆犹新。

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日常,就是爷爷的教育。他总在细枝末节的地方严厉苛刻,跟我们较劲儿,却从不列什么书单,也不过问我们的成绩。

爷爷说过:“‘教育’这个词,往精深了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著作;可是粗浅地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含义。”

爷爷很少责骂我们,那次被他揪耳朵,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体罚”经历。但他有股劲儿,总让我有点儿怕。在爷爷面前,我都是毕恭毕敬的。其实爷爷也有宠孩子的一面。

爷爷喜欢看电影。20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他就经常带孩子们去“奢侈”一把,去电影院饱眼福。父亲曾回忆,那时的电影院里都有托着盘子的服务生,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每场电影放到一大半,银幕上会闪过“休息五分钟”的字样,爷爷就大方地拿出“贰角”的银圆,买来纸杯冰激凌,每个人都有份儿。

姑姑至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爷爷对她疼爱有加,有一次竟然想着要亲自给她做身衣裳。他颇有兴致地叫来至美姑姑,在她身上比画一番,又拿报纸折出样子,用别针固定住。被一身报纸裹住,姑姑浑身不自在,结果一抬手,报纸全破了。爷爷说:“重来!”折腾了好几次,他终于勉强裁出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爷爷看着自己做的大衣,“沮丧得不得了”。

叔叔至诚挨的打最多。他是家里的“人来疯”,来客越多,就越闹腾。奶奶为了安抚他,准备了一些水果罐头,哄他去厨房吃。爷爷却对他该打就打。这一点,我父亲印象特别深——弟弟每次挨打,身为长子的父亲都要在一旁看着,这叫“陪打”。

但其实爷爷在用另一种方式宠着这个小儿子。至诚叔叔读高中时在作文里发牢骚,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各有各的要求,一天满满当当,根本记不住……好像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书不想念了,要退学!爷爷看了作文,居然不急不气,说:“不念就不念了吧。”于是,他给至诚叔叔办了退学手续,还将这篇作文刊发在《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主编)上。高中肄业的叔叔,被爷爷送到上海开明书店做杂工,驻守库房,整理杂书。结果,叔叔将库房里的书看了个遍,后来自己也写出不少好作品。

经此一事,辍学便成了我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延续到我们孙辈。我大哥三午五岁半时,被送进一家小学的幼儿班,回家后常常又哭又闹,想来是受了严师的责备。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爷爷看完,回敬了八个大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并让接送三午的阿姨捎了回去。这位严师看完问她:“他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

后来我们都明白了爷爷的苦心,他绝不是一味地惯着孩子胡闹,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由衷地认为不是只有念书才称得上“教育”。

爷爷还是个观察家,能把植物写得有滋有味。清新淡雅的小短文,从种子发芽,一直写到花朵盛开。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就有《爬山虎的脚》:“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一直爱摆弄花花草草。我自小住的院子,从初春到深秋,就从未断过花。退休后,爷爷还和老友俞平伯、植物学家贾祖璋比赛,互相寄牵牛花的花种,各自种下,看谁的花开得最好。而这些花开花落的过程,都被他写到了文章里。

爷爷评价文章好坏的方法与众不同。他认为的好,从来不是指辞藻华丽和技巧高超,而是用词准确、句子通顺、简单明了。他一直提倡,“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生活是创作的源头,谁的生活充实,谁就是诗人,至于写不写得出来,就看他本人的兴致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家的小辈大多子承父业,成了编辑,只有我走了“另一条路”,当了工人——爷爷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能做实打实的工作,生产一两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过,随着年岁增长,我现在也越来越能领会到爷爷说的“生活本来就是诗,就是艺术”——先观察,然后有感悟,最后才是表达。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早饭,爷爷顿顿喝酒。他其实是借着喝酒和我们聊天。聊天南海北、天文地理、时事新闻,跟我们打听周围的新鲜事。一顿晚饭总要吃上一两个小时。

爷爷晚年时,身体出了点小毛病,他说:“喝了80多年,如今要算总账了。”1984年,爷爷胆囊不好,住院做了手术。爷爷出院回家后,十分自觉地把酒戒了。

酒不喝了,老友相继离世。一时间,爷爷的生活变得单调:视力衰退,看书、写信都不行了;听力也越来越下降,他听着广播里的播音员好像得了伤风,齁着鼻子讲话。爷爷说,自己通向外界的两个窗口,渐渐地关上了。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冰心来我家。那天中午,爷爷午睡醒来,走出卧室一看,玻璃杯擦得锃亮,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父亲告诉他,冰心要来赏花。这让他喜出望外。那年春天,海棠花旁,两个老人手握着手,头凑在一起聊着天。

第二年春天时,爷爷走了。后来每当海棠花开,我们都怀念他。

(从 容摘自《环球人物》,本刊节选,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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